张玲[1]2002年在《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文中研究说明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叁“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叁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叁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叁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叁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屡次犯错的主观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林建华[2]2014年在《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文中研究表明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对共产国际的研究,可聚焦两个基本问题:世界革命理论和世界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论"是共产国际建立的理论基础,但存在着对世界革命进程长期性的低估。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载体,但存在着对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各国共产党相互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低估。作为典型个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但存在着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低估。在共产国际解散71年后,通过构建宏观维度与微观维度相结合的框架正确分析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功过,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以史为鉴,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和时代价值。
王瑾[3]2014年在《1920-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对中共的影响》文中认为在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组成联盟共同北伐。在中共成立初期,作为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并对其采取相应的政策,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首先理清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界定。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概念与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二者指代的是不同群体。毛泽东讲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国际那里又被其他的一些名词所替代。其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判断进行分析,在不同的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做了不同的判断。中山舰事件之前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持肯定态度；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更多地关注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仍有革命性；“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国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再次,阐述共产国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变化而制定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由联合到争取最后变为排除。最后,分析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中共产生的影响。促成首次国共合作是其积极影响,影响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导致中共犯倾向错误则是其消极影响。
方奇[4]2018年在《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研究（1926-1937）》文中研究指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斗争中,以俄为师,探索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实现革命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曾在俄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飞行集会就大受推崇,从1926年至1937年长达11年的时间内时常举行。早在1890年代,俄国革命伊始,便尝试在城市中利用飞行集会进行宣传,至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在彼得格勒等城市中频频出现这样的街头行动,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动员革命群众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俄(苏)人员的来往交流,飞行集会这一宣传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群众运动,在大革命热潮中,1926年“五卅”一周年纪念日,上海街头出现的绿衣邮务工人引领了中共历史上的首次飞行集会,该次集会大获成功。首次飞行集会的成功举行有其特定背景,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江苏省委仍长期将其作为重要宣传手段,经历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酝酿、李立叁“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央时,这一宣传动员方式达到顶峰,甚至一段时间成为几乎唯一的宣传方式。上海是飞行集会的发源地,也是举行频次最高的城市,当然在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也有举行,不过影响力有限。与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相比,虽然飞行集会参与人数不多,但是亦有完整的流程,包含准备、临场组织和结束总结等步骤,在长期实践中,每个环节都有详细的规范。飞行集会参与成员非常广泛,除工人群体外,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动员和影响下,高校师生成为积极的响应者,甚至成为主导者;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团体在成立初期,受中共“左”倾影响,亦投身公开的街头行动,在后期则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反思;而旅沪外侨也有很多成为这样街头行动的见证者,甚至亲身参与其中,发挥着他们独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探索之一,在通过城市暴动以夺取政权的理论实践尝试中,飞行集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不过,飞行集会这一宣传动员方式从一开始便充满争议,至1930年代飞行集会最狂热时,从中央领导到基层参与者就开始不断反思,尝试变通以减少损失。在经历血的教训后,最终证明这一方式行不通,于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后,逐渐转变工作方式,不再使用飞行集会进行宣传动员。中共制定了在城市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此后,城乡宣传方式多种多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宣传战中夺得先机,为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王才友[5]2010年在《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文中认为苏区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是一个相对较为特殊的领域,它既是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鼎革与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江西苏区在当时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把它作为研究中共早期行政实践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研究者
章慕荣[6]2017年在《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使用“封建”概念来概括或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和革命现实问题。受到共产国际、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反封建问题论述的深刻影响,以及时代流行反封建话语的浸染,此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封建概念之面貌并不十分清晰。从192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封建”的理解出现两个维度的明显变化,从而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框架内的封建概念。伴随着中国革命错综复杂的现实斗争,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方向转折,中国共产党人在1929年正式开始了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封建主义话语(1)的努力与实践。
周毅[7]2019年在《毛泽东统战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结合的典范》文中指出毛泽东统战思想既来源于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又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如法、兵、纵横等诸子学说精粹,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典范,“旧邦新命”的国情、“包容”的传统智慧及“民族化”动力是两者结合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毛泽东以马列主义战略策略为指导,指明与传统智慧相结合的途径,确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拓展“两个联盟”,求四个阶级解放;扬弃“法势义”丰富统战方法论,学习诸葛亮、刘备、刘邦等依法兴国;活用兵家智慧,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战争必然到战争自由,慎战持重,以弱胜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深谙纵横家韬略,运用“忤合”之术划分世界叁极,“协四海求合”从向苏联“一边倒”到独立自主,“量长短远近”打开通向美国大门,和平统一奠定“一国两制”基础。
谭献民[8]2019年在《党的高级干部马列主义思想方法修养的重大意义——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中研究表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郑重提出高级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重要问题。翌年9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首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阐释高级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六个方面。其实质是思想方法修养,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否为全党认同,党内斗争能否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服务。上述论述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独创性具有重要理论贡献。
董志新[9]2019年在《中央苏区时“《孙子》罪案”论争的现代启示——兼论毛泽东继承孙子兵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因引用《孙子兵法》军事原则指导革命游击战争,遭到“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强烈反对,双方发生激烈论争。毛泽东曾被剥夺政治军事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据理力争,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孙子兵学传承方向明确、方法科学、步入坦途,成为构建抗日战争战略和革命战争战略的有机成分和重要部分。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到的增益文化自信、磨砺思想武器、贯彻批判精神、适应实际需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启示意义和助推作用。
施敏锋[10]2011年在《夯实党的大学生群众基础:高校党建工作的价值诉求》文中指出青年大学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的高校青年工作实践证明,党的执政地位要不断巩固,基础是扩大党的群众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对青年大学生、青年群众在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中的特殊地位进行前瞻性的思考,科学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高高校党建工作的吸引力;有效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后备军作用,增强高校党建工作的凝聚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彰显高校党建工作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D]. 张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2]. 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J]. 林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3]. 1920-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对中共的影响[D]. 王瑾.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中国共产党“飞行集会”研究（1926-1937）[D]. 方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5]. 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J]. 王才友. 近代史研究. 2010
[6]. 192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封建”概念的历史考察[J]. 章慕荣.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7
[7]. 毛泽东统战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结合的典范[J]. 周毅.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8]. 党的高级干部马列主义思想方法修养的重大意义——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J]. 谭献民. 毛泽东研究. 2019
[9]. 中央苏区时“《孙子》罪案”论争的现代启示——兼论毛泽东继承孙子兵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J]. 董志新. 滨州学院学报. 2019
[10]. 夯实党的大学生群众基础:高校党建工作的价值诉求[J]. 施敏锋. 高等职业教育党建与思政工作研究.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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