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592.99文献标识码：A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憩疗养、康乐消遣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它是地理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科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它从一开始出现就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旅游研究的中坚力量，使地理学这门古老科学又找到了一个新生长点，并在促进旅游业这个全球最大的产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这一学科的全面回顾，对我国地理科学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1 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旅游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朴素的旅游地理记述见诸于诗歌、散文、游记和专著之中。此外，我国独有的方志，总数不下万余种十万余卷，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古典旅游地理知识文库[1]。 本世纪以来，也有一些地理学家对自然风景区的成因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其昀（1934）的《浙江风景区之比较观》，任美锷（1940）的《自然风景与地质构造》[11]。但是中国的旅游地理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巨大的现实需求和地理学大变革的背景下出现的，随即得到了超常发展，其研究理论日趋深化和成熟起来，成为地理学中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当前大量的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就是以旅游地理学为基础的。我国旅游地理学发展走过了一条实践—理论—再实践—提高和完善理论的道路，其历程可大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1 初创阶段（1979～1985）
中国旅游地理学进入系统研究的标志是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地理系在投入部分力量转入开展与旅游地理有关的科研和教学活动方面是起步最早者[2]。 此后，不少学者发挥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同旅游开发实践相结合，使旅游地理学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其中郭来喜、陈传康作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开拓者，同时也是最富成效的实践者，大大推动了我国旅游地理学的发展。郭来喜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总结、介绍了旅游地理学这门学科，陈传康则最早对风景及构景、建筑与景观、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做了阐述。北京旅游学院编印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观赏》（1981）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印的《旅游地理文集》（1982）是我国最早的两部有关旅游地理学的文集。由郭来喜等编写、北京旅游学院印行的《中国旅游地理讲义》（1981）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旅游地理教材[3]。 吴传钧和郭来喜的《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开展旅游地理研究》（1979 ） 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篇论文[4]。1985 年李旭旦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概论》首次列入了旅游地理学条目（郭来喜撰写），标志着旅游地理学正式成为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5]。
初期阶段的旅游地理学，主要以旅游资源为研究内容，侧重于对旅游地景观的描述，并探讨其分布、形成的规律，对旅游区的交通、客源的流向，以及旅游区的开发建设进行描绘。从这时起，旅游地理学界就积极参与了开发实践，并获得成功。郭来喜于1983年在全国保护长城工作会议上提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6]， 首倡国内外集资修复长城代表区段，发展旅游业。1985年郭来喜主持完成的“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开发”是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旅游地开发范例，使得一片荒凉的沙、碱地成为新的旅游热点，14年来共接待游客3 000多万人次， 取得了可喜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其它的如卢村禾等完成的“皖南旅游区开发对策考察报告”（1985）、孙文昌等制定的“辉南龙湾区旅游规划”（1985）等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1.2 发展阶段（1986～1992）
其标志是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旅游地理学在科学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并以其独有的指导功能而受到旅游界认可，地理界承担的小区旅游开发规划数量骤增，完成了一大批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科研报告。
这一阶段的旅游地理学主要侧重于参与旅游资源方面的开发和规划实践，在大量个案经验的基础上，对区域旅游开发规划理论和模式也已有了初步总结，其中卢云亭的《现代旅游地理学》是一本代表性著作。陈传康在总结大量个案实证研究先后提出了风景要素组成、风景结构层次、旅游业的结构、旅游活动行为层次图式和区域旅游六种开发模式等，为区域旅游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7]。 郭来喜积极倡导开展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提出了站在世界、全国、区域的大系统上来考虑区域旅游的优化模式。他还走出国门，推动旅游地理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他的“中国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旅游区划研究”[61]和“中国旅游资源基本特征及其开发研究”[8] 是最早向国外介绍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成果的两篇论文，引起国际重视。
1.3 深化阶段（1993～）
这一阶段，旅游地理学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旅游地理学家参与了高层次旅游决策，如郭来喜倡导设置生态旅游主题年的建议被国家旅游局采纳，将1999年旅游主题定为生态环境游；中科院地理所和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合作，1993年制定了《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9]，为制定中长期旅游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1996年由中科院地理所和国家旅游局计划统计司共同承担，由郭来喜主持的“中国旅游业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及宏观配置体系研究”课题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列为“九五”重点项目，成为中国国家级自然科学领域的第一项重点旅游研究项目，显示了旅游地理学研究旅游产业的成熟性和先导性[10]，成为旅游地理研究的一个新里程碑；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较高水准的《旅游地理学》教材[11]；一大批青年旅游地理学者茁壮成长起来，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保继刚、吴必虎、陆林等。
这一阶段，原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和提高，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也逐步扩大和深入，旅游可持续发展思想受到了旅游地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贯穿于开发实践中。技术应用也呈多样化和现代化，传统技术方法得到革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普及，高新技术如RS、GIS、GPS等技术也在资源普查和规划中得到运用。
这一阶段，旅游地理学界完成的旅游项目数以千计，其中以陈传康为主完成的“汕头风景区建设和旅游规划”、“中华文化博览城创意策划书”等，都突出了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形象设计的内容[12]，为小区旅游规划提供了一种模式；范家驹等人同海南省旅游局合作完成的“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1992）得到国内专家和海南省政府的高度评价，1993年由省政府颁布施行，成效显著。其进行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为各省旅游规划提供了参考[13]；郭来喜等完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业发展布局规划”（1994）被国家旅游局推荐到1995年全国旅游计划会议上介绍经验；郭来喜主持的“北海市旅游发展与布局总体规划”（1997），首次进行了旅游资源普查、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和旅游业发展与布局总体规划制定三位一体化的综合性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资源普查、抽样调查（游客、旅行商）和遥感图像分析，建立旅游资源信息系统（TIS），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规划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旅游规划体系最完整、技术方法最先进的区域旅游规划[14]，成为区域级旅游规划的典范。
2 理论和方法进展
2.1 旅游资源研究
学术界对旅游资源的定义尚存争议，不同学者对旅游资源的内涵理解存在着差异性，郭来喜[1]、孙文昌[15]、陈传康[16] 、孙仲明[17]、保继刚[11] 和杨振之[18]等都对旅游资源给出过不同的解释， 《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对旅游资源界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都可以视为旅游资源”[9]。 学术界关于旅游资源分类也各有所见，常见的分类方法是分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将全部旅游资源划分成两大类六类型七十四种基本类型，郭来喜、吴必虎等据此提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旅游资源分类分级分态系统修订方案，将旅游资源增加为自然、人文、服务3 大景系和10景类95景型[19]。国内对旅游资源评价尚无公认的标准，前期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经验评价和单因子评价，近期则主要是建立评价数学模型，考虑多因子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代表性的研究有保继刚对北京市部分旅游资源进行的评价[20]，邢道隆提出一个应用层次分析法的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21]，杨汉奎[22]、路紫[23]采用模糊数学方法进行旅游资源评价，楚义芳构造了10个旅游地评价模型系统[24]，范业正、郭来喜应用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综合评价了中国海滨旅游地的气候适宜度[25]，尹泽生等根据旅游资源特征值构建了一个加权求和或模糊矩阵运算的计算机评价模型[26]。还有学者尝试对旅游资源的价值进行了评定，如杨宏伟、陈国阶综合应用旅行费用法和调查评价法求出了三峡峡区风光（景观）及文物古迹的使用价值为8.4 亿元／年、存在价值26.3亿元／年[27]。在旅游资源普查方面，中科院地理所的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的实践，对旅游资源的分类系统、等级划分以及评价系统又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获得了新的进展。
2.2 旅游地研究
相对于国外来说，我国对旅游地系统的研究还很缺乏。保继刚[28]、谢彦君[29]、陆林[30] 等分别借鉴国外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对旅游地演化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唐顺铁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的特点，并从旅游社区中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角度，探讨了旅游社区的分类及进化机制[31]。刘锋对旅游地的旅游灾害类型和风险评估进行了初步探讨，构建了旅游地灾害危险指标、效益损失测度指标以及旅游灾害预防体系[32]。不少学者还对旅游地的宾馆、景点、主题公园等布局进行了研究，其中保继刚对影响主题公园布局的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33]。牛亚菲在研究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地域分布规律和空间联系特征的基础上，分别给出了二者的数学表达公式和它们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34]。马勇等从旅游资源潜在保障力、社会经济潜在支持力、环境潜在承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区域旅游持续发展潜力总测度模型[35]。有关旅游地形象策划的研究，对国内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工作。李蕾蕾[36]、陈传康[37,38]、许小波[39] 等较早对旅游地形象策划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应用于实践中，李蕾蕾在1998年对区域旅游形象策划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构造了区域旅游形象设计模式（TDIS模式）[40]。至于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在我国还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
2.3 旅游者行为及旅游市场研究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进展较大，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保继刚于1987年最早以北京市为例对旅游者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内容包括旅游动机、旅游动力、旅游决策、旅游地等级序列对游客的影响、旅游者对旅游地类型的偏好等[41]。他还从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这个角度来探讨了宾馆选址的问题[42]。陈健昌等应用假设检验法揭示出旅游者决策行为主要由感知行为和最大效益原则决定，论述了大、中、小尺度各种不同的空间行为特征[43]。吴必虎对上海城市游憩者在空间上的流动规律进行了研究，分别绘出了等游线和使用曲线，并从距离、出游能力、设施引力和可达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形成机制[44]。吴必虎等通过3 394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 还绘出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曲线，得到了旅游客源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城市的一级客源（由城市出发的本城居民）的80%市场集中在距城市 500km半径的范围内，城市的二级客源（由城市出发的非本市居民）出游半径主要局限在250km范围内等4条规律[45]。陆林则以黄山为例对山岳风景区的旅游者空间行为、感知行为和动机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46～48]。预计旅游行为和市场的分析今后将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方向。
2.4 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
这是我国旅游地理学界研究最多，取得成绩也最大的领域。陆林曾对1980～1993年12种主要地理刊物的220 篇旅游地理论文进行的分类统计表明，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方面的论文几乎占了2／3[49]。
陈传康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归纳了旅游开发的基本原理，即“旅游区内部结构对应变换理论”，揭示了旅游区的风景资源结构、旅游行为层次结构、旅游市场结构及旅游项目投资结构之间的内在对应关系，总结了旅游开发的七种模式[50]；他还对城市旅游开发规划的研究规范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强调规划除应考虑规划标准化的共性外，还应该考虑与地域“文脉”（地理背景）的“协调”或“突破”，并考虑整体综合构思“理念”，以便在“共性”工程操作背景上，提供一个表现“个性”的操作方法[51]。范家驹提出了旅游规划要从规划思路、旅游市场需求研究、旅游产品（包括项目开发、利用、组合）和旅游规划程序这四个方面来实现优化。并认为要在做好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再委托规划设计单位编制旅游区的建设规划， 才能真正做到优化旅游规划[52]。郭康探索了一条包括三维空间、时间、心理、行为、经济、 社会等多维度的旅游研究开发途径，总结出“点—线—网—面”的开发规律。刘锋在全面回顾国内外旅游规划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旅游规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种把旅游系统作为规划对象，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引入系统科学理论的动态的旅游系统规划新思路[53]。总之，中国在旅游开发规划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还偏重于经验归纳，缺乏对旅游规划理论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具有科学基础的定量成分也偏少。
2.5 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赵红红（1983）首次提出旅游容量问题[54]；刘振礼等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特定区域内旅游规模的研究[55]；保继刚研究了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56]；楚义芳（1989）对旅游容量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给出了量测公式[24]；胡炳清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限制性因子和最低量定律，并依此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数学模型，定量地给出了旅游人数的评价方法[57]；崔凤军（1995）首先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认为它由环境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和经济承载量四项组成，是可持续旅游的重要判据之一[58]；崔凤军等后来又分别以泰山等地为例，构建了旅游承载力指数（TBCI）及运算模式，利用游客密度、旅游用地强度和旅游收益强度三个基本分项指数进行了比较实用的测度[59]；俞孔坚针对传统的最大—最优化途径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对规划指导的局限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持续规划途径——生态安全格局方法，以寻求规划过程具有可辩护性和可操作性[60]。
2.6 旅游区划
迄今为止，一些学者依照不同的目的和指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全国旅游区划方案，比较有代表性方案有：郭来喜（1985）将我国划分为9大旅游带、29个旅游省、149个基本旅游区[61]。周进步（1985） [62]、雷明德（1988）[63]和唐顺铁[73]分别将中国分为9个旅游区。刘振礼（1987）[64]等提出了一个划分11个区的方案。阎守邕（1989） [65]对中国旅游资源区域特征和旅游环境差异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将中国划分为8 个一级旅游资源区和41 个二级旅游资源区。 濮静娟等（1987）[66]以舒适度指数和风效指数为指标将中国大陆地区划分为3 个旅游气候大区，18个旅游气候区和22个旅游气候小区。孙大文、吴必虎（1990）提出了一个划分为10大旅游区的综合性中国旅游区景观——经济区划方案。陈传康（1991）将观光游览和科学文化导游相结合，将中国划分为7 个一级旅游文化区。这10个方案中，大部分缺乏基本层次，实用价值较小，有两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科学性较强。郭来喜的方案划分到三级旅游区，实用性较强。陈传康的方案则综合考虑了文化、风光、对应开发重点和客源市场等因素，有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这些区划方案都还不是很完善，对旅游区划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7 生态旅游研究
生态旅游研究是旅游地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内容，国内生态旅游始于90年代，1995年在西双版纳召开了第一届生态旅游研讨会。其中郭来喜的《中国生态旅游及其发展方略》一文受到国家旅游局重视[67]，并采纳了其提出的在2000年以前设置中国生态旅游主题年的建议。在这之后，生态旅游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卢云亭较系统地介绍了生态旅游[68]。吴必虎介绍了旅游目的地行政和设施的生态管理方法[69]。王仰麟对景观生态系统及其要素进行了理论分析[70]。1997年郭来喜对生态旅游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了生态旅游的六大特征，并把生态旅游景物按形成机理分为原生型和延生型两大类型[71]。陈传康把景观生态学的“斑”、“廊道”、“基”的理论引用到生态旅游规划中，提出应“分地段”具体规划和采取生态保护措施[72]。这些思想都很快被应用到旅游规划实践中去，如陈传康主持制定的《云南轿子雪山旅游规划》、郭来喜主持修定的《武汉市水体景观多样性生态旅游》均贯穿了生态旅游思想。郭来喜还分别协助承德市和武汉市将其生态旅游规划和项目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体系，从而使生态旅游展现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图中。1998年我国第一篇对生态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诞生[73]，标志着生态旅游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2.8 技术方法的革新
随着旅游地理学的大步发展，研究技术方法也不甘落后。除了传统的综合考察法、实地勘查、描述、归纳、演绎和类比外，广泛应用了计量方法（包括一般统计法、统计预测法、线性规划与投入产出模型等）、抽样调查法（在旅馆、机场、口岸请旅游者和旅行商填写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以及计算机应用、遥感技术分析、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等现代化手段。使旅游地理学研究视野扩大，周期缩短，科学性提高，更适合旅游业发展需要。在旅游地图编制方面，我国已开始对多媒体旅游电子地图进行研究和设计，促使电子地图、GPS、Internet相结合为旅游提供综合服务[74]。郭来喜、 刘锋还对旅游业的科技化发展战略给予了密切关注，呼吁制定《中国旅游业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75]。
尽管如此，根据陆林对220篇旅游地理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49]， 描述性论文占了69.1%，概念性的占19.4%，运用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仅占11.5%，这说明我国旅游地理的研究仍以描述性为主，方法性已得到重视，但还不够。
3 旅游地理教育和人才培养
中国旅游地理教育始于80年代初，北京旅游学院、北京大学、杭州大学、上海旅游专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率先开设旅游地理课程或讲座。随后，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30多所大专院校在地理系及全校相继开设旅游地理课程。80年代末和90年代是旅游地理教育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旅游地理受到广泛关注，各种教材涌现，至1996年底，全国参与旅游教育（成立旅游系或旅游学院）的高等院校已多达166所[76]， 且大都开设了旅游地理课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北京大学是中国旅游地理研究最深入的两个研究和教育机构。1984年我国培养出了第一位旅游地理硕士（尹以明《旅游资源评价——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导师林超、陈传康，北京大学）。1989年有了第一个旅游博士（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组织研究》，导师鲍觉民、何自强，南开大学）。1990年，《青年地理学家》出版了专刊，将80年代旅游地理学的1篇博士、19篇硕士论文汇集成册， 这些论文反映了年青一代地理学者在旅游方面较高层次的研究广度与深度[77]。1997年中国旅游界第一个博士后出站（陆林《现代国际旅游流研究》，导师郭来喜，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表明我国旅游地理研究教育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上述三篇论文的题目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旅游地理学者研究领域的拓展轨迹。
近10年来我国相继成立了多个旅游地理学术团体，包括中国地理学会下设的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地质学界的旅游地学研究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下设的区域旅游专业委员会、中国旅游协会下设的区域旅游开发专业委员会和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全国高校旅游地理教学研究会等，这些学术组织各有侧重，大大促进了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
4 总结
总之，就参与社会实践的规模与范围、紧密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和获得的成效而论，中国旅游地理学界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旅游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能如此迅速发展，取得显赫成绩，其经验是值得我们好好分析和总结的。
（1 ）旅游地理学界始终把握住了旅游地理学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攻方向，充分发挥了旅游地理学的应用性特点，紧扣我国旅游开发和建设这个主题，主动承担多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科研任务，完成了大量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科研报告，对我国旅游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高了旅游地理学的地位。地理学的旅游应用研究拓展，也促进了地理学本身的建设和发展。
（2 ）旅游地理学界一直把旅游开发实践和理论总结置于重要的地位，积极投身于旅游开发实践中，注意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合成研究，注重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实践检验的许多理论创见，为旅游地理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3）实践造就了一大批旅游地理专业人才， 老一辈旅游地理学家的提携和扶持促进了年青学者的成长，促使旅游地理学界能够比较快地形成了一个包括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力量在内的老中青梯形队伍结构。
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作为衡量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标志将有更大的发展。世界旅游组织（WTO ）预测中国到2020年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我国旅游业前景灿烂。旅游地理学理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广泛实践，勇于创新，在旅游业这个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大展才华，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收稿日期：1998—08—13； 修订日期：199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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