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木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体制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4.07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4)06-0020-10 胡乔木(1912-1992年)，江苏盐城人，中国民主革命的革命家、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自从1930年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就开始了党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从1941年起，他长期担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中国建立后，他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理论、宣传、文化及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一生在中共思想理论和政治宣传战线做了大量工作，留下了大量著述。他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典型。 知识分子是个老话题。但是，究竟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却有许多复杂的说法。有一种观点，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族群，事实上把它视为真理、正义的化身。萨义德就是这样看待知识分子的：“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25 萨义德还指出，根据班达的理解，知识分子就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1]12-13。 这样来界定的知识分子显然比较理想化，反映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我们都很难在普遍的意义上找到知识阶级具有此种整体特性的证据。从社会的阶级构成来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如此而已。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应该把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当作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品质。 李良玉认为，知识分子的主导性，根源于它所占有的知识的先进性。但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集团都有机会拥有先进知识，也都有可能对新鲜事物采取愚蠢反动的立场，他指出：“如果统治阶级拥有政治理性，接受监督，善用权力，博采智慧，它就能获得必要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共识，从而造福民众；相反，如果统治阶级迷恋专制，沉湎特权，倒行逆施，它必然奉行独裁，消灭异见，造成社会黑暗”，“如果知识分子尊崇良知，服膺科学，以发现真理为职责，它就能指引未来，教化社会，造福人民；相反，如果知识分子趋炎附势，抱残守缺，投机取巧，那就必然堕落，成为无聊政客、帮闲文人，或者沦为迂腐僵化的一群”[2]。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以上判断是正确的。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应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 所谓“体制外”知识分子，是相对于“体制内”知识分子而言的。没有“体制内”，自然就不会有“体制外”。那么，什么叫“体制内知识分子”呢?李良玉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定义。他指出：“这里所说的体制，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以国家资源直接供养的政治机关。这个体制内的人员，直接享受国家行政系统所给予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待遇、福利和特权。二是统治阶级、集团所建设的实际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它比国家政治机关的范畴要宽泛许多。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否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只要奉行或者服务于统治集团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宗旨，某种意义上他就属于或者依附于这个体制。上述第一种含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直接操纵的政治网络的组成分子，或者，是受统治集团支配的党务机关、国家机关服务人员；第二种含义上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就其大部分人而言，属于政治的观念、思想和某些具体政治主张，和统治集团所宣扬的主流价值相一致。”[2] 在中国，知识分子被区分为体制内力量与体制外力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科举制废除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就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根据李良玉教授的看法，传统时代知识分子的体制内性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其一，“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权贵和富豪家庭，这些家族，本来就是封建王朝的阶级基础”，而科举时代，他们最重要的出路也是被吸收进官僚集团，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 其二，知识分子赖以依托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是一种政治伦理知识，具有很强的封建时代国家知识的性质。经过系统的儒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具备与封建皇朝的政治需要完全一致的政治价值观”[2]。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归宿，以及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都和国家政治具有同构性。即使没有被吸收进官僚集团，知识分子所宣扬和传授的儒家知识，也具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 鸦片战争以后长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洗礼、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广泛开展，导致多元文化取向的形成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加上文化产业的发达，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由体制内的力量变成体制外的力量。他们谋生于统治集团外的各个行业，成为新式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的知识属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单一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文化，转变为以近代新学知识为主体的融汇古今中外的新时代民族文化。这是一种新类型的国民知识体系，……是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化，是以科学、民主、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为核心指标的文化。也许可以说，在这种新的政治价值、文化观念、知识内容的基础上，进步知识分子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共同体，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推进器，是社会进步的旗帜，是一切反民主的势力、思想、理论与制度的不可克服的对立物。”[2] “只要民主法治的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知识分子的知识属性，就决定了它必然会站在捍卫公共利益的立场上，伸张正义，揭露黑暗，维护社会公正。包容知识分子的这个权利，是社会健康的表现；压制知识分子的这个权利，是社会龌龊的表现。知识分子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转化为体制外的监督者、批评者和建设性批判者，正是近代社会长期转型所造成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革命性转变，也是国家政治现代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2] 1949年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成了执政党，于是，一部分来自延安等民主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成为权力中枢的成员。他们具有纯正的“革命血统”，自然就成了新中国知识阶级的指导者和教育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各级权力机关里都有许多。就中央层面来说，陈伯达、田家英、周扬、胡乔木是比较典型的人物。 陈伯达是毛泽东五大秘书里的首席秘书。他早年是爱国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曾被捕入狱，1937年去了延安。他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为毛泽东所赏识。陈伯达1939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直至1970年被打倒，前后任毛泽东秘书31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一直用其理论才能为毛泽东、为中共政策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其中包括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文革”的极“左”路线。“文革”时期他被打倒，“文革”后又被判刑18年。曾彦修对他的评价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3]。 田家英也是毛泽东秘书之一。1936年，田家英14岁就加入了中共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1937年投奔延安，1948年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田家英官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参加中央重要活动多年，并以极大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田家英身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书卷气，具有强烈的是非正义感。正因如此，他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牺牲品，1966年含冤自杀，年仅44岁。 周扬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理论家、革命文艺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后他便投入革命文艺大潮，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1937年去了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后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新中国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成为新中国极“左”文艺的坚定捍卫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幸免“文革”悲剧。“文革”之后，周扬以极大的勇气反思极“左”路线，却又惹了许多是非，成了一名“悲情的思想者”。 胡乔木和陈伯达、田家英、周扬一样，属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同一种类型。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文革”前和“文革”时期，甚至今天，这种类型都有大大小小的一批人存在。研究他们的经历、个性和各自的命运，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胡乔木作为一名体制内知识分子，身上既带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共性，同时也具有典型的体制性特征。作为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他的行为特征可能比一般体制内知识分子更为复杂和矛盾。 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胡乔木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化人而存在。胡乔木嗜书如命，他的子女回忆：“父亲很少逛街，但特别喜欢逛旧书店淘书，每次外出都要带几摞书回家”[4]。胡乔木的藏书最后达到了4万余册。由于酷爱读书，胡乔木知识广博，他曾如数家珍地谈起高尔基那部“长而且怪的”、“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5]52。正如吴江说：“按他本人的学养，如果让他自由发展的话，可能成为一个名学者，或者成为别林斯基式的文学评论家，甚至可能成为戴望舒式的名诗人。”[6]53。他“艺术趣味偏于雅致高洁”，王蒙笑称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说他的格调是那些“棍子”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比的[5]55。 胡乔木本人也最看重自己文人的身份。李慎之说，他深知胡乔木内心的一个秘密：虽然久居高位，但他心中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曾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7]415。李慎之晚年还回忆：有一次，胡乔木到南斯拉夫去访问，外事局问：送点礼物?他说，送什么礼物?知识分子要送就送书[8]258!只是胡乔木一生被公文、报告淹没，竟然拿不出一本可供作为礼物的著作。对于一个政治人来说，胡乔木可谓功成名就了，邓力群说，几十年来，没有看到胡乔木大笑过。但在远离政治的钱锺书家里，我们却看到了胡乔木忘情的“痴笑”，而且笑得那么开心。看来，只有脱去官场的外衣，还回一介书生的本真时，胡乔木才真正地轻松和愉快。季羡林谈到一件小事较能揭示胡乔木光鲜仕途背后作为一个士子落寞而无奈的内心。季羡林记得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言谈中大赞他的学术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老反过来恭维他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7]485。胡乔木内心的隐痛可见一斑。1989年，胡乔木曾手书宋无名氏词一首《水调歌头》给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这首词的上阕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而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面对学术家园早已荒废的现状，这首词道出了胡乔木的痛惜与无奈。 作为一位文人，胡乔木有与文人相通的一面。“八十年代，他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接触，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延医送药，颇有诸多感人之处。年届高龄，怀旧之情日增，与当年同窗季羡林、钱锺书等时有交往；他曾登门拜访过施蛰存、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为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他与文学界后辈王蒙、陈祖芬等结为忘年之交，甚至枉驾琴岛看望青年诗人舒婷而吃了闭门羹。[9]凡此种种，显示了胡乔木自然流露出文人本真的一面。“在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狂风巨浪中，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就很不容易。这也足见其性格中真诚的一面还是坚韧的。”[10] 但胡乔木毕竟不是一名单纯地躲在书斋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而是一名掌握着中国言论大权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他身上体制烙印更加鲜明。他一生奉命写作，有很强的体制依附性和一定的权术和权欲。尽管他也重视表现他的智识和才华，以及他的人情味，但他更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尽管他与文人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同样是知识分子，若是被他视为‘异己’者，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作为政治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言论权力拥有者一样，便会对之进行压制与打击。笔不留情，手也不留情”[9]。李慎之说：“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前者占上风时他像一匹骏马，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像一头驯服驯良的老牛。”[10]正因如此，毛泽东称胡乔木是“思想改造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11]。 胡乔木的表现要以“文革”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1949年至“文革”，中国的体制不仅在不断的整肃中已是铁板一块，而且日渐滑向极“左”的深渊。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思想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胡乔木一直在夹缝中坚持正确的立场，也一直随着“左”的形势的发展而时时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并随时奉命为“左”的政策宣传、解释和辩护。例如，1956-1958年，随着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占据上风，胡乔木经历了一个由支持起草“反冒进”文件到起草批判“反冒进”和鼓吹“大跃进”文件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个由对“反右”运动的鸣放整风不积极，到大肆替“反右”辩护的过程。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胡乔木同样经历了由前期的对“大跃进”不满，并奉命起草纠“左”文件，到后期转而为毛泽东辩护，并起草批判右倾和彭德怀的文件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复杂政治中左右摇摆的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班子的重要成员，胡乔木的职责是协助中央起草文件，传达、宣传、解释中央的意图。准确来说，他的职责是表达中共党核心层的思想和决策。核心层的思想和决策发生变化，他也必须跟着变化，别无其他选择。即使核心层的决策是错误的，他也只能无条件服从，并且毫无异议地去表达、宣传和执行。他就是一支不自由的笔杆子。这一点，不值得肯定，不过，考虑到当时的时代形势和中共党内的险恶生态，我们还应该给予一定的同情和理解。 当然，从主动迎合还是被动为之上，还是能看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胡乔木留给外人的印象，应当不乏主动迎合的成分。胡乔木从事学生运动起家，虽然有良好知识环境的熏陶，但潜心读书的时间并不长，缺少人文主义传统的内质。他有文化修养，但书卷气不重，“仕”的气味浓厚于“士”。这也是他的政治生涯每每能绝处逢生的原因所在。许多学者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政治家都谈到胡乔木软弱的毛病。笔者认为，与其说软弱，不如说缺乏一份知识分子的人格坚守。这与同为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田家英“十年京兆一书生”，在艰险的环境中面对风浪，不畏风险，多半出于书生意气。这是田家英的天真之处，同时也是他特别令人尊敬的地方。实际上，胡乔木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他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毛泽东还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12]118。只是长期侧身在中央高层权力夹缝中的凶险和恐惧，一点点地消磨着胡乔木内心本来就脆弱的坚守，渐渐养成了“一日无君，则惶惶然”(胡耀邦对胡乔木的评语)的政治依附，并“全心全意地、自觉地做了党的驯服工具”。 “文革”后，中国的体制有了较大的松动空间，再也不是板结的一块。意识形态工作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胡乔木比在毛泽东时代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他已经不是“文革”前完全不自由的笔杆子，而是成了一个掌握笔政的人，已经可以影响党的政策。胡乔木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于光远回忆，在1979年：“他(指胡乔木——笔者注)在动员我离开社会科学院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时，对我宣传了一通掌握笔政、影响中央决策的重要。他说我们(包括他、我和邓力群)写的东西，经过中央认可，就成了中央的决定”[13]241-242。这个时候，胡乔木是否顺应时势，就成了检验他的试金石。不可否认的是，在时代大潮面前，胡乔木向前走了一点。比如，他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作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讲话，对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启发意义。他果断地提出“不要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为“文革”后文艺与政治脱钩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他对“文革”的反思，为《历史决议》否定“文革”极“左”理论起了重要作用等。但是，由于胡乔木过去受“左”的观点影响太深，所以，他对某些改革开放的新鲜事物保持着不恰当的警觉和敏感，从而在某些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起了阻碍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用“左”的手法出手伤人。比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上、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问题上以及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都不同程度地加以阻碍。另外，在批判电影《苦恋》、“人道主义与异化”、“清除精神污染”等问题上，胡乔木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且，在这些问题上也都体现了他与胡耀邦的分歧。因此，有人认为他：“萧规曹随，一循旧制，按照最高领导的旨意和意图，继续坚持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性重视与排他性管制，对一切自认为不符合执政党理论规范的思想主张，对任何意欲突破意识形态传统的创作要求，对所有视为离经叛道的自由言论，进行打压和批判，以维护无以动摇的执政权威与权位”[14]。这也是胡乔木在发动一个又一个不是运动的运动后，为人们所批评甚或不齿，以至于留下那么多话柄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曾去看望新生代女诗人舒婷。后来舒婷谈起对胡乔木的印象：老人是懂得文学的，但由于多年为官沉积于心的那个罗盘指针，总是在惯性中运动[15]。舒婷的判断是中肯的。李慎之在《怀念温济泽》中也说：“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共同的老上级，从40年代起就是毛主席手下的理论权威，他对温老的器重和爱护大家都知道的，温老也称之为恩师，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胡乔木同志思想上保守和狭隘不断发展，常常发些莫名其妙的言论，然而温老在思想上却始终保持进步，从来没有退却过!”[16] 与许多掌握权柄的领导人一样，胡乔木也有权欲和玩弄权术的一面。胡乔木与周扬的对立、与胡绩伟的对立，甚或与胡耀邦的对立，恐怕都有这样的因素。夏衍说：“周扬那篇谈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以周扬的名义发表，如果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17] 于光远也说：“就我所看到的周扬不是个玩弄权术的人。而胡乔木这个人很复杂，在不同时间、不同人面前他给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他在一般的知识分子面前表现出比一般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能够识别他们的水平，因而博得不少人的好感。而对周扬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很难容纳。因为我们后来看出他不愿意示之于众，而又事实上存在着的那些不良品质，同时在思想能力上我们又使他感到某些威胁，于是他与周扬和我就发生了种种矛盾。”[13]243 有人这样评价胡乔木，“当他失势或受压的时候，其软弱性的一面容易暴露出来；而当他权力在握的时候，其固执性一面或者说权威心理和自尊心就容易表现出来”[6]56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指出：“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18]李锐也说：“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11]我想，他们所说的，也许就是胡乔木身上的双重人格。 在一些文化人眼里，胡乔木已经成为一个“驯服的工具”。而在某些政治家眼里，胡乔木作为政治家的成色又嫌不足。毛泽东说：“乔木跟我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12]120邓小平说他“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19]1197。从这里可以看出，胡乔木的双重人格恰恰又造成了他的两面不靠谱。这应该是他尽享尊荣之外的一丝悲剧。 纵观胡乔木一生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有三个重要文献与胡乔木关系密切，它们是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和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三份文献不仅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考察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指标。 1945年《决议》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中共“七大”通过的。它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圆满结束，也意味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权威地位的最终确立。这是第一份完整体现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献。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了中共的思想统一，使之成了一个严密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团体性的空前强化与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战胜中国国民党从而取得全国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1945年《决议》的消极性也同样明显。它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为模式的。这个模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联共党史》是在斯大林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叙述了自1883年联共(布)建党开始至1937年的党史，于1938年10月正式出版。1938年，联共(布)中央就《联共党史》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决议，说它“是对联共(布)党史的主要问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的、可信的说法，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任意解释”。此书一出，其他所有关于联共党史的著作统统被封存或烧毁，关于联共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人物的写法、评价统统按照《联共党史》改写，斯大林成了党史中的主角。该书对苏联以及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前苏联学者指出《联共党史》最消极的后果在于：“在党史中确立了虚伪的、被篡改了的思想和论点，对一些事件和现象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对一些史实作出了歪曲的说明，并提出了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论。”[20]我国有学者指出，《联共党史》是为斯大林个人树碑立传、为斯大林政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一本书，它用剪裁历史的方法来神化领袖和宣传个人崇拜。它是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为主线，以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书。书中所有的史实都是围绕路线斗争展开的，目的是为斯大林的“正确”路线服务。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联共党史》对党的历史人物的处理也有许多是错误的。一方面，它过分夸大和神化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作用。全书都是以他们为中心编写的，许多地方连篇累牍地介绍他们的著作、叙述他们的活动，还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死后唯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行动都说成是正确的，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这本书不仅对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写得很少，对于反对派或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对普列汉诺夫的早期活动作了一定的肯定之外，其他的人都被写成一贯地做坏事，而且最终都成了反革命。”[21] 《联共党史》在1939年传入中国，正值毛泽东酝酿整风的时候。该书刚好适合了这一需要。毛泽东看了十多遍，并推荐和组织高级领导阅读，当时高级干部的学习主要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最后，这样高度评价这本书：“《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笔者注：指《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后来，此书结束语又被作为全党整风必读的文件。 1945年《决议》就是一个以《联共党史》为模本，把党的历史塑造为路线斗争史的文献。它把一部错综复杂的、凝聚着无数先烈智慧和鲜血的党史演绎为两条路线斗争史，更演绎成一部毛泽东个人的英雄史诗。 所有公开出版的《决议》都是沿用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版本。这个版本已经在中共“七大”通过的版本基础上作了886处改动，主要是作了淡化毛泽东的改动，因为苏联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所以，改动的内容主要是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表述，修改后突出中国革命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地方直接将“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地方则插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表述。另外就是突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贡献。《决议》有些地方增加了对斯大林的表述，有些地方直接将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引文换成斯大林的引文。此时修改的目的主要是做给斯大林看的[22]，[23]328-330。王明在《中共50年》这本书中写道：“五十年代载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虽然注明是1945年4月20日，其实是重写的。这个伪造的文件是为了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阅读的。五十年代发表的《决议》内容和1945年通过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内容之间的显著差别，就由此而来的。”[24]159看来，王明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遗憾的是笔者手中没有1953年前的版本。但即使按照1953年《决议》版本的表述，也可以看出处处刻意树立毛泽东的痕迹。例如，《决议》中，除了一处指出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外，全部以毛泽东为唯一正确、绝对正确的形象出现。而且从建党那一天起，毛泽东就一直在与错误路线作斗争。《决议》中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和陈独秀的错误的原因时，说是因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是名不见经传的。在谈到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的历史时，说“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强调，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实际上，遵义会议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毛泽东都不是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文革”时自己也说：“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25]整个《决议》没有出现中共历史上和建军历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领袖的名字。《决议》中出现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博古等名字都是作为与毛泽东路线对立的错误路线的代表被提出的。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不讳言。在通过《决议》那一天，毛泽东做了一个对《决议》草案的说明。其中谈到：“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26]284《决议》基本通过后一天，毛泽东也说，这个历史决议案主要是讲两条路线斗争，还不是修党史，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写进去[23]323-324。从毛泽东的话语中可以窥见，《决议》的确有刻意塑造毛泽东，塑造中共历史的成分。 问题在于，如何重新认识这种刻意塑造的影响?1941年延安整风时，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民主革命已经重新进入复兴的时代。没有1941年前民主革命的复兴，就不可能有1945年共产党的地位，也不可能有1949年新政权的取得。1935年遵义会议后，无论是名义上，组织程序上，还是实际起的作用上，总书记张闻天都是最高负责人[25]。《决议》刻意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前推至1935年遵义会议，目的也就是将中共的这段成绩算在毛泽东头上，以此来证明，自从有了毛泽东最高领导，中国革命才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可以断定，1945年《决议》不这样说，革命同样能够成功。就这一点而言，延安整风及其形成的《决议》的确有加强个人权威的成分。这种加强具有相当的消极性。 胡乔木对1945年《决议》的修改成文起了重要作用。《决议》不仅肯定了毛泽东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且将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前推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些表述都有胡乔木概括的作用；当然也是党内高层，包括毛泽东的政治意图的自然表达。 《三十年》是胡乔木在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年之际发表的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论著。它的出台适应了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延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为被全国人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重大举措。“除旧”主要包括对旧体制旧设施的改革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布新”主要是全民性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运动。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发言，强调要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马列主义，但只字未提毛泽东思想，只是说“我们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以毛泽东同志为模范，照毛泽东同志那样来宣传马列主义”[27]289。而在此前的4月，中央办公厅拟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办法要点。其中，关于宣传办法指出：“宣传内容着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和胜利，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和团结国际友人，团结全国人民，继续艰苦奋斗的必要和进行整党的必要”。这个文件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胡乔木的意见拟定的[28]229-230。显然，这个指示是要着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功绩。 《三十年》就是积极贯彻落实毛泽东这个指示的一本著作。它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分四个阶段(192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51年)，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巨大历史作用，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整本书效仿了联共党史从两条路线斗争史角度来叙述的体例，将中共三十年历史放在了毛泽东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时期的错误路线相对比、相斗争的角度，来论述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它采取的是以毛泽东著作和《决议》论史的模式。五万字的论著，引用毛泽东著作就达18种之多，“毛泽东同志”字样出现130多处，该书是对《决议》的照搬。《三十年》发表后，也与联共党史一样得到大规模的出版、发行和学习。教育部曾两次指定该书为高校中共党史课教材代用本和毛泽东著作讲授提纲，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与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并列，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的基础教材。很多人“都是受这本书的启蒙教育长大的”[7]555。《三十年》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教育，也完成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次塑造。《决议》作为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塑造仅限在党内，甚至只在党的中高层，并且当时《决议》还未公开发表。而《三十年》却将这种塑造推广至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产生影响。 用一本刻意强化路线斗争史，刻意强化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文献来统一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势必造成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个人崇拜，其极大的消极影响后来已经惨痛地证明了。笔者认为，《三十年》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关于这一点，胡乔木也有察觉。在晚年，胡乔木多次谈到：“我很惭愧。这本小册子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29]234。据李锐说：胡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11]。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这个决议直到现在都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基础。胡乔木是该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 “文革”结束之前的长期极“左”统治使中国处在崩溃的边缘。“文革”后中国出现由乱到治的转机，全党开展反思“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在许多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和思想混乱。为了统一思想，以便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1981年《历史决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1981年《历史决议》的贡献在于，对1945年《决议》和《三十年》中部分错误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重新加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否定“文革”，并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总结，对“文革”原因进行了剖析，对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教训进行了分析，对新时期党的历史任务作了解释，等等，这些都是符合实际要求的新内容，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个决议和1945年《决议》一样，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历史决议》的核心观点和指导原则主要是来自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30]291-293。在四千人大会讨论中，部分人主张彻底清算毛泽东，清算“文革”的路线错误，不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有争议的内容一锤定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30]298-299。邓小平的本意是不愿过多地谈论毛泽东个人的责任，尤其不愿涉及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反观后来，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加强党的干部的道德品质的教育，甚至曾经还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要求，应该说，是包括了总结“文革”和党的领导人的品德问题的教训的。似乎可以说，如果当初把有些问题讨论透，会有助于对“左”的错误的深入分析，有助于对“文革”错误的彻底清理。应该承认，在这些方面，《历史决议》并未能充分满足历史的要求和人们的期待。 《历史决议》由于时代的限制，的确存在某些局限性。当然对这些时代的限制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其中，“有的是从当时政治大局出发不宜过细、过多地叙述和评价，当时只能说到那个程度，进一步的评论要留给后人；有的是限于当时对历史的认识水平，对历史事实掌握的程度；有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认识的深化所提出的问题”[31]。实际上，中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1981年后中共的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又不断有所发展。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对计划经济等的认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已经足够强大，并且有些问题看得更加真切，《历史决议》中许多局限性的东西有必要重新系统地加以清理，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前进。 1945年《决议》、1951年《三十年》和1981年《历史决议》，是考察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核心坐标。通过前两份文献的起草，胡乔木对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有一定贡献，但在塑造两条路线史、塑造个人政治权威方面，又是有缺陷的。当然，这也有当时条件下的必然性。只不过今天在讨论这两个文献的时候，不仅应该尽量避免不加分析的完全肯定，而且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恰如其分地指出这种塑造所造成的巨大后遗症。 1981年《历史决议》是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他的作用也应一分为二地看。胡乔木把自己对极“左”教训的反思融进了决议的起草中。比如，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全面否定“文革”、抛弃“路线斗争”的提法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胡乔木与时俱进的一面，是他为《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的重要贡献。但是，胡乔木一方面否定“文革”，一方面又不赞成彻底清理“文革”的错误。这反映了胡乔木守旧的一面，也是“文革”后意识形态领域风波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乔木至今还是一个“知名度很高而透明度很低的人物”。对他的研究，要么被刻意打扮成完美的形象，要么简单贴上“左王”的标签。正如王蒙先生所说，人们总是“习惯于以‘保守派’与‘改革派’、‘强硬派’(或鹰派)与‘温和派’(或鸽派)、‘正统派’与‘自由派’的两分法来划分中国的一些人士。这种简单的划分，实在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无二致。同样的简明，同样的粗糙，有时候又是同样荒谬”[5]50。胡乔木作为一名体制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有着复杂多面的人格特征。笔者以上对他的看法，也许可以为理解胡乔木，为研究过去、现在、将来具有类似身份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当然，笔者所做的也只是一种尝试，目的在于起一点抛砖引玉效果而已。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胡乔木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乔木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周扬论文; 毛泽东论文; 斯大林论文; 田家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