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与导演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导演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一个做导演的人，最初拚的是技巧；技巧相当了，拚的是学养；学养拚完了，最后拚的是人格。技巧掌握了，可以胜任导演工作；学养丰厚了，可望成为好导演；而只有具备了健全的人格，才能成为大师，成为导演大师，成为艺术大师。
迄今为止的导演学理论，只注重对导演艺术创作规律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对审美主体——观众的研究，即接受美学的研究，却始终忽略了导演行为发生学中行为主体——导演对客体——导演艺术创作的影响的研究。在导演影响导演创作的诸多因素中，我以为，导演的人格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终极因素。
人格
日常交谈和学术表述中都会提到人格，但日常交谈中所说的人格是泛指的、不精确的，比如说：“某人有人格”、“某人人格有问题”等，说的是对人的道德评价；而学术上的描述则是用来解释一个人如何与他人相同和相异，以及是什么因素把这些异同点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模式。当代人格研究并不急于给出一个普遍划一的概念，对当代人格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列举过50种人格定义，从古罗马的西赛罗一直到20世纪众多学者的论述，林林总总，莫衷一是。看来，对人格的最好解释莫过于对各种人格理论的融汇，然后再从中寻求存在的合理模式。
有趣的是，人格一词的词源原与戏剧有关，人格（Personality）一词来自拉丁文面具（Persona），是从希腊文直接派生出来的， 原指古希腊戏剧中演员佩戴的面具。只是戏剧与生活、演员与角色、假定与真实，难免纠缠混淆，于是经过了一系列迅速的扩充和改造，使这个具体的名词演变成为一个抽象的、多义的名词。指面具为人格，把人格说成是面具那样的东西，不正表明了人格就是表现于外的、在公众场合中的自我吗？这里，还可以引伸为人在生活“舞台”上演出的种种行为。人格使一个人区别于他人，并通过他与环境和社会公众的关系表现出来。
奥尔波特提出健全的人格具有六个特点：一，自我广延的能力。人格健全的人爱好多、朋友广，无论政治、社会或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都有着广泛的兴趣；二，与他人热情交往的能力。人格健全的人能容忍别人与自己在价值观与信念上的差别，没有妒忌心，没有占有欲，富有同情心；三，情绪上有安全感和自我认可。人格健全的人经得起一切不幸的遭遇、挫折和不可避免的打击、冲突，并对自己具有积极的自我意象（对自己的看法）；四，具有现实性知觉的表现。人格健全的人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自己的主观愿望来看待事物、顺应情境；五，具有自我客体化的表现。人格健全的人十分清楚自己的优缺点，懂得实在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差距，懂得自我评价与别人看待自己之间的差距；六，具有一致的人生哲学。人格健全的人为一定的目的而生活，有着一致的定向。
前面我讲到导演最终拼的是人格，毫无疑问，能够拼到最后的导演必定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试想，一个健全的导演难道不应该有广泛的兴趣，善于和别人相处，不怕挫折、游刃有余，顺乎情理、尊重规律，充满自信而不固步自封，拥抱生活而有真知灼见吗？
文化人格
近年来“文化人格”在一些文论中时有所见，真要讨论导演的“文化人格”却有一定的冒险性。我们知道，“人格”是个个体概念，“文化”是个群体概念。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庞大丛体，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群体中长期形成的、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因而用“文化”界定“人格”组合衍生出的“文化人格”，更适宜用来描述群体现象。比如，我们用“文化人格”来观照京派导演、海派导演、青年导演、成熟导演、西方导演、东方导演等导演群体，妥贴得当，顺理成章。汉语中“数”的概念比较模糊，导演一词可以是单数——具体指某一个导演，也可以复数——概指导演群体，全然视上下文语境而定。至于可不可以用“文化人格”来描述某一个具体的导演，我想，在澄清了某些认识障碍之后（留待下一节讨论），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
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讨论导演的“文化人格”，无非是从价值体系和行为体系来分析研究，寻找特征，实质上谈论的是导演的“文化心理结构”。当然，约定俗成称之为“文化人格”也未尝不可。这里先讨论群体概念的导演文化人格。作为宽泛的导演群体——当代中国导演（或华人导演），其文化人格尽管会有各种各样的内部差异，却总可以从文化心理结构的民族性格、价值标准、情感形态、思维方式等方面找到涵盖整体的共性和特征。而这些共性和特征最终又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共性和特征。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忍耐、注重私德、安于现状、富于尊严感，是一个内向型的民族。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地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戈壁，西南耸立世界屋脊，形成天然的隔绝机制。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人们长期从事比较稳定的农耕生产，并受宗法制度的拘束，自然形成了民族性格的内向倾向。在历史、种族、社会所构成的文化三座标中，种族是最稳固最持久的文化印记。中国导演或华人导演无法摆脱作为炎黄子孙所具有的这种内向的民族性格的印记。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在历经数十年社会政治生活的剧变之后，呈现出动态的、多元的态势。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指断层现象，笔者注）的更新；但他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子孙身上照样出现”。绵延了两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时至今日，仍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华人导演的价值取向。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海外当代新儒家认为，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距孔子百余年的孟子把仁诠释为人心；汉儒董仲舒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南宋新儒朱熹则以生生解仁，仁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是生命、是创造。这和当代艺术家对“生命意识”的强烈体认和终极关怀遥相对应、一脉相通。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感受较深，对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谈论较多，但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维系数千年并保持其生命的发展，恰恰说明了它还蕴含着不可置疑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功能，若是摆脱惯性的封闭保守的负面思维定势，不难发现，正是其兼容性和开放性起了良性的催化作用。本世纪初话剧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便是一个明证。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道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至今也仍是华人导演（尽管年龄有别、流派各异）的共同胎记。
与民族性格和价值标准相联系的是情感形态。建立在儒家家庭观念基础之上的东方情感模式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当然也是中国导演）最基本的情感形态。中国人在熟人之间常用家庭称谓彼此称呼，过去尊称“某某兄”，今日则大呼“哥儿们”；中国人还喜欢相互称“同胞”，含同一父母所生之意；汉语中的“国家”，从字面上看是邦国之家；孔子所确立的家庭式国家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两千年来已被中国文化圈内的广大民众忠实而普遍的接受。众所周知，情感模式十分注重人的情感纽带的作用，而东方情感模式始终把家庭的纽带放在首位。发展到今天，各地的华人社区还将家庭关系通过同宗、同乡、同学的关系扩而大之，使无血统联系的人形成一种“家庭”关系，紧紧系于一体。说到家庭关系，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和西方人的家庭关系大相径庭，中国人的亲属制度以父子关系为轴心，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环绕这一轴心而展开，衍生出父子型的文化模式；西方人的亲属关系是以夫妻关系为支配原则，其社会文化即环绕夫妻轴心衍生。因此，中国文化圈的父子型文化模式在评价某一组织成员的行为时，其标准必然是依附，忠实和可靠。宋·李涂《文章精义》云：“《论语》气平，《孟子》气激，《楚辞》气悲。”平、激、乐、悲，看似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皆由政治理想的执著而生情，勾画出中国文人以“忠”为前提的生动的情感形态。中国传统戏班以班主（往往兼表演教师和导演）为“家长”的家庭式团伙组织形式，正是以“忠义”为纲来维系情感和控制运作的。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思辩方式，使得中国导演可以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积累丰富的感性经验与认识（导演艺术是行动的艺术！），却不习惯作纯形而上的思辨。他们长于将众多的材料简单归并，给出一个泛化的概括。心理学上把思维分作两极：现实极与我向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导演的思维更接近我向思维——一种以想象形式来表达主体潜在需要的思维。从现代血型研究的观点来看，亚裔人与艺术家都以B型血型居多，B型特征包括“包罗万象的散文般的横向思维、人际交往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感情丰富而多变，灵活和流动性……”血型研究可能牵强附会，但只要不拘泥于学究式的态度，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印证一些现象，比如“包罗万象的散文般的横向思维”这句话，就生动地勾画出华人导演惯有的思维方式。
文化与人格
本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学新学派“心理人类学”，又称“文化与人格”学派。从30年代开始，这个学派的文化学家们在进行实际调查时，不再满足于对文化作机械的重建描述，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如何由个人而存在，又如何经由个人的学习、接受等心理过程而持续传递。他们采纳了心理分析学家从个体发育理论发展而来的个体学习与教养方式的理论，形成了“文化与人格”学派，填补了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之间传统的空白。他们一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文化与典型人格的关系；文化与个别人格的关系。他们认为，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而且由于遗传与个人生活经验的不同，造成个体的极大差异。加之社会有阶层、团体之分，人有年龄、性别、职业的差别，这些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可能表现得相当合一，但其心理反应却不尽相同。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在他们的行为与动机之间是有距离的。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便在《论语·阳货》中言简意赅地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承认素质的基础上，从文化承袭的角度讲到了人格的个别差异，或者说，讲到了文化人格的个体性。
共同的文化生成环境下个体人格差异的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文化本身的承袭与传递而言，“文化断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众所周知，婴儿出世以后，靠母亲喂养乳汁长大，母乳中含有幼婴成长所需要的最宜吸收的营养。但是母乳再好，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要断乳，还是要迫使孩子学会吃饭，以便摄入更全面、更丰富的营养。只有断乳，孩子才能健康成长，不能设想一个人一辈子靠母乳哺养长大。文化的承袭与传递也是这样，必须有一个文化断乳的过程，养成在母体文化的基础上吸纳异质文化的能力，才能防止或减缓母体文化在承袭与传递过程中“熵”〔1〕的出现或增长。 对于那些在共同文化生成环境中的个体而言，每个人的文化断乳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如断乳的时机、母体文化的根基、吸纳异质文化的机遇与能力等等。在文化与个别人格的关系上，文化断乳正是个体文化人格产生差异性的缘由。
上述现象还表明了个人在文化承袭与传递的过程中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大抵有两种方式：创新与传播。“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最新研究表明，个人的心理挫折，即个人心理需要因文化的约束而引起的挫折和不满，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异常行为，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却可能成为文化创新的动力，也就是说，个体的心理挫折能够成为创新、变革的根源；传播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甚于创新，创新仅仅造成局部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的大幅度发展有赖于一地的创新成果向异地的传播。显而易见，现代信息社会传播手段的发达大大加快了人类文化变迁与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急剧的发展与变迁中，现代社会文化人格的个体差异性日益活跃与明显。
我们既要关注生活于文化之中的个人，也要关注个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说，文化属于共性的范畴，人格属于个性的范畴，那么，共性制约下的个性的张扬，则是文化人格同中有异的个性特征。
文化人格与导演
之所以说在导演技巧、导演学养、导演文化人格等诸因素中，影响导演创作的终极因素是导演自身的文化人格，这是因为无论是术（技巧）还是学（知识修养），任何导演都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而获取、掌握和提高。它们是可以人所共享的，虽然不同的人会有高低文野之分。与导演的文化人格相比，技巧和学养毕竟是“用”，不是“体”。一个导演的文化人格是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它既受整体文化积淀的制约，又受个体心理特质的制约。它是一个导演独有的、无人可以重复的心路历程冲刷而成的堑壑，导演的思和行，在这堑壑中奔涌；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他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形态、他的思维习惯和言说方式，都在这堑壑的规范下，潜入导演创作最活跃的层面，把玩导演创作最精微的机关。
要而言之，导演的文化人格在三个关键环节上左右着导演的艺术创作：导演文本的选择，导演文本的重构，导演文本的传送。
一，导演文本的选择。导演创作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选择剧本。导演的艺术良知、导演对生活的认识、导演的责任感、导演的艺术品味、导演的价值判断，一句话，导演的全部文化人格，就在这一次的选择中毕显无遗。导演文本选择最大的天敌是媚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传世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把人类天性中媚俗的弱点写到了极处，我们不得不承认，媚俗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中最难消弭的顽疾。当今一个导演在选择剧本时要面对太多的诱惑和顾忌：要取悦官方；要讨好观众；要想拿奖；要想卖座；要追时尚，抢风气之先；要抓热点，占题材之利；甚至不问剧本好坏，只要是名人的，图个攀附；只要是高稿酬，图个实惠；只要是能导戏，图个名份……当一个艺术的选择掺入无穷尽的非艺术的掂量，这种选择只能是媚俗，已无艺术可言。诚然，导演选择剧本不是说不要想到观众、不要考虑票房、不要顾及热点、不要比照时尚，而是要把这一切都纳入艺术的思量。艺术的本体是生命，艺术家关注的是生命意识。不同的剧本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切入，可以有社会学的层面，可以有心理学的层面，可以有人类学的层面。不管哪个层面，其终极选择应该是艺术家对生命的礼赞，艺术家对生命意识的张扬。
二，导演文本的重构。二度创作是导演艺术独特的创作方式。导演把一度创作用文字写成的剧本通过舞台手段树立在舞台上，实质上是把文字符号先行解构，然后再运用舞台符号重新编码，对文学剧本作一番语码的重构。各类导演在理解和处理二度创作与一度创作的关系时各有所好。人们爱说：一千个导演就有一千台《哈姆雷特》，这既与导演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有关，也与导演的情感模式和言说方式有关，一句话，与导演的文化人格有关。导演对文本的解释不同（价值判断、思辨方式），重构的角度自然不同；即使对文本的解释相同，不同的艺术追求（情感形态、言说方式）也会导致重构态势的不同。导演总是在读解文本的过程中形成并完善自己对文本独特的心理编码（导演构思），再以心理编码为蓝本，在舞台上实行舞台符号的重新配置。至于那些只会对剧本“直译”或是把原剧窜掇得面目全非的导演，只能说明他们人格力量的颓萎与衰微。
三，导演文本的传送。其实，导演文本的重构包含了对文本传送的考量，成功的重构理应在文本的传送中使信息量得到有效的扩展和有力的加强。我之所以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是想呼吁一下，希望能够重视由健全的文化人格而生成的平实的文化心态。还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朱端钧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要追求“绚丽之极而归于平淡”的上乘境界。年岁越大，导演的戏越多，越觉得这个境界的难能可贵。“平和”，是文化心态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大凡初入道者心态难免浮燥，急于表现自己，就象一夜暴富的人忍不住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及至真的殷实起来，心态趋于平和，也就不需要炫耀卖富了。上乘的演出，导演还是要“死”在演员身上。一台演出，处处见到“导演”，自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没有“导演”的导演，总要难得多，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臻至炉火纯青矣。然而，作为传送的方式，平和还不是至美至善，不可或缺的还有幽默。幽默是对人生无限矛盾的认知，是人类健全天性的流露，如果能在平和之中融入幽默和对人类自身的调侃，那就更显现出导演人格的博大与超然了。
注释：
〔1〕物理学意义上的熵， 是指那种不能再被转化作功的能量的总和。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把熵这个物理学的概念广泛运用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