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_人口老龄化论文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政治_人口老龄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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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集中表现,即政党、政权、民主、法制的决策和实践的活动。政治表现为各个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事务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行使的权力及其所发挥的功能。政治关系规定了各个群体或阶层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应该享受的社会权利(注:参见王康主编:《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社会民主与活力是否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否会抑制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些也应该成为社会老年学所关注的问题。

一、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的政治作用

(一)历史上老年群体的政治作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老年群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古代社会,能够存活到老年期的人口相对较少。如果按照如今的年龄标准来衡量,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小。整个来说,他们在社会上的“可见度”很低。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在西欧社会的历史上,老年人一般是不受重视的,当然贵族阶层的老年人仍然在政治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如罗马的“元老院”,他们可以制订出法律和裁决重大案件以及决定重大国务事项。在古代东方文化中,包含着浓重的尊老成分,被称为“敬老文化”。由于老年人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很高,在大家庭和社会生产及国家事务管理中,资深老者处于指导和被崇敬的位置,他们在政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智者和仙人都是鹤发童颜的老者,如公元前1000多年前的姜子牙,帮助周文王伐纣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很有成就的事业,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

历史上老年人地位的高低和作用的大小并不受老年人群体数量多寡的影响,而是受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观念所决定。由于古代社会中人类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的自然经济,生产过程是以手工劳动和经验型技能为特征的,老年人经历多,见识广,在生产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年轻一代则只有听命于老年人才能在生产中取得成绩。传统农业社会则创造了比较系统的尊老文化,以此加强和巩固了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老年人的地位和作用的直接决定因素是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占有足够的财产,是否具有财产的支配权,便成为决定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作用的关键因素。

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老人统治的逐渐衰落成为一种难以回避的历史事实。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大生产和知识、技术的发展,使老年人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逐渐丧失,生产的社会化也使老年人的财产及其支配权逐渐丧失。同时,传统的老年价值观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为标志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发展,使社会价值观表现为以崇尚青春和创造以及生命的活力为特征。因此老年人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不再起决定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化早期阶段表现得比较明显。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作为对老年人社会地位下降的一种积极反应,老年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强,这一点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简单断言: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了。对此,应该结合不同国情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做出具体的分析。

(二)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老年人的数量剧增,占总人口的比重快速提高。同时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及其需求的满足也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的特征。传统社会中老年人问题基本上是在家庭中得到解决的。现代社会则不然,大多数老年人问题必须通过社会才能得到解决。

人口老龄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老年政治团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一般来说,老年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家庭之后,他们的生活需要、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途径进行表达和反映,以便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并促进其实现。老年人在生理上、社会活动能力和经济地位方面,相对于中青年社会群体而言,是比较脆弱的,因此他们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来反映和代表他们的意愿和利益。但是这一点在传统农业社会是办不到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生活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之中,他们的活动领域受到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数量较少,难以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因此,传统农业社会中老年人不成其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大大增加,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老年期延长,健康条件改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中,为他们形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随着人类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向高龄化转变。因此,在人类的生命周期中,老年期大大地延长,即老年人口的生命期或存活期要比历史上延长许多。传统社会人的寿命较短,生命周期中老年期更为短暂。现在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或发挥作用的时期也比从前要长得多。同时,现在的老年人即使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仍然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即发挥余热的能力。在实际上,仍有一部分老年人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着,因此他们的政治作用比以前要大得多。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发达国家,由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日益加大,与上一代老年人相比,老年人处于更加优越的位置(注:Willian C.Cockerham(1991):This Aging Society,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e.)。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西方国家在总统选举活动中,老年人口往往是一部分数量可观的选民,在其他国家、社会事务中,特别是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社会事务中,老年人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在某些国家的某些特定时期,老年群体甚至成为社会的“压力集团”。

从老年人政治地位的争取和作用发挥的过程看,老年人一般是采取组织化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当退休的老年人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同时社会性的老年问题急剧增加,老年组织由自发到自觉快速地形成,表现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虽然经历人口老龄化的时间不像西北欧国家那样长,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近年来,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出现了不断加重的趋势。根据联合国文献提供的数据,1995年美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9%,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老年人的政治作用在世界上是很有代表性的。

本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之后,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的经济收入得不到保证,银行中的存款迅速地贬值,甚至出现银行倒闭的情况,老年人的生存问题一时成为全社会性的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利福尼亚州的退休医生汤森领导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汤森运动”。按照汤森的观点,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消费品生产过剩加上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导致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过剩的产品需要有人来消费,从而使经济恢复,而过剩产品的消费者应当是老年人。他提出的口号是:所有60岁以上的人退休后应该每月享受200美元收入, 到每月底将钱全部花光;由联邦政府给每个只要同意拿了钱就不再去工作,并保证每个月将钱都花光的老年人支付这笔补贴。他认为这个方案既可以结束大萧条,又可以消除老年人的贫困。虽然汤森计划在经济上并不很完善,但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短时期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5年,汤森计划被作为立法向国会提出议案,对美国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正式实行老年社会保险制度。在现代美国的老年组织中,出现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性团体,第一个是美国退休人协会,第二个是年长公民全国委员会,第三个是“灰豹党”。这些组织都是以老年人为主要成员,以维护老年人利益为宗旨,推动老年社会发展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的团体。从社会影响来看,美国的年长公民全国委员会对政府医疗保险服务计划的通过和1972年对社会保险法案的修正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老年团体对政府立法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代表了潜在的选举力量;政治家们不想轻易得罪老年人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选举权。(注:戴维·L ·德克尔:《老年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从社会各个群体的力量对比来看,尽管近些年来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政治作用不断增强,但由于老年人是退出工作岗位的群体,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每次经济危机或经济振荡及其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必然会造成一些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问题的受害者,那么老年人必然是这些“牺牲者”群体中的主要部分。同时,我们在分析西方国家老年人的政治作用时应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看到,即使在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由于老年人群体中每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所从事过的工作和担任过的职位不同,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态度是有差别的,因此对他们所起的政治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的政治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地位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着改革和完善的过程,老年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承认与保护。他们在政治上享受到了基本的民主与自由。他们的政治地位受到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保护。1996年10月中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对老年人政治权利给予保障的重要体现。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老年问题,需要从社会老年学的角度给以研究和关注。

(一)中国老年人社会组织的发展

老年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老年人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我国老年社会组织在近些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1983年中国成立了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委员会作为老龄工作的常设机构,其性质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科研机构组成的社会团体;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有关老龄事务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综合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参加老龄问题的会议,开展国际合作等。自从1984年全国首届老龄工作会议后,全国各地的老龄工作机构发展十分迅速,至90年代初,全国95%的省、市和80%的县成立了老龄问题委员会,大部分的区、乡、街道也成立了老龄工作机构。

中国的老年人组织主要是由政府出面开展工作的机构,如老龄问题委员会、退休人员管理委员会、老干部局等,现在各级老龄问题委员会正在向老年协会转变,以便于使这一机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年社会团体,更好地反映和表达老年人的意愿和要求。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老年人的政治作用将不断加强,政治地位也将不断提高。

(二)新形势下老年人的政治特征

从90年代上半叶开始,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有了快速的发展。很多地区如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和江苏省已先后进入老年型地区,即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10%。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较引人关注,特别是在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老工业城市或地区,退休人员呈巨量增加的态势。同时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或进入城镇地区,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也在迅速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照顾和经济保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等问题正在快速增加,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老年人问题正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我国老年人的总体情况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生长在旧中国,遭受过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痛苦和经济困难的折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政治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深切感受,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感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拥护者。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后,我国社会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有所加快,由于很多老年人退休的时间较早,并且随着年龄增加,参与社会的能力不断下降,因此在经济收入上出现了相对下降的问题,同时,在职人员经济收入提高的速度较快,福利待遇增加得较多,在一定时期内,使老年人的经济地位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而且,由于社会上退休人员大量增加,代际之间的矛盾也开始表现出来。加之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和老龄工作的政策和法规未能及时健全起来,因此,老年人的实际利益受到了负面影响,在我国某些地区,曾出现了老年人联合上访、静坐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从老年人口的不同职业群体来看,政治特征也有一定的区别。例如,企业退休职工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朴素实在的好感,同时,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愿望更强,更注重国家发展的实际效果如何,对物价上涨和社会腐败现象等问题更为敏感。离退休的老干部群体在政治上的失落感较为明显一些。他们离开原来的岗位后仍然比较留恋原来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退下来之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产生了“人走茶凉”的感觉。因此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更强烈,行动也更自觉一些。再从老年知识分子群体看,由于他们的知识层次相对较高,因此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对领导决策的科学化以及领导阶层的腐败问题,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大政方针更加关心。农村的老年人由于经历了先前农业集体经济的各种困难,又看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未能纳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计划中,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因此在社会权益方面需要得到更好的保证。

三、人口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民主与活力

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它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活动及其参与的程度。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重和数量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对社会的政治制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社会民主化的程度以及社会活力等方面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就一般情况而言,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原因而退出工作领域,从而与社会政治生活疏远了,因为很多原来在政府和社会团体中工作的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本身就是与政治的脱离。其他原来工作在企事业中的老年人退出工作后,也减少了与社会的联系,社会政治对他们的影响自然也就降低了。因此,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减少了,如果在老龄化时代这部分人越来越多,那么社会中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人口的比重也就降低了。这对社会民主化进程无疑是一个负面影响。

在老龄化时代,由于参与社会生活的青年人口比重的降低,那么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可能也会下降。除了这种人口学上的影响之外,从代际关系的历史变化来看,由于老年人的政治行为方式往往是比较固定不变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行为方式大多是在年轻时代形成的。因此与现在的年轻一代相比,他们的政治观念一般较为保守一些。而青年人可能更倾向于社会变革。老年人在变革和新事物面前往往要到历史上去寻找根据,或者从已有的思想理论方面寻找根据,对离奇的新事物视为离经叛道,在行为上很难接受。而青年人甚至可以说是偏爱社会变革,因为只有从变革中,青年人才能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多地摆脱传统势力对自己的束缚。与老年人相比,青年人更能够驾驭新事物,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实惠。因此,根据一般的规律,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放慢社会改革的速度,老龄化时代的社会活力可能要下降。

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和活力的问题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从历史上看,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国家事务中,家长制和老人政治都曾经存在过。上了年纪的长者往往以比较专制的权威方式指导人们的生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多是效法先祖遗训,传承历史法典,所谓“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在这种制度下,民主的成分是极少的。在中国历史上,当专制统治极为残酷和失去民心的时候,往往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运动。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老人政治与封建统治划等号。封建统治落后性的原因之一是非民主性。然而我们却可以说封建统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更容易导致老人政治。当然,并不能完全说老年人就倾向于老人政治,历史上也有很多老年人表现出锐意变革和政治进取精神。老人政治在历史上作为一种领导方式,与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孙中山领导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并不完全是针对老人政治和家长制的,当然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反封建活动中包含了反对家长制的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文化教育素质不断提高,民主意识是不断增强的,现在的老年一代与先前的老年一代相比,更加具备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同时更由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其不断健全,对于领导者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起到了规范化或者强化的作用。因此,在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中,人口老龄化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倒是在那些文化教育落后和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国家中,更容易对政治民主化产生某些负面的影响。

保持社会活力和改革进取意识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老龄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复杂的。虽然从价值观念看,老年人改革的意识一般要比年青人少一些,就改革创新的能力和要求来说,年轻一代人更强一些,老年一代人更弱一些。但是也有一些事例说明老年人的创新改革意识也很强,并且有一些老年人也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深受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同志,在八九十岁的高龄依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现在世界上很多领导改革的当权者中有些人年事已高,但老龄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改革事业。因此,是否具备改革进取精神,能否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不完全取决于年纪的大小,而是与人的政治、文化素质的高低有直接关系。

已经走过一段人口老龄化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速度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而放慢,其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受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制约。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联邦德国,社会发达程度与人口老龄化的加深总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学术上我们还不能得到老龄化影响社会活力的确凿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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