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文学性——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075—08
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学界，由于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时段的短暂，以及许多跨时代的诗人、作家的存在，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受到了质疑。以宏阔的眼光来看，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实在不过中国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瞬，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却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不同于“五四”之前，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是中国社会最为剧烈的转型时期，是数千年的中国专制体制及相关意识形态遭到猛烈冲击与批判的时期，是中国人未来之路的选择时期，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得以觉醒且异常活跃高涨的时期。在同步而生的文学艺术中，闪射出的是前所未有的现代意识的光彩。与现代性的精神追求相关，艺术本体意义的文学性，也得到了高度重视。正因社会历史意义的现代性与艺术本体意义的文学性追求，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文学的学理依据。尽管中国现代文学不可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极有必要性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的是，提升学术视野，回到文学现场，深化理论观念，而不是孜孜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名分之争。
一
按照英国学者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1](P1)。具体来说，现代性的标志是：一是建立在工业技术基础上的物质文明创造，二是建立在民主与法治基础上的制度文明创造，三是建立在个性自由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创造。其中，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尤为密切。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为“五四”先贤标举为精神旗帜，后来一直渗透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追求，正是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意识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程虽然短暂，且大多时间处于战争状态，但因长期板结的中国社会内部积蓄的强劲的开放冲动，大量输入的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以及因权力分散而形成的空隙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使这一时段的文学活动，不仅得到了相对适宜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且在出版体制、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创作主张、作品意蕴等方面，均较突出地体现出以民主自由为主导倾向的现代性特征。
这一历史时期的执政当局，虽也不乏取缔报刊、迫害文人之类的劣迹恶行，但范围与程度还是有限的。我们仅从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自由传播，《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可以兴盛一时，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可以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这样一类事例，即可见出现代文化制度文明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闪现的影像。与之相关，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人性论、自由论、性灵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普罗文学等众多文学思潮、文学主张、文学流派，以及难以尽数的文学社团、刊物的纷涌迭现，自由竞争，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度繁荣多元的时代景观。其文学艺术的活跃生态，今天看来，仍令人为之向往。
在人格精神方面，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家，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风范。他们不肯轻易趋奉某种政治势力，或归依某一社会集团、某一党派，而是设法保持着独立不羁的个性。曾经身为“左联”领袖人物的鲁迅，虽然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但居然曾当面向冯雪峰等人表示过对革命的疑虑。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茅盾，曾经远离时代洪流，导致了“脱党”之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倒又恰可以视为茅盾是在力图以个人的独立眼光面对时世。长期以来，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胡适是蒋介石的帮凶，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而实际上，胡适终其一生，不曾加入国民党，且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不时发出过抗议之声。他曾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文章中疾呼应废除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等；他曾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大胆宣称：“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还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2](P586，P587) 胡适虽然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但也极力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据白吉庵的《胡适传》披露：为了国家的统一，他甚至曾私下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将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成功后，再进行推广[3](P338)。这一主张，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多年之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由此可见胡适对现代社会制度文明的思考。曾经为鲁迅骂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实际上也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作家。梁实秋确曾有过对革命文艺的不满，但他不满的只是“以政治的手段要求文艺的清一色”，反对的只是将文学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革命文艺本身。相反，当国民党当局查禁普罗文学书籍时，梁实秋曾明确表示“凡以政治力量或其他方式的暴力来压迫文艺的企图，我反对”[4](P410)。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一文中，他还曾进一步为共产党与革命文艺辩护说：“共产党可否用一个‘匪’来包括干净是一个问题，我并不要讨论。普罗文学可否也算是一种‘匪’，也是一个问题，我也并不要讨论。我只是觉得，剿匪而剿到文化上来，文化似乎根本的就变成武事了，不论是‘官’胜，或是‘匪’胜，都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了。文化这东西不是剿得的。”[5](P59) 另如在不肯听命于“左联”“战士”指令的郁达夫；在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悄悄地构建自己心目中能够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沈从文；在为了坚守信仰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左联”五烈士；在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敢于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在无所顾忌，敢于坚持自己“主观拥抱客观”之文艺主张的胡风等诗人、作家那里，亦均可以见出可贵的独立人格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纷纭多姿，显然正是得力于许多作家所奉行的这样一种人格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历史上，如果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第二次更高程度的自觉，则是见之于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与社会变革的时代浪潮相关，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涌动着批判现实、改造社会的强烈使命意识，甚至出现过郭沫若的“留声机”论、“左联”教条主义的“工具论”之类偏颇主张，但从整体上看，对文学的本体特性，也一直是高度重视的。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梁启超等人的论著中，即已可见出这样一种科学的文学观。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改革社会的重要作用，有“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类著名论断，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充分注意到了小说特有的审美价值与情感宣泄功能，认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小说的独特功能正在于可以将这种种情感“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6](P207，P208)。在此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虽然改造社会是其发动者的初衷，但在那些领袖人物的主张中，同样不乏对文学本体的重视。陈独秀这样讲过：“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答曾毅》）李大钊这样界定过“新文学”的特征：“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什么是新文学》）鲁迅亦曾明确指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7](P27) 随着历史的进展，文学艺术服务现实的功能虽有强化之势，但许多诗人、作家、理论家及文学社团，并未忽视语言形式、审美特征等有关文学本体因素的探索。如创造社曾特别重视“直觉”与“灵感”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作用；以胡山源、赵祖康等人为代表人物的“弥洒社”，则曾提出了彻底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闻一多曾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建构，提出了诗歌的绘画美，建筑美等主张；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勿侵略文艺》等文章中，既批判国民党当局对文艺自由的压制，也不满于“左翼文学”那样将艺术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强调“固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不然，都是使人厌烦的”[8](P34)；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后鲁迅亦有过这样的辨析：“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艺与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历程中涌动着的文学意识的自觉，与现代性的科学追求显然是密切相关的。这样一种自觉，既是对文学独立性的维护，也是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大潮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性与文学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向度。又正是这样双重价值向度的追求，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诸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故乡》、《野草》，曹禺的《雷雨》、萧红的《呼兰河传》、艾青的诗等许多能够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作品，正是合于这样双重价值向度的优秀作品。
二
在我国，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即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设想，但这现代化的目标，尚基本停留在物质文明层面，即注重的仅是农业、工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而缺乏关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思考。加之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暴力革命”、“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之类意识形态，这就在多方面掩抑了中国人的现代性视野。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主要是从与“中国古代、近代”相对应的时间维度着眼的，缺失更具人类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审视的目光。其结果是，许多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作品及文学观念，长期受到了冷落乃至批判否定；相反，另一些现代意识匮乏，乃至某些背离现代意识的作家作品及文学观念，则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与赞扬。
仅以建国以来编写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来看，呈现出的便是观念日趋偏颇、视野日趋狭窄之势。1951年问世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本是一部尊重历史，力图做到科学公允之作，但刚一出版，即遭到了严厉批评。在《文艺报》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某些文学史专家与文学界知名人士，纷纷指责作者缺乏阶级立场与阶级斗争观点，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和作家，未加区别，等量齐观；对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徐志摩、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对在政治上显然是反革命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也有不少赞扬之词[9]。在这样的政治裁定下，王瑶先生迫于时势，也不得不承认：“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10](P557) 对王瑶先生的批评，自然只能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误区。在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则直接以阶级划分的方法，将胡适、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等，定性为是“反人民”的“逆流”。在同年出版的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中，也径直将作家分为“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右翼作家”等不同类属予以政治性的评判。在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绪论中强调的重要研究原则之一亦是“划清敌、我”。直至目前，我国高校使用的某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亦仍贯穿着鲜明的阶级斗争视角。
而正是以现代性视野来看，曾长期被视为敌人的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这样一批对西方现代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诗人、作家、理论家，是应给予更为充分肯定的，他们奉行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立场，他们重视的是现代人性的培育与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他们的作品中，有着更富于现代意识的思想内涵。但迄今为止，他们似乎仍未在现代意识层面上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视野的研究成果仍极为罕见。由于视野局限，甚至像胡风这样一位原属革命文艺阵营，极富现代意识，且自信是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也长期遭到了误解与批判。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全国人民正奋力于抗战救亡之际，当许多热切关注现实、热血沸腾的文艺家、理论家更注重文学艺术在战时的宣传鼓动效果时，胡风就透过战争的硝烟，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历史虽然向前发展了，但五四新文艺精神被削弱了，如自我扩展的精神变成了封建才人的风骚，“人生问题”的精神变成了或是回到了对封建故国的母性礼赞。并据此主张，战时文艺，不仅要歌颂人民的战斗精神，更要进一步揭露人民身上由长期封建社会而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大敌当前，民族危亡压倒了一切，但并非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剩下了“反帝”，断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没有对于解放要求的热切的感受，固没有可能，但没有对于精神奴役创伤的痛切的感受，也同样是不可能的”[11](P342)。与之相关，胡风反对当时战争背景下的文学“写将士的英勇，他的笔下就难看到过程底曲折和个性底矛盾，写汉奸就大概使他差不多的报应，写青年就准会来一套救亡理论”的公式化倾向[12](P14)。当年的胡风，当然还缺乏现代性追求的自觉，但他凭依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与中国历史脉搏的敏锐把握，表现出的正是与20世纪的世界大潮相通的现代思想指向。正如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一文中所评判的：“胡风从其所了解和坚持的鲁迅传统，一贯强调文艺不但要与敌人作斗争，而且也要不断揭发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态，即揭露人民大众中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的整个理论的重点的确是‘启蒙’，是‘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从整体上说，胡风确是五四新文艺传统的捍卫者，是着重于继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包括欧化语言和形式，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斗争来创造民族文艺及其形式的代表。他注意‘启蒙’，注意暴露‘国民性’，注意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具有新的时代的性质和特征。”[13](P82—83) 可惜的是，胡风不仅难以见容于新的国家体制，即在当时，便已招致了来自同一革命阵营的斥责与围剿。40年代末，左翼文化界曾在香港组织发动了一次对胡风等人的颇具声势的批判，将胡风的见解指斥为“主观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胡风的悲剧人生，实际上正是由这次遭到批判开始的。“文革”之后，胡风虽被平反，其理论贡献也已重新受到重视，但对其文艺思想中的现代性内涵，至今仍缺乏更为深入的开掘。
正是由于缺乏开放性的现代视野，即使在我们所高度重视的关于一些“革命作家”、“进步作家”的研究方面，也往往呈现出简单化与片面化之弊。比如关于鲁迅的研究，成绩当是最为突出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有着决绝的反封建立场的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贡献当然是巨大的。但如果以现代性目光予以审视，由于时代及人格素质方面的某些局限，鲁迅的思想意识又是复杂的。在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是被定位为伟大思想家的，但鲁迅思想的主导特征是对传统观念的批判，尚缺乏对现代社会体制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尤其是他后期所坚持的“阶级论”与“人性论”二元对立的褊狭立场，以及对“怨敌”“一个也不宽恕”的仇恨心态，实在够不上现代，也有失一位大思想家的风范。而在我们的鲁迅研究中，却对思想呈现为倒退之势的后期的鲁迅，大加赞美，甚至被赞扬为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鲁迅常常为人尊崇的另一重要见解是：中国的历史书上只有两个字“吃人”。对此激愤之语，仅就一位小说家而言，或许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位思想家，其见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在另外许多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由现代性视野局限而导致的褊狭之论更是随处可见，兹举二例如下：萧红于194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无论就其情感的真切，艺术描写的细腻，还是就其现代意义的对人性压抑的抗争，对冷酷野蛮的传统文化的揭露而言，无疑都是远远超出她的另一部长篇《生死场》的，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算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但这部作品问世之后，即遭到了批评界的责难，被判定为“狭窄”、“脱离大众”，是萧红创作的倒退等等。甚至连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师，在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一方面肯定“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另一方面也从简单化的政治立场批评在小说中“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14](P108—109)。也许正是与这类的权威性评判相关，至今，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于萧红的《呼兰河传》，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孙犁战争题材的《荷花淀》之类作品，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以现代性眼光视之，却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正如梁卫星在《荷花淀：人性失落的地方》一文中指出的：“战争在我们的作家笔下不再是一种反人类的生存境遇，而仅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被贴上了正义标签的党派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表现自己的舞台。主旨是歌颂：歌颂战争，歌颂战争的正义，歌颂领导战争的党派以及意识形态和领袖。”如在夫妻话别一节中，本应是生死离别，此刻，即使丈夫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物，也应有复杂的情感，而水生只是炫耀自己的第一个举手报名，嘱咐妻子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乃至冷酷无情地命令妻子如果叫敌人汉奸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些话语中折射出的水生是一个全然不懂夫妻之情不解人性欲求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已然被抽空了所有最基本人性人情的符码式存在。他不是一个男人，甚至已不是一个人，他只是正义、真理、民族气节之类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载体。这位学者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独到的，但在长期形成的视野拘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也还只能是一种微弱的声音。
值得欣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广泛输入，现代性问题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鲍曼的《现代性的矛盾性》、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等大批西方有关现代性的论著，在我国纷纷翻译出版。相关研究著述也越来越多，如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话语》，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俞吾金等人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源流的《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等。这些著作，深为国内学术界所瞩目，有的甚至引发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此外，有“现代性”标示的出版物也已多达数百种。与之相关，现代性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已受到了充分关注。钱理群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涉及到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研究范围、内在矛盾等关系到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从“现代性”视野出发，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以及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等方面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15]。钱理群先生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借助现代性视野，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的陈腐与滞后局面，使之在深刻性与复杂性方面，更为切近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本相。
在以现代性视角进行的具体文学研究方面，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杨春时先生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一文中认为，虽然五四文学也引进和借鉴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由于启蒙的需要，而从科学和民主角度对其进行了改造，而使之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富有现代性的启蒙主义[16]。俞兆平先生在《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的专著中，也以现代性为出发点，对五四文学进行了新的评价。逄增玉先生在《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中，结合许多作家作品，从主题、思潮、倾向、叙事和形式美学特征，改造“国民性”与“立人”的关系、历史语境等多方面、多角度地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张志忠先生在《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一文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前17年”的红色经典文学，也应纳入具有“现代性”品格的作品之列。因为所谓“启蒙现代性”等并不就是现代性意义的全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文学所担当的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其意义不容低估，或者可以说，这是种种现代性之所以能够展开的必要前提，也就是从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之所在。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的倡导，通过国民性改造进而实现社会改造等等，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是，现代世界是以诸多国家并立的方式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化进程能够积极展开的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无可替代的。在清末以来风雨飘零中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追求现代性的第一要义[17]。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深入，尚缺乏更为深邃精警的学术成果。究其原因，或许是在于：在我国学术界，还缺乏对中国现代性本身的历程及其复杂特性的认识。
与有着几百年现代精神洗礼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现代性萌生于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长期挣扎在动荡、战乱、思想禁锢的历史背景中。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重要文化冲突，而在我们的国度里，迄今为止，现代性的许多基本目标尚未实现。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就难以用现代性的尺度评价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现代性欲求几乎宿命般地与民族性、阶级性、革命性纠结在一起。而现代性与民族性、阶级性、革命性等范畴之间，有时可能是统一的，而有时是互不相容的，甚至是剧烈冲突的。而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性、阶级性、革命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现代性，在许多时候也许只能成为牺牲品了。强有力的证据即是：在文化界、知识界、文学界，许多一度被视为异端、右派、阶级敌人、反革命者分子者，大多恰是富有现代意识的精英人物。仅仅据此，即可使我们体悟到：如果不从更根本的层次上，进一步清理诸如现代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阶级性、现代性与革命性之类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就很难有更大的突破。而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显然不只是文学研究的任务，尚有赖于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
三
1988年7月，上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曾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认为应“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以“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18]。在“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中，论者们强调的“重写”原则之一是：贯穿“审美主义”及“纯文学”的研究思路，力图“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19]。这类主张，当然是极具学术进步意义的，我们原有的许多现代文学史，的确不够“文学”。
长期以来，许多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现代政治史、革命史的附庸。在这类著作中，某些文学创作才能并不突出的作家，某些文学水准较低乃至粗糙的作品，如蒋光赤的《短裤党》、《田野的风》等小说，蒲风、柯仲平、田间等人的诗歌，郭沫若的某些历史剧等等，往往因其切近了某些政治时势方面的需要，而得到了不切实际的好评。而许多具有独立观念、独特艺术成就或具有艺术创新性的作品，如施蛰存等人的现代派风格的小说，徐志摩、穆旦等人的诗歌，则长期遭到贬抑。“文革”结束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性”的维度虽已得到了高度重视，在许多新编文学史中也大为加强，但“非文学性”的一般社会功利，仍呈现为主体性的研究视角。如仅就文学性而言，鲁迅的小说并非字字珠玑，篇篇经典，但在鲁迅研究领域，却一直少见实事求是的分析。巴金的文学艺术成就，与其享有的巨大声誉相比，也实在存有不小的距离。其小说，不仅大多篇什艺术构思拖沓散乱，文字枯燥，且存在严重的欧化倾向，但论者往往更多地从巴金“用笔铭记历史的苦难，记录时代的真实”、“说真话”之类主张出发，予以高度推崇。另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论语言还是人物形象刻画，都远不及她早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但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相反，另有一些颇具艺术个性与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如叶灵凤、梅娘、无名氏等人的小说，则至今仍很少为人提及。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实际上原本并不缺少真正有文学眼光的批评家，如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李长之，就是优秀的一位。李长之曾这样批评过至今仍被视为巴金代表作的《憩园》：“它的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是含蓄。它让读者读去，几乎一无停留，一无钻探，一无掩卷而思的崎岖。再则他的小说中自我表现太多，多得让读者厌倦，而达不到本来可能唤起共鸣的程度。”对鲁迅的某些作品，李长之也曾给予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兄弟》等，“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有的是因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20](P164，P75)。鲁迅研究、巴金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成果众多，但仅就对其作品艺术特征及创作得失的分析，尚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当年李长之的见解。
为了实现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史”研究，加强“审美性”与“文学性”视角，当然是很关键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审美性”与“文学性”研究仍未落到实处。如上所述，仅以具体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来看，真正体现出“审美性”与“文学性”视角的成果并不多见，更未出现一部如此视角的现代文学史。如以被视为是实践“重写”主张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洪子诚著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正如有批评者所指出的，尽管“两部文学史都强调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并没有真正贯彻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叙述原则。他们对于文学史的整理并不是真正从‘审美性’和‘文学性’出发的”。“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宣称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标准；然而，实际上却不是审美的把握，其特色主要在于对文学环境、文学规范和文学制度的深刻剖析与把握。”[21] 可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要强化文学性的研究维度，也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在肯定“重写文学史”主张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这一主张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偏颇，这就是忽视了本文所强调的关于“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的研究。文学研究的对象，虽然首先应该是文学，但作为文学研究的内容，又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因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毕竟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是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密切相关的。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把握这些因素的基点正是现代性。从全球视野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华民族迈进人类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人的历史，也就更为明显地成为人类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也就呈现出了为现代性而奋斗的历史属性。文学，不论有其怎样的独特性，在整体上，毕竟是最为显赫的时代映象，因此，与这一时期相伴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必然涌动着与现代性相关的思绪、情感、追求及矛盾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些，亦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从根本上来说，现代性的历史欲求，是具有一定政治功利色彩的，所以极易导致人们如此的担心：强调现代性会使文学研究重蹈政治化的覆辙。而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国度，文学与政治功利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是难以否认的。如果仅从创作实践来看，甚至“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本身也没什么错处，也并不一定影响创作水平。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诸如屈原、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这样一些卓有成就的文学大家，不是都具有一定的政治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吗？另如鲁迅，曾经坦承自己的创作是有“改造国民性”之类强烈政治动机的，甚至自称是“遵命文学”，但这并未影响其创作。事实上，政治影响文学创作的关键只是在于：第一，作家力图服务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政治还是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反现代性政治。当然只有前者，才可能写出有意义的作品。第二，即使为之服务的是进步政治，还要看其是自我选择的主动服务还是别有原因的被动服务。显然，前者体现为合乎现代性原则的民主自由精神，而后者体现出的则是反现代性的专制与强权行径；前者才符合“言为心声”的艺术创作规律，而后者只能写出“言不由衷”的虚假之作。注重为政治服务的鲁迅，之所以同样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22](P32)。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实在不必讳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而应从现代性视野出发，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对其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具体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职责正在于，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分析，分清哪些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现代性因素，哪些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者，深入发掘其现代文明资源，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同时，又应坚守文学性的尺度，加强对艺术特征与艺术规律本身的探讨，以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06—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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