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改革开放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已经近30年。这是中国大地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历史进程，它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层变革和伟大成就，已经无可否认地载入人类历史史册。而它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种种举措，必将给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更为深远的变革，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中逐步生成。在这样的时刻，科学地分析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对于我们总结历史和探索未来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1992年，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十六届三中全会结束，第三阶段始自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历史的内在逻辑决定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及其解决的矛盾，并且决定了在解决旧矛盾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矛盾，它们成为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动因与主题，而其所取得的成就则为下一阶段改革积蓄能量和条件。各个阶段的矛盾及其解决方略，决定了各阶段的基本特征，因而这些阶段具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一、有计划商品市场建构及其内在矛盾的生成
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大国，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国家经济力量，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参照发达国家已经建立的工业化体系的产业结构，有计划按比例地来建设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实践证明这的确是实现模仿型工业化的一条捷径，而且是必由之路。它由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工业化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所决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已经作出深刻的阐明。然而由此必然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并且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为了用农业劳动来支持这种工业化体系的建设，中国政府对农村采取了统购统销政策，将行政力量对资源的配置深入到农村。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农业生产。这本来是用计划经济手段来实现工业化的客观需要，然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种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体系初步建立之后，用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导致社会缺乏创新活力。这不仅因为计划经济下经济行为者只讲政治不计成本所造成的效率低下，而且因为大规模的体系化技术创新无法由行政权力预先计划。计划制订者根据原有产业制订的“计划”与“比例”，用行政权力加强了任何产业结构都具有的对体系性创新的“排异性反应”，从而将社会生产力束缚于已有的产业结构框架内，不可能提供体系性创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因此，一旦模仿型的工业化体系初步建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使命便告结束，而沦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出困境，必然逐步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内在的必然性，发起了改革开放。中国改革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采取“先易后难”的渐近式改革开放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旧的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导致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从而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由易而难、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面，逐步得到深入地发展。
如果说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那么其表层结构是作为消费品的配置方式。中国改革开放所走的道路正是由表及里的稳步推进的道路，在其第一阶段保持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的稳定，即保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计划配置方式，而生产要素生产的消费品则逐步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因此计划经济仍然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核心与主体，市场只是它的表层与补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称，这种经济体制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如该决定所说，建立这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的，是使“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建立在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基础上的商品市场，使在原有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下所束缚的生产力通过市场竞争激发与释放出来，从而使中国经济当时获得了迅速发展，人们普遍享受到商品市场带来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进行改革，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也能够通过适当地牺牲效率而实现的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所以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改革，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而在建立这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改革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端，建立农产品市场，后来通过个体经济与乡镇企业而逐步建立了小商品市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①农村的改革逐步推广到城市，产生了城市的个体经济与承包责任制。而开放则以建立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经济特区为开端，通过特区经济影响全国，探索改革开放的经验。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改革开放模式。
然而，由计划配置要素、由市场调节商品生产的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在既定生产要素配置下所能激发与释放的边际生产力必然递减，而要素的计划配置方式与商品的市场配置方式之间的冲突必然递增。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产生了下述一系列深刻的矛盾。
1.乡镇企业与个体企业等计划体制之外的企业迫切需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来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之间的矛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出路而导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②计划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来筹集资本与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包括商业贿赂）来从政府与国有企业中获取生产要素。而它对生产要素的灵活的市场化利用方式所产生的竞争力，通过商品市场形成对行政化管理的国有企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在计划配置生产要素的框架下满足这些计划外企业的需求，政府出台了生产资料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轨制”，这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其本意是要把掩蔽在商业贿赂中的计划内外的生产资料差价公开化，纳入到国有企业的收入核算中，从而消除商业贿赂。然而价格双轨制中的差价和交易额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和企业官员所定。于是价格双轨制成为腐败的源泉，产生了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的“官倒”现象：用权力以计划内价格购买生产资料，然后再以市场价格倒卖给生产者。客观现实呼吁要消除这种“价格双轨制”。而这种价格双轨制是两种生产资料配置方式在价格上的典型表现。
2.商品市场的建立过程遭遇到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的巨大阻力
在社会经济体中，要素与产品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由计划配置的情况下，住房等许多在计划经济下纳入福利领域的消费品，无法推行市场化，甚至粮食、彩电等也很难推行市场化。这就使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增长无法投入到住房等大宗消费领域，更不可能进行投资，只能投入到范围非常狭小的商品市场，由此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分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开拓更广阔的商品市场，而这又必然要求推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此外，由于商品市场化程度不充分，导致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扩展到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消费品领域，产生商品市场中的“官倒”现象。
3.要素的计划配置与产品的市场配置的冲突导致国有企业陷入困境
企业只追求产品的收益而无权对要素成本负责，于是经营不善的亏损企业最后只能由政府负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企业无权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进行配置，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的主要途径是在维持原有工资福利的基础上使用奖金来鼓励提高产品产量，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由于不存在企业通过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企业无法进行自主扩张与自主创新。这些都使许多国有企业陷入严重的困境。
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是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的市场配置的深层矛盾的现实表现，它客观上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滋长。解决这一矛盾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迫切任务。某些人违背中国经济体制内在逻辑，从表面现象看问题，将“官倒”等现象归源于政治体制，要求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转向政治体制的西方化改革。此举一旦得逞，必然将中国带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与动荡之中，不但不能遏制腐败，而且会引进西方式的“制度性腐败”：例如在资本统治下选举被金钱操纵的现象，是与多党竞争制相依存的制度化的腐败等等，就是再多、再细致的规则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③这不仅将断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而且断送整个中国的未来，甚至导致国家分裂。而另一些人面对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的市场配置之间的矛盾，倾向于限制或取消商品市场，恢复对商品的计划配置，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经验表明：这将也是死路一条。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
二、要素市场的建构及其内在矛盾的生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阐述的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展现。《资本论》将社会经济体系分为作为表层结构的商品市场与作为深层结构的由生产要素的流通与消耗而构成的生产系统，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展现。尽管《资本论》所阐述的历史进程不同于中国当代社会，但是它所提示的商品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内在逻辑仍然适用于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层的商品市场必然要求深层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这是当代中国经济系统的内在逻辑。
而把中国改革从商品市场化继续推进到深层的要素市场化，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阻碍，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曾经认为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配置等于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必然导致消灭一切商品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突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坚持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的框架下允许商品市场的存在。这种观念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但成为进入第二阶段的阻力，因为它违背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要求，而使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为了突破这一意识形态的束缚，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特别具体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④由此引导了建立社会主义的要素市场的历史进程。
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邓小平的上述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决定》指出：“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模式包括下述主要环节：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并与国际市场衔接的市场；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它们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而其最根本的环节则是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生产要素的配置。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用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的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则是用作为资本的货币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因此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建立政府权力宏观调控下的资本市场，这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根本所在。为此，中国改革推进了下述重大举措：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股市，发展民营资本，实施中小企业所有制的改制（应当是职工集体持股，而不是私有化），吸引境外资本等等。政府则要建立对资本市场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金融体系。
资本市场的建立，必然要求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市场配置，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进行资本的扩张。于是经济系统的内在逻辑导致国有土地的配置方式的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偿批拨与占用发展为使用权的公开拍卖与开发，政府通过审批制度来对此进行宏观调控。
资本市场导致劳动力从计划配置转变为市场配制。生存于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必须拥有用工自主权，这在提高效益的同时造成了部分职工的下岗与失业。与此同时，在政府审批制度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伴随着上述生产要素的改革，劳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其中包括就业合同制度、失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制度等。
上述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制度改革给进一步的商品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前面说过，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的市场配置的矛盾，导致改革第一阶段中许多商品市场无法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医疗、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等等方面。这些产品既有公共福利产品的性质因而需要有政府提供保障，又有私人产品的成分需要进行市场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化）必然伴随着这些准公共产品的配置方式的改革，它们要求非常复杂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配置方式。
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深层改革。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生产要素市场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伟大的历史成就。它成功地解决了第一阶段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我国的GDP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短短十年时期内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为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
然而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极其深刻的矛盾，要素市场中配置资源的资本力量追求增值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制度所要维护的社会大众利益，特别是工农群众利益的矛盾。生产要素是一切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生源泉，因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改革是最为“伤筋动骨”的改革，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核心利益。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意味着用资本力量来配置资源，而资本只追求本身增值而不顾公共成本的本性，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企业改制、股市建立、土地的审批与拍卖等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种种腐败与暴利行为。这些腐败与暴利行为又产生了下述严重后果：一是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境内外资本扩张过程对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劳动者工资福利的侵害；三是产生了从原有体制中游离出来，又未能容纳到要素市场的失地农民与城市失业者，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活水平上的两极分化趋势。
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矛盾与问题？我们党在这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一套基本思想：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形成了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这就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首先，面对这些问题的根本的价值观准则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江泽民同志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⑤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应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就与问题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准则。
那么如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解决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条重要的思想，即：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⑥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重要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集中体现。这个方法论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都具有普遍价值。而在不同的阶段它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形成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特点。
我们坦然承认在生产要素市场建立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实事求是地承认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有些则产生于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导致的失误，有些是出于由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遭遇的客观环境所致。我国在建立要素市场的同时，必须以自己尚未成熟的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竞争，而竞争对象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体系，它们具有发达生产力，并且有能力在国际市场获得剩余价值来支持本国福利体系。在这种竞争格局下，一方面，我国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力量生产超过发达国家的充分的公共产品，克服资本原始积累与扩张带来的社会阵痛；另一方面，如果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要素市场限制过度，将会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短期竞争力（虽然可能对长期竞争力有利），很可能导致其被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所吞噬。所以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只能以建立要素市场为主，而对于由此而产生的新矛盾与问题，只能将其以限制在不影响社会安全、不对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的范围内。因此，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面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被迫“带病运行”，而不能通过停止改革来解决问题，这样做不但延误改革时机，而且会使问题越积越多。而只能“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逻辑所决定。在这一阶段，这一方法论主要表现为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通过不断扩大要素的市场化来鼓励资本扩张，增强解决问题的经济实力，特别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城乡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从根本上解决要素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矛盾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积累力量、探索经验和等待时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逻辑。
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过10年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已经基本建立。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已经基本结束，生产要素新的配置方式使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积累起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当然与此同时，在要素市场形成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尚待解决，有些已经十分严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从根本上解决要素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矛盾的历史时机已经逐步成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三阶段。
三、完善市场体制与和谐社会建构
面对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各种违背改革开放客观逻辑的各种思潮。一些人主张这些问题根源于中国政治体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头，下一步是要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走以“多党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民主制道路。这无疑会将中国引向永无休止的政治混乱乃至国家分裂的状态，私人资本力量将操纵和控制社会舆论与政治生活，人民大众将处于被操纵的地位而失去有效话语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些人则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其后果是将中国拉回到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断送中国民族的强国前程。从学理上说，这两种思潮都只是从表面现象上来分析当代中国发生的问题，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消除这些矛盾，而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矛盾：追求自身扩张的资本力量与社会公共福利的矛盾。
面对刚刚建立的要素市场所产生的新矛盾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⑦在继续改革的基础上，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克服和弥补要素市场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不和谐因素，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与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和谐关系，为建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第三阶段所要实现的伟大战略目标，它的实现将意味着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基本完成。
建立和谐的小康社会不仅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我们解决当代各种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简单的板块式结构，而是复杂性社会。在市场力量与政府宏观调控力量的矛盾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中，矛盾的各方利益彼此纵横交错，各种消极现象与积极现象也彼此互为因果，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体系。如果用简单的斗争方法，用矛盾的一方消灭另一方，不但不能解决原有矛盾，而且由于各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导致整个社会全体利益受损，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崩溃。必须尽可能地缩小斗争范围，从建构和谐社会的目的出发，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通过生产公共产品的办法来弥补市场缺陷以化解矛盾。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而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的小康社会，必须克服由资本的自发力量所导致的“以钱为本”的唯GDP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施科学发展观，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⑧发挥资本力量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动力作用，一方面必须解决由资本扩张力量导致的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生态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对国外资本力量的不对称性依赖等严重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体现的价值观贯穿到市场内部，驾驭资本力量，使资本自身承担其扩张过程的社会公共成本（如环境污染与公共资源的消耗），并且引导资本投入到生产公共资源（如生态环境）的新型产业结构中，使市场力量被纳入到社会主义轨道，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真正完成。
当然，在解决要素的市场配置与资本对公共利益的侵害的矛盾中，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新的矛盾，例如，生产公共福利所要支付的过高的成本与企业效率的矛盾，由此引起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矛盾，公共福利实行过程中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矛盾，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矛盾，等等。但是，旧的矛盾的解决与新的矛盾的产生，正是事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生机所在。马克思主义者不畏惧矛盾，而是将各种矛盾的发生看成是把事物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的机遇，通过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来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②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③《执政环境：新平台的挑战》，载《盼望》，2006年第10期“两会特别报道”。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⑥李忠杰等：《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学习时报》2002年6月17日。
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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