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文化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大省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视角中的文化大省建设
万斌（浙江省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省委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省，这预示着浙江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将开拓一个新的空间，将获得一次质的提升。因此，大家都很兴奋，都很关注，也都想作出自己的思考，谈谈自己的见解，阐述自己的观点。
第一，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认为在当前首先必须在理念上明确文化、文化大省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关于文化，人类谈了几千年，定义不下数百条，至少在近期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我们建设文化大省确实无需花费很多时间去作抽象的争论，那是部分专家学者的事情。但是，建设文化大省又是浙江人民一次规模宏大的实践，必须始终具有自觉理性的指导。这种自觉理性，第一位的就是从浙江的实际出发，从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出发，对文化和文化大省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明确界定。因此，这种界定，应该带有浙江的特色。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丢弃文化最本质的东西。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的理性、素养的内在表现。文化大省的建设自然要围绕这个基本点、这个核心来进行，重塑浙江人的精神，把提高浙江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放在首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政出多门”，版本太多，不易形成建设文化大省的共识，很难集结建设文化大省的大军。显然，这有违省委建设文化大省的初衷。
第二，在理念上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省委开始是提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后来听得多的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大省，我认为这一顺序上的倒换，是非常有见地的。无庸置疑，在建设文化大省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产业问题。把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有两重意义。一是使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接轨，注重文化产品的经济含量、经济效益，使文化产品生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为浙江经济发展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其二，是文化全面侵入经济生产，使经济生产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乃至产品的包装，都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从而促使浙江经济生产获得一次革命性的跃迁。与此相关联，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将为文化大省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提供物质支撑。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正在于此，也仅在于此。建设文化大省应该有自身高远和丰满的内涵与目标体系，发展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大省建设的一种手段、一个内容。现在有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发展文化产业的呼声很高，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模糊，大有将建设文化大省与发展文化产业混同，甚至以发展文化产业取代、吞没建设文化大省之势。这种倾向如不在理念上、实践上加以拨乱反正，将很有可能使文化大省建设下降到纯功利化的层面，这也必然有违于省委建设文化大省的初衷。
第三，建设文化大省既是一场规模宏大的革命实践，也必然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它要求我们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从浙江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从文化建设体系中各内在要素的关联中作出深层次的思考，以取得对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明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有：
1、“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层次；
2、当前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及其走势；
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与经验；
4、“文化大省”的基本内涵及价值目标；
5、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
6、城市化与区域文化发展；
7、多样化发展格局中的文化功能；
8、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9、“文化大省”建设与文化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10、文化产业化的法制保障；
11、文化建设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2、文化建设中的现代化设计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掘；
1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14、跨世纪发展中“浙江精神”的重塑。
第四，在浙江建设文化大省，从理念到实践，这是一个艰难探索、开拓创新的过程，必须极其慎重。这里，需要的是把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要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自发盲动；多一点全局观念，少一点“各自为政”；多一点调查研究，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点法治、规范，少一点随心所欲；多一点科学民主，少一点长官意志。现在，省委正在组织力量，从理论上探讨文化大省建设的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分条分块，有条不紊地开展多方面的专项调查，了解、吃透浙江的省情，设计建设文化大省的模式和目标体系，以便决策和规划。这确实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社科院党委认为，在建设文化大省的事业中，社科院应该义不容辞地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已决定将文化大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院重大课题，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并计划在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一次有较大规模的研讨会，写作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出一本有相当份量的论著，为省委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明确指导思想，认清传统优势
——建设浙江文化大省之我见
吴光（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这里，我想就“建设浙江文化大省”问题提出两点粗浅看法：
第一，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即：坚持特色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多元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特色理论”，就是要求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在文化型态结构上则必须保持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色。而要保持“中国特色”，就必须尊重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一切优秀的、有意义的遗产。
在文化建设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辩证地、历史主义地对待和分析中国固有的以及一切外来的文化遗产，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求我们树立多元主义的文化发展观，反对唯我独尊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文化观。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特色理论的一个战略思想，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文化上的改革，就是批判性地改造、扬弃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文化上的开放，就是借鉴并引进外来文化，择善而从，化为我有。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文化传统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吸取外来文化新营养而转化更新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开放与管理关系的政策问题。我认为，必须树立“开放第一，管理第二”的政策观念，因为只有先开放引进，才有加强管理的必要。如果管字当头，就可能使开放徒具形式，甚至可能将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拒之门外而丧失文化繁荣的良机。
多元发展，是文化良性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文化发展史上，尽管统治阶级总希望保持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但在事实上，无论在中国、在外国，文化的发展都保持了一个“一元主导、多元竞争互补”的格局。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儒、释、道多元文化既竞争又互补的格局。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则客观上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的西方文化多元竞争的局面，我们应当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价值所在，允许并提供多元文化发展的合理空间，而努力建立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以传统的和外来的优秀文化为辅补的多元文化良性竞争的基本格局。
第二，只有正确而且充分地认清和发扬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才能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浙江在数千年发展史上积累了极为绚丽多姿的历史遗产，问题是需要我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掘、继承并发扬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那么，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表现何在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富有人文精神。浙江的先民及其杰出思想代表在七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为铸造中华民族之魂、培育中华人文精神作出了极大贡献。这特别表现在创造性地提出并在实践中发展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实事求是，批判创新”以及“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和思想原则方面。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牙雕“双鸟舁日”图案，象征着人（以鸟图腾为代表）与自然（以太阳为代表）的和谐统一；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雕“人、禽、兽三位一体”图案，则象征着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这正是中华民族最古老也最典型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东汉时代的王充，是充满实事求是和批判创新精神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自述写作《论衡》的宗旨是“实事疾妄”（见《对作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南宋时代的浙东学派代表陈亮、叶适等，继承发扬了王充的“实事疾妄”思想，创立了义利兼顾价值观，而批判了重义轻利价值观。南宋婺学代表吕祖谦提出的“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思想，体现了讲究实际、学以致用的精神。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的“君害”论和“工商皆本”、“经世应务”等思想原则，则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创新精神，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他如王阳明、刘宗周、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浙江思想家。
二是重视教育与科学的优良传统。浙江自唐五代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以来至近代千余年间，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大省，教育事业尤其发达，形成了重视教育与科学的优良传统。在教育方面，不仅官学普及于各府、州、县，而且民间办学蔚然成风，如精舍、书院、义塾、书堂、社学、私塾、学堂、学校等等，形式多样。据统计，浙江在宋、元、明、清所建的书院以及科举出身的人才，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在自然科学方面，浙江在传统天文学、历算学、地理学、医药学、农学等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涌现了诸如王充、沈括、朱震亨（丹溪）、李之藻、王士性、黄宗羲、张履祥、陈讦、赵学敏、黄炳垕、李善兰等著名的科学家或科学理论家。
三是有极其丰富的文献积累。浙江素有“文物之邦”、“文献名邦”之誉，涌现了一大批青史留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和政治家，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及大量的历史文献。浙江历史上的藏书楼、刻书业、印刷造纸业及近代图书出版事业之所以特别发达，是与其丰富的文献积累密切相关的。例如，五代吴越国雕版印刷的佛经，南宋国子监官印的监本图书，明、清、近代遍布浙江各地的藏书楼和刻书局（如天一阁、嘉业堂、玉海楼、五桂楼、抱经堂以及文澜阁、浙江书局、浙江图书馆等），其藏书之丰富、刻书印书之精美、影响之广大，是当时绝大多数省份所无法匹敌的。
上述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奠定了浙江自五代以来千余年的文化大省历史地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浙江在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的，因此，认真回顾、总结和切实继承、发扬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使浙江文化重振雄风，正是当代浙江人、尤其是浙江文化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文化大省要哪些文化？
毛丹（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浙江省要把自己建设成为文化大省，不再满足于经济大省的形象，这是件好事。不过，建什么文化大省，还需要研究。
让人稍觉尴尬的是，学者好辩，在学术界要给文化下一个简洁、无可挑剔、或者被同行一致认可的定义，其实做不到。所以，学人所下的文化定义，也就由1920年时的区区6个，增加到1950年的160多个，直到现在多得数不胜数。以文化所笼罩的范围论，这些定义中的一端是各种所谓狭义文化论，大致是把文化归为观念、意识等等主涉人类精神活动的东西。另一端则是所谓广义文化论，一般主张把文化看成是人们的生活样式、行为模式的总和。比如，泰勒爵士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近百年后，格尔兹也说每个参加到社会中来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两人大抵都持广义文化的立场。在这两端中间，还有很多的中观的文化定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分类，诸如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以及观念文化，等等。公说公的、婆说婆的，以至于一向以雅致示人的英国学者不胜其烦，转而主张废弃“文化”概念，代之以“社会结构”一词。当然，争论归争论，学者关于文化还是有些共识可寻的。比方说到文化的功能和特征时，很多人都会同意文化是人创造出来，通过学习而传之后代，可以帮助社会成员适应环境；它作为长期传递、累积而成的惯例，虽然不见得样样都合乎现代科学的标准，不过人们常常就是依赖这些惯例去应对各种不确定的境遇和难题；当然，也正是有了文化的传承，每一代社会成员都能学习到前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技能，避免重复发明，社会才有了进步的可能。所以，没有这些作为惯例的文化，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社会，更没有了现有的社会进步。
这类争辩显然太复杂了。相比之下，常人在生活中似乎更倾向于简洁地界定文化；或者说，在一个普遍渴望社会进步的社会中，通常都比较倾向于要求增加文化中的“高级”、文雅趣味的部分，或“好”的文化。其中很多东西在学者看来，大概都可以归于“文明”——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文化进化程度较高的东西。这固然有简单化之嫌，可是不管怎样，建设文化大省毕竟意味着对省内公众生活作出重大调整，而不是只涉及或主要涉及学界的“狭义”文化行动。所以，我个人主张，做建设文化大省的有关预备工作时，了解公众对文化建设的具体希望应该重于听取学者的复杂论证；而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初期工作中，注意落实公众所期望的、可操作的文化进步要求重于实施宽泛的文化健全计划。从经验上说，公众所要求的一些“好”的文化，应该在文化大省中获得满足，这些东西中至少包括：
（1）迅速扩大教育规模，由较为发达的学校系统、 特别是高等院校系统来提供更多的正规教育。教育虽然在行政管理体系上被习惯地划出文化部、厅、局系统之外，但是，愈是现代社会愈是会在社会化方面、在训练社会成员方面、在传递知识技能方面，依重学校系统，特别是一个较为发达的高等院校系统。因此，浙江省的高等教育规模如果继续处在全国中下水准线上，不但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更遑论什么文化大省了。
（2）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 特别注意提高城市建设的整体布局水平、规划水平、市政管理水平，在各城市中有意识地按照规划来构筑各种标志性建筑以及围绕这些建筑的功能分化合理的服务中心。
（3）倡导鲜明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 如果考虑到现代社会对于法制的依赖性，也许应该特别倡导法律文化，甚至将建设文化大省本身纳入立法、执法的过程；并且通过立法和执法环节，在教育、环保、城市化各个方面确立可以衡量比较的指标体系，以免空对空，再出现搞经济又实又硬、抓文化又雅又空的局面。
（4）强调环境保护和环保文化。在乡镇企业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尤其要注意争取一种优雅环境和牢固的环保意识，绝对杜绝边发展边污染的粗鲁发展样式。
（5）加强对大城市、小城镇以及乡村地区的社区状况的研究， 尝试建立一种适宜的社区管理体系和社区保障体系，促成和谐的社区生活样式。
（6）在建设初期，尤其要注意从文化产业化入手， 包括发展学校教育，以及保存乡村、古典、少数民族的生活样式，都应纳入产业化机制，以作长久之图，既避免政府投资力度不足，又避免向公众摊派文化事业发展经费。
真能做到这一切，文化大省或可徐图。
让浙江人精神上先富起来
高力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经济大省向文化大省的跃升，是浙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孔子有“富而加教”的古训。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是让浙江人精神上先富起来。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互动性，经济繁荣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对于文化建设来说，经济发展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世界文化史上不乏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优越之例，如“经济香港”和“文化澳门”，美国和法国也有经济文化的反差，这除了社会历史的差异，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与拉丁天主教文化传统的差异，还有政府文化政策方面的原因。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民间经济，那么文化发展则既是社会活动，又是政府行为。政府的文化政策对文化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但其重中之重，在于人的素质的提升和文化价值的生产。浙江要成为文化大省，首先要成为教育大省，还要成为学术大省、文艺大省。
浙江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浙江高等教育的落后，高考升学率、大学生和科技人员比例之低，与其经济大省的地位难以相匹。与此相关，劳动力素质不高和高新技术的落后，已严重影响了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浙江若不改变教育落后的局面，经济大省的地位且难保，遑论建设文化大省。浙江高等教育的落后，导致了应试教育的恶性发展。浙江历年的高考分数线往往高出北京、上海一百多分，这种计划经济造成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以往一直以浙江基础教育水平高而自我陶醉。孰不知，这种高分正反映了浙江教育资源的贫困和应试教育的残酷！浙江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金华中学生杀母事件是一个深刻的警示。浙江要实施科教兴省和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必须教育先行，以改革开放的大气魄，实行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建设教育大省，关键是经费投入和体制改革。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的难题。90年代中国教育公共支出占GNP 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且这一比例逐年下降，终未能落实世纪末教育公共支出占GNP4%的既定目标。有鉴于此，我省教育发展须以长远的战略眼光，通过立法程序来落实教育经费问题。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是率先实现从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的转型。应借鉴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大力改革教育体制，实行高等教育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大学的发展要有层次，每个地市应有一所大型的综合性大学，萧山、绍兴等富裕县市可以兴办中小型的社区学院，逐渐形成全省发达的高等教育网络。基础教育的发展，应着眼于率先普及高中教育，并借鉴深圳经验，从小学一年级起普及英语和计算机教育。只有实行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大力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浙江的文化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因而，建设教育大省是建设文化大省的中心环节。
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文化价值的生产。浙江要建成文化大省，还必须成为学术大省和文艺大省。文化大省须具有领先于各省、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师、大家、大报、大刊、大台（电视）、大著、大片、大戏。我省的文化现状，显然还与之相差很远。《浙江日报》迄今没有《文汇报》的“学术”那样的学术版，这也反映了浙江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水平。浙江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获国家奖的作品，但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文化著作很少。浙江要成为出版大省，首先要有出版家。出版家是文化价值的传承者，其不同于出版官和出版商。谈及文化作品，我们往往讲求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是政治效益），而忽略了其本身的文化效益。其实，“文化效益”才是文化作品之本。浙江素称“文物之邦”，近现代更是大师名家辈出。浙江要建设文化大省，再造浙江文化的辉煌，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开明的文化政策，二是充裕的经费支持，三是积极的人才培养。浙江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缺乏发展经济的开放气魄和开明政策，以及缺乏足够的经费扶持。我省一直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省社会科学规划的全年课题经费，不如香港研究资助局一项课题经费的数额。建设文化大省，必须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气魄和经费投入的大手笔，以全国第四的财力和全国第一的魄力，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同时，文化建设还须扬长补短，既要发扬浙江美术大省的优势，又要大力发展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事业。与广东相比，我省还缺少音乐学院和芭蕾舞团，影视业也有待于发展，这些显然都是艺术大省不可或缺的要素。
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发展，它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积累过程。全社会公民素质的提高，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改革开放二十年，浙江经济由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4位， 而浙江的文化建设并没有相应的成就，这一方面暴露了我省文化建设战略的缺失，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化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它并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然繁荣。正如一个暴发户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绅士一样。中国经济改革远比俄罗斯成功，但我们的国民素质却仍难以达到俄国人的水平，这是因为俄罗斯人自彼德大帝改革以来已经历了数百年现代文明的浸润。俄国人并没有因现时的经济窘困而斯文扫地，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百年树人”，文化建设最忌急功近利，需要持之以恒而循序渐进的努力。文化建设不可能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倒需要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坚韧。
文化建设就是要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灵魂
董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根据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最近浙江省委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加快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使浙江省较早跨入现代化行列的基本设想。我认为这一设想是有远见的，也是符合浙江省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的。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最近的统计材料，1999年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350亿元，比1998年增长10%；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93元，除去价格因素，比1998年实际增长9.4%。中国科学院3 月1日公布了《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我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暂未列入）的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计算，其中浙江省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在全国位居第六。在经济结构中，非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26%， 农业的比重基本符合现代化的标准。这些表明，我省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并且也有良好的综合发展潜力。但是在智力支持系统中，浙江省却没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素质、智力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无疑也将成为本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现在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不仅是本省经济发展在现阶段的一种要求，而且就本省社会经济与文化在宏观意义上的协调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指经济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指社会经济的某种发展程度，而更是一个综合概念，其中至少还包括了社会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在这里，我们宁可将“文化”理解为人的文明程度的综合素质，它包括了人的教育程度、道德修养、公民意识、法律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等，因此所谓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在根本上说，就是与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人的综合素质的普遍提高。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两者之间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互动过程当中。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需要有经济的相对发展为其前导；但经济的更高水平的发展却又必须要有文化的发展作为保证，并以良好的社会文化结构为其持续发展的支撑环境。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因此也就绝不意味着离开经济建设这个基本点，而恰恰是为了更好、更健全、更快速地发展社会经济。正由于经济与文化存在着这种双向互动的、相互助成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充分展示于人的现实活动过程之中的，因而在经济的一定历史发展水平上，文化的全面建设也就必然会作为一个历史课题而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也就不仅是以本省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为依据的，而且也是以经济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理解为其基本理念的。
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在本质上都是以人本身的生存价值的充分实现为目的的，正是这种目的的同一性，才使经济与文化展示为人类生活的不同层面，并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积极互动。但是，如果经济建设是以人类生存的外部物质环境与条件的改善为基本取向的，那么文化就应当赋予这种物质环境与条件以灵魂。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文化建设就是要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的灵魂，要赋予现代物质生活以人的灵气与生气，它是以精神本身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只有经济与文化共同的健全发展，才可能真正代表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成就。
正由于我们将文化理解为人类文明的综合素质，并且将文化建设理解为一项“灵魂工程”，因此我们也就需要强调，文化建设切忌流于表面，而必须以民众文明综合素质的普遍提高为目的指向。我并不赞同时下颇为流行的、甚至常被某些领导干部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觉得这句话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它反映出对于“文化”这一概念非常肤浅、狭隘、甚至是错误的理解；第二，它也反映出对于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非常肤浅与狭隘的理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就仅仅成了某种毫无生气的摆设，成了某种外在的躯壳，而“经济”则成了内在的实质，成了“灵魂”；在这种“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理解当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就完全搞颠倒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文化仅仅理解为某些有特色的民间传统习俗、节日或活动之类，这些都只是文化的某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人的内在的精神境界，精神境界有高低，文化便也有雅俗之分、精妙与粗劣之分。我们提倡建设“文化大省”，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要拓展生命存在的精神空间，提升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境域，传承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慧命，使人本身这个目的不至于迷失在现代斑驳陆离的优裕物质生活环境与条件之中。因此，文化建设就必须以人文精神境界的提升为目的，而切忌流于表面，更不是要大搞甚至满足于“××文化节”之类的活动。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不健全的思路中走出来，我认为是真正建设文化这座精神大厦的首要一步。
浙江有非常悠久而又优秀的文化历史传统，并且有其非常鲜明的自身特色。这种传统与特色，概括地说，就是具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兼容众说而又富于批判精神，实事求是；注重文化精神的历史传承，以道德的内在涵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的基本尺度，克己修身；重视知识的实际效用，以知识价值在现实生活领域的切实转换为基本取向，经世致用。在提倡建设“文化大省”的今天，我们同样也有必要继承与发扬浙江历史文化的这种优秀传统，结合现代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整合出既具有时代性、历史性而又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建设文化大省与重塑浙江人心理
陈立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建设文化大省，不仅仅意味着在浙江形成一个作家群，产生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学者，创作出一批文化艺术精品，更重要的则是意味着要重塑浙江人的心理状态。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表明，从总体上说，浙江人的心理素质有助于促进浙江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浙江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以及浙江经济制度的创新。但是，如果从浙江提前实现现代化和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现阶段目标出发，那么就必须把变革浙江人的心理状态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项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这里不必面面俱到，只想有重点地选择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讲究实际、注重功利，重内容不重形式是浙江人心理的一个显著特征。近2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种心理特征是与浙江改革开放进程相协调的，它对于浙江国有企业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专业市场乃至整个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0年来浙江省改革的突出特点，不是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而是在旧体制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体制的不断扩展来渐次削减旧制度的空间，促进旧体制的变迁，然后达到整个经济制度的创新。与上述进程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则是来自“体制外的增长”。在1978至1997年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与前三十年（1949—1978）的平均值10.2基本一致，在此期间集体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6.9%，个体及其他经济成份更以年均60.2%的速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渐进式的制度创新方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浙江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迅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得益于浙江人文化心理中所谓“讲究实际、注重功利”和“重内容、不重形式”这样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有利于新的规则、新的体制在旧的规则、旧的体制下面成长，而不一定非要首先打碎旧的规则、旧的体制，才能开辟出新规则、新体制成长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正式规则“名称”和“形式”没有变的情况下，浙江人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旧体制、旧规则相冲突的行为，摆脱了旧体制、旧规则的约束，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分配模式，从而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比如，在个体私营经济仍受歧视的情况下，浙江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就变通地采取了“假集体”戴“红帽子”的形式；在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专业市场等许多制度创新的行为还存在争议，浙江人就灵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的方式；许多改革还未得到公认时，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结论”的政策。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讲，“讲究实际、注重功利”和“重内容、不重形式”心理传统的运用，乃是浙江人制度创新的精神上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它对于制度创新的意义是很大的。
然而，随着浙江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以及现代化事业的逐步推进，“讲究实际、注重功利”和“重内容、不重形式”的心理传统的负面因素的影响就有可能逐步显现。因为这种心理传统的另一面，就是浙江人处事比较灵活，不太注重原则和正式规则，而这有可能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理性化与规范化要求相冲突。“重内容、不重形式”和“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心理传统，对我省进一步实施某些可能会触及个人利益的改革方案显然是不利的。而我省很大程度上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之类现象，更是比较集中地暴露了“重内容、不重形式”传统的弊端。可以说，如果浙江人对于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相适应的规章制度也抱着一种对自己有利就遵守、不利就违犯的越界逾规的态度，那么这些规章制度就会成为“好看”的“摆设”。这样，浙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健全的市场秩序就不可能建立，现代化社会就难以实现。
注重亲缘、朋友等关系网的特殊主义取向，是浙江人传统心理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心理特征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关系和态度。仔细观察浙江各类企业发展和组织结构、管理，不难发现，在许多方面它们都烙上了特殊主义取向的心理印记，其中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尤为明显。这首先表现在利用同学、同乡、朋友等关系网络获取企业所必需的资源、市场和信息上。在经济体制转换、市场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时期，关系网络对乡镇企业的迅速成长显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更高的目标看，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企业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成长障碍。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模式下，“圈内”与“圈外”的经济交易成本大不相同。在“圈内”，企业可能保持内部成员的一致信仰和价值观，减少甚至消除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圈内全面而强烈的人情关系，可以降低已存在特殊关系的主体间的交易成本，使之低于普遍主义人际关系模式下的交易成本。但是，特殊主义的人际圈对外部或“圈外”则有“排他性”，在此情形下，任何“圈外”人要进入某个“圈子”，并进行交易，显然需要突破“关系壁垒”，付出额外的成本，其交易成本高于普遍主义人际关系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因此，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企业在面临全球市场时往往难以表现出较佳的经济绩效。在营销上，它们往往受原子式竞争的影响，而很少能做成国际性的品牌。尽管它们可能面对一个巨大市场，但这个市场经常是被分割得十分零散化。因此，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企业很可能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无助于培育出一个大市场。2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浙江人注重亲缘、朋友关系网的特殊主义的心理取向，有利于一定时期浙江经济的发展，它是与浙江“低小散”、“轻小集加”、“家庭工厂”、“前店后厂”等经济特点相适应的，但它不利于浙江经济上规模、上档次即从“低小散”走向“高大外”，不利浙江形成拳头产品，不利于浙江经济的国际化。
上述表明，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浙江经济发展的浙江人心理状态，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一定有利浙江的发展。因此，浙江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以及提前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了必须重塑浙江人的心理状态。由此也决定了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目标，必须在于提高浙江人的精神心理素质，促进浙江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比如，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养成浙江人恪守现代化社会的规章制度的习惯；促进浙江人从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向普遍主义的成就取向转变，从重身份向重契约转变，等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将建设文化大省的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文化的内在性社会价值
包利民（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内部看，也可以从外部看。文化从内部看，是文化承担者自身的爱好与选择，不必引起超乎其外的兴趣。但是文化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社会其他领域以及社会本身的关系就有了超出文化的意义。文化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是现代哲学—思想界的重要话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经常直接地从社会其他主要领域对文化领域表示兴趣并讨论与它的关系。毋庸置疑，今天对于文化的重视与文化的经济作用紧密不可分离。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价值是值得引起社会的重视的。但是我们这里想探讨一个文化的来自内在价值性的重要性问题。这里讲的“内在价值”仍然不属于“纯文化价值”，而是文化的社会意义，所以称为“文化的社会价值”。但它又超出了过于直接的功利考虑。这样可以使得讨论的视野更加开阔，也可以理解文化的更为深刻的、广泛的超文化的社会性意义。
“文化”的定义繁多，这往往是因为讨论的主题对象不同。我们这次的讨论显然是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的问题。作为与政治、经济等领域不同的一个领域的“文化”指的是“文化艺术”等较为精神性的一个社会领域。丹尼尔·贝尔曾说，文化就是以想象形式去开挖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它来源于所有人类面对的生存环境，怎样应付死亡，怎样理解悲剧和英雄性格，怎样处理爱情，学会同情，平衡本能与约束等等。这些都是古老的、一再困惑人类的难题。我们所讨论的与丹尼尔·贝尔的范围大致相当，所不同者，一是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主要是象征—表现的领域即各种文学艺术和宗教。我们把它扩大到包括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因为它们中的一些类型用理性的方式探讨着同样的问题。二是贝尔所举的那些问题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主题。文化所涉及的问题要广泛的多。
文化的内在性社会意义有许多。我们只谈与现时代人的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几点。第一，一个良好的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内心的真正自信。文化的本质是超越直接生活的，它以形象的与抽象的方式思索、评价、感受生活的实质的与形式的种种方面。不同的反思建立了不同的传统，界定着不同的人群的自我。失去文化的个人与群体，失去自我，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群体之格，也就无自尊，也就不会受到别的个人或人群的尊重，也就失去内在的凝聚力。犹太人失国几千年而能不失去自我，仍然保持内心的尊严与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如果不建立真正的文化，则或者成为其他优势文化的种种时尚“潮流”的俘虏，随波逐流；或者为“反文化”、“伪文化”所侵逼、俘获。
其次，文化的自身意义还在于生活的终极目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提出问题：人的一切努力的价值都在于其所追求的目的。而这些目的的价值又要由它们所进一步服务的目的来决定。如此推理下去，最后的目的应当是自足的、完美的。这种价值，只能理解为生活本身——有内在质量的、与人之为人相称的、更为文明化的生活。这一思想支配了西方许多年，甚至到洛克与亚当·斯密。当然，在人生中会看到许多为了追求“过程”中的手段性价值而迷失终极目的的“异化”现象。它们有些是因为基本生存条件长久不能满足而引起的反常，有些是因为社会需要拉动整个经济而需要做出的牺牲。但有些也是因为价值的秩序严重颠倒引起的。谈到文化的内在价值时，人们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现在谈文化“太早”，等经济上去了文化会自动解决的。经济的发展在初期不可避免地一定要付出文化上的代价。然而，我们认为现在说这些并不“太早”，毋宁可以说有些迟。实际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在经济现代化当中，并未为了积聚财富就对文化全面放弃，从而能够平衡不少浮躁与失落。何况在今天，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领域显然已经开始主动关注文化领域。这说明文化生态复苏的契机已经出现。如果说农村与城市前几波建筑潮不受文化的范导还情有可原，下一步还是如此，那就很难原谅了。
再次，文化不仅是影响当下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社会持续发展的条件。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最有创造力的领域。新的发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有赖于新的可能性。在社会中最为不受规制严格约束的，是文化。密尔与海耶克曾反复强调保留文化领域的创造自由可以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从中受惠。这一点，在经济已经到了“知识经济”取代机器经济的今天，尤为突出。
文化在今天的重要社会意义还可以提到社会各个领域平衡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要健康存在，它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应当有相对独立的、按照自身规律运作的充分发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过分的泛政治化，过分的财富至上，过分的唯心主义，对于社会的其他领域都构成了严重的伤害，到头来，又伤害了整个社会。在今天，较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抵御物质诱惑力量对于精神领域的独立尊严的侵逼。从托克维尔以来，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忧虑大众民主的潜在危险是平均化、大众崇拜、媚俗以得利。毁掉一切古老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东西。结果往往是为商业文化操纵。“大众”自以为是主人，实际上只不过成为一种更为深刻的“霸权”的不自觉的追随者，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以上这些考虑使得我们看到建立良好的文化领域对于社会的良性发展的重要。至于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是极为复杂的问题。真正的文化不是“造”出来的，但是还是可以探讨其生成的某些条件。这里只能提些一般化的想法。一是社会其他领域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公共利益支持文化领域。给文化营造宽松的自由发展氛围；从政策上引导企业界对于文化投入。另一是文化界应当发挥综合交叉的优势，在哲学、思想史、文学、艺术等等之间相互切磋，相互批评，建立自律规范。舆论界（刊物与其他新闻媒体）也可以辟出专版介绍省内有关情况和深度讨论、争论。可以独立地或与企业界联合组织方式多样的活动、评奖与比赛。在此当中，既要保持本省优势，如浙江的词曲传统，又要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浙江有过文化大省的辉煌，但是鲁迅、蔡元培、李叔同、潘天寿等的视野与水平，并非仅仅限于一省。同时，既要重视文化界已有形态如绘画、戏剧等，又要关心新的趋势如“网络文化”等的趋势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