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清历代王朝开发新疆的思想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新疆论文,西汉论文,历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认为自西汉始至清朝对新疆的开发二千多年，形成了西汉、唐朝和清朝三次大的开发高潮，并且一次比一次深入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探索规律，无疑对今天边疆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西汉至清 新疆 开发
新疆史称西域，早在汉代之前，西域与内地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政治方面，西域各部以“诸侯”自称，要求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中原王朝也以宗主身份要求各部进行朝贡，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在经济方面，除了朝贡和赠予外，相当发达的民间贸易，促进了汉以后“丝绸之路”的诞生。这些活动为西汉对西域的开发，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一、西汉统一西域，吹响了开发新疆的号角
西汉初期，匈奴不断南下，攻扰汉朝北部边境地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为了解决北方之患，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60多年的努力，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日益繁荣，为开发新疆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公元前127年至前119年，汉武帝先后组织了河南、河西和漠北等战役，匈奴被迫向西北远徒。这就为西汉统一新疆，开发新疆扫清了前进的道路。
漠北战役后，汉朝经过4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西域各部摆脱了匈奴奴隶主的奴役和掠夺，归入当时政治先进、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汉武帝统一西域，揭开了新疆开发史的第一页。从公元前105年的胘雷屯田开始至西汉灭亡为止的113年间， 西汉中央政府曾组织成千上万的汉族军民在天山南北的西域都护府附近地区、鄯善地区、车师前国地区、乌孙地区和南疆西部地区，总共开荒50万亩左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新疆的开发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这种农业耕作的现实示范，使西域各族人民亲身感受到汉朝先进的生产方式，促使部分游牧民族转入农业区域定居生活。毫无疑问，西汉在新疆的开发是有效的，其主张开发新疆的思想中，有不少至今依然有借鉴作用：
（一）移民实边的思想
匈奴自失西域后，无时不想卷土重来。汉朝政府为了守住西域，被迫派兵戍边。由于戍卒一年一换，既不熟悉边情，又不了解敌情，军事上十分被动。西汉政治家晁错总结战国、秦汉以来防御匈奴骚扰的经验教训，认为与其单纯派兵轮流戍边，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1〕。力主移民实边，在边疆屯垦， 称此举是“利施后世，民称圣明”，减轻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和百姓负担的百年大计。汉武帝时的材官将军韩安国也认为移民实边是“常坐而役敌国”的以逸待劳的防边上策。西汉大将赵充国曾率军反击匈奴贵族的攻扰，后在西北屯田，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他在屯田策中指出：“屯田得十二便”，“内在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不战而破的战略。这些思想先后被西汉政府所接纳，并设立了主管西域屯垦事务的戊己校尉，使西域的屯垦事业由点到线地逐步发展起来。由单纯的驻军防御到屯垦戍边是西汉政府对西域政策的大调整，也是西汉王朝和西域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
（二）军屯为主的思想
西汉在西域的开发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军垦是主要的屯垦方式。当时的屯田军“且耕且战”，平时耕种，战时作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派往边境地区的亦兵亦农的汉族部队。他们为统一西域和开发西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军屯的劳动力除了现役的戍卒外，还有免刑罪人及其家属。西汉政府曾把大批犯罪的“弛刑士”遣送边疆，把他们编制在军队里和一般戍卒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而不另外单独组织犯屯。由于汉朝政府的招募和鼓励，也有内地的贫民和志愿人员来西域，在军屯附近的城乡交通要道屯田，此时的民屯尚未独立，是依附于军屯而存在的。
（三）实行优惠政策的思想
西汉政府为了鼓励、推动西域的开发，对屯垦者实行一系列优惠的政策：生产工具由国家统一发给；口粮、食盐、服装也由国家供给；对随屯家属提供交通方便；屯田军生病由国家负责医治，死亡者均有抚恤；对开发有功的军民还赐予一定的官爵。
（四）对当地民族实行宽松政策的思想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除了强迫他们交纳繁重的赋税、牲畜和皮毛织品外，还要定期送人质，稍不如意就血腥镇压。而西汉政府则承认和保留西域小国的政权，基本上不向他们征收赋税。汉昭帝还任命扜弥（今新疆策勒、于田县一带）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和扩大轮台和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这是内地中央王朝第一次任用少数民族领袖担任西域的主要地方官吏。这些较之匈奴更为宽松的政策，是西域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央政府，使西域开发事业顺利推开的重要原因。
二、东汉在西域开发上的思想反复，新疆开发处于迟滞时期
王莽统治西域时期，实行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激起了西域各地反对王莽政权的斗争。王莽在军事征讨失败后，又命令断绝内地和西域各国的交通，以至丧失了整个西域地区。西汉在新疆开创的屯垦事业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匈奴又重新统治了西域。当地人民迫切要求重设西域都护，内属东汉，以摆脱匈奴的残暴统治。但是东汉统治阶级对西域的内属长期持消极动摇的态度，严重地阻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进一步开发。东汉创始人刘秀鉴于王莽篡权的历史教训，只注意巩固中原地区的统治，不重视边疆地区的开发，拒绝了臧官和马武愿领汉军反击匈奴，解除边患，统一西域的建议，实行“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的妥协退却的方针。而后，东汉的绝大多数皇帝都坚持这个重内地轻边疆的思想，对西域实行放弃为主的政策。东汉与西域的三绝三通就是这种思想的生动写照。这种消极、退却和放弃的政策与西汉积极、主动和进取的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两种思想形成两种政策，两种政策造成两种后果。东汉对西域的开发从时间上来说与西汉差不多，但规模和成效远不如西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使新疆的开发陷入倒退时期
魏晋南北朝除西晋曾短期统一中国外，西域与内地一样长期分裂割据，混乱不止，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给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但这一时期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始终不断，统治中原地区的各民族王朝仍然直接或间接地管辖着西域地区，并进行着星星点点的开发。
曹魏政权十分重视屯垦。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2〕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任命承移为新任西域长史， 接管了东汉在西域的屯田。魏晋屯田军已把水稻的种植技术，从内地传到西域，开始在楼兰和高昌地区试种。魏晋在西域的开发，既解决了边防军的口粮，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动了西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内地长期争战，中央政权无暇大力经营西域，因此魏晋对新疆的开发比西汉差得多。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新疆的开发屯垦主要在高昌地区。高昌地区上万户军民，面对强敌，通过辛勤的劳动，勇敢的战斗，开发了吐鲁番盆地，使高昌成为当时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最先进的地区。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新疆开发史的一次低潮，除魏晋比较重视西域的屯田而外，其它各朝只是在很小的局部有些断断续续的开发。高昌的开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非是统治阶级决策的结果。而是开发农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传统的缘故。
四、隋朝在西域局部的短暂开发，为唐朝大规模开发准备了条件
589年隋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统一了中国，隋文帝面对边患，一方面积极防御，派军队镇守北边重镇，组织屯田，另一方面坚决反击，打败和臣服了北方强敌突厥。隋朝社会经济出现了短期的繁荣，农业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国库不断充实。如果说文帝开发西域的思想对炀帝的经通西域思想有所引导的话，隋初的社会经济繁荣确实为炀帝开发西域，奠定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炀帝先派韦节、杜行出使西域；又派裴矩掌管张掖互市；派军进驻西域东部，设伊吾、鄯善、且末三郡；尔后在燕支山举行空前盛会款待西域各国首领、使者和商人。隋炀帝本可对新疆的开发有一番作为，由于隋末的混乱和西突厥的强大，他没有完成统一西域的抱负。隋代在新疆的开发仅仅限于炀帝时对伊吾等三郡的开发。但它在新疆开发史上还占有一席地位。三郡是隋政府向西域推进的桥头堡，开发西域的前沿阵地，只因隋朝的迅速灭亡而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它却为唐朝大规模开发西域，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了条件。
五、唐朝大力经营西域，出现了新疆历史上第二次开发高潮
唐朝在军事上攻灭东突厥汗国，征服吐谷浑和薛延陀，统一西域后，使西域的开发空前繁荣起来。从范围上讲，以往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很少，而唐在西域的开发东起蒲类海（今巴里坤），西到碎叶水（今中亚楚河），南抵昆仑山，北达准噶尔盆地，几乎遍布当今新疆东西南北，共有11个大的屯垦区；从人数讲，西汉屯军约2 万人，东汉降至5千人，魏晋南北朝减到2千多人，隋朝3千多人， 而唐在新疆屯田官兵多达5万多人；从时间来讲，唐在新疆开发达161年，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从成效讲，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进一步巩固了统一西域的事业，推动了西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丝绸之路的繁荣。
唐代对新疆的开发是成功的，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它既继承了汉以来的开发新疆的先进思想，又有自己的新思想：
（一）综合开发的思想
唐朝对西域的开发不仅仅只限于屯垦，而是一种综合开发，所以其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从政治上讲，按照西域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开发管理机构，行使中央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理权。除了在安西和北庭建立两大都护府，作为统治西域的最高机构，总揽军政事务外，在毗邻内地的东疆地区执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乡制；在多民族聚居的南北疆地区则实行羁縻府州制，任用各个民族的首领统治各自的辖区。从军事上讲，建立军、镇、守捉、烽戍四级军制，推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经济上推行内地的均田制、租田制和租庸调制。文化上推行汉字、汉话，汉文典籍大量流行。由于各方面的开发治理措施互相依存、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为唐朝大力经营西域创造了极好的环境。
（二）军政管理与屯垦一体化，兼顾官民收益的思想
唐朝在西域的屯田，由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一管理。唐玄宗时，又设置了节度使和营田使，由营田使主管屯田，但这两个职务一般都由一人兼任，都护府属下各都督府州、军镇的屯田，由都督、刺史和驻军长官兼管。管理机构简单，官吏亦不多。唐前期西域的民屯主要表现为屯丁到官府屯田服役。均田制破坏后，民屯由屯丁屯田发展为募民屯种的租佃制，实行分成制，兼顾了官民的利益。凡借用官牛的，收成官民对分；不用官牛者，官得1/3，民得2/3。当地农民深受其惠，安心务农。唐衰落后，西域与内地失去联系，但当地屯垦的军民仍与吐蕃进行殊死血战，孤军坚守西域28年，继续捍卫唐朝的神圣领土。没有屯田军对西域的开发，没有藏富于民，广积粮的长期准备，这样长的持久战是根本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三）反对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平等的思想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3〕他采用温彦博等人的意见，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这种提倡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反对民族歧视的思想，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个思想的大前提是各个民族地方必须属于中央政府的版图；各个民族的军队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遣；各个首领必须定期向中央朝贡方物。在这个大前提下，按各个民族活动范围划分羁縻府州的行政区划；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做官，民族内部事务由本民族管理；当地民族可以不向中央政府交纳赋税。这种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有力地加快了唐朝对西域的开发步伐。
从763～791年，唐朝由盛而衰，吐蕃截断西域与内地的关系，占领了整个西域。唐朝苦心经营100多年的各项开发事业遭到彻底破坏。
五代和宋朝的中央政府中断了西域的开发事业，没有任何作为。新疆的开发又一次处于低潮。
六、元朝统一西域后边战边屯，开发新疆事业重新复苏
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征战。首先统一了西域，然后统一了内地，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由于西域东部高昌回鹘主动归附蒙古，西部人民欢迎蒙军消灭西辽，西域没有遭到像河中和中原地区那样的血洗破坏。加之，蒙古元朝一开始就比较重视该地区的开发，一时中断的西域开发事业又重新复苏起来。
元朝对西域开发思想的突出点是：
（一）建立行省制的思想
蒙古统一西域初期，曾分三种方式对该地区实行统治和管辖：一是把游牧区划给察合台和窝阔台做封国；二是把畏兀儿地区让回鹘亦都护继续统治；三是把农业区交给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吏直接统治。元宪宗元年（1251年），孛儿只斤蒙哥为了惩罚反对他继大汗的察合台、窝阔台系的后王和畏兀儿亦都护，打击地方势力，巩固和加强蒙古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在西域设置别失八里行省，掌管天山南北军政事务。行省是元朝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别失八里是新疆历史上建立最早的行省，是西域政治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突破，也是开发新疆的一次重大措施，为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1275年8月， 忽必烈为了镇压海都的叛乱，又设立阿力麻里行省，管辖伊犁地区的军政事务。可惜的是时间很短，就被叛军所颠覆。
（二）全面发展经济的思想
元朝对西域的开发，已经不仅仅限于农业方面的屯垦，而是扩大到金融、交通、贸易和手工业等各个方面，推动着开发事业向纵深发展。屯垦方面，开垦了150万亩荒地，其规模之大、 分布之广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金融方面，统一了西域的货币，发行纸币，大大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交通方面，设立数十处驿站，以满足军事和贸易的需要。手工业方面，设立了一些行业管理机构。如织染局和织染提举司以及冶炼所。
（三）重用当地少数民族人才的思想
在开发西域和建立蒙元王朝的过程中，西域的畏兀儿人中涌现了许多富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如廉希宪、康里夔夔、拜庭等是著名的政治家；巴尔术阿尔忒的斤、马木刺的斤、火赤哈儿的斤、纽林的斤、阿里海牙、忽都、拜降是著名的军事家；鲁明善是著名的农学家，廉惠山海牙、沙剌班、岳柱、全普俺撒里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塔塔统阿、贯云石、偰哲笃、哲玉立是著名的文学家；阿鲁浑萨里、安藏、迦鲁纳答思、必兰纳识里是著名的翻译家；闾闾僧人、伯颜不花的斤、高克恭是著名的艺术家。总之，在重视少数民族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元朝是畏兀儿人才辈出的时代。
但是，元朝对西域的开发实际效果却远不如唐朝，究其原因：1.元对西域的开发是在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随着战争的胜负，时断时续，缺少一种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1260 ～1264 年阿里不哥的叛乱和1268～1304年海都、笃哇的叛乱，使西域的社会经济遭空前的浩劫。3.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缺少开拓进取的思想，安于统治内地的现状，对笃哇叛军采取妥协的政策，撤走了驻西域的军政官员，结果是葬送了元朝在西域刚刚复苏的开发事业。元朝在新疆的开发仅仅20年就夭折了，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明朝对西域开发的消极思想，使新疆的开发又一次出现低潮
1372年6月，明朝平定河西，在肃州设镇驻军，声振西域。 西域各族人民期望结束混乱局面；明朝官兵也跃跃欲试，要求出兵。但是，朱元璋听之任之，坐失良机。1381年和1391年，哈密王先后派使节到明朝，要求在西北以马互市。朱元璋却说：“番人黠而多诈。互市之求，安知非觇我。中国利其马不虞其害，所丧必多。宜勿听。”〔4〕这种疑虑、畏缩和保守的思想，使明朝政府又一次丧失了统一西域的机会。
明成祖朱棣时，国力强盛，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明朝政府是完全有力量统一西域的，但却满足于虚荣的称臣和纳贡，以朝贡贸易代替实际上的政治统治，始终没有派军进驻西域，各地的割据混战状态依然存在，西域的统一没有能实现。
明仁宗朱高炽认为，通西域是得不偿失的铺张浪费，命令停止明朝与西域的一切交往。《明史》称他“不欲疲中土以俸远人”是“不务远略”之人是很有见地的。
明英宗朱祁镇后，由于政治腐败和军备松弛，思想更趋保守，以至滑入妥协、退让的地步。1495年前，明朝政府尚能凭余威收复哈密。到1513年仅有六七千军队的吐鲁番王国占领哈密后，明朝政府连收复这块军事要地的勇气也没有了。从此，明朝政府在西域已无立锥之地。
明朝统治者决策的一再失误，给西域社会历史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先后出现了哈密王国、东察合台汗国、吐鲁番王国、叶尔羌汗国和瓦刺汗国等5个封建割据政权。它们之间长期攻伐征战， 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每况愈下。
八、清朝大规模屯垦实边，出现了新疆历史上第三次开发高潮
清朝结束了自元朝中期以来，西域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使西域重归祖国的版图。清朝统一新疆后，曾一度并用西域、西疆、西陲和新疆四个名称。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就一直通用新疆一名。这个变化的原委是什么呢？左宗棠1882年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的论点，给“新疆”这个名称作了最好的注释。为什么称之为“故土”？因为自汉唐以来，新疆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为什么叫“新归”呢？因为是新从沙俄和阿古柏匪帮的铁蹄下收复的失地。新疆既有收复故地的意义，又有着驱逐了外国侵略者的纪念意义。
清政府对新疆的开发从时间上来看，从1716年至1911年，其经历了195年，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从范围来看，共有24个垦区， 遍布天山南北，共垦荒301.9万亩，超过历代垦荒总和；从人数看共投入劳力12.67万人，超过以往屯垦人数的总和；从成效看， 是中国屯垦成效最显著的地区。总之，清政府对新疆的开发，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以往的王朝。其主张开发新疆的思想主要有：
（一）屯垦第一的思想
乾隆在统一新疆后，即决定在新疆大规模的屯垦戍边。道光为了抵御浩罕和俄、英的侵略，也在新疆大兴屯政，提出新疆“当以开垦为第一要务”〔5〕。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左宗棠也明确指出：“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6〕，“屯垦诚为第一要务”〔7〕。以屯垦作为农业开始的第一步，不仅有力地推动新疆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新疆近代城镇的发展奠定了雏型。如平定准噶尔部后，新疆畜牧业遭严重破坏。清政府从内地调运大批绸缎、布匹、茶叶和药材换取哈萨克的牛、马。用其一部分作为耕畜分拨屯田；另一部分设置牧场，牧放孳养，就地发展畜牧业。又如，过去农具历来由内地运往新疆。大兴屯政后，清政府下令就地开办铁厂，打制农具，既解决了农业生产的急需，又刺激了当地冶炼、铁器制造业的发展。再如， 乌鲁木齐在明代只是一片游牧地。1755年清军修筑一座土城后，才被命名为乌鲁木齐，形成最早的城郭。自此以后，乌鲁木齐逐渐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和贸易的中心，史书上形容它是我国西北北路的大都会。特别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乌鲁木齐作为一个都市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人史善长说它“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到了1783年，乌鲁木齐粮仓已有存粮80多万石，除供军民食用外，还曾大量调往南疆和甘肃各地。据七十一（椿园）的《西域闻见录》所记，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
（二）立省设郡县的思想
清前期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以伊犁将军为首，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率军分驻天山南北，监督管理各地政权。这种军政分开，以军管政，军权在中央，行政权在地方的体制的优点是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于政令的贯彻执行，有利于新疆的大规模开发。但是，它保留了旧的伯克制和扎萨克制，由当地王公、伯克管理民政。这种旧制弊端很多。中央政府强大时，他们打着中央的旗号，阳奉阴违，残酷剥削人民；当中央政府衰弱时，他们则分裂割据，甚至引狼入室，勾结外国侵略者破坏祖国统一。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早在1820年的《西域置行省议》中，就提出了新疆建立行省的主张。1875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后， 四次上书清朝政府， 要求立省设郡县，废除王公伯克制。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决定建立新疆省。新疆建省，标志着军府制和扎萨克、王公伯克制的废除，它进一步削弱了分裂割据势力，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边防，有利于防御和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开发的直接管理，有利于消除妨碍内地人民开发边疆的障碍，推进新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使新疆逐步进入近代化的社会。
（三）民屯为主的思想
清以前在新疆的屯田，军屯为主，辅以民屯。清朝在新疆的屯垦主力由军队转为老百姓，民屯变成主要屯田方式。当时新疆屯丁12.6万人中，老百姓8万多人，占63%，民屯的耕地占屯田总数的80%。 有三种方式：一是组织内地汉族人民到新疆从事开发。如1761～1780年，清政府曾在甘肃招募贫苦农户到新疆参加民屯，总数达1万多户，4万多人。乾隆强调“自愿应募”原则，要求地方官“悉心体察，随民情所愿，设法开导，善为经理”〔8〕。 与此招募相类似的还有安置由内地各省自流来新疆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强迫迁移的土豪大族。二是组织当地维吾尔各族人民从事屯垦开发（也称回屯）。林则徐考虑到南疆当地汉民族很少，维吾尔族很多，清政府也无力从内地大量移民入疆的实际，对新垦荒地提出三种分地方案：一种是“全部给回”，即把新垦地全部拨给当地维吾尔农民耕种，如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等地；一种是“回民兼顾”，把部分新垦地分给当地维吾尔农民耕种，部分分给内地移民，如喀什噶尔地区；另一种是把新垦地全部分给内地招募的汉、回民，即“全部招民”，如吐鲁番和喀喇沙尔。这三种分地方案，兼顾了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被清政府批准执行。三是鼓励商人参加开发（也称商屯）。据《新疆识略》伊犁屯垦卷六记载：“商民张子仪等32户，自乾隆28年，共报垦麦地39618.6亩”， 平均每户承垦1238亩。商人之所以能大量承垦土地，主要原因是财力雄厚，自招雇工耕种。
（四）化犯人为良民的思想
乾隆皇帝认为：“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9〕， 又说“此等发遣人犯，本属去死一间，投畀远方，既不至渐染（内地）民俗，而新疆屯垦方兴，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10〕显然流放新疆的人犯，并非都是“败类”。这里既有真正的罪犯，也有反抗清朝统治，揭竿而起的农民以及民间秘密团体的成员。但在边远地区大量安置“人犯”，确实既有利于化败类为良民，也有利于解决开发新疆中急需大量劳动力的问题，其在开发新疆中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据史书记载，乌鲁木齐屯兵只有3600人，而遣犯倒有3200人，可见当时新疆遣犯之多。新疆建省后，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大批劳动力。巡抚刘锦棠决定让入疆遣犯不再参加犯屯，一律带眷属直接参加民屯，并可享受民屯户的同等待遇，到耕种的第三年就可以落户为民。遣犯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均有所改善，大大调动了遣犯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新疆经济的开发。
（五）屯垦戍边的思想
清朝屯垦戎边的思想并非是西汉“移民实边”思想的简单重复，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实践，它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如果说以前是被迫执行这种方针的话，那么到清代已是相当自觉了。其一是充分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新疆开发的坚强后盾。两汉时期，西域地区只有少数军队屯垦设防，所以孤悬塞外的屯田基地不易久存。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后，组织48万军民在新疆屯垦戍边，并在各主要城镇驻有重兵，在山川要隘、交通要道设置军事哨所，使边卡和屯田连成一气，形成一定密度的屯垦网和军事防御体系，从而使新疆屯垦得以立足，长期存在下去。其二是屯垦戍边的思想，不仅作为清朝政府的一项既定方针、基本国策长期坚持了下来，而且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一种主导思想和自觉行动。为了巩固祖国的统一，清朝在新疆的屯田军民先后参加了平定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及其余孽发动的数十次叛乱，消灭了盘踞在新疆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他们为新疆的开发和安定，立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
自西汉始至清朝对西域——新疆的开发、上下两千多年，形成了西汉、唐朝和清朝三次大的开发高潮，一次比一次深入发展。没有古人的辛勤耕耘，就不可能有近代和现代对新疆的开发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我们所从事的当代新疆的开发，无论从开发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是前人无法比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同样也是毫无疑义的。
*本文于1995年10月15日收到
注释：
〔1〕《汉书·晁错传》。
〔2〕《晋书·食货志》卷二十六。
〔3〕《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4〕《明史·西域传二·哈梅里》卷三三○，第8567页。
〔5〕《清宣宗实录》卷四○二，第19页。
〔6〕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41页。
〔7〕《左文襄公全集·批扎》卷六。
〔8〕〔9〕《清高宗实录》卷七一六，第6页，乾隆二十四年十条。
〔10〕《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十，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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