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进：升级趋势、固化与消散--来自上海100个公园的观察_上海创意园区论文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化：升级趋势与固化、耗散——来自上海百家园区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园区论文,上海论文,百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1-0050-09

      近几年，虽然创意产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势头依旧高涨，但对于园区发展进程中定位不明确、模式雷同、集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已经能够理性对待并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究竟朝什么方向演化，存在哪些升级的可能，还有哪些衰退的隐患，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园区从“量的发展”走向“质的提升”……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展开，也需要进行理论思考与解答。

      一、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理论基础

      国外针对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演化的理论研究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空间，而是聚焦于“旧区改造”和“城市复兴”(urban regeneration)，重点论述创意产业园区在生产更新、景观重建、城市空间结构重新配置、内城空间的重新地方化和地方社区再生中发挥的作用①，及其相关的政策架构②。国内学者研究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多立足于园区本身，从共生、复杂系统、演化博弈、模块化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围绕创意产业集聚的内涵与特征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耦合机理④、网络组织的生产运作模式⑤、知识溢出与价值创造⑥、绩效评价与指标设计⑦、文化传承与社区营造⑧、国外园区的运营方式借鉴与动力机制⑨等内容展开论证。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研究视角与方法具有多样性，但基本认同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是企业演变及其空间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重构的高效协同与耦合。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是Scott的“创意场域”论(creative field)，认为创意场域是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是生产和工作集聚结构中文化、惯例和制度的一种表达，主要由基础设施和地方大学、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社会间接资本组成”⑩。相互交流的多面向过程是产业综合体中思想、灵感和洞察力产生的关键要素(11)。二是Richard Caves提出的艺术“自我毁灭”论。针对纽约艺术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艺术品市场的空间分布有“自我毁灭”的特性，“更高的土地利用价值和商业成本，损害了现存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经济并导致艺术家的日益边缘化”(12)。“自我毁灭”即指，艺术家的带动效应使区域从艺术中心演变成昂贵的商业中心，而最终又“逼走”艺术家们。三是John Eger提出的“创意社群”论(creative communities)，主要指向“人”与“社区”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使城市未来的发展更加注重文化艺术、人文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构筑文化、艺术、商业和社区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从实际载体来看，“创意社群表现为各类动态、松散，甚至虚拟的网络、平台、主题活动或交流机制”(13)。创意社群是一片特殊区块，“那里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具备完善的组织、明确的标示、供综合使用，区块内艺术与居民生活紧密结合”(14)。四是Landry的“创意城市”论(creative city)，认为“创意城市是创意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空间的新取向”(15)。世界主要大城市的共同点，在于经济能量、文化创造力和群众活力，在强调城市硬件的同时，这些城市更关注人际交流互动，强调个体的活力张扬，从而间接保证公众享受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创新性和主题性是创意城市的两个重要属性。“创意城市是一个动态的、实验的创新场所”(16)，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推翻的城市。自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创意城市网络”以来，创意城市的主题化趋势更加显著，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民间手工艺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美食之都等众多创意城市。产品本身的符号性变化被吸收到它被生产出来的地点的文化资产中。地方习俗、传统文化，以及某项技能的特殊潜质，形成创意产业集聚的“地区象征”，“集聚形态成为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映射，它对城市的全面转型和空间布局的重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17)。

      二、上海百家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现状与问题

      上海是国内最早推进创意产业、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6.1%上升到2013年的11.5%。无论是产业总量、年增长幅度，还是贡献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上海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创意产业园区作为重要的载体形式，规模已达百余家。基于上海园区的调研分析和判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

      (一)数据事实与基本现状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实地调研和访谈，覆盖了上海98家挂牌的文化创意园区(18)，其中长宁区12家、虹口区14家，静安区10家，徐汇区12家，杨浦区13家，普陀区7家，浦东新区6家，黄浦区5家，嘉定区、闵行区各4家，宝山区、青浦区3家，闸北区、金山区2家，奉贤区1家。

      从现状来看，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整体运营状况呈“橄榄状”分布：约总量10%左右的园区主题突出，进入品牌化阶段，诸如M50、八号桥、红坊等园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极少数园区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或企业迁移、土地基本闲置，或随意性较大的提供与文化创意完全无关的房屋租赁。“两头除外”的绝大部分园区运营收益良好，但多依赖于工业用地的“土地红利”，并存在较明显的同质化竞争。

      

      (二)主要问题与演化瓶颈

      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尚存在产业特色不鲜明、专业化服务水平不高、“重形态、轻业态”、同质化竞争等问题。由于创意产业门类的多样化以及园区主题性不强等因素的存在，大多数园区除了日常物业管理外，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即使部分园区内设立了公共服务平台，往往也形同虚设，实用性不强。目前园区的开发主体有国有企业集团、品牌化的专业园区开发运营商，以及仅运营个别园区的小型园区开发运营商，各类主体均不具备整合全市各类园区资源、实现联动发展的能力。同时，“招商引资”的简单复制，导致创意产业园区的同质化倾向，彼此间争夺有限的企业资源。

      从上海百家创意产业园区的后续发展看，其演化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素瓶颈。突出表现为园区演化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创意产业的发展陷入了同制造业相似的依赖土地资源的思维定势：资本通过土地开发获取地产出租利润，政府则通过引入项目获得税收。在相对低风险、稳收益的“租金模式”中，园区可以持续获得“工业用地”红利，也因此可能造成经营上的惰性与僵化。

      二是管理瓶颈。即园区管理面临多头化、标准化困境。现有118家市级挂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由原来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创意产业集聚区整合而成，由分属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不同部门管理，转变为由“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7个委办局成员单位内的整体协调。虽然管理架构已逐步理顺，但在操作层面仍存在部门分割、配套政策分散等“多头化”管理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园区的管理评估主要是基于近几年的“园区年检制度”，虽然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反映园区运营情况，但经济指标上的标准化设计无法体现“边界宽泛”的创意产业园区在多元化、个性化方面的巨大差异。

      三、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趋势研判

      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符合“路径依赖”规律，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下园区空间形态与布局的延展，即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及未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会产生自我强化、自我累积的特性。因此，对创意产业集聚演化趋势的判断，依托于创意产业园区现实的发展态势与走向。同时，国内外学者前瞻性的研究也为创意产业集聚演化趋势的推断提供了理论参考。产业集聚的演化规律具有类似生物种群的“进化”特征和生命周期属性，分为“起始阶段、收敛阶段、重新调整阶段、衰退阶段”(22)，据此不难判断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基本走向。“创意场域”等基本论断也为集聚演化的升级可能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对集聚演化的方向判断

      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有四种倾向，其中两类是具有积极效应的正面走向，一是经营良好的品牌类园区“演化升级”倾向，是现有集聚条件下的“质的提升”。二是在新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下集聚业态的“潜在进入”倾向，即创意产业园区勃兴后仍存在“量的扩张”可能。比如《上海市工业区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中提到的“中外环间老工业基地转型”为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与此同时，园区的演化发展还可能出现“空间固化”和“集聚耗散”的消极走向。部分园区由于惰性和僵化，停留于简单的物业管理，只有当园区的运营开始寻求创新和挖掘衍生服务时，园区的“固化空间”才能逐步改善。还有少数园区可能由于土地归属权的变更、房屋租赁到期等不确定性，出现园区功能与形态的衰退，逐步变成“空壳”，走向集聚耗散。

      (二)对演化升级的趋势判断

      在集聚演化升级方面，“创意场域”、“艺术自我毁灭”、“创意社群”和“创意城市”的基本论断提出了演化提升的关键：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场域”结构(如孵化器的建设)、在艺术与商业的权衡中追求更高的土地利用价值(如创意地产经营)、构建人与文化艺术、社区、商业的链接网络(如文化体验塑造、社区整体营造等)、创意城市的主题性趋向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试验(如特别主题的衍生、产业融合背景下的新兴业态培育等)，由此形成孵化器、体验终端、社区营造、创意地产、业态融合和主题衍生六种不同的演化升级趋势。

      1.孵化器。创意产业园区主要服务于资本运作、技术转化、市场拓展等方面能力较弱的创意型中小企业，企业孵化空间的功能培育日益受到园区运营方的重视。早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政府成本”为代价。通常以减免房租、物业费，以及免费提供公共设施、咨询信息等方式降低企业的创业和经营成本。目前，相对成熟的孵化器主要集中于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多媒体设计、数字出版、动漫网游等行业类型，产业融合的特性使创意企业可以纳入科技政策扶持体系，如上海科技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小巨人等较大力度的资金扶持，有效促进了科技型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孵化器所拥有的优惠政策、项目资金、先进的设备设施、专业化的服务平台以及创意人才，吸引同类型的企业集聚，并形成广泛的协作关系。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的加盟将促成孵化器社会化、网络化程度的提高，由此为园区在孵企业提供更为全面和有深度的孵化服务。譬如，在种子基金申请与发放、专业化设备设施的廉租服务、产业化引导及相关的信息服务等方面实现资源的多元化供给，通过政策资源、创新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综合配置，维系企业个体、孵化平台和市场环境的动态平衡。

      上海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域的各类园区出现了较多的专业孵化器，如创智天地的“创新工场”、安垦的“荷兰设计孵化器”、南翔智地的科技孵化器等。从投资运营的主体来看，外资运营的园区多关注设计类企业的孵化、新兴设计师的育成等，国资背景运营的园区更注重“资金杠杆”的运用，尤其聚焦科技文化融合领域。从区位来看，孵化器有逐步从中心城区向外围、近郊区域梯度转移的趋势。

      2.体验终端。不同于制造业大批量、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创意生产强调定制与体验。具有地方特质的自主性与差异性渗透到园区，融入消费者与产业的互动，成为新产品推向市场的“试水区”。另一方面，园区是文化被消费的场所。不同于演艺剧场等文化旗舰项目，园区的文化包容度更加“多元”，强调开放性、异质性与个体的互动。资源与人才的汇集创造出类似于“创意市集”、“DIY艺术创作”等文化消费和体验学习空间，培养和提升民众对美学价值的感悟。作为城市重要的美学资产，创意产业园区不仅让本地居民受益，还通过各种活动吸引游客的参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生成区域经济的“乘数效应”。

      “体验终端”作为演化升级的可能走向，主要存在于商业成熟度和生活便利度较高的中心城区，满足体验性和社交性需求。艺术类、时尚类园区可能演化成为“文化创意”、“生活艺术”与“商业消费”之间媒介的最佳平台。这类实践在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中已经初见端倪。如东纺谷的“服装快速反应平台”在纺织高新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了服装设计、定制的个性化与即时化；卓维700的陶艺谷、M50的漫生快活陶艺体验馆围绕陶艺设计、制坯、彩绘上釉、窑炉烧制、绘画等各个环节开放了设计创作与体验中心。集聚空间朝向体验、互动、开放、共享的方向发展是显著趋势。但在现阶段，艺术消费空间的经济效益仍差强人意。商业模式的创新、营利模式的突破是能否可持续的关键。

      3.社区营造。创意产业园区从产业集聚朝向园区、社区、街区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不断演化，成为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的地方导向型、内发型的发展策略。首先，这类园区一般规模较大，且多在中心城区，与大片的城市旧区改造相结合；其次，园区多由国资背景的企业运作，或是在政府的规划与引导下运作，其运营理念类似于日本的“社区总体营造”，台湾的“参与式设计”和“社区参与”，“通过实施兼顾经济效率、文化育成、生态平衡和民众参与的各类举措，成为城市更新与社区重建的催化剂”(23)。“鼓励普通大众的知识增长和创造性参与”是社区营造的关键环节，通过激发企业员工的创造活力、改造社区居民的价值观、重新建立社区价值与社区意识，让产业与社区发展构建“共生关系”。其中，社群力量的投入是重要支持。各种功能的社团或学术机构，与区内文化创意企业的适度结合，有助于建立动态的学习体系，提升社区学习能力并回馈地方。现阶段社群力量中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的运作在中国尚不成熟。

      在上海的园区实践中，部分中心城区的园区演化已经开始与大片的城市改造相结合，比如新黄浦区的江南智造，融入了八号桥的二期、三期，大尺度规划了20万平方米的范围，逐步形成创意经济和高端服务外包集聚的品牌效应。创智天地和环同济立足于杨浦“创新型试点城区”的定位和“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核心理念，依托高校的教育资源和创新氛围，不断完善“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的融合型规划和整体功能布局。这些园区的演化发展不再局限于封闭的空间，而是同旧区改造、新城建设完全融为一体。

      4.创意地产。中心城区稀缺的土地资源、显著的级差地租，使老厂房改建的园区可能走向“地产演化”的路径。创意地产的本质在于政府主导下经营城市土地的行为，追求城市价值的最大化而非商业地产开发中土地价格的最大化，即通过城市土地和历史、文化等资源的协同开发，释放土地资产的巨大潜能。创意地产的属性涉及土地资源、建筑的新建或改建、物业管理以及开发主体等，但并不仅局限于地产运作，更重要的是营造适合创意产业发展的建筑空间，它以经营文脉、时尚、体验为特色，在追求资本投资收益的同时特别关注人文价值。

      上海已经有一些创意地产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在区位条件，或是开发的规模、档次方面与甲级商务写字楼仍存在差距，租金水平相对较低，其中容纳的行业类型却相对聚焦，比如各类设计企业。开发商通过部分工业地产的二次利用以及商业地产的综合开发，进行产业培育、生活设施配套、体验项目设计等，打造主题明晰的产业发展综合体。比如上海杨浦区的海上海项目，其开发商上实集团在长期实践中选择合作伙伴，不断调整园区产业业态，探索创意地产的开发模式。

      5.业态融合。在数字融合的基础上为适应产业发展而出现的产业边界收缩甚至消失，引发了产业融合现象。在农业领域，农村经济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等各种经济形态的交错与混合，它从单纯地关注农业的产能，转向全面挖掘农业的潜能。在旅游业领域，“一项创意，多重使用”(One source，multi-use)的文化创意价值体系融入了传统的旅游业，“在创意、技术、产品、市场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融合型、跨行业的旅游产业复合体”(24)。随着创意农业、创意旅游等新兴业态从无到有，从起步到逐渐成熟，具有特定文化资源优势或地域空间优势的都市远郊区域，可能出现“业态融合”、物理空间淡化的大尺度园区。这些园区不同于大量的生产型园区，它们主要以消费为主，却又不同于中心城区“体验终端”的艺术互动、商业消费。它们满足的是都市居民在空间局促的市域范围内无法享受到的对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的休闲体验需求。

      上海金山区的廊下乐农和闵行区的七宝古镇，是市级挂牌的文化产业园区，也是创意农业和创意旅游的实践前沿。如何在“泛化”的乡村旅游、水乡古镇中独树一帜，需要在“业态创新”替代“形态构建”的过程中寻找突破。

      6.主题衍生。还有一类较为典型的“自上而下”扶植型园区，多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在具有特定的产业支撑或市场优势的地区，通过给予特别优惠政策引导相关行业集聚。有的是专业机构、行业协会发挥重要作用，有的是诸如挂牌国家级园区等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集聚。这类园区将逐步成长为行业集中度较高、产业化进程显著的“主题衍生”型园区。它们多集聚在空间相对宽裕的城市近郊或远郊区域。然而，依靠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吸引企业只是短期举措，长期来看，政府在企业空间集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促进者”和“中间人”，即聚集相关参与方，为它们提供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形成动态的比较优势以及有助于产业链培育和集群化发展的制度框架。

      上海嘉定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和松江时尚谷在中国广告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协助下引入了广告类、纺织类的企业资源，举办大量行业活动。虽然郊区的区位条件并不理想，但这两个园区却成长迅速。同样主题性非常明晰的还有金山国家绿色创意印刷示范园区，它借助国家绿色转型产业政策，吸引了技术应用领先的企业，集聚效应也在逐步显现。

      

      四、进一步的思考

      在对园区演化趋势进行充分研判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首先明确“园区是企业的园区，而非政府的园区”，它的意义在于产业“共生环境”的营造，而非企业的空间“扎堆”。因此，园区演化需要的是整合社会资源的网络化思维。而非政策“自上而下”布局的线性思维。

      (一)对园区集聚演化的方向性控制

      创意产业是一个“活态产业”，建设创意园区的目的并非针对有形的物理空间，而是在园区、基地的“局部区域”内先行营造出适宜创意企业成长的良好软环境，充分发挥各类主体要素的作用，即创意管理决策者、创意生产者、创意消费者之间能够形成整体合力和良性互动，形成规模化的创意产能，实现创意产业链的融合联动以及创意空间的演化升级。除了演化升级的走向外，园区还可能出现“空间固化”乃至“集聚耗散”的态势，同时，随着新的老厂房资源的挖掘，也会出现“潜在进入”的新一类园区。

      对于园区的不同演化走向，应探索构建“进入-退出-引导-激励”的反应机制，重点考虑几个关键点：对于经营较好的“品牌类”园区，能级提升的突破口与制约瓶颈有哪些，如何实施政策引导；对于绝大多数的“物业类”园区，停滞于物业服务的原因以及激励难度在哪里；对于少数已与文化创意不再关联的“空壳类”园区，闲置土地再开发可能面临什么障碍；对于可能新开发的老厂房资源，它们成为创意园区的必要性及市场分析。从管理角度看，园区演化的方向性控制需要全面掌握园区和企业动态。创意产业涉及领域广泛、市场变化迅速，同时近年来新增园区数量众多，仅上海就已达百余家。如果缺乏“及时反馈”，可能出现信息滞后，因此有必要定期开展园区的“面上调研”和“点上剖析”，全面梳理各种类型园区的正面和负面典型案例。

      (二)对园区能级提升的“分类指导”

      创意产业涵盖的行业类型多样，园区能级提升的六种演化路径也存在显著不同，应针对这些差异对园区实行“分类指导”，以营造“需求导向”的适宜软环境。

      对可能演化为体验终端或社区营造的园区，可适当开辟公共艺术空间，提供财政资金专项扶持，为艺术交流和体验互动创造环境，并鼓励市民参与。在孵化器的演化进程中，应围绕专一产业集中建造公共支持的设备设施、引导对接风险投资基金，同时争取优惠政策，比如针对设计类孵化器，可以参照技术研发类企业的部分政策，设计投入费用与研发费用一样享受150%抵扣所得税的优惠等；针对数字内容、数字媒体等新兴业态孵化器，应争取对接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主题衍生类园区的演化，需要避免“主题化思路下的行政锁定效应”，要建立“阶梯式”优惠政策框架，在政策优势可能逐步弱化的同时，强化园区系统的“自组织”和“内循环”生态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业态融合型的园区需要做好产业和区域发展规划并进行试验性探索。尤其需要体制层面的综合协调，可以由地方发改委牵头，定期举行相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对大型项目“旅游化”进行沟通和协商。创意地产的发展走向需要更多的监督。应建立创意园区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绩效综合评估体系，评估结果既可作为土地管理部门分类管理的依据，又可作为园区自我改进的导向要求。还应针对“工业用地上的商业地产项目”启动用地清退程序，对闲置、低效用地的单位和个人，应收取高于平均水平的土地闲置税。

      (三)对园区“一揽子”管理的机制创新

      创意产业相关扶持政策多来自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等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政策大多沿袭了传统的制造业思维，以生产导向型为主，部门分割、内容单一，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政策框架，不利于创意产业园区形成上下游产业链的联动、也不利于促进园区创意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近几年，国内多个城市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探索实践高层平台上的协调机制，形成创意产业的推进合力。上海在市级层面和17个区县均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及下设办公室，推动了园区归口管理在宣传文化、经济、科技等部门的深度融合，改变了“多头管理、多条政策”的局面。面对现有的百余家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进一步进行文化艺术、设计、科技的归口认定，并实行分类考核、分类扶持的“一揽子”方案。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应在产业规划布局与土地政策方面进行分类指导，统计部门在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工商部门在创意企业登记注册、人力资源部门在创意人才的资质认证等方面，也都应给予保障配合。

       ①Hutton T A.,"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Cities,21(2),2004; Sassen,Saskia,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 Press,1994.

       ②MOMMAAS H.,"Cultural Clusters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ity:Towards the Remapping of Urban Cultural Policy",Urban Studies,41(3),2004; Neil Bradford,Creative Cities:Structured Policy Dialogue Report,Canada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2004.

       ③蒋三庚：《中央商务区创意产业集群的类型与特点》，《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王发明：《创意产业集群化：基于地域根植性的理论演进及其政策含义》，《经济学家》2010年第5期。

       ④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期。

       ⑤毛磊：《演化博弈视角下创意产业集群企业创新竞合机制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年第4期；李好、陈军：《创意产业经济网络的分析与决策——基于有向节点赋权网络的测度方法》，《华东经济管理》2011年第6期。

       ⑥花建：《产业丛与知识源：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动力》，《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崟、潘瑾：《基于知识溢出的创意产业集群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江淮论坛》2008年第2期；刘奕、夏杰长：《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集聚区的嵌入与升级——创意产业的案例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2期；殷永萍：《创意产业的创造力模型及其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年第7期。

       ⑦刘爱华、贺兴时、张文娟：《文化创意产业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西安工程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⑧余正龙等：《社造型文化产业蜕变现象之研究——以白荷陶坊为例》，《建筑学报》2009年6月。

       ⑨田媛、高长春：《创意产业集群运营模式国际比较分析——以上海和伦敦为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6期；易华、易小云、刘嫦娥：《世界城市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动力机制理论研究述评》，《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2期。

       ⑩Scott,Allen.,"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1(2),1997.

       (11)Edquist,C.,System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es,Institutions,and Organizations,London:Pinter,1997.

       (12)Richard E Caves,Creative Industries: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3)厉无畏、王慧敏：《创意社群与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14)Frost-Kumpf,Hilary Anne,Cultural Districts:The Arts as a Strategy for Revitalizing Our Cities,New York:Americans for the Arts,1998.

       (15)Charles,Landry,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Earthscan Publications,LTD,London,2000.

       (16)Neil Bradford,Creative Cities:Structured Policy Dialogue Report.Research Report F145 Family Network,Canada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2004.

       (17)孙洁：《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促进城市转型》，《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18)调研及数据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经济研究室的研究团队共同完成。

       (19)中心城区，包括黄浦等九个区的园区，涵盖浦东新区原南汇的一家园区。

       (20)近郊，包括嘉定、宝山和闵行三区的园区。

       (21)远郊，包括青浦、松江、奉贤、金山和崇明五个区县的园区。

       (22)Pouder R.,St John C H.,"Hot Spots and Blind Spots Geographical Clusters of Firms and Inno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s,21,1996.

       (23)余政龙等：《社造型文化产业蜕变现象之研究——以白荷陶坊为例》，《建筑学报》2009年6月。

       (24)厉无畏、王慧敏、孙洁：《论创意旅游——兼谈上海都市旅游的创新发展思路》，《经济管理》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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