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世纪人才的道德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世纪论文,道德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司马光在其名著《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德才兼备是“圣人”，德才兼亡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认为“圣人”和“君子”可用，而“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并且总结了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自古者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德才观虽然有失偏颇，但给今人不无启发之处。本文就是在这种思维的诱发下，对跨世纪人才培养所进行的道德审度与期于。
一、世纪之交的道德迷茫与迷茫中的跨世纪人才
世纪之交对中国人来说既是一道难迈的“门坎”，又是一座通向幸运的“桥梁”。面对世界两极格局的终结，中国人从多极格局中勃发而生，并具备了足够的“可以说不”的自信。同时，面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又深感往日夜郎自大的可笑和落伍者的焦虑。于是，抛弃了几十年禁锢人们头脑的教条，放开手脚，去追赶早已远去的历史车轮。我们毕竟落后了近一个多世纪，跨世纪，我们肩负着多么沉重的责任！跨世纪的重任需要跨世纪的人才担负，而跨世纪的合格人才需要培育，不仅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而且在思想道德方面。
对人才进行道德素质培养需要有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我国正处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历史的嬗变，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人们一方面被新生活所诱惑，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旧有道德观念的影响，由此导致了许多人道德上的迷茫。主要表现在：
道德价值的困惑。在特定的道德文化背景下，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下等价值评判，都是一目了然和约定俗成的。然而今天，这种约定俗成的价值格局已被打破，许多道德尺度变得模棱两可，甚至出现了道德价值“中立”。这种表面的道德宽容，实质会取消善恶的划界，以致使不少人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陷入深深的道德苦恼，尖锐的善恶冲突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得以消解。
行为选择的二难。由于价值尺度不明，行为选择就难以进行。在多重价值标准的社会评价系统中，任何一种思想和行为都会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这样严重损伤了人们对自己所承担社会角色的信心和真诚，左右为难之时难免走向极端而使角色失真。
道德调控的失效。道德调控的直接目的是惩恶扬善，也就是平常所说“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无人夸、无人抓；另一方面是夸、抓都无所谓。没有奖金的奖励和唯有罚款的惩罚在无所谓上实现了等值。
反道德行为盛行。物欲的横流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用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社会倡导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道德的虚无。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贪图享乐、见死不救、冷酷无情、人格卑下等反道德行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扼制，相反在道德迷茫中悄然蔓延。
这样一种道德境况，无疑给中国人的跨世纪带来难以估量的困难。尽管“双文明”的蓝图在前方放着异彩，但很难摆脱道德失落的阴影而轻易忘却久怀的“代价”。作为跨世纪人才不能在迷茫中迷失方向，不能在失落中失去德性，而必须具备高超的道德智慧和健康的道德心态。首先，要坚信“德性就是力量”。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把人们从愚昧无知中唤醒，继而使人们获得了科学的力量。但当知识在社会运用中显出双重性，给人类带来灾难时，知识万能的神话也就破灭。当人们从知识垃圾中受害时，“开卷有益”也就成了谎言。于是乎，知识的创造者、拥有者、传播者的德性如何，成了知识是否对社会有益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人才”，首先是人，是人，就得有人性，而德性乃人性之要义。无德性的“人才”，只能是“庸才”。其次，要正确认知道德发展的规律。道德的发展是在善恶斗争中发展的，而善恶价值观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须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因此，道德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进步，但这种进步是非线性的，不与社会发展同步。由于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相对远离经济基础，当社会出现经济体制转型时，道德适应性就显得迟钝和复杂。我们不能因道德的相对落后就丧失道德追求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成为一个“不道德人才”而遭新世纪的拒斥。
二、新世纪伦理精神前瞻与跨世纪人才的道德素质
世纪之交的中国道德状况和人才素质结构的特殊要求为跨世纪人才的道德培养提供了现实必要性，而二十一世纪新的伦理精神则为跨世纪人才的道德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它和二十世纪有什么不同？道德生活格局和伦理精神有什么新变化？这是我们思考跨世纪问题的首要前提。二十一世纪较之二十世纪的新变化，可粗略概括为如下方面：由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发与掠夺转变为人类的自我节制，自觉回归于自然怀抱；由社会关系的两极对立变为承认差异性基础上的高度亲和；由唯技术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短期行为转变为以人文主义为本体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由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基于这样一种变化，新世纪伦理精神具有如下要义：
第一，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在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和种族集团之间，阶级、国家、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恨、猜忌和暴力，以及对自然的生命根基无限制的剥夺，对生物圈的无情破坏以及宇宙空间的军事化。在二十一世纪要倡导尊重生命，尊重每个人拥有生命、安全和人格自由的权利，反对用暴力消灭异己；学会与自然和睦相处，学会关心他人，因为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依赖，共同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推行一种友好、公正的生活秩序。物质主义的心态培养着无限度的利益贪欲，滋生着无止境的掠夺，必将产生贫穷、偏私、冷酷和暴力。因此，我们在使用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时要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为了无情斗争；要培养相互尊重与关照以求合理的利益平衡；要珍惜节制与谦和的意识，以此取代对金钱、特权和消费的贪婪，保持心灵的宁静、自由与平和。
第三，倡导一种诚信守真的道德精神。人类于财富、权力、意识形态之争，到处充满了宣传与煽动、谎言与欺诈、愚弄与虚伪，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新世纪要有一条准则：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任何教会、任何团体，有权对别人说谎。大众媒体、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国家领导人、政治家、政党、宗教人物都应服务于真理。没有诚信与人性，就没有全球公正。
第四，饱怀一种平等宽容的心态。要实现国家、民族、政党、地区、男女等全面平等，并非取消其差异性，而是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友好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和伙伴关系，而不是家长式的支配与贬低；我们需要相互之间的关心、宽容、爱心与和解的意愿，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占有或滥用。多元的价值生活，必然导致生活的差异性增强。对这种差异性的容忍与认同就不会导致对抗性。人类许多灾难的发生就是对差异采取专制态度所致。
这样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就需要跨世纪人才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其一，求真品格。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诚实守信都是求真品格的要求。作为道德范畴的“真”是指符合人们利益、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人在求真过程中，凭借其本质力量，化理想为现实；凭着为我之物，又使自我本质力量得到实现，在客观规律与人性发展的要求相统一的活动中实现其价值，集中表现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格。这样的人格不仅“知道”，而且“有德”，即有真实的德性，决不是伪君子。其二，合作意识。尊重他人，友好相处，寻求合作，成果共享，这是合作意识的基本内容。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为抵御自然力而求生存不得不采取了集体行动。但人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大，对征服自然采取了过份的自信，继而“合力”不断分解，以致于合作成了一种负担，越来越容不得同类，表现出“同行生嫉妒”、“一山不能容二虎”的劣根性。今天，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课题越来越趋于综合化，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才攻关。如果画地为牢，傲视他人，各自为阵，自以为是，就无法完成时代的历史使命。所以，有人把“是否善于与他人合作”作为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标准，是不无道理的。其三，宽容精神。善待他人、胸怀宽阔，不计名利，容纳异己，是宽容精神的具体体现。有人曾把人说成是地球上唯一可以用间接方式伤害自己同类的动物。这说明了人对自己同类的阴险与怀恨。其实这并非人的本性。当人把别人想得太坏而把自己想得太好时，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提防、制服他人，专制主义文化就是这样产生的。宽容就是用善良的心去照观他人，以大度的心态去纳容他人，包括你的对立面。这样不但不会失去你的尊严，相反会得到他的尊重，会化敌为友。凡事想争个高低、斤斤计较、对他人过失怀恨在心、互相拆台、勾心斗角，结果是损害了事业，又累了自己，还伤害了他人。跨世纪人才应有大度的心怀。其四，批判理性。人格独立，勇担责任，严于律己，直面社会，这是批判理性的内涵。跨世纪人才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这种肩负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用一种理性精神去审视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是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而是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我们的许多社会悲剧往往响应由于激情太多而批判理性太少所致。跨世纪人才要严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判。有了一点名气，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看不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不善反省自我，决不是优秀人才。批判理性会使人获得观察社会的制高点并把自己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会使你人格高尚起来。
三、跨世纪人才道德素质的社会培育与个体修炼
跨世纪人才道德素质的社会培育，首先应着力于提高全社会对人才道德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在极“左”路线影响的年代，由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对人才素质进行了错误的断定，大批“走白专道路”，不但丧失了知性，而且也丧失了德性，搞得人妖颠倒，人鬼不分。拔乱反正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口号：“宁要有缺点的能人，不要没有缺点的庸人”。于是大批“能人”脱颖而出。一些红得发紫的“改革家”、“企业家”如今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手持了大权，吞食着社会的财富，成为腐败分子。因此，我们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始终处于走极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才的重要方面。有道德才能高尚，有修养才能文明，有德性才是人才。其次，要加强人才选择与培养中的道德考核。选择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问题在于“才”方面可以有硬指标，如学历、学位、职称、成果等。而“德”方面却很难有指标。即使有一些考核标准，也因其模糊和灵活而带有很大随意性。理论上讲德才并举，而实际上德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如何把“德”的标准摆到应有位置，并使之尽可能量化，这是人才管理部门的一件紧迫性工作。
当然，跨世纪人才的道德素质主要应靠个体修炼，因为最美好的道德只有通过个人的具体践履才能实现其价值。要当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必须先学会做人。这是修炼的第一步。日本东京大学一位学哲学的学生到一家公司求职，该公司老总问他能做什么，那位学生回答说：“我也许什么也不会，但我会做人。”这位老总当场录取他。因为在这位老总眼里，会做人的人就是“大才”。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那么一些人，抱怨怀才不遇，抱怨人际环境不好。但如果反思一下，为什么我的才不能“遇”，为什么我的人际关系不好，也许会发现自己在做人上有欠缺。人才之所以是人才，不是马才、猪才，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一个会做人的人。同时，要掌握一些科学的修炼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和“大才”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方法，如“居敬”、“穷理”、“内省”、“自讼”、“静坐”、“养心”、“养气”、“积善”、“省察克治”等方法，这些都对我们有启发意义。但对跨世纪人才比较现实的有三种基本方法：一是“推己及人”法。这也是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方法使你善解人意，处处替他人着想，不强加于人，充满理解和同情。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是因为当事人总是从自我出发来要求他人。如果倒过来，从他人出发要求自我对别人怎么样，情形就截然相反。二是“自省”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而不思、不省、不讼，则为大错。孔子能“三省吾身”，现代人更应当做到。“自省”是一种自我解剖，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革命”。三是“积善成德”法。“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优良的道德品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善过程。只有不弃小善，才能成大善；只有能积众善，才能有高尚的品德；只有具备高尚的品德，才能成为真正的跨世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