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竞争力与比较优势--WTO框架下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方向_企业竞争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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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关税削减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消除,意味着各国的国内市场相互开放,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在WTO框架下, 对贸易自由化关注由过去局限于工业领域进一步拓展到农业、服务业等新的领域,贸易广度日益扩大,竞争程度进一步加深。可贸易商品和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的自由流动,既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又促使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迫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本国产业或企业能否从竞争中获胜,考虑如何提高本国产业或企业的竞争力。总体上看,加入WTO 并不改变中国工业在过去改革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与方向,相反,中国工业更加紧迫地面临着如何按照自身比较优势进行调整以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

一、关于工业竞争力的讨论

以往对于竞争力的研究,文献繁多且形成观点不尽相同的诸多流派,但比较多地集中在企业层次上。由于企业是产业整体的微观基础,因而企业竞争力是产业竞争力的微观基础。虽然两者之间不尽相同,但仍然具有密切的联系。一个比较概括的定义是:竞争力是企业计划战略的结果,即通过企业具有的一系列能力,包括产业因素、资源因素和单个企业特有的能力,以获取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利润,占有有利的市场份额(Calcagno,1996)。但是,在关注企业层次的竞争力研究中,又有比较关注企业内部资源与比较关注企业的产业环境两个学派。

所谓“哈佛学派”比较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根据该学派的理论,在相同的产业环境中经营的企业,获得相同的投入,因此必须采取相同的经营战略。因此,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其对于存在于特定产业环境中的威胁与机会的反应能力。企业与其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决定企业能否成功地获得市场地位和实施企业战略(Learned et al., 1965)。因为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的产业环境甚至更为广阔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后者制约着企业是否具有生命力。虽然在相同的环境下,企业经营有优劣之分,或成功或失败,但却没有违背置身其中的产业环境而独自实现企业成功的可能性。一项跨国跨部门的研究表明,产业生产率差距在不同国家的相同产业之间,要远远大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尽相同的政策因素和市场环境,决定企业和产业的成功与否(Costello,1993)。

同属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波特,虽然似乎与哈佛学派一脉相承,但他实际上并不真正关注产业环境的作用,而是过分强调企业可以在市场约束之外自由、自主地决定其战略(Porter,1990,1991)。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方法是从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企业成功的原因,而比较优势只是从成本优势方面提供解释,因此,可以用竞争优势概念替代比较优势原则来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指导。这样,就有意无意地把企业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割裂开来,或者用企业竞争力代替产业竞争力。然而,我们知道,真正构成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是产业甚至整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只是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才关心的。尽管波特成为明星级的竞争力专家,许多文献也认为他对竞争力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至少在关于企业实施增强竞争力战略的外部约束因素问题上,他对于哈佛学派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竞争优势理论会误导人们对一个经济获得成功发展的原因分析(Krugman,1994)。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沃尔批评波特之所以忽视宏观经济环境对经济绩效的重要性,是因为后者混淆了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的区别(Warr,1994)。波特虽然认为企业竞争力原则可以同样应用于国家竞争力分析,但在沃尔看来,波特的竞争力概念主要讲的是已经具有良好市场环境的发达国家单个企业的成功与否。在同样发达水平的国家,经济制度、市场环境以及国家具有的比较优势都大致相同,因此,影响并区分企业成功与否的因素只是企业采取的经营战略。波特对比较优势原则的指责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比较优势概念的错误理解和有关企业成功与国家成功因素之间的错误类比。竞争优势对于解释一个企业获得成功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比较优势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产品差异是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比较优势的动态体现,产品循环和产品标准化最终体现在成本优势上。不过,沃尔在批评波特时,在某种程度上有把企业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过分割裂的嫌疑,认为竞争力理论可以应用于企业分析,而涉及到国家分析时,唯一可以依据的则是比较优势理论。

其实,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既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并列的概念,而是彼此相容的。林毅夫(2002)通过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 )这个概念,在竞争力与比较优势两个概念之间建立了逻辑联系。自生能力可以解释为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的预期利润。如果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利润,则该产业部门就有自生能力;能够自发地存在于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产业,都有自生能力。如果一个产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它将衰亡或根本就不会出现。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既取决于经营管理,又取决于产业和技术选择。产业自生能力发展与该部门的技术结构和本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密切相关。

我们把工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工业对于该国资源禀赋结构(表现为比较优势)和市场环境的反应和调整能力,而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企业竞争力,则可以定义为企业保持自身的技术和产品选择以及经营战略与该国比较优势一致性的能力。根据这一定义,产业竞争力并非专属于某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都可以享有的。例如,如果世界贸易体系是正常的,在国家安全得到保证和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下,俄罗斯可以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中表现出过人的竞争力,美国可以在高技术产业中获得竞争力,泰国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享有比较优势。因此,能否识别和遵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获得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换句话说,工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选择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竞争力分析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其中,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属于微观层次,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属于宏观层次。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微观层次上研究竞争力,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基础;而从宏观层次上研究竞争力,可以看出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对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

二、企业竞争力的理论模型

关于企业竞争力,众多研究是从管理学角度进行分析,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提供指导。其主流看法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要战胜自己的对手,需要根据现有的市场结构制定一系列企业层次上的发展战略规划, 为实现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等目标提供蓝图。 如波特(1990)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价值链条。为了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企业需要考虑要素条件、需求条件、市场结构及竞争者等影响其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制定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规划。企业的一般策略选择可以分为成本领先、产品差异、成本关注、产品关注等4种类型。

金碚(2001)认为,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有四个方面:企业面临的各种“关系”和环境、拥有的各种资源、企业特有的能力和“知识”(文化理念)。关系是形成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资源是形成优势关系的实力前提,能力是决定企业市场适应性的最主要资源,知识是能力的内在因素,具有创造性和决定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特定的不可交易和不可模仿的独特知识,居于竞争力因素的最里层,能力、资源处于较外层,关系处于最外层。关于核心竞争力问题,黄津孚(2001)引用并归纳了美国管理学家哈默尔和普拉哈拉德(1990)的看法。他认为,竞争力是能力和资源的结合,能力比资源更重要。企业的核心资源包括销售网络、品牌及信誉、客户等,企业的核心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等。

概括而言,企业竞争力表现为企业对市场环境的反应能力和调整能力,企业竞争力是其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产品竞争力包括产品的价格、质量和品牌等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具有价格竞争优势或质量竞争优势,并不断丧失自己的产品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那么,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则迟早会无情地让该企业及其产品出局。

从经济学角度看,竞争力就是经济效率(或生产效率)。众所周知,竞争是构成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不存在市场,也就不存在竞争。竞争的唯一表现形式是国内产品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但由于实行封闭经济,国际间的竞争非常有限。这种计划水平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有限竞争,一方面由于计划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时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计划失效,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压力和激励不足难以诱发企业内在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结果造成了产业发展停滞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在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竞争力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部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既要关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来实现产出最大化问题,又要关注产品和要素价格、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来实现成本最小化问题。前者是为了获得技术效率,而后者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

我们可以从图1 中看出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不同影响。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一个企业生产投入为资本(K )和劳动(L )两种要素,图中SS′为企业生产的等产量线,要素市场不存在扭曲,企业的预算线为PP′。假定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组合为R,由于R点并不落在等产量线上,那么,该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没有达到最佳程度的计算公式分别为(Farrell,M.J.,1957; Raymond J. Kopp,1981):

技术无效率程度(TE)=OB/OR

配置无效率程度(AE)=OD/OB

生产无效率程度(PE)=OD/OR=(OD/OB)×(OB/OR)

=AE×TE=配置无效率程度×技术无效率程度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是降低企业生产的技术无效率程度和配置无效率程度。通常,企业改进技术效率或配置效率是相伴而生的。从图1可以看出,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意味着投入的生产要素组合从R点向等产量SS′移动。如果从R点移动到B点,虽然企业达到了最佳技术效率,但企业的配置无效率程度并没有改变。 只有当企业的要素投入组合从B点移动到E点时,企业生产才获得了最佳的技术效率、 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E点要素组合是投入较多的劳动力、较少的资本, 这意味着劳动力相对资本的价格更便宜,企业选择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和技术方式。如果要素市场是扭曲的,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价格更便宜,那么,企业的预算线将从PP′向左上方转动到MM′,与等产量线相切于B点, 这时,企业将选择技术密集型的生产和技术方式。这样,对于单个企业来讲,生产是有效率的,但对整个产业或整体经济而言则存在着巨大的效率损失。

图1 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三、产业竞争力的理论模型

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个产业的总体资源配置状况及其效果。产业竞争力的大小与其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直接相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技术路径,那么,在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产业竞争中就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竞争能力就强,产业就有发展的空间。反之,产业就有可能不断萎缩,由朝阳产业逐步滑落到夕阳产业,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

最稀缺生产要素的最有效率使用,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两种选择,即企业、部门和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特征,选择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图2 显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进行技术选择的变动轨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可以用其所有不同产品的等产值曲线的包络线来表示。等产值线上的每一点反映了生产某一个特定产品的特定技术组合。H、I、J3个等产值线都与产业的包络线相切,3个产业的产值相同。如果劳动相对于资本丰裕, 等成本线为AA′,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政策有利于进入企业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从而使整个产业具备竞争力。如果资本相对于劳动丰裕,等成本线为BB′,选择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政策才有利于进入企业获得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从而使整个产业具备竞争力。

图2 比较优势和产业的技术选择

图3显示了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和产业成长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为资源禀赋结构,用人均GDP表示;纵轴为资本密集程度, 用资本-劳动比率表示。按照一般的规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趋向于高度化,即产业越来越趋向于资本密集型。与此同时,在相同的产业选择的条件下,技术选择也具有生产要素的密集度差异,在图3 中用框图的高度表示。在本图的例子中,G′是一个比G更高的人均收入状态,一般来说产业的选择也更为资本密集化。但在不同的产业选择情况下,技术选择仍然可以导致资本密集程度的不同,如在Q′的场合选择较为节约资本的技术导致的资本密集程度K′,比在人均收入水平为G且技术选择为Q时的资本密集程度K还低。

图3 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和产业成长

四、两种竞争力的关系

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和实现效果两个方面。产业竞争力的关注对象是针对产业整体而言的,而企业竞争力的关注对象是针对单个企业而言的。对于企业来讲是有效率的,并不必然意味着整个产业也是有效率的。正如图2所示, 在扭曲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可以面对着失真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技术选择和生产决策,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获得高于处在同等竞争环境下竞争对手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但由于这种配置结果,或者是与真实的市场需求背道而驰,或者是与真实的资源禀赋结构不相符合,因而企业最终不能具有自生能力,在与国际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处于必然的劣势地位。对于整个产业来讲,扭曲的市场环境和不合理的宏观政策导致企业的发展战略偏离了比较优势原则,从而选择了错误的技术路线和资源配置方式。这意味着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市场反应能力与所有企业的平均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在方向上不同步,削弱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同样,对于整个产业来讲是有效率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企业都是具有效率的。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有的企业因技术进步快和对市场反应能力强,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该企业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较高,竞争力就强;有的企业因技术进步慢和市场反应能力差,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企业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较低,竞争能力就弱,甚至处于被市场淘汰的边缘。因此,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和市场反应能力与单个企业比较时并不同步,但与所有企业的平均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变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市场环境和政策选择两个方面。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两者都离不开竞争。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条件,能够迫使企业对正确的市场信号作出反应,实现微观层次的生产效率和宏观层次的生产效率相统一。也就是说,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够实现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内在有机结合。当然,我们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方面是用来缔造和维护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克服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是发挥战略选择和政策导向的作用。一般而言,企业是给定的市场价格信号的接受者,它根据本国经济的资本和劳动相对丰裕和稀缺程度来组织和安排生产,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这就是说,企业的技术选择和生存状况受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导向的直接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结构来制定产业政策,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那么,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将迫使企业选择适宜于自己要素禀赋的技术方式组织生产,扬长避短,从而获得自己的竞争优势。同时,市场竞争带来的硬预算约束也会刺激企业从寻求政府保护转向加强内部管理和技术革新,针对市场需要制定自己的产品开发和销售战略,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虽然市场竞争会淘汰一些企业,但只要企业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的成本不高,那么,竞争的结果就提高了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从长期来看,这将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产业按照平均生产成本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轨迹向前发展,始终处于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获得长期经济发展优势。

五、发挥比较优势与提高工业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工业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决定了该国工业总体的竞争力。如果一个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国家选择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则意味着其比较优势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一个资本丰富的富裕国家选择了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也便发挥了其比较优势。在一个国家选择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结构的同时,必然有一些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没有竞争力。如在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没有竞争力;在资本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没有竞争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被充分认识到,才能形成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产业结构,从而获得工业整体的竞争力。

中国仍然处于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阶段,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是中国工业比较优势所在。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我们可用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描述中国工业结构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反应(注: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RCA=(Z[,ij]/∑[,i]Z[,ij])/(1/n)∑[,j](Z[,ij]/∑[,i]Z[,ij])

式中,Z[,ij]是第i个国家的第j种出口商品,RCA[,ij]表示Z[,ij]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如果某个产业或产业组该指数大于1,则意味着具有比较优势。详细说明请参见刘明兴等:《1980~1997相对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计算与数据说明》。)。从图4中看, 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具有大于1的比较优势指数并且逐年提高,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则从大于1逐年下降到1以下,资本密集型虽然有所上升,但始终小于1。在包括所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分析中显示的这种特征, 同样可以应用于工业经济的分析。这就意味着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来。按照我们的分析逻辑,中国工业整体竞争力的获得,取决于能否遵循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因此,分析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核心在于,考察中国企业和产业整体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按照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做出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选择。

图4 中国经济的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http://jlin.ccer.edu.cn/article/

在WTO框架下提高中国工业竞争力, 着眼点在于动态地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选择与这种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结构、技术道路与专业化分工格局。随着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中国工业结构正朝着提高其自身竞争力、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方向调整。但是,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有企业转制和非国有企业发展都遇到了体制、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问题。企业面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和调整能力,制约着结构调整、产业成长和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步伐。

从经济学角度看,可以用生产效率来衡量企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最终结果及其变化趋势。两者在方向上是否保持一致,既取决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战略是否与资源禀赋结构具有一致性,又受到市场环境和条件的制约。提高工业竞争力,需要从体制、政策和市场等方面消除可能造成企业和产业技术无效率和配置无效率的因素,创造有利条件,通过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和分工选择实现中国工业的最佳生产效率。

竞争力是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体现。虽然决定竞争力有诸多因素,但从中国国情和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出发, 市场环境和条件、体制和管理、人力资本状况、研究开发等是从资源禀赋结构出发进行产业、技术的选择和专业化分工,提高企业绩效和加快产业成长,从而提高工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改革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工业竞争力的提高:第一是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增强了企业激励和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形成了对外部环境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第二是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和市场的发育,为企业决策提供了真实的信号,从而使企业的经营选择是对比较优势的正确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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