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骥[1]2001年在《天文数字图书馆实验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大量信息快速准确的需求，使传统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越来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先后开展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电子图书馆的建设，目前又正在进行着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的数字化势在必行。1995年，美国政府将数字图书馆列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九项国家级挑战之首；目前，我们国家也在大力开展这方面工作，这正是本文立意所在。本文介绍了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特点和发展，结合当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小型专业图书馆的现状，讨论了小型数字图书馆的设计和实现。并根据我台情况讨论天文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本文根据陕西天文台图书馆的现状，设计和实验了小型数字图书馆的网络环境。根据国家着录格式和机读标准，在ORACLE关系型数据库上利用PL/SQL语言完成了各个数据表的结构、字段、数据类型和触发器的设计。利用C++Builder开发环境完成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采购系统。介绍了CGI、ASP和JSP等Web编程技术，对比了它们的优缺点，利用Java的JSP技术和中间件技术，完成基于Web环境下的图书馆远程编目和查询系统的测试版。同时还讨论了在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中，文字录入系统的实现、网上多媒体信息的加工和发布系统的实现等。
夏国强[2]2010年在《《汉书·律历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代表汉代天文观测和历法设计水平的《汉书·律历志》,历代的研究者一直给舆了(?)度的关注,在清代达到了高峰。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律历志》算法的讨论和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不过,相封于《汉书·律历志》总体研究而论,目前的研究较重于单个问题的研究。即使是算法专题,也脱离不了逐段逐算的注解式研究,没有对《汉书·律历志》的整体内容加以分析和诠释。故此,在《律历志》思想基础和历法系统的研究上,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汉书·律历志》有一个相对完整和系统的认识。有(?)于此,在前(?)时修的基础上,立足于《汉书·律历志》的计算体系,以文献记录为根本,文献语言训解和数算论证为主要手段,对《汉书·律历志》现有研究进行叁个方面的补充：一是从文献记录本身出发,阐述《汉书·律历志》的数字关系,藉此说明《汉书·律历志》建立在宇宙观测水平上的宇宙认识观,即(?)阳生气,气之微着于钟律,钟律之正则风气正顺,四季和谐,万物就按照规律成长繁衍。再化为(?)阳之气,终而复始。人类掌握自然的规律,就可以顺应天道,(?)利避害。因此(?)乐制度、度量法则、四季划分,晨事安排、历法编制都是据此产生。这一体系的具体表现就是“叁统”输。“叁统”包含万物,以太阳视运动轨道的规律(二至二分日的太阳可见时间呈歇梯状排列,所以,“叁统”以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为起首作斜梯排列)作为其自然科学基础,把(?)阳的变化都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天地人(叁统)之道为函叁为一,所以(?)阳变化的起始都从1和3开始。具体的变化和钟律的“叁分损益”法相同。即用1／1,2/3,4／3,3／3,6/9,12/9作为乘数来造行变化。其中,分母为阳,数字构成1：3：9的等比数列(公比为3)；分子为(?),构成1：2：4和3：6：12两组等比数列(公比为2)。以这一变化为基础,每叁组构成循环,历经九辰(仲冬至孟秋,是万物从孕育到长成的陪段),万物畏成,为“成之数”,经过完整的十二辰(四季)产生万物之数,为“该之(?)”,“成之数”和“该之(?)”相比,又回复到黄钟之畏9,从而构成完整的天道循环。宇宙空间中的自然变化、社会更替都依据这外循环来进行。再通过数字的反复变化,就可以计算出太阳、月亮、五星的运行大周期,将万物变化都包含在内,同时也把万物的(?)阳化合本质蕴含其中,成为历法数据推演的思想基础。二是述证《汉书·律历志》的算法纪录,参考前人的相关算法研究,以字句训诂为本,(?)量贴近着者原意来说明《汉书·律历志》的演算系统,以还原文献本意。包括其产生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原因(如太阳回(?)年(?)差、星体运行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星周期、叁正理论、八十一分法等)。讨论其主要的推算办法,验证系统以及相对于今天的科技水平而言所存在的问题。并且仔细考证了西汉及其以前所使用的雨(?)历法系统的关系以及(?)星纪年问题。对西汉及以前的历法情况做了总体上的说明。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汉书·律历志》有参考作用。叁是对《汉书·律历志》进行版本比勘,以四个宋本、一个元本、殿本和中华书局本对《汉书·律历志》造行校勘,结合算法系统,从文字音(?)训诂的角度,对《汉书·律历志》的文献语言记录中的一些条目及有争论的问题做了考订,如“四千六百一十七(?),复得甲子”、“如法为一寸”、“六(?)之数”、“叁十六年”等,合计63条答记。期望为研究者进行相关研究时提供一个参照。通过对《汉书·律历志》的总体研究,能够对汉代宇宙观测及历算水平有一个具象的认知,并为了解汉代宇宙观提供一种途径,更好地实现其在历史学及思想史上的价值。
刘增强[3]2017年在《清代度量衡知识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度量衡,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科学技术的基础,是一个文明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传统度量衡起源很早,至迟在春秋时已形成严密的计量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独特礼乐特征的度量衡文化,表现在多种构思巧妙的度量衡器具上。虽然,随着王朝的兴替,器具淹没存留不定,但历代典籍对度量衡制度、器物形制的记载,从未间断。后代据存世古器和史籍文献的片断记忆,多次尝试恢复度量衡古制,当然也曾因时制宜的创制。有清一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国家度量衡制度、管理上,仍然因循前朝,并以不滋扰百姓为其宗旨,在度量衡制度建设方面并无显着建树,似无足观。然而,前辈度量衡史家,对清代部颁度量衡器的形制、量值标准、制度建设及管理等方面,仍然作了有益的总结,取得了重要成果。而本文则转换视角,基于对清代复兴古学与西学渗透并存的学术特点的认识,试图从学术史角度,讨论清代度量衡的知识存在状态和演化情形。由于清人在这方面工作众多,本文仅做了初步的研究,选取律学中、经学中、西学下的部分工作进行梳理,希望对理清清代度量衡学术和深化认识有所裨益。第一章,首先对度量衡的一般认识和明末至清末的总体学术背景做了交待;接着简要介绍了西方度量衡和近代计量发展的情况。在这一章,重点梳理了清代以前中国度量衡相关文献,分析了民国以来学者对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成果。其中,着重讨论了前人对明末至清末度量衡的研究情况,并尽可能的介绍与度量衡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如律与度量衡关系、民间度量衡及海关度量衡、清宫仪器、物质比重、清代测量以及科技翻译中的度量衡问题。总之,本章尽可能的梳理清人学术之外的度量衡研究成果,以作为后面研究清代度量衡学术之基础。第二章,探讨清代学者律学中的度量衡研究。首先讨论了清人对律与度量衡关系的认识,发现康熙及之后的官方表述不打算脱离《汉书·律历志》以黄钟律为根本、度量衡为其用的藩篱,这也是清代大多数律学家的一般认知;而仍有一些律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江永从早期的以象数为本、度量衡为范、律生于度数之中的认识到宗承朱载堉的观点,认为律度相互为用而无相生关系。揭示安清翘超越前此众家的认识,律与度本无相生,也无须相互未用,律仅是一种数学比率,这是一种与今人观点相近的认识。本章又从度、量、衡叁个方面梳理了清人的研究。在考度方面,指出康熙累黍工作与朱载堉的异同之处,并揭示了康熙考尺度时曾使用西法验证;首次梳理江永考古尺的工作,指出其在朱载堉学说之外,坚持以人体起度、用水银校准并完善数学计算等不同认识;首次讨论了孔尚任及之后清代学者群体对建初铜尺的狂热追踪及鉴赏考证;揭示了钱塘在考证历代尺度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及前人成果,驳乱反正,认清了周尺、汉尺的不同,在清人尺度考证上成就最高,其汉尺尺度与今日所得基本相同。在容量考证方面,本章梳理并重新解读了江永、戴震、钱塘、徐养原、成瓘、邹伯奇对《考工记》“栗氏量”的考证工作,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并发现成瓘试图解释《九章算术·商功章》粟斛、米斛、菽麻麦斛斛积的工作;全面梳理了钱塘因律考律的工作,认为其汉斛研究是闭门造车之举,但其对《隋书·律历志》所载晋以来及唐宋造律考律工作能追溯源流并纠正史书错误,功力独到;并考察了孔继涵所作周代、汉代容量与清代量值折算表。在权衡考证方面,梳理了江永、钱塘、孔继涵所得古今量值,指出清人使用传统的以黍定权、以钱定权、以米定权,虽有实验验证,但均为间接方法,与今人依据出土古权直接测量所得,差距很大。第叁章,选取《小尔雅》“度量衡”叁篇作为窗口,考察清代经学研究中的度量衡问题。首先介绍了《小尔雅》的版本、体例以及清代注解情况。接下来,围绕戴震以《小尔雅》中度量衡进位关系的混乱为判据、贬低《小尔雅》的观点,以此讨论了莫栻、王煦、胡承珙、胡世琦、葛其仁、宋翔凤对“度量衡”叁篇的解读,发现王煦和胡承珙、胡世琦的解读最详尽,对《小尔雅》的维护最有力;并介绍了诸家的生平和着述情况以见其人学术工作之概况;同时,探讨了诸家的研究方法;并揭示了胡世琦《小尔雅义疏》参考了胡承珙的工作;另外,对胡世琦、洪亮吉、段玉裁围绕《小尔雅义疏》书信交流的情况,做了分析。本章还统计分析了这些注家注释《小尔雅》度量衡叁篇时所引用的文献,发现以经部文献最多,而经部中又以叁礼文献最多,并专门讨论了《考工记》、《汉书·律历志》、《说文解字》、《春秋》的引用情况。指出清代诸家注解《小尔雅》“度量衡”主要使用经部文献,是为读经、读礼服务的。也可以认为,清代考据家眼中的“度量衡”是存在于经学和及其礼学中的,这是其知识存在的状态。同时,本章讨论了清人注解《小尔雅》的缘由及其价值,认为注解缘由是随清代考据学之潮流,提升《小尔雅》的地位;也考察了这些注家对《小尔雅》度量衡叁篇并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基于名物之学的训诂研究;至于其价值,仍然是经学之羽翼,潜在的目标是求古礼以治世。最后又介绍了晚清学者邹伯奇补充《小尔雅》度量衡叁篇的工作,笔者对其内容作了分类,并逐条考察了其内容,认为邹伯奇与此前诸家不同,对经学中的度量衡,已区别对待,有客观的度量衡标准意识,并形成认知体系。第四章,论述晚清西学东渐影响下,洋务运动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及庚子事变后政体改革中,清代学者的度量衡研究状况。首先讨论了冯桂芬在洋务时期,以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的目标,撰述《校邠庐抗议》,提出《一权量议》;但在此后的丈量田亩实践中,遇到阻碍而无法统一步弓,最终妥协,并以清代官方文献为准,施行新旧两套办法,取得相对统一;并统计分析了戊戌变法中朝廷官员对冯桂芬《一权量议》的签注意见,揭示了庚子事变后的意见与戊戌时期截然不同。接着,研究了叶在扬的《度量衡新议》,指出其着作综合中、西两种办法,取长补短,以数理协和为宗旨创制新度量衡,是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文章对其着作做了详细分析,纠正一些错误;并交代了该着作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后揭示了清末政府颁定度量衡改革办法和章程时参考了叶在扬的着作,并推断叶氏可能直接参与了清末度政改革。本章最后,对清末众多的中西度量衡用表,作了考察,介绍了其基本情况、对各表翻译名词作了统计、分析了中西尺度折算的数据来源;并讨论了这些数表的流传和影响,指出其对民国时期划一度量衡的工作作了铺垫。最后一章,对前面叁章的工作作了总结,同时提出并讨论清代度量衡学术研究的若干问题。如,清代学者的学术旨趣、度量衡知识的存在情状及在时间向度的演化、度量衡研究者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官方学术对民间学者的影响等等。文章最后,分析了本文的不足,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有待深化、拓展的内容。本文仅仅是对清代度量衡学术的初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以从事,研究清人的度量衡学术,对认识清代学术的整体面貌,将有助益。
王琴[4]2016年在《基于WWT平台的天文教学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天文学是基础科学之一,它对人类认识宇宙及发展科学技术有重要意义。天文教育需要承担起培养天文研究型人才,加强人们天文科学素养的重责。然而,我国当前天文教育的结构呈现倒挂的形式。教学过程还因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存在直接经验有限、户外观测困难、以讲授为主且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专业师资匮乏、数字化教学资源零散等困难。天文教育研究相对落后,缺乏对天文教学模式的探讨。在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新视点。本研究将在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探讨信息技术与天文教学整合的意义和方式、天文教学模式的内容和建构方法,突破信息技术在天文教学中作为演示工具的局限性,将天文教学变革为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创新的教与学过程,提出适应多种教学目标和条件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有效改善天文教学的困境。WorldWide Telescope(以下简称WWT)是一款将空间及地面诸多大型望远镜采集的真实科学数据整合在一起,通过可视化和无缝拼接等技术形成一个“虚拟现实”的全波段数字星空软件。基于该平台,本研究建构了叁种新型的天文教学模式并实施教学实践。具体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如下：(1)从建构主义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多元智能理论以及基于科学数据的天文教育理念出发分析信息技术与天文教学整合的意义。以WWT为典型信息技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此平台的特点和优势。总结WWT与天文教学整合的具体方式,其中包括WWT作为学习对象、演示工具、个别辅导工具、资源环境、信息加工工具与知识建构工具、研发工具的多层次整合方式。在实际天文教学过程中将更深层次的整合作为目标。(2)按要素分析的方法解读天文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天文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离不开信息技术与天文教学整合的理论,以及对现代教学起重要作用的学习理论；教学的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WWT)实现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让学生自主、探究、创新的教与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天文信息素养(特别是数据素养)及其它能力；操作程序视具体的教学模式而定：实现条件则是从教师、学生、媒体、内容进行分析和补充；评价方式则注重过程性和多元性。(3)初步提出叁种教学模式的建构方法。理论-演绎法是指从教学理论与教学思想出发,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设计相应教学模式的方法；借鉴-创新法是指教师借鉴已有的成熟的教学模式,结合新课程的教学内容,融会贯通地实施教学并实现创新。它包括迁移式创新和整合式创新；经验-归纳法是指教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自己或他人的教学存在某种模式,按照教学模式的五要素总结出新教学模式的方法。这叁种方法也是本研究建构具体天文教学模式时所采用的方法。(4)建构混合讲-探-创的天文教学模式并进行教学实践。基于大学天文选修课改革的需求,在讲授、探索、创新、混合学习等教学理论与思想的指导下,本研究利用理论-演绎法建构出此混合型模式。该模式是一种半开放式的课堂教学,既保留了传统讲授式课堂教学传授大量知识的优越性,又提供了探索式学习的机会,还为学生创作创新提供平台。在实施教学实践后,本研究分析了学生作品,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能综合利用信息技术独立创作漫游作品,展现所学知识与创意。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学生认同WWT软件的应用、课程的设置及期末考核的方式。这些都初步证明了混合讲-探-创的天文教学模式的有效性。(5)本研究利用借鉴-创新法建构出基于项目的天文探究教学模式,结合天文学科特色提出实现条件。该模式既具备项目学习的基本特征与优势,又非常适应在当前倒挂的天文教育结构中开展教学。在实施基于大学生“探究中国古星图”项目教学实践后,本研究展开了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学习到中国星空知识和探究方法,提高了对天文的兴趣以及信息素养,证明了此天文探究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在此项目中,利用WWT可视化中国古星图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它不仅被应用于天文教学的研究性训练,它对我国传播中国古星图文化有重要意义。(6)本研究利用经验-归纳法,基于在美国中学实施“月相与食”的WWT VizLab教学研究,建构出基于交互式漫游的天文辅导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在VizLab教学过程中体现出辅导功能以及多种优势,例如有效避免实物模型缺陷,帮助知识建构,突破时空限制,节省教师工作量,实现自适应学习。本研究提出了辅导式交互漫游的设计框架,并衍生出练习式交互漫游。综上所述,本研究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基于WorldWide Telescope的天文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践展开探索。它是根据信息技术(WWT)在天文教育中的优势,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基于科学数据的天文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以现代学习理论为基础,以教学模式为落脚点,建构天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框架。本研究提出的天文教学模式内容、建构方法以及叁种具体的教学模式能被广泛应用于天文教学,体现了本研究在天文教育中的意义和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的创新。
孙雨生, 仇蓉蓉, 黄传慧, 方芳[5]2013年在《国内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进展:研究力量和知识基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CNKI为数据源,从载文、研究群体及机构、知识基础叁方面分析相关文献信息,以揭示国内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进展:用文献计量法进行载文分析,包括文献年代、基金资助与来源期刊;用文献计量法结合社会网络法进行研究群体及研究机构分析;用文献计量法进行文献被引分析,结合高被引文献内容揭示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知识基础。
曾淑贤[6]2015年在《推动古今经典导读 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阅读推广经验分享》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主要介绍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推动全台阅读风气的做法,除说明推动全台阅读风气的策略,如:将推动阅读的政策明白揭橥于策略计划;调查台湾民众阅读兴趣;创新阅读活动品牌;善用节庆推广阅读;推出四季阅读活动;表扬全台公共图书馆借阅楷模;善用社会资源,发挥跨机关整合服务之效益;与出版社形成伙伴关系;建立书香小区认证机制;运用网络社群及各种管道营销等10种策略,还包括每年自办或合办的非常态性活动。通过这些努力,使得图书馆在推广阅读及精深文化上获致了下列成效:(1)翻转图书馆的形象,成为阅读的园地;(2)成功改变青年朋友,欣赏古籍经典,喜爱中华文化;(3)图书馆成为终身学习的基地;(4)发挥图书馆的潜能,对社会有更多贡献;(5)同仁获得高度的专业成就感;(6)与学校、出版社、各地图书馆建立最佳伙伴关系。
张冬冬[7]2012年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叁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任红敏[8]2010年在《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文中认为蒙古时期,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思“大有为于天下”,广延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的,特殊的文人群体,即所谓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他们活跃于当时的政治舞台和北方文坛,影响着一个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对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乃至后来缔造大元帝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一个由政治因素促成的特殊文人群体,其成员大多为旧金士大夫和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名士,代表了由金入元(蒙)文士的精英。根据其来源地和学术渊源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怀卫理学家群,(二)邢州学派,(叁)由东平、真定、顺天叁个汉族世侯幕府延纳的文士及其余金源文士,(四)藩府侍从中的文士,包括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和有着一定汉文化修养的非汉族侍卫。他们无论是在忽必烈为藩王时供职藩府,还是在忽必烈即位后为朝臣,都处于蒙古政权的中心。他们鼓吹名教,向忽必烈及其他蒙古贵族灌输中原传统的伦理教化观念,提倡汉法,促进儒治,努力恢复中原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恢复和重建中原文化,从而也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进而影响了有元一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金莲川藩府文人多经济之士、义理之士,但他们大多又是诗文作家,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创造了北方文坛的繁荣。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都深深地影响了元初以及整个元代的诗文发展。在金莲川藩府之中,集中了当时北方一些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如郝经,堪称金末元初北方文坛影响一代的名家,其文大气包举,苍浑绮丽,条理清晰,雄奇奔放、汪洋恣肆,为“元文中之杰然者”。诗歌风格多样,或慷慨悲怆,或含蓄苍凉,或清新绮丽,或明秀清雅,亦或豪迈奇崛,清代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充分肯定了郝经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刘秉忠也是元初重要的诗人,诗章乐府“皆脍炙人口”,其诗清雅而明洁,雄浑而质直,淳厚而和平,具有鲜明的特色。许衡虽不以文章名世,其诗也雅洁深稳而又质实,其文亦如其人,质朴温醇,富有学者气息,代表了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色。王磐主盟文坛二十馀年,言论清简,义理精谙,其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不取尖新以为奇,不尚隐僻以为高。诗则述事遣情,闲逸豪迈,不拘一律。他们是蒙古政权中较早的一批文学家,也是元代文学的主要奠基者,并以富有时代特色的诗文风格和文学主张,对元代文学的开局及其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这一群体及其创作,对于认识元代文学,具有特别的意义。
张静[9]2014年在《融合信息技术的教师知识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教育信息化的根本诉求。适应信息化教学方式的变革,是当代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议题。信息技术知识本身,并不是改变教学和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教师需要真正“技术内化”的专业知识,才能主动、灵活、有效地将技术融入学科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和促进学生学习。具备“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正是教师面对信息化教学需求与挑战的关键出路。那么,什么是“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如何促进这种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发展?这既需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做出回应,也需要对教师实践中的情况予以考量,从而探索出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发展路径。本文围绕“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这一中心论题,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历史进程中,技术与教师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如何理解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内涵?当前中小学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的现实水平如何?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形成与发展的机制是怎样的?教师教育课程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教师知识发展的需求?本文除绪论部分外,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技术演进与教师发展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即第一章。从古至今,技术都是教育变革与教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笔者将人类史划分为语言文字时代、印刷技术时代、机械电子时代、信息技术时代,就每个时期的技术演进对教师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脉络梳理,从而反思和归纳出技术与教师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特征。第二部分：信息技术与教师知识融合的理论探索,即第二章。把技术视为一种专门的知识或技能来单独培养,是过去对待教师信息化专业发展问题时的片面理解。本章对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进行了理论探讨,澄清了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师知识的新概念。笔者通过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和实例的列举,探讨了“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丰富内涵,对这种新型教师知识的理论缘起、结构要素、内涵特征、教育意蕴和表达形式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阐释。从而确立了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发展定位和取向,使其贯穿于整个研究。第叁部分：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实证研究,包括第叁、四章。理解教师“实然”的知识现状,是探讨教师知识发展的必要前提。第叁章通过问卷调查,对某地区中小学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现状进行了量化研究,考察了教师群体“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现实水平,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第四章以叁位教师个案为对象,开展了“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质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教学日记分析、课堂或录像带观察、教案作品分析等多种途径,深入到教师的信息化教学的生活与实践中,以叙事的方式追踪和描述了每位教师的成长经历、现实水平和发展动力。这两章为后面部分的教师发展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四部分：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发展机制与培养途径,包括第五、六章。教师知识与教师学习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教师深入学习技术的过程,也就是“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在第五章中,笔者从个体认知、社会建构和涌现这叁个不同的维度,论述了教师学习技术及知识发展的一般过程,进而从专业学习、同伴互助和自主发展叁个方面,探讨了“融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发展的具体路径。第六章以教师教育课程的变革为着眼点,针对性地探索了融合技术的教师知识的培养问题。对教师课程的顶层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叁个方面,结合多个国际教师培养项目的典型范例,提出了改进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建议和策略。
刘溪[10]2017年在《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极为突出而独特,他不仅拥有"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多种盛名,还拥有"皇帝科学家"的美誉。他对科技、尤其是西方科技的深入掌握和充分利用,在中国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使之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身份地位最为特殊的关键人物,对清初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康熙帝为何如此崇尚西方科技?这是一个虽然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至今未得确解的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康熙帝学习西方科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汉族大臣"炫耀",或是能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断人是非";并且认为在康熙帝身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对西方科技苦心钻研、大加利用,另一方面又将宋明理学奉为圭臬,终生服膺。很显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西方科技纳入到康熙帝的信仰体系与知识体系当中进行考量,即没有意识到:在康熙帝那里,科学与儒家理学、西方科技与儒家"道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西方科技正是他维护道统、巩固皇权的一种有效工具。已有学者意识到,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崇尚,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西方科技在康熙帝政治生涯的权力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指明了康熙帝的目的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皇权统治的巩固。然而问题是:康熙帝为何需要通过掌握科技知识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呢?换言之,康熙帝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科学技术、甚至是有可能危及其道统合法性的西方科技?康熙帝又是如何利用西方科技强化自己的权力的?这些都是"康熙帝与科技"这一专题研究必须提出、有待深入回答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康熙帝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西方科技在其政治生涯中有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被用于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等重要领域,以维护国计民生;其二,被用作训导儒者的重要武器,塑造自身"知识权威"的形象。前者维护的是"治统",体现的是"君"的角色;后者维护的是"道统",体现的是"师"的角色。而这一切皆源于康熙帝不同于以往历代帝王的诉求:成为将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道治合一")的圣王。学界迄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皆忽略了西方科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科技在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要大于其他方面的努力。因为:若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康熙帝尽管也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毕竟不能够独领风骚;然而若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一般懵懂无知的儒家士大夫实在望尘莫及,这足以显示和证明他的"圣智"。于是,康熙帝通过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成功地取得了科技话语权、知识话语权,从而极大地巩固了他的道统话语权;而他晚年倡导"西学中源"说,则是将西方科技径直纳入儒家道统,即是其利用西方科技来塑造其"圣王"形象的最后逻辑环节。本文将西方科技与皇权统治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新审视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初次接触、对西方科技加以深入探究、大加利用到最终"纳西入中"的整个历程,重新诠释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的关系。这样,当我们从中国政治史、儒家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时,就会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科技的作用并加以重视;反之,当我们从中国科技史、科学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的科技活动时,亦会注意到科学技术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并加以重视。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研究: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中,象征儒家文化价值认同的"道统"与代表世俗政治权力的"治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孔子之前,道统与治统是同一的,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道统与治统已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此后,道统一直占有较之于治统的价值优先性,即"道高于治";但此种格局在康熙帝身上发生了转变,他通过信仰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努力,试图恢复道治同一、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的理想,其具体的途径就是向儒家士大夫争夺道统话语权,以治统兼并道统。在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中,西方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杨光先历狱案"中,康熙帝发现了西方科技在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维护皇权统治当中的作用,于是由利用西方科技"断人是非"的初识,转向了"作君作师"之用的深悟。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康熙帝塑造"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亦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深嵌于儒家文化传统结构之中的,儒学传统中不仅有科技知识的内容,而且有其形下学的知识论建构、形上学的本体论建构,并且还有具体的运用体系;因此,广泛地学习掌握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知识,乃是承担"道统"、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西方科技在维护康熙帝"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重新整顿钦天监,谕令全体官员学习西洋新法,提高了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保证了帝王"敬授民时"的权威性;建立"皇家科学院",修书育人,保证了皇权对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利用;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使其在平定内乱、护卫领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确保了皇权对国家疆域的绝对控制。西方科技在塑造康熙帝"道统"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重要、且独一无二的:通过对西方科技的苦心钻研,孜孜以求,康熙帝逐渐成为了此领域的绝对权威;他主持编纂、乃至亲撰科技典籍,利用"知识权威"的身份教导和训谕科技人才,从而成功剥夺了儒者的知识话语权,塑造了"仁且智"的圣王形象。纵观康熙帝一生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其晚年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提倡是一种必然,即通过将西方科技纳入儒家道统,使自己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行为名正言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辅助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最后逻辑环节。对康熙帝的科技活动进行功过评价,一直是"康熙帝与科技"专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本文在"余论"中梳理了康熙帝科技活动中的一系列"矛盾"问题,认为所有的"矛盾"皆为其"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从"儒家道统"与"清初科技发展"两个方面对康熙帝科技活动进行了评价:其一,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利用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统的内涵,但也因剥夺了儒者的话语权而降低了士人对于皇权的约束力,以更为广阔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其最终实现的"道治合一"是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阻滞;其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大力提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为清初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知识权威"的形象和对科技活动的"乾纲独断"也造成了科学研究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这最终会导致科学技术丧失其内在发展活力,从而阻碍科学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天文数字图书馆实验研究[D]. 吴家骥. 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2001
[2]. 《汉书·律历志》研究[D]. 夏国强. 苏州大学. 2010
[3]. 清代度量衡知识形态研究[D]. 刘增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4]. 基于WWT平台的天文教学模式研究[D]. 王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国内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进展:研究力量和知识基础[J]. 孙雨生, 仇蓉蓉, 黄传慧, 方芳. 情报杂志. 2013
[6]. 推动古今经典导读 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阅读推广经验分享[J]. 曾淑贤. 新世纪图书馆. 2015
[7]. 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D]. 张冬冬. 吉林大学. 2012
[8].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之文学研究[D]. 任红敏. 南开大学. 2010
[9]. 融合信息技术的教师知识发展研究[D]. 张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0]. 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D]. 刘溪. 山东大学. 2017
标签：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论文;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 度量衡论文; 科技论文; 数字图书馆论文; 统一度量衡论文; 图书馆论文; 汉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