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文[1]2017年在《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文中研究说明东周秦汉时期是古代中国国家形态从王国阶段转向帝国阶段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大转变的历史环境中,古代中国不仅迎来了空间整合的大浪潮,也掀起了文化交融的新高潮。不论是秦、楚、齐、燕、赵、魏、韩等大诸侯国,还是巴、蜀、义渠等边地小国,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多元文化空间大融合的历史洪流。其中,秦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基本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整合,是唯一一个由王国形态成功升华为帝国形态的古代国家;巴蜀,作为先秦时期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两个古代国家,虽然不被华夏所认同,也未能像秦一样从偏居一隅的附庸小邦发展成为兼并天下的统一帝国,但在古代中国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巴蜀是较早融入这一过程的古代国家,而且在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巴蜀文化墓葬资料入手,在理清巴蜀文化墓葬制度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东周秦汉时期巴蜀国及秦汉郡县制下巴蜀地区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古学的观察与解释。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九章。第一章为绪论,详细梳理了巴蜀文化墓葬研究的学术简史,总结了以往巴蜀文化墓葬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并对研究对象和一些关键概念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为墓葬资料分区概述,根据墓葬发现地点、空间距离以及相关历史地理环境,将巴蜀文化墓葬的分布范围划分为五个地区,并详细介绍了各区墓葬资料的发现情况。第叁章为墓葬的形制分类,根据葬具形制将巴蜀文化墓葬分为船棺墓、木(石)椁墓、木棺墓、木板墓和未见葬具的土坑墓等五类,详细讨论了上述五类墓葬在长度、宽度、长宽比值、区域分布数量等多个方面的分布特征,并据此将巴蜀文化墓葬形制划分为两个大类,即船棺墓与类船棺墓、木椁墓与类木椁墓。第四章为随葬品的类型学分析与墓葬的分期研究,首次对巴蜀文化墓葬出土的绝大多数铜器和陶器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并根据器物形制与组合的变化情况将巴蜀文化墓葬的时代范围划分为五期12段。第五章为墓葬等级划分与墓主社会地位的判断,首次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系统聚类和K-均值聚类法探讨了巴蜀文化墓葬等级分类的标准与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巴蜀文化墓葬划分为叁个类别和六个亚类,即A1类、A2类、B1类、B2类、C1类、C2类,各亚类墓主的社会地位分别为高级贵族、中级贵族、富裕低级贵族、一般低级贵族、富裕庶民、一般庶民和贫穷庶民。第六章为墓葬器用制度研究,指出巴蜀两地的器用制度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最大的相似之处表现为均以形制基本相类的青铜容器、兵器、工具和陶容器作为主要随葬品,并且都以青铜器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作为区别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识,其中土着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还分别形成了以戈为核心和以凿、刀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第七章为巴蜀文化社会变迁的初步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叁个方面初步观察了巴蜀社会的变迁过程,其中,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都经历了从单一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而后再解体的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则经历了从“倒丁字型”结构优化为“金字塔型”结构而后逐渐劣化并瓦解的过程。第八章为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主要讨论了秦汉帝国形成过程中巴蜀国(人)在族群身份和社会形态两个方面的变迁过程,指出巴蜀人从蛮夷到华夏的转变过程大体经历了“远国蛮夷”、“夏地臣邦人”、“‘中国’汉人”等叁个阶段,认为巴蜀社会从王国到郡县的转变过程大体经历了“王国早期”、“王国晚期”、“半王国半郡县”、“帝国郡县”等四个阶段。第九章为结语,对以上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主要收获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存在的局限性和将来研究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李冬楠[2]2004年在《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文中指出晚期巴蜀文化的发现以墓葬为主，墓葬的随葬器物中，包含有大量的青铜兵器，这些兵器具有区别于其它周边文化的典型特色。以往对巴蜀兵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制的划分、纹饰的分析等方面，而对于巴蜀兵器在墓葬中随葬的作用多不提及。近年来，随着什邡城关等几座大型墓地材料的丰富，巴蜀兵器大量的出土，使得对巴蜀兵器进行综合研究成为可能。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战国、秦到汉初巴蜀墓葬出土的兵器。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搜集历年已发表的战国到汉初的巴蜀墓葬作为原始材料，以洪梅对晚期巴蜀文化的分期作为基础，在对一些墓葬的分期进行了校正以及没有涉及的墓葬进行了分期的前提下，将晚期巴蜀文化的墓葬分为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到西汉四个时期。第二部分：根据葬具的差异和有无将晚期巴蜀文化的墓葬分为船棺墓、木棺墓、木椁墓、木板墓和土坑墓五大类，主要对船棺葬进行分类，分为典型船棺和非典型船棺，而且在不考虑葬具情况下，分析得出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墓葬仅从墓坑大小上可以分为两个级别。第叁部分：详细论述了巴蜀墓葬中剑、戈、矛、钺四种兵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变化。柳叶形剑和铜矛在整个战国时期，多样的纹饰组合是其最有特色的部分，因此本文从剑身和矛骹部刻画的纹饰入手，对其不同时期的纹饰组合进行了归纳。同时剑、戈这两种兵器在形制上的变化，反映其功能是向着实战功能增强的方向发展。铜戈划分为叁角援无胡戈、短胡戈、长胡戈叁种。叁角援戈、短胡戈主要存在与战国早、中期，且由宽援叁角援戈发展而成的圭首形戈到战国晚期作为明器使用。长胡戈中的虎纹戈因其华丽的虎纹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兵器。凡是出土虎纹戈的墓葬其随葬品都较为丰富，而且以兵器为主要的随葬器物，兵器的数量和种类都较多。战国晚期，单独虎头细致夸张的刻画，这些都说明巴蜀墓葬的虎纹戈具有区别于不同兵器的地位。非虎纹戈到晚期出现雕刻古蜀文字的现象，西汉初年已经完全成为被中原式的长胡叁穿戈取代。铜钺从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空銎越来越深，钺体也越加轻薄，以其形制和大小，作为一种实战的兵器显然也是不合适，单独随葬铜钺的墓葬等级较低。可见，铜钺发展到战国晚期，很大可能也是作为明器出现在巴蜀墓葬中。 第四部分：详细论述了兵器在晚期巴蜀文化中的作用。在晚期巴蜀文化的不同时期，随葬兵器的种类数量多少与葬具有无、墓坑大小及伴 36
代丽鹃[3]2007年在《晚期巴蜀文化兵器装饰性动物图像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兵器是晚期巴蜀文化遗存的重要门类，考古发掘出土数量多，个性突出，为理解晚期巴蜀历史文化提供有效媒介。通过综述巴蜀兵器研究的历程，认为前辈或侧重于单种兵器形制类型，或侧重于兵器上铸刻纹饰符号，而鲜见将二者结合者，且对纹饰符号之研究，往往不将纹饰、符号区别对待，又大多只重视虎形象的认识和解读，忽视了大量存在的鸟图像及蝉图像。因之，试从兵器符号纹饰中析出装饰性倾向明显的“装饰性动物图像”，这一名词包含叁类主要的动物题材：虎、鸟、蝉，及其他零星存在的动物形象，如：牛、蛇、蜥蜴等。重点对虎、鸟、蝉叁类主要动物题材进行类型学分析，概括各类图像的构图特征、装饰规律等，并结合载体——兵器形制，建立各类型图像流行的时空框架，从而勾画各图像的变化轨迹，概括蜀地及其内部和巴地不同兵器制造传统体现于装饰性动物图像上的特点及相互影响。A、B、Ca、Da、Ea型虎图像，A型鸟图像，AaI式蝉图像约战国早期出现于以平原区及环平原北为代表的蜀地，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A、Ea型虎图像，A型鸟图像及AaI式蝉图像分布扩展至峡江区及环平原西；战国中期属于巴地的峡江区产生出Cb、Db、Dc、Dd等虎图像，区别于平原区及环平原北，到战国晚期，Cb、Db型虎图像分布及于环平原西；其他一些图像类型标本较少，分布零散，规律性不强。A型鸟图像与AaI式蝉图像之间的界限引导推测了蜀地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兵器制作传统。此外还涉及图像渊源的探索及牟托M1及器物坑出土兵器性质的推测。
范晓佩[4]2009年在《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战国早期至西汉初期的巴蜀文化墓葬中,保存较为完好的347座墓葬作为研究对象,对晚期巴蜀墓葬与随葬的兵器组合进行统一的分类;并在已有分期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晚期巴蜀墓葬中兵器随葬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关系,以期探究晚期巴蜀文化有别于中原列国文化的兵器随葬制度。同时对出土有巴蜀式兵器的石棺葬民族的遗存,也即汉塔山墓葬稍作分析,对巴蜀墓葬中不同类型墓葬的族属以及巴蜀墓葬以兵器体现等级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几点简单的认识和看法。
史忞[5]2017年在《滇东黔西地区出土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兵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滇东黔西地区地处云贵高原腹地,历来便是族群迁徙以及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使之形成了以小自然地理区域为单元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文化格局。本文选取其地方特色突出的青铜兵器为研究对象,试图在通过对该区域出土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兵器进行类型学和年代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滇东黔西地区东周秦汉时期各类青铜兵器发展的时空框架,同时对其与周围地区青铜兵器的关系、内部地域上的差异、族属等问题进行探讨。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绪论。对滇东黔西地区的自然历史情况、青铜兵器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及方法做了阐述。第二章,滇东黔西地区出土青铜兵器的类型学分析。遵循考古类型学原理,对该地区出土的剑、戈、矛、钺、镞、啄、弩机等主要青铜兵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第叁章,滇东黔西地区青铜兵器的分期与断代。依据青铜兵器的变化特征和各类型兵器出现时间的差别,并结合共存器物及相关遗存的研究成果,将滇东黔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分为五期,时间从春秋时期延续到西汉晚期,并总结了该地区青铜兵器的演变特点。第四章,滇东黔西地区青铜兵器与周边的比较及分区研究,在将该地区青铜兵器与周围地区作比较分析后发现,该地区青铜兵器自始至终都饱含着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而不同文化对其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又充分体现在其内部的地域差异上。第五章,相关问题研究。首先对滇东黔西地区墓葬所出兵器的组合进行分析。在各兵器组合中,剑的数量始终居于首位,戈和矛也占有一定比重。其次以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大量典型巴蜀柳叶形铜剑为据,认为巴蜀与赫章两地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存在一条民间贸易通道。并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古蜀曾对其南部实行过“武器管制与禁运”的政策。最后探讨了滇东黔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兵器与“夜郎”文化的关系,认同该地区为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及其旁小邑的活动区域,但对该地区青铜兵器是否就是夜郎文化的遗物持谨慎态度。
井中伟[6]2006年在《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文中认为论文在全面收集和占有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青铜戈戟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首先建立起中原地区铜戈的分期与编年序列，初步揭示出铜戈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动因，然后再按大的时代和区域分别考察了中原地区以外铜戈区域化风格的形成过程，通过整合研究，区分出先秦铜戈所经历的夏至早商、商代中晚期、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五个大的历史阶段，从纵横两方面，构建了先秦时期铜戈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关系。铜戟是由铜戈派生出来的复合型兵器，通过对它进行全面分析，勾画了先秦铜戟由形成、发展到兴盛的演进过程，并提出东周戟与戈形制辨识的基本原则。此外，本文还对青铜戈戟的其它部件鐏、柲、冒、鞘、距以及合金成分进行了综合考察。 青铜戈戟作为先秦时期战争最主要的物化表现形式，其形制演进的根本动因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杀伤功能使之适应战争形式的需要。本文分别从形制、自铭内容与文献记载叁方面，较为深入地解析了青铜戈戟与先秦军队编制、配属以及战争组织方式的内在联系。论文最后还探讨了青铜戈戟的产生与消亡原因。
秦立凯[7]2013年在《汉代西南体育地理研究》文中认为汉代西南体育地理是区域性断代研究,是从地理空间角度透视汉代西南体育现象,分析汉代西南体育文化区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当前体育史研究呈薄弱状态,而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汉代西南体育的研究相对阙如,所以,本选题的研究对于构建历史体育地理学的途径和方法具有探索意义。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在大量占有相关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本着“尽全时空”的理念,探讨汉代西南体育的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体育在地域文化系统中的功能等问题。本文除了绪论外,由五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历史地理背景及汉代西南体育文化区的确立》。第一节,西南自然环境不仅决定该地区体育文化形态,而且影响到汉体育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传播和交流。西南社会环境最大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期,政治上,表现为开土列郡,大一统帝国形成,以汉体育文化为主体,少数民族体育为辅的格局初露端倪；经济上开发力度增强,为体育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体育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体现了经济开发的程度；军事上,战略地位凸显,战争增多,促进军事体育的发达,尚武精神的弘扬；文化上,表现为夷汉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总体而言,汉帝国体育文化处于主导统摄地位,西南各族体育趋于汉化。多民族分布使得西南体育文化丰富多样,独具特色,人口由北往南依次减少的分布格局决定了巴蜀地区体育文化最为发达,滇黔地区相对封闭落后。第二节,汉代体育丰富多彩,是我国古代体育格局基本形成的时期,已经初显地域分异现象。汉代西南体育主要分为军事体育、娱乐体育和养生体育叁部分,每部分具有不同类别和表现形式。第叁节,体育文化因子的确定关系到体育文化区的划分,汉代体育文化区划分的主导因子有体育项目、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等。汉代西南体育文化区具有层级结构,可以划分为巴蜀、滇东与黔、川西与滇西等叁个亚文化区,每个亚区体育项目及特征各不相同。巴蜀地区文明起源早,靠近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化进程早,战国秦汉时期社会转型,经济取得很高成就,并担负以此为基地向滇黔地区推进开发进程的重任,因此其体育项目最为丰富,分布最为广泛稠密,成都及周边可以视为西南体育文化区的核心区,对川西和滇黔地区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作用。滇东与黔地区自然环境较为优越,文明起源也比较早,但相对封闭,其体育文化项目较为丰富,土着化色彩浓郁,体育文化分布呈点块状分布,主要集中在坝地河谷地带。川西滇西地区是华夏文化的边缘,也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突的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其体育文化项目较为单,军事体育发达,分布呈点状分布,主要集中在战略要冲。第二章《汉代西南武术与养生体育分布及特征》。第一节,巴蜀区项目多,分布广,汉化程度高,是武术文化发达区,举重、比武、剑术、斗兽等项目开展广泛,水平高。巴蜀武术移民性十分突出,影响深远。巴蜀地区的尚武之风和当时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滇黔地区和川西地区兵器武艺发达,兵器的土着化色彩浓厚,兵器武艺文化交流频繁。总体看来,这些地区武术文化汉化程度低,落后于巴蜀地区。西南地区擅长使用短兵器,弓弩尤其发达,和地理环境有关。铁兵器的发展折射了西南兵器武艺的发展历程。第二节,在饮食、衣着、居住方面叁地存在明显差异,但从预防保健发展水平上,以巴蜀地区最为发达。巴蜀地区是中国道教发源地,导引养生术由于受道家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十分发达,具有浓重的仙道色彩,体现了巴蜀民族的健康追求。第叁章《汉代西南射御狩猎类体育分布及特征》。第一节,巴蜀地区的射箭活动形式多样,文化的意蕴更为浓厚,习射活动渗透着浓重的“射礼”文化,射鸟和猴则蕴含加官进爵,长生富贵之含义。巴蜀独特的自然社会环境决定这一地区弓弩文化发达,威武的蹶张武士体现了浓厚的尚武之风。巴蜀地区的马术、御术更多出现在等级森严的车马出行,折射了以“礼”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深度。胡骑的出现表明巴蜀地区文化交流频繁,而富有仙道色彩的骑马体现了巴蜀人士浪漫自由的追求。复杂的地形和庞大的车队,形式多样的车骑标志着巴蜀御术的发达和经济成就。滇东与黔射箭活动起源早,用于狩猎和军事斗争,出现了赛马和骑兵格斗,甚至出现了女骑手。而投壶和车马出行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反映了汉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川西和滇西地区由于以游牧生产方式为主,骑马射箭文化发达。第二节,巴蜀地区随着开发力度加强,森林减少,人们狩猎活动频繁,弋射形式比较典型,奔跑运动则多出现在伍佰形象中,体现出巴蜀地区经济文化更为发达。滇东与黔地区狩猎活动多样,围猎形式尤发达。奔跑则出现在狩猎等日常生产生活中。川西滇西地区射猎活动频繁。第四章《汉代西南娱乐体育分布及特征》。第一节,巴蜀境内多湖泊河流,水上项目形式多样,龙舟竞渡活动开展很早,游泳技能高、划船技术好,很早就应用于军事斗争,巴人的游泳技能尤为突出。垂钓活动开展普遍和广泛,有的垂钓活动蕴含了汉代隐士之风。棋类运动活动流行,尤其是六博活动,且具有浓重的仙道色彩。滇东与黔区水上项目多,龙舟竞渡盛行。流行磨秋、斗象、弄蛇等富有特色的项目。川西滇西很早也出现了石球等游戏。第二节,巴蜀地区杂技类型多样,惊险刺激,富含身体技巧元素。巴渝舞更是声名远播,影响深远。滇东与黔出现了迭罗汉、踩高跷、缘竿等杂技活动,流行圈舞、盾牌舞、傩舞等舞蹈。川西滇西有傩舞、弄丸等活动。总体来讲巴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汉化程度高,水上项目、宴乐舞蹈、杂技活动等娱乐体育更为发达。第五章《对汉代西南体育区特点及其功能的认识》。第一节,探讨了汉代西南体育的特征：一体和多元、封闭和开放、尚文和尚武、原始和发展等四个方面。认为由于社会转型及大一统帝国的影响,体育具有尚柔主静、身心一元、缺乏竞争的文化个性,又由于民族成分多,生产方式多样,体育类型多样；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交通的发展、移民活动,使体育具有封闭和开放的特性；由于以礼为核心的汉文化影响,体育文化尚文,但军事形势的需要,尚武之风盛行；生产力落后,地理环境的封闭,体育巫文化色彩浓厚,具有原始性,但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大开发,汉体育文化的传播,体育文化又具有发展性。第二节,巴蜀地区社会转型早,汉化程度高,经济发达,文化交流频繁,娱乐体育发达,尚武之风盛行。“巴出将、蜀出相”的人才格局具有诸多影响因素；滇东与黔,自然条件较优越,娱乐体育和军事体育较发达,体育土着化色彩浓厚：川西滇西地区体育类型单一,军事体育发达。第叁节,影响区域特征的因素有自然环境、社会转型、军事活动、交通贸易、移民活动、宗教等六个方面。自然环境是区域分异的基础,社会转型和移民活动等影响甚大。第四节,汉代西南体育在地域文化系统中具有社会功能、传承功能、教育功能、健身娱乐功能等四个方面。体育在增强民族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提高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探索：一是首次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系统梳理了汉代西南体育地理现象；二是率先提出“汉代西南体育地理”命题,是对历史艺文地理的一个充实,对于体育学科建设具有一定价值;叁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置于汉代西南社会转型和经济大开发、夷汉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期客观全面地总结汉代西南体育文化发展规律,为当前传承民族体育文化服务,为西南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蒋孟[8]2013年在《巴族地区青铜艺术研究》文中认为巴族,是曾存在于我国叁峡地区的一个古老族群。巴族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崇巫尚武、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演变为具有自身独特风格的地域性文化——巴文化。本文以探讨巴族代表性青铜器物综合性研究为基础,通过以艺术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为辅的角度对迄今发现的巴族地区青铜器进行分类研究,从巴族青铜器的背景与工艺、器类与形制、纹饰与图语、精神与内涵四个方面对中国巴族青铜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阐释。本文尝试构建巴族地区青铜艺术的研究体系,了解巴族青铜器艺术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探讨巴族地区青铜器的艺术精神及其内涵并寻找巴族地区青铜器与巴人生活的联系及潜在规律。从而研究巴人生活区域多元造物文化的相互关系,为后续的相关学科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关于本文研究的空间维度,从考古角度来讲,历史时期有过较长时段的稳定的巴人活动的区域均可称之为巴地。远古时期巴族发源于巫山、大巴山一带,后逐渐迁徙扩散。于夏商之际在汉水流域建立部落性群体“巴方”,在清江流域形成“巴氏”廪君蛮。经春秋战国时期的疆土扩展与部族融合,建立了以今渝中为中心,地跨川东南、鄂西湘西、黔东北的巴国。因此本文所指的巴地就是先秦时期西起鄂西,东到川东,北达陕南,南及湘黔之地。关于本文研究的时间维度,本文所分析的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巴族地区青铜器,战国至两汉时期古代巴文化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巴族青铜器物特征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巴族青铜艺术的特点与内蕴。通过对大量出土器物的对比和分析,加上文献史料的佐证,可梳理出巴族青铜器的演化及发展。从中国青铜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巴族青铜器只是整个青铜文明中的一小部分,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艺术内涵与文化特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吕建昌[9]1997年在《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有两个重要的诸侯国家，即巴国和蜀国。据历史文献记载，巴人大概起源于湖北的西南部，后来主要活动于I；D东、鄂西北和汉中一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洁。”①蜀人则由氓江上游的山区逐渐向成都平原发展，其地东接于巴，南
马盼盼[10]2017年在《巴蜀地区出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文中认为记载古巴蜀地区历史的传世文献有《华阳国志》《山海经》《世本》《蜀王本纪》等,这些文献的神话传说的成分较大,难以使人信服。解放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在四川、重庆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先秦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大大豊富了古巴蜀地区的考古资料。这些出土的先秦资料自然要比神说传说成分较大的傅世文献要可靠得多。这些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古蜀国和古巴国的遗物,在这些遗物上,往往铸刻有无法识读的铭文,而这些铭文,当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人民所使用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文化的载体,古巴蜀地区出土的文字资料对于巴蜀史的解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在广泛搜集、查阅各种考古发掘报告,博物馆出版的相关图耆,盛世收藏等网站网友的分享,旧着录书,学者的相关研究等的基础上,共搜集到巴蜀地区出土的文字资料器物共741件。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古巴蜀两国的历史,地域范围:巴蜀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概况;第二部分“巴蜀文字相关问题研究”,该部分细分为六小节:第一节总结介绍学者们对于巴蜀文字的性质与分类的研究;第二节介绍巴蜀文字Aa类文字的方向性问题;第叁节为巴蜀印章的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出现频率较高的文字以及在第二节中已经确定方向的文字来谈谕巴蜀印章放置时的正位问题;第四节为巴蜀地区重要文字资料的选释,其中包括文字最多的一件矛(TM105)、郫县红光戈(TG42)、什邡“十方雄王”印(YZ080)叁件资料;第五节介绍了巴蜀一种特殊的铭文戈,之前学者称为“棘字戈”;第六节是巴蜀汉文字戈,包括巴蜀地区出土的汉文字戈、巴蜀铜戈铸刻汉文字的戈、与“巴”有关的汉文字“甫王戈”。第叁部分“资料整理”,第一层首先按照文字的载体进行分类,分为四类:铜兵器、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印章;第二层按照首字进行排序;第叁层按照出土地进行归类:第四部分“附录”,介绍第叁部分所整理的器物的信息,包括:器号、出土地、尺寸、时代、现收藏地(者)、着录情况(来源)、其他信息、文字分类。器号为器物代称加上序号:出土地有的为行政区(镇、村),有的为遗址和墓区名称;尺寸不详细介绍各个部位的长短,只介绍整体器物的尺寸;时代主要采取考古报告整理者的意见,个别会根据学者相关的研究重新进行时代定位;现收藏地(者)不清楚的记为不详;着录情况中,文物研究性质的文章不全部写明;其他信息为器物上的文字,与着录书的错误情况;在铜戈的着录部分,汉文字附释文。
参考文献：
[1]. 巴蜀古史的考古学观察[D]. 向明文. 吉林大学. 2017
[2]. 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D]. 李冬楠. 吉林大学. 2004
[3]. 晚期巴蜀文化兵器装饰性动物图像分析[D]. 代丽鹃. 四川大学. 2007
[4]. 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D]. 范晓佩. 吉林大学. 2009
[5]. 滇东黔西地区出土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兵器研究[D]. 史忞. 西北大学. 2017
[6]. 先秦时期青铜戈·戟研究[D]. 井中伟. 吉林大学. 2006
[7]. 汉代西南体育地理研究[D]. 秦立凯. 西南大学. 2013
[8]. 巴族地区青铜艺术研究[D]. 蒋孟.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9]. 先秦巴蜀青铜兵器研究[J]. 吕建昌. 军事历史研究. 1997
[10]. 巴蜀地区出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一）[D]. 马盼盼.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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