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要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流域论文,协调发展论文,要带论文,研讨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有初步基础
与会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区域化、集团化、国际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首先是在诸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发起来，然后扩散。
我国也是如此。以深圳特区为发端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或华南经济区域是我国第一建立起来的经济区域，举国仰慕，举世瞩目。90年代初，人们把眼光转到浦东开发为“龙头”的长江流域经济区，这是一个区域更广、意义更重大的经济区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推进、扩散的必然结果。
不少学者指出，长江流域经济在协调中寻求共同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拥有我国内河流域面积42%、水流量的62%，蕴藏着我国80%的天然气、40%的矿产资源、30%的木材储量，集中全国35%的人口和就业人员的34%、农村劳动力的34%。长江源远流长，腹地广阔，跨越东、中、西三大地区，该区域市场广大，劳力充裕，有相当的技术优势和工业基础，完全有条件成为我国第二个经济发达区域。
近年来，在浦东开发开放形势的推动下，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协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近两年长江沿岸累计达到协作项目8832项，新增资产140多亿元，融通资金2700多亿元。长江流域38个城市、386家大企业还联合组建了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个西自泸洲东至上海、横跨6000公里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达20多亿元，拥有各类企业50多家，实力雄厚，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为了加强长江流域各区域间的联系、协调和合作，目前，沿江省市地县也纷纷建立经济协调会、联席会、协作区和各种流域性、区域性、专业性、专题性的横向合作以及经济技术协作网络，从而使多层次的经济联合日益紧密。
二、目前制约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
由于地理、经济、体制等多种原因，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总的来说，这种协调目前仍处于较松散和初级的阶段。据与会专家分析，目前阻碍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各种约束性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从经济发展水平看，长江流域各地的贫富差别很大，若处理不好，将会给协调一致带来逆向冲击力。如果要把长江的源头西藏、青海包括在内，可以说长江流域明显存在着“三个世界”。如果没有一套能消除这种差异的有效手段，长江流域经济走上协调发展的目标恐怕不太现实。
2、从交通上看，长江地区虽有长江这一水上大动脉，而且流域内还有700多条支流，但由于我国东低西高的地形，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落差大，再加上与之相应的南北走向的公路、水路运输不配套，交通条件并不优越。
3、从体制上看，下游沿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试验地区，再加上历史上这里的开发开放早，商品经济萌芽发育早，在向市场体制转换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政策上也享有多种优惠。而中上游地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相对滞后，这也给实现协调发展的目标增加了难度。
4、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尘埃也给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近代史上，长江流域开发中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向内地自然经济的冲击，留下了不平等不合理的痕迹。新中国建立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作为加工业基地，内地则是作为原料供给地和工业品消费市场。这种生产力布局不仅使大量资本集中于江浙沪，出现人力与资本分布的严重失衡，而且在不等价的交换中，内陆地区要受到双重价格损失。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也会影响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5、从资源配置上看，市场经济要求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保证经济效益和效率的提高。可是，在长江流域，资本大量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而中西部则有着大量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同时又缺乏资本开发资源，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这种资本分布与人文、自然资源分布的失衡不解决，就不可能有效地利用沿江地带的生产要素，也就无法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那么，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
三、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及目标模式
尽管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存在上述若干约束性因素，但协调发展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从90年代起，国家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相继对外开放一批沿江和内陆城市等一系列战略决策，这标志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时期的到来。外商投资热点已开始由沿海向沿江腹地转移，对沿江省市而言，这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发展机遇。为此，顺应国家战略布局，积极参与长江经济的开发开放，是沿江地区人民的历史任务。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长江经济带的整体联动、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
所谓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求沿江省市的资源达到最大开发利用和最优配置，从而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并要在增长发展中逐步消除差异，实现共同富裕。或者简单地说，协调发展就是共同快速地发展。
关于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模式，有的学者认为，要形成以点（沿江岸各大中城市）带线（长江支流及流域的铁路、公路、航空线），以面连体（多层次、综合性、立体化的流域经济）的开发与开放格局，加速该地区不断协调发展。具体分为三个地区加以考虑：
一是长江三角洲及下游地区（江、浙、沪）。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扩大经济外向度，形成高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以大贸易（包括金融、贸易、房地产、信息咨询等部门）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格局；充分利用水路、铁路、高速公路优势，形成一个江、海、陆、空密切配合的交通运输网络，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带。
二是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皖）。这个地区应以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几个省会城市（特别是以武汉）为中心，积极主动接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及产业转移，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沿江高新技术产业区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加工工业区；同时大力发展商品集运输、旅游、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外贸、金融等第三产业，以增强其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功能。
三是长江上游地区（四川）。这里应按照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以重庆、成都为中心，以长江沿岸城市和资源富集区为依托，重点发展钢铁、化工、机械工业。
会上，也有学者将长江流域发展的新格局表述为，以浦东开发为龙头，以三峡工程等项建设为重点，以上海、南京、武汉、三峡、宜昌、重庆为支撑点，以沿江开放城市和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多层次的开放区和开发区，集中开发，梯度转移，东西交流，南北扩展，形成具有流域特色的产业结构和具有辐射能力的沿江产业密集带，加速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推动全流域的开发开放，促进全流域的经济腾飞。
四、促进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也不应排除国际上在处理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政策。
如有的学者提出，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联系与合作，达到信息上相通、规划上协调、布局上互补、开发上合作、利益上互惠，以至在全流域范围内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与社会事业共同繁荣和发展，形成高速、高效的经济增长极。
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指出，实现长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固然流域各省市及其所属的各级行政机构负有重大的责任。然而，其内在动力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只有充分发展企业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作用，长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要充分发挥行政与企业两个积极性，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推动长江流域的整体开发，使全流域经济紧密地联成一体。
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合作是流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作应由政府行业转为企业行为，要以企业为主、中介为媒。
关于长江流域各省市及其所属的各级行政机构在全流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学者们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统一规划，综合协调；培育市场，推动开放；沟通信息，牵线搭桥；创造环境，搞好服务。这些作用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即通过行政机构的宏观行为，为企业的联合与合作创造条件。这说明行政行为对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也说明行政机构在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对企业不能越俎代庖。企业在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主体的作用。“企业唱戏”，最重要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本着扬长避短，自愿结合，平等互惠，共创繁荣的原则，在开发资源、发展高科技中，以优势资源、高新名优产品为龙头，以骨干企业为主体，深化改革，转机建制，实行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多形式的企业联合，壮大企业规模，增强整体实力；推动技术装备升级换代；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经济效率。这种企业联合，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为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结构完善、功能齐全、效率很高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长江流域经济协调的具体内容
综合学者们的论述，实现长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几项工作是需要认真抓好的：
一是抓好整体规划的制订与实施
对于长江流域这样一个系统的跨世纪开发，整体规划十分重要。对此，有的学者提出，可在原有几大经济区的基础上建设三大密集型产业带，即建设上海至南京区间高新技术产业带。上海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人才、技术力量十分雄厚，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高起点、大手笔发展高新技术，与南京联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产业示范区的领头雁，成为带动长江跨世纪腾飞的龙头；建设九江至武汉区间大运量大耗水产业带。九江至武汉因“京九”、“京广”和长江形成了一个“艹”形交通枢纽，是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华大动脉，江西、湖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都应将运输量大、耗水量大的产业分布在此区间，建成大动量、大耗水产业带，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武汉、九江要充分发挥交通优势，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建设宜昌、重庆区间高能耗高物耗产业带。在此区间，有两座特大型长江发电站，电力资源十分丰富。同时，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建成中国西部开发的示范区和结合部，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总之，要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原则，结合沿江各省市和中心城市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组织各地政府有关经济部门、研究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制订一个长江跨世纪开发整体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一个“滚动式”的三年计划，以保证长江大流域经济开发科学高效持续地进行。
二是加快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的联合重组，形成整体聚合效应，推动整体经济协调发展
有的学者提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急需抓好：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沿江各省市现有的产业和规划发展的产业趋同现象比较突出。沿江各省区工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阻碍了该区整体优势的发挥，进行跨地区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如上海应在注重自身内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积极支持和推动沿江其他省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长江沿岸经济发展、技术装备和资源分布等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部分有前途、有效益的并适宜当地发展的产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向沿江地区梯度扩散。如上海的纺织、化工、建材、机电、轻工、食品等应及时转移。除了必要的生产能力转移外，还应着重在技术、管理、品牌和市场等方面作相应转移。上海应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的现代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争取在下世纪成为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当好长江经济发展的龙头，联合龙身（中游）、龙尾（上游）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以资产为纽带，以钢铁、石化、汽车、机械、电子、建材工业为重点，在沿江建立一批跨地区、跨部门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沿江各省市要彻底打破部门、地区界限，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采取联合投资、收购、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开展跨地区的资产经营活动，促进长江流域的资产优化组织，在沿江形成一批跨地区、大规模、高技术、高效益的紧密型企业集团。
三是形成开放型的市场体系
学者们提出，为保证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有畅通的流通渠道。沿江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应坚持商贸结合、工商联手，采取合营、合资、控股、参股等形式，在沿江城市建设一批集展示、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商业中心。同时发展连锁商店、配货中心、仓储式销售、总经销、总代理等现代营销方式，尽快在沿江城市形成商品大流通的网络骨架。
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重要标志。长江经济发展必须加快以上海为龙头的统一、高效、有序的要素市场建设。在金融业发展上，要加快发展和完善沿江资金拆借市场的建设，加快上海融资中心沿江城市电子化联网，促进资金横向流通和余缺调剂，增强融资能力。沿江各省应积极争取外资银行、浦东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本地建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在沿江尽快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手段并存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和网络。在科技事业发展上，要加快以上海技术交易所为主要载体的长江流域科技协作网的建设，完善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充分利用沿江各省市自身技术优势和科研院校的实力，积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流域的科技协作，合作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加速科技经济一体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快沿江产权市场的建设，加速资产的优化重组，为企业的扩张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沿江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建立沿江信息市场和信息资源网，增进外商对沿江内地省市的了解，增加外商与内地合作和对内地投资的机会，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促进沿江经济的高效发展；加强沿江各省市对外贸易使用，联合开发出口创汇产品，利用上海外经外贸优势，提高内地经济的外向度和出口创汇能力。
四是协同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
学者们提出，要加快建设连接长江沿岸城市交通信息网络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长江流域交通、通讯落后状况，加快上中下游经济协调发展。在水运方面，要重点建设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港口码头，充分发挥我国最大的港口群的组织优势。从长远看，长江沿岸要建设一批对能源、钢铁工业、石化和外贸物资运输具有重要作用，并具有江海联运、铁—水中转、水—水中转功能的重点港口，促进长江产业带的发展。联合整治航道，加强长江水网航道开发，提高通航标准，扩大通过能力，沿江各省可开展航运业务代理，联合发展江海联运，统一组织货源，统一安排航班，统一集装出海，以提高沿江省份自营出口能力。共同创造条件，组建一批大型航运联合公司。在陆路交通上，要尽早建设铜陵—九江铁路，接通沿江东西铁路，提高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水平及公路等级，积极发展管道运输，使之与长江干线和支统联网。在航空方面，主要是改造现有机场，开辟和完善沿江各省市间的航线，增辟国内外新航线。同时，完善地面基础服务设施，提高机场通讯联系的自动化水平，扩大国内外交往。水陆空并进，优势互补，为长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创造运输条件。邮电通讯业，沿江应重点加快大容量、多功能的通讯系统建设。建立覆盖全流域的无线电寻呼系统，完善长江流域传输电缆光纤化建设，形成长江经济带的现代化通讯网络。
五是提高旅游网络效益
学者们认为，长江流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山川秀丽，名胜古迹甚多，是我国旅游资源分布集中、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要加快长江流域旅游线路协作网建设，组建大型联合旅游公司，充分发挥沿江各省市旅游资源优势，联合举办特色旅游项目、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联合组织中外客源、开发旅游商品、完善旅游服务。今后，除继续办好和发展已有的旅游线路和活动项目外，应加强利用已建成的水利水电工程，联合开办一些新的旅游线路和新的游乐方式，进行深层次的开发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六是抓好开发资金的筹措及开发人才的培养
长江开发，资金需求量巨大，资金问题无疑是影响整个工发广度、深度和速度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目前情况下，除像“三峡”和“京九”这样的重点工程外，要国家投入大量专项开发资金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怎么办？学者们的建议有：成立长江开发专业银行，采取股份制方式吸收全国各级各类银行、其它金融机构和国外银行、财团入股，广泛融通吸收开发资金；组建“长江开发基金会”和“长江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确定入会金额和进入董事会的金融，制订会章，向全国和全世界征集会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经营自主、资金自筹，这是解决国家投资短缺的有效途径。
经济开发主要靠人才。长江大流域经济跨世纪开发需要一支水平较高、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庞大的跨世纪人才队伍，包括具有雄才大略的行政领导人才、精明强干的企业管理人才、门类齐全的科学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众多人才哪里来？学者们建议：一是要充分用好长江流域各省市几十年来已培训出的一大批现有人才；二是要依靠长江流域各省市的教育优势，大力培养跨世纪人才大军；三是要积极引进人才，努力使国内乃至海外有用之才向上海浦东集结，向长江流域集结。
七是治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持长江流域的整体生态效益
长江流域是我国人口密集、资源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今后要使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环境保护列入议事日程。对此，专家门建议：（1）建立高层次的环境保护决策指导和协调机构，由国家和地方环保部门参加，科学地规划整个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工作。（2）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工业布局。对长江干流、支流沿岸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项目要提高技术起点，采用物耗能耗小、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严格控制污染重的工业企业，相对集中建设乡镇企业，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处理污染能力，在建设项目总投资中，必须确保有关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的投资。（3）强化自然资源及国土生态环境保护，应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进行开发利用（4）不断调整能源结构，要通过各种方法使长江流域内的能源结构的消耗，以原煤为主逐步转向以电力、燃气为主。（5）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切实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根据“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抓紧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政策和措施。（6）充分运用法律、经济、综合治理等手段，强化环境监督管理。
八是抓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学者们强调：现代意义的区域发展除了经济发展外，还应是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此，要注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体即人的发展。其核心在于提高人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与文化素质，改善人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与此相关，就是要注重发展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及广泛的社会服务业；要注重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在社会资源尚未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不可避免。但是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达到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我们在规划长江流域地区经济发开展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六、要建立一个权威性较强的区域性协调机构
在这次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提出，长江大流域经济是一个涉及众多省市、众多部门、众多行业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权威性较强的协调机构进行统筹规划，宏观调节，才能使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做到“形成合力，联动开发，快速高效，协调发展。”
如有的学者提出，现在虽然有了一个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议制度，且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从实际运作来看，这个“会议”的权威性与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实际要求还不很适应。要真正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必须由国务院牵头，沿江各省市负责人和中心城市负责人参加，组成一个长江流域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总结当年工作经验，提出下年工作设想，并就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作出决策。领导小组下设一个精干的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负责长江开发的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可办一个简报、一月一期，作为及时交流情况、加强联络的桥梁和纽带。办事机构可设在上海，也可设在武汉。
有的学者认为，由国家出面组建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协调机构，在当前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较好处理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有利于协调和解决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异和矛盾；有利于长江流域发展战略和规定的制订实施。
关于这一机构协调的内容，有的学者提出，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统一规划协调；二是流域经济的开发需要统一规划协调；三是重点项目建设需要统一规划协调；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有序性需要统一规划协调。
另外，作为中央政府，还可以通过在长江流域安排重点投资项目，特别是大耗水量、大运量的重化工业项目，以贯彻正确的产业政策，为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奠定基础。
七、长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对浦东“龙头”作用要求
会上，不少学者提出，浦东开发推动了上海金融业和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这必将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上海及其浦东完全有可能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
学者们提出上海浦东作为一个发展极，之所以能对长江流域大市场的形成起推动作用，主要是因为浦东开发开放带来了沿江地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沿江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长江流域资源地域分布来看，长江下游地区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中游地区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上游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龙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种以长江上中下游各自特征为依据的地区分工将逐步形成和深化，同时引发沿江各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浦东自身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增加对沿江原材料供应需求量，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调整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此同时，长江中上游乃至下游的局部地区，则面临着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并适当发展第三产业的任务，这种地区分工的形成应当成为长江流域大市场形成的基础。随着分工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大市场规模也必将扩大，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将提高。
有的学者提出，上海及其浦东要成为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迅速崛起的“龙头”，当前亟需具备以下条件、功能或作用：
一是要具有带动内地尽快步入国际化市场化的能力。近代长江流域的开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商品经济的率先发展以及国际资本的涌入。近年改革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超前和快速发展更是得益于超前的体制转换和对外开放。如果浦东在开发开放中能引入更多的国外资本，使之与内地的人才、资本、自然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结合起来，就一定会形成新的生产力，内地也就自然会跟随上海，呼应浦东，上海及其浦东的龙头地位也就不树自立。而加快市场化进程，既是长江流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又是协调发展的基础，而且市场化与国际化间也是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如果上海及其浦东不能带领沿江各省更快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那么，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合作必然是弃东向南，以香港为依托。这已不是简单的逻辑推论，而是对实践的总结。
二是务必要使长江流域各地经济差距不能再继续扩大，而应力争缩小。国内外经济发展史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无法改变的，适应的差别还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差异过大则会走向反面。这时，经济落后地区就必然会以行政的力量、以非市场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长江流域的协调发展也就不可能。
三是要使长江流域的人流、物流、资本流以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和全面启动为目标。目前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而言，是必要的。但在市场经济下，通过要素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内容要更深刻全面得多，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一个要素自由流动问题。目前，人才、资金等能流动的要素主要是流向下游地区，而中上游不能流动的生产要素则得不到开发利用，若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长江流域当然无法形成较高的生产力，协调发展也就不可能。
四是上海的功能要实现从过去的商品供给地转到以要素供给地为主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下，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加工业基地，在改革中，附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成为内地工业品市场的主要生产和供给地，内地则是原料供给者。大到机器设备，小到毛巾、牙膏、衣服、食品等，都由长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就是到了80年代，上海连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一些传统生产项目，在与内地合作时也不愿丢失原有市场占有率，迫使安徽等内地省份上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更先进产品。这种生产力配置和交换格局，未必是最有效的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最终还会导致内地出现重复建设，形成产业同构。这种情况的改变，要求上海从一般工业品加工业中退出、转换经济功能，把原来由向内地提供一般商品转向以提供信息、技术、资产等生产要素为主，以与内地形成优势互补。
五是要改变目前要素流动中的不公正不全面的做法。市场经济中的要素自由流动应是全面的，而不能是有条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中可以流动的人才、资金主要是流向下游，而可以流动的劳动力，则又遭到下游地区的排斥，从而使得资本、资源和人力的配置更加剧了不平衡。上海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是资本最集中的地区，今后仍将可能张大量资本，理应一方面向内地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又为内地提供内地就业机会，接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因此，国消除对外地居民的歧视性做法和政策。
有的学者提出，上述要求对浦东、对上海来说是高的，但也正是这点，在内地看来浦东开发的意义才更大，浦东开发的中华牌也才能叫得响，进而也才能得到内地的支持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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