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民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是政治现代化还有待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生成、发展和成熟。世界著名的现代化研究学者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中都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我国著名学者李秋洪在《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也将现代化看作一种心理态度的改变过程——从具有传统人格转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可见，作为农业大国，政治现代化也是以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化为基础的。
政治心理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对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研究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民政治心理是传统政治心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治心理已属现代政治心理的范畴。研究农民政治心理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轨迹，探求促进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与农村现代政治人成长的有效途径，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及其农村这块阵地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主要特征
我国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心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朝代的农民政治心理不尽相同，但是农民的传统政治心理具有同质性，其主体政治心理就是依附、驯服和顺从，并且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它主要表现为对皇权既崇拜又疏远的二元政治情感，对政权既逆来顺受又官逼民反的矛盾政治心态，对财富既有平均理想又有特权观念的双重政治人格。
（一）对皇权有既崇拜又疏远的二元政治情感。传统农民对皇权的崇拜，表现在依附于“明君”、“贤相”和“清官”的政治情感。传统社会，个体农民由于自身生产的分散性和经济、政治上的弱小性，从而形成了其政治上的依附心理。无论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很难走进封建王朝的政权体系，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期盼有“明君”（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康熙乾隆等）出现。然而好皇帝几十年、上百年才出现一个。在没有“明君”的情况下，传统农民就渴望有像诸葛亮这样的贤相，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来保护他们的政治利益。但是，农民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始终是顶礼膜拜的。农民对皇权的疏远，表现在他们委身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宗族社会的政治情感。封建社会的我国，由于幅员辽阔，加之交通不发达，往往是天高皇帝远。在许多地方，皇权对农民的政治控制是比较松散的。农民不得不转而投身于那真正对他们政治生活起决定作用的宗法、宗族社会。在政治上更多地依靠和信赖地主乡绅。这就出现了所谓的“皇权与绅权共治”的局面。
（二）对政权有既逆来顺受又官逼民反的矛盾政治心态。传统农民对政权的逆来顺受，表现在尽力维护政权、求稳怕乱的政治心态。封建社会是一个官与民的社会。在传统农民的眼里，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他们有着“民不与官斗”，并尽可能地维护现存政权，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保守心态。农民之所以对政权逆来顺受，保守怕乱，是因为他们从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中感悟到：“兴，百姓乐；亡，百姓苦”的道理。他们只有扎根于土地，顺其自然，才能安享天年。当然，传统农民对政权的逆来顺受也是有限度的。当农民劳不能食，累不能生，政权对他们欺之太甚，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
（三）对财富既有平均理想又有特权观念的双重政治人格。求稳怕乱的传统农民的政治理想是“均平”、“太平”。它们分别代表着农民对经济和政治的渴求，也是农民反对政权最有力的政治口号。历史上，南宋时期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平富”的口号；明末清初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进一步，他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为号召。传统农民在政治心理上的这种平均主义是与种地这种低产出的经济活动密切相连的。因为种地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农村聚集和扩大财富是十分困难的事。面对农村社会有限的生存资源，农民们在心理上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以家庭为依托的生产方式也培育了农民狭隘的功利主义特权心理。他们知道在生存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光自己靠艰辛和诚实的劳动，往往难以养家糊口。因此，在他们面对巨大的物质诱惑时，他们就不再受“等贵贱、均平富”政治理想的约束。这从陈胜称王，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定都天京以后，很快学会了皇权式的奢侈和特权就可以看出。求富的艰难，使农民看重眼前的利益。他们往往隐藏着一种急功近利心态和强烈的特权心理。他们一旦有点政治权利，就会把这种政治权利用于谋求财富，于是很快背离了他们“革命”的初衷。
二、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生成和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为农民政治心理从传统向现代演进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农民现代政治心理迅速生成。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而且政治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政治效能感极大增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斗地主，分田地，农民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时，在政治心理上他们不再依附、驯服和顺从于谁。他们就是神州大地上的政治主体。土地改革等威力无比的群众运动使新中国的农民坚信：他们就是政治生活中的真正主人。他们不再是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的“草民”、“刁民”，而是共和国的人民。但是，1957年之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回归集体，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又有所模糊。此时，他们虽然摆脱了传统农民对皇权、族权和土地的依附，但是，他们对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乡村基层组织也表现出了某种依附的政治心理。由于缺少市场经济条件，农民的政治心理现代化的进程明显放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农民的政治心理进一步从传统向现代演进，适应政治现代化要求的农民现代政治心理在生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政治主体意识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成了经济利益的主体。“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P104)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催生农民的主体意识。从此，传统农民的隶属意识和依附心理被进一步打破，农民自主意识、平等观念进一步发展起来。同时国家通过立法，对村民自治权利给予确认和规定，使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有了法制保障。农民从传统的缺乏主体民主意识，盲目崇拜权威的“草民”成长为具有自主权利意识的“公民”。“主体意识和相对独立人格的形成，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发展的先决条件”。[2](P45)
（二）政治效能感进一步增强。政治效能感是制约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只有当农民感到有能力影响选举和决策时才能积极参与政治，否则会对政治持疏远态度。经过改革开放和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洗礼，不少农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能够对政治体系施加自己的影响。现在，大多数农村资源掌握在农民手中，国家、集体向农民要税收（尽管我国已经有相当一些省份已经免去了农业税）、提留，农民知道自己是纳税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政府和村委会收取资金的去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因“三乱”、负担重和土地等问题联名向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情况，表达民意，甚至派代表或者集体上访以求问题得到解决。广大农民正是感受到他们政治行为的巨大效能，才如此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三）政治参与意识进一步提高。建国之初，尽管农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相当一部分群众性政治运动，不是他们自觉参加的，而是他们听从党和政府召唤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过去那种非自觉的政治参与，演变成了自觉的政治参与。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已今非昔比。在有些地方，农民对选举人大代表或对村委会换届选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地农村的投票率一般在85％以上，相当多地方村民参选率高达90％以上。[3](P388) 浙江省一些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在选举日大都长途跋涉回乡参选，甚至集体包乘飞机回乡参选。广东佛山市富湾镇的一个管委会换届选举，一共300多位选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就提了100多个。[4](P263) 这些都说明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大提高了。
（四）政治动机利益化趋向进一步明显。在政治参与活动中，利益动机始终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直接诱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后提出，农民独立的利益主体逐步得以确认。在政治文化理念上，我们由过去“为公混合人”（即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性假定，发展为“利己的理性人”（即利人利己，追求双赢）。农民趋利的本能和愿望被尽情地释放出来了，成为他们政治参与行为的首要动机。为了他们的私利，他们敢于参与一些大胆的政治行为。例如：至2004年3月，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 福建省福安市、闽侯县和福州市数万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分别发起了罢免当地党政领导的行政职务和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的活动。[5]
（五）政治心态由保守走向变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农民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经济上有了地位，政治上也要有声音。农民支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心态更加稳定和成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的冲击很大，农民为了在世界性的农产品贸易竞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加强烈地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再一次组织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等社会性中介组织。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的优势。
（六）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明显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信任和认同，既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根源，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农民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实在的利益，他们对党的执政地位是信任和认同的，对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信任和认同的。尽管今日我国面临着城乡差别、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腐败滋生蔓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农民还是相信党中央、国务院有决心和能力通过走制度文明之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基于这种忠实的信任和认同，农民由衷地拥护党，拥护国家和政府，拥护社会主义道路。
三、促进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向现代演进的有效途径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尽管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性定位已无可争议，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再加上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农村与农民问题仍然折射出农民政治心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色彩。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现代政治心理已经比较成熟；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现代政治心理尚在发展时期，而在有些地区，农民政治心理中传统消极的因素仍然存在。它们主要表现在：（1）政治心理依附对象转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衰败化，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宗族、宗教等势力便来填补业已出现的政治真空。在有些地区，农民由改革开放前对基层政权组织的某种程度的依附，转为对宗族、宗教等势力的心理依附。（2）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易受情绪影响，法律观念相对淡薄，造成政治参与中的过激行为，甚至转变为违法的非政治参与活动。（3 ）政治参与中的盲从心理较大，造成农民集体上访量大幅度上升。（4）过分强调利益动机，造成农民政治上单求私利的狭隘心理。（5）变革意识有限度，要求稳中求变。（6）政治信任和认同感高层化，相信中央，提防地方。
形成当前农民上述消极政治心理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民族文化的积淀和社会公正实现的综合影响。因此，消除农民传统政治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培养21世纪的现代农村政治人的基本途径在于：
在经济方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向现代演进提供强大的、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代政治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离不开现代经济的物质铺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它容易使农民把自己捆死在土地上，农民仍然不能摆脱小农意识、地域局限，从而产生新的土地依附意识。农业现代化要走产业化、市场化和农工商一体化之路，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的收入。事实证明：以龙头企业率领农村千家万户闯市场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方式。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工农商一体化不仅有助于农民突破小农意识，培育主体意识，激发其革新、开放意识，而且还有助于农民拓展视野，克服政治上单求私利的狭隘心理，增强全局观念。
在政治方面，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的自组织程度，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为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向现代演进提供良好的参与平台。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有赖于他们政治参与的实践性。农民只有投身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才能达到国家和社会权利、国家与农民权利互强的效果。农民只有在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获得了切身利益，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才能真正调动起来。而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在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了政治认知能力，克服政治参与中的过激行为、非理性化和非规范化，并提高对地方政权组织的信任和认同。因此要提高农民的自组织程度，在鼓励、引导和支持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和多功能的各类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锻炼，容易培养政治责任感。另外，农民的自我组织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心理承受力，缓解政策变动给农村社会带来的震荡。
在文化方面，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切实加强农村的科学文化和民主法制教育，为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向现代演进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农民现代化是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现代生产技能，转变旧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获得新的社会规范，发展自己现代性，成长为现代人的过程。[6](P198) 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离不开科学和民主这一文化理念的支撑。而且，科学文化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也是促进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前者在于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农民的理性精神，增强自主性，使其自觉地抵制和批判政治参与中的盲从性和非理性化，从而逐步形成和强化积极的健康的政治心理。后者在于使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农民的内心，同时增强基层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克服腐败现象；也使广大农民知法守法，履行应尽义务，增强法律观念和义务感，并用法律制度引导和约束新的宗族宗教势力的活动。
在社会方面，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为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向现代演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农村社区，实现社区的农民自我管理和服务，培养农民“管理众人之事”（孙中山语）的自主意识。把农民纳入国民一体化的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民生活有最低保障，缓解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努力建设和谐社会，避免转型时期因财富悬殊而造成农民心态失衡。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伴生物。建立农村产前、产中、产后社会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快速、高质量的服务。强化农民的社会权利和义务意识，体现社会公正，弱化农民对宗族、宗教等势力的心理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