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三个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特别是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把通货膨胀率降低到预定的目标之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包含下列主要内容：一是货币政策目标要适当，促使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二是货币供应要适度，既要能控制物价涨幅，又要促使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三是金融调控方式要改革，更多地运用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注意预调和微调。实践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方针。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项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明确的货币政策。该政策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促使物价上涨幅度低于经济增长。
1984年中央银行体制确定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货币政策的最终调控目标一直是一个讨论中的问题。在理论界有所谓“双重目标”和“单一目标”的争论，即是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和币值稳定（物价稳定）单一目标的争论。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从法律上明确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单一的币值稳定，并将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明确了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要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为目标；并在此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政策单一目标的彻底性是由该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来保证的。而这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经济角度看，取决于一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对市场的敏感度和金融体制的完善性。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能以保持币值稳定为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为前提，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以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为支撑的。自199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向财政透支，停办专项贷款，并收回了省级分行的规模调控权，促进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的转换，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制定和执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创造了制度性前提。另一方面，综合财政赤字的存在，企业机制转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加之金融组织体制和调控体制仍需不断地完善，又决定了中国人民银行难以通过贯彻完全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币值的稳定，“欲紧则不达”。只有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才能够有效地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才有可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在稳定币值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关系的质的规定性上是明确的，在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量的趋势把握上也是明确的。中国人民银行依据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确定1996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8%，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10%左右，进一步提出，货币政策在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物价涨幅回落的方面应当有明确的数量目标，即首先要促使物价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一两个百分点，同时提出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涨幅之和相适应。1995年，货币供应量指标M[,1]和M[,2]增长16.8和29.5，分别比1994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由11.8%回落到10.2%，物价涨幅则由21.7%回落到14.8%，实现了原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特别是M[,2]的增长仍高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和达4.5个百分点，说明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1996年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9.8%，通货膨胀率回落到6.1%，而同期狭义货币M[,1]增长18.9%，广义货币M[,2]增长25.3%，都基本实现了年初的增长18%和25%左右的目标。同时，全年现金M[,0]投放917亿元，比1995年增长11.6%，实现了预定的控制在1000亿元以内的目标。根据国家“九五”计划确定的指标和中国人民银行“九五”时期金融工作规划的具体规定，“九五”时期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促使物价上涨幅度比经济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左右，相应地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平均增长分别为18%左右和23%左右。
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只是一项年度工作方针，而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抑制过度需求，增加有效供给的中期货币政策。
1992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过热的现象，致使以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由1992年的5.4%上升到1993年的13.2%，全年狭义货币M[,1]的供应量增长26.8%，广义货币M[,2]的供应量增长32.4%，分别比计划确定的监测目标高出3.8和9.4个百分点。1993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以“16条”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措施，1994年继续执行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求全面抑制总需求，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回落，但通货膨胀率却高达21.7%，创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情况下，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提出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不仅要通过适度紧缩货币供应量控制总需求，而且要通过“适度”供给信贷资金来增加有市场、有效益企业产品的生产。宏观经济总量平稳的调控目标也就由既控制总量又增加有效供给两个方面共同完成，后者如连续两年以10%的信贷增长投向农业和与农业相关的部门，支持农业实现丰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10条支持措施，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集中资金解决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要，增加对有市场、有效益产品的信贷供给，等等。增加了有效供给，也就不需要“一刀切”式的全面紧缩总需求，而只是对超过供给能力的过度需求进行控制。由于在从紧时把握适度性以增加有效供给，就使得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单纯是一项总需求管理政策，而带有结构调整的内涵，更适合我国经济转轨的需要。
显然，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除了它的目标准确性之外，还必须由它的持续性作保证。从我国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来看，亦复如此。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情况）就是“过热容易，调控难”，固定资产投资容易过热，消费基金容易过高；一放就热，一控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又热，周期循环。我们曾经试验过全面紧缩，紧缩一段短时期就顶不住各方面的要求放松的呼声，于是就得“紧中求活”，“紧中求松”。由于各种因素掣肘，有时不但紧缩未成，反而进一步大松银根。因此要想取得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胜利，压低通胀率和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就必须在一段时期里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毫不放松，毫不动摇。
从时间跨度来看，除了60年代初那次调整外，其余的调整期都相对较短。而这一次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一项中期政策，具有明显的延展性，去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规定：“‘九五’”期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显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几年。
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又是一项具有一定灵活性的货币政策，这是它作为一项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一方面体现在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的分期和结构要合理，同时也体现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注重向使用间接调控手段转化，注重预调和微调。货币供应在总量适度前提下的时期分布和结构上能够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达到既能控制物价涨幅，又能促使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不但在一个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中是变动的，在一年内的不同时期也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货币供应的年增率在保持既定的货币供应总量指标的实现和基本实现的前提下，在各个不同时期应当表现出弹性，否则就不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而是全面紧缩型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增加市场调控手段，改进调控方式来实现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如灵活运用利率政策；增加再贴现规模；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建立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改进信贷规模管理，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贷款规模管理，适当提前下达各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以促使全年贷款投放更为均衡、合理；等等。
特别值得提出，充分运用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和预调，是适度从紧政策在坚持连续性基础上保持灵活性的重要表现。1995年，为抑制通胀，中国人民银行两次提高存贷利率，1996年，又根据经济运行和通胀回稳的具体情况于4月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5月和8月又大幅度降低了利率，对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昭示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心，引导公众对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的预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自去年第三季度开始，货币投放速度加快，股市一度超常冲高，社会乱集资又有扩大之势，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报请国务院批转《关于进一步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紧急通知》，对于稳定货币供应，稳定宏观经济起了很好的预警、预调作用。
此外，我国已从1996年12月1日开始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自由兑换，比原来预定的时间提前3年多，也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运用间接手段调节国际收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能力和信心。
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已不单单是对金融行业的调节和管理政策，而是一项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政策，是一项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就是管理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政策。各国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政策，毫无例外地都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使得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管理政策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一统国家银行时期，其所实行的货币信贷政策是一项以信贷管理和现金管理为内容的，对于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的宏观和微观管理相混合的管理监督政策。应当说，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以后，其所奉行的货币政策就已转化为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政策，但是在实践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它能否真正起到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作用，则与其在宏观经济模式中所发挥的能量和方式直接相关。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时，国家银行吸收的全部存款只有近3400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国家财政全部收入（包括预算外资金，下同）约为2700亿。到1990年，此种情况已大有改观，国家财政收入为6000亿元人民币，同期货币供应量M[,2]已达1.5万亿元。此后，货币供应量进入了一个较快增长的时期。到1995年时，国家财政收入约为1万亿元，而货币供应量M[,2]已达60000亿元，其中M[,1]即达2.3万亿人民币，已远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总量。因此，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登上宏观调控的历史舞台是不足为怪的。
当然，一项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特别是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不能只看其所驱动和管理的货币总量，还要看其所拥有的调控工具和调控方式是否符合转轨时期国民经济的特点需要，从而成为一种运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1984年到1993年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运作方式差别不是很大，基本上属于以信贷规模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主要依据对专业银行信贷规模和现金投放的指令性控制，辅之以利率调整和存款准备金调整等手段。例如，1985年实行了“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其核心是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1986年、1987年实行“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除固定资产贷款外仍实行指令性控制；1987、1988、1989年根据经济变热的情况再度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实行贷款规模和现金货币发行指标控制，1990、1991年经过“适时调节”和“优化信贷结构”（实际上是适当放宽货币供给）后，1993年和1994年再度从严控制货币、信贷，但实际上未能真正实现从紧，反而出现放松银根，导致1994年第四季度起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组织结构由完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转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所构成；金融组织体制则由大一统的国家银行转为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样化金融机构所构成。在金融调控上展现的变化就是信贷规模手段由控制信贷资金转变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手段，随着股份制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的发展，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占全部银行机构贷款的比重下降，从1993年的80%下降到1996年末的50%，从而信贷规模的控制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逐步降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中央银行要“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中央银行真正开始将注意力从主要依赖信贷规模指标管理，转向控制基础货币；将调控方式逐步从金融直接调控转向间接金融调控。当前在还不能完全放弃直接调控手段的同时，更加注重间接调控手段的运用。具体说，一是逐步减少基础货币投放中信用放款的比重，扩大再贴现规模，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增加中国人民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灵活性；二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从主要依靠信贷计划转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增强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三是在货币政策操作上从传统的信贷规模指令性控制，转向对基础货币的调控，将调控的注意力从单一本币操作转向重视本外币操作的协调，更加注重基础货币对货币供应量层次指标的影响作用和经济金融的内、外平衡衔接；四是在调控工具运用上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直接调控工具转向注重运用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多种间接调控工具，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举例说，灵活运用利率政策工具，1993年5月和7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上调了银行存贷款利率，并决定由商业银行开办储蓄存款保值贴补业务。1995年1月和7月，中国人民银行又两次上调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以利抑制通胀。1996年初零售物价涨幅明显降低，人民银行遂决定于4月停办贴补保值储蓄业务，并于5月和8月两次调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在1995、1996两年时间里，这样频繁地运用利率政策工具是历次宏观调控所仅见的。利率调高可抑制经济过热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利率调低表示物价稳定，企业负担减轻，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了国债公开市场业务，启动了新的间接调控手段。1994年开办了外汇公开市场业务，较好地发挥了引导公众预期，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作用。
再如，1995、1996年由于外资大量流入，加上进出口的平衡且略有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为了抵消其对宏观经济可能产生的通胀影响，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对冲操作措施，1995年外汇占款增加2300亿，1996年全年外汇占款增加近2800亿元，同时中央银行通过收回再贷款，办理特种存款等多种形式冲掉了过剩的流动性。此外，1994年再贴现余额已达192亿元，1995年中央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又增加135亿元，1996年再贴现余额约400亿元，比1995年又增加74亿元，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用放款比重由97.3%下降为95.3%。今年，人民银行对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从过去分季下达贷款规模，改为只对上半年、第三季度下达考核指标，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已开始了放开流动资金信贷规模管理的进程。所有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直接调控手段与间接调控手段相结合，以直接调控手段为基础，积极运用间接调控手段的宏观金融调控方式，标志着货币政策能够成为并已转化成为一种影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
今后，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推进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化。如，要分季试编基础货币供应计划，以储备货币为操作目标，加大间接调控力度，以M[,1]、M[,2]为中介目标，推进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调控货币供应量，包括改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票据承兑贴现与再贴现业务，人民银行对工农中建四家商业银行总行试办再贴现窗口；逐步扩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品种和数量，使该市场成为商业银行头寸资金调节的首选和主要方式；适时放开信贷规模管理；发展以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券、政策金融债为操作工具的公开市场业务；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作用，合理确定银行存贷款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利率等各种资金价格水平，逐步加大人民币市场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作用；有条件放开外币存贷款利率；加强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协调。一个以间接调控工具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操作框架必将很快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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