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与治道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政治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网民增长幅度最快和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国家。1997年，网民总数不到70万，2005年首次超过1亿，截至2013年底，攀升至6.18亿。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普通网民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同步分享互联网主流技术升级所创造的最新成果，并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创造出别具特色的网络政治。郑永年在论及网络时代中国政治的变革时指出，以“网络”开头的很多概念，已成为讨论今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关键词，面临社会参政的新要求，在个人层面，政治人物现在都在利用互联网所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其所带来的深刻的挑战①。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遇袭，网民在虚拟空间迅速集结，民族主义与新传播技术共同发酵而出的舆论狂潮和抗议声势令西方国家震撼不已。2003年，孙志刚事件、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等一批由网络触发、推动和升级的公共事件凸显了网络政治表达渐趋活跃的征兆。2011年以来，以郭美美事件等为代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国内引发舆论啸聚，一人一地之事，在短时间内演变为全球关注的公共事件，凸显了新媒体借助全球化和个人化两大潮流释放的巨大能量，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织互动呈现出日趋频繁的态势。这样的现实既为拓展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机遇，也对网络社会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提出了挑战。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三重效应 在各国历史上，政治参与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制于既定的结构性要素，从而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征。我国曾有过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闭专制的政治统治，“庶人不议”的戒律造就了臣属型政治文化，民众对政治参与持被动态度。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公民意识的增长，“中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②。不断高涨的表达需求和参与热情，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的相对不足形成了日趋严重的矛盾。而互联网的稳健增长“给政治参与增添了新的变量，它不仅为‘激进分子’提供超常规的运作手段，也为传统意义上的本分公民构建起互动和参与的新平台”③。网民借助网络参与政治，通过以网络为平台或中介的舆论和行动影响现实，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要阶层均可实现的政治参与方式，它们以其聚合效应、脱域效应和极化效应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的形态特征。 1.聚合效应：个体参与的社会化链接 网民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意见的表达，社会转型和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各个群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中，政治参与的行为无法自绝于传播媒介，甚至诉诸媒介本身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互联网已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意见表达渠道，通过互联网表达意见成为了一种最广泛而且最触手可及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对公民赋权不仅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层面，而且它还使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强化。一方面“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并天然地具有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怀”④，另一方面网络改变了公众个体原子化的状态，因为网络空间内每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都具有无限的连接性，网民参与的力量可以通过“连接众多的微力量和微关系，以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变革采取主动行为而产生的聚合能量来得以体现”⑤。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网民构成的异质性，特定事件中的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有显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常情况下，维系彼此关系的是一个特定的议题以及由此议题所构建的意义共同体。我国网民的构成在职业、经历和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同时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强化了部分社会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公众在特定的社会参与和言论表达中进行着“我们”和“他们”的划界，作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区分。一旦弱势身份的认同借助相关议题被激发，他们就倾向跨越年龄、职业、经历的区分而采取集群性行动。网络虚拟空间成为了弱势群体宣泄情感的重要场域。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均是由跨阶层的公众基于网络的聚合效应和特定的社会认知及价值取向所推动形成的。正如舍基所言：“在过去，少数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而现在，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能够轻易地创造一个环境，让那些不那么积极的人不必成为激进分子而能同样发挥作用”⑥。 2.脱域效应：集体行动的时空再造 “脱域”概念源自吉登斯的现代性研究，在他看来，时空分离凿通了社会活动与其“嵌入”到在场情境的特殊性之间的关节点，通过冲破地方习俗与实践的限制，开启了变迁的多种可能性，而且现代组织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生活⑦。以去空间化和无界化为特征的网络为集体行动的“脱域”提供了技术动力，它既为集体协同提供了时空分离的载体，又构成了一个无限延伸和拓展的行动场域，“可以将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的网民的言语、思想、情绪与行为在互联网上以近似的或同一时空进行互动”⑧。如果说前互联网时代的群体性事件是典型的现实时空内的集体行动，其行动网络依托地缘或亲缘关系等面对面的人际网络，难以聚集起全国性关注，那么互联网时代，传播技术打破了行动取向和表意取向之间的区隔，现实集群和虚拟集群两种不同形态的群体都已参与到事件进程中，且虚拟空间对现场事件的渲染能够激发更多的舆论关注，从而拓展了集体行动参与主体的范围，颠覆了物理概念的行动场域。个体传播行为已经完全可以超越时空阻碍，随时随地进入到全球性互动之中，触发跨地域乃至跨国的行动联盟。尤其是以网络舆论为主要形态的表达参与和跨地域的互动使参与虚拟空间集群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倍增，并推动虚拟空间向现实世界施压，而一旦这种压力形成，就易于形成“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的局面⑨。而且在网络时代，一旦公共危机显性化和媒介化，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将会意识到，通过个人策略性的行动可能对现实政治产生一定的干预效果。 3.极化效应：传播空间的再中心化 2011年5月，Yahoo Research对Twitter两个月内的12亿条微博调查显示，71％的微博没有任何回复，只有极少数微博成千上万地被转发和讨论，仅占用户总量0.05％的精英用户吸引了超过一半以上用户的注意力⑩。在新技术为普通网民赋权的同时，网络空间内的权力又向精英群体集中。这种再中心化的趋势既是网络传播本身的技术属性导致的，也是网络时代政治动员的必然结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互联网为中介和纽带的网络政治参与，交织着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团体、行动组织以及国内外势力之间的博弈，显示了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政治动员对国家治理的挑战。现代社会的公众参与，其实质是政府、公众以及各种中介力量之间的互动。对公众而言，诉求的表达、对政策议程的触动需要包括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在内的中间力量通过媒体进行动员、说服和倡导。查德威克曾将互联网影响政治动员的表现归纳为三点：一是在线扩展线下策略，利用新传播技术向政治精英施压；二是跨国电子动员的激增；三是以“黑客行动主义”为代表的新型行动方式(11)。目前，国内民间组织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正式的民间组织外，被各种事件激发的临时性救助团体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群体，如钱云会事件中由学者和普通公民自发组织的调查团，躲猫猫事件中由政府倡议组建的调查团，类似团体的出现是网络环境下政治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新现象。此外，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传统媒体的记者在当下公共事件的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善于在网络互动中链接民意，传递关键信息，提供多元观点。而当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与现实社会中的动员主体或关键群体重合时，事件发生网上网下互动的概率就会增大。因此，信息技术的升级和再中心化的趋势能够把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交融向前进一步推进，使言与行的界限不断消解。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多维挑战 网络政治参与既获得了信息技术所赋予的解放性力量，同时也被现有的制度格局所规制。就其被现有的制度体系吸纳而言，尚处于一种正在进行时的状态。各种政治行为体的力量对比更非一成不变，他们对外部环境以及交互行动的预设和判定随着外部条件变化而不断调整，在相互渗透和博弈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策略。就当下压力型网络政治在中国的表现而言，并不能以简单的悲观论调或乐观论调对其未来发展态势给予定性。因为，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来看，尤其是将信息技术的潜力考量在内时，虚拟空间内部以及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行为体及其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未定型的状态。 1.权力关系重构推动博弈规则重建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齐头并进，网络成为国家执政环境变迁过程中一个不断强化的新变量。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紧密交织在一起，两者互为动力，彼此渗透。互联网把原本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使他们在网络空间获取政治信息，关注政治事件，感受政治生态，展开政治讨论，进行政治协商，并影响政治决策。网络上的讨论和争论就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夸张或变形，但是与传统的闭塞的表达和参与管道相比，互联网已给予普通民众一个聚集、讨论、交流以及在公共事务中扩大声音分贝的出口。它对建立在信息垄断基础上的传统权力结构的重塑，不仅是通过对信息流的再造实现的，而且也是通过由表及里的文化冲击逐渐形成的。如果把传统的执政环境比作“城堡政治”的话，那么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是使这个曾经一直封闭的城堡缓缓地向它的人民打开，并逐渐向世界开启。新媒体传播孕育着与其相适应的新型权力关系，而这正是网络时代中国所需面对的新执政环境的本质所在。如果把网络政治纳入民主政治的范式内考量，那么，制度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就是指“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12)。当下中国，各阶层之间的博弈，网上与网下的博弈，国内与国外的博弈都能交织渗透在一时一地的小事件中，并不断地聚焦与放大。凡此种种都需要国家在新与旧之间、封闭与开放之间不断更新调适，不断提升在信息传播格局中的主导权，改进互联网治理策略。 2.治理风险叠加倒逼制度化应对能力提升 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应对以及基于网络环境的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政策学习过程。历时性地考察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可发现，政府已经逐渐摆脱初期面对新生事物时的手足无措状态。但是，就整体的观念而言，政府部门还没有深刻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实质挑战，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应对仍处于“刺激—反应”的模式。而随着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资源配置权限，使地方政府成为治理主体，并承担相应治理风险，地方政府必须直接面对相对剥夺感不断加剧的基层群众，从而进一步凸显基层治理的危机。同时，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交织叠加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的阶段。社会风险全面覆盖了自然/生态和国际/国内等多个维度，各种原生性的风险会引发次生风险，自然生态领域风险与社会生态领域的风险可相互转化，国内风险和国际风险相互交织，对国家和地方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出了挑战。社会风险引发的政府不当处置的代价是政府声望的持续损耗和危机管理成本的持续上升，加之网络空间各类意见领袖的引导和推动，网络群体表达出现了将个别现象定义为普遍现象，将局部评价扩大到全局评价，将具体的利益诉求扩展到抽象的制度性诉求等倾向，网民已不满足于头疼医头的简单应对，这进一步显示出制度化应对的紧迫性。 3.“中心—边缘”结构呼唤良性互动局面生成 正如埃格瑞所言，“互联网并非同步同方向地推动现有制度领域内部的各种力量”(13)。互联网为现有利益格局中原本处于权力远端的边缘群体提供了聚合行动力量的媒介、呈现利益诉求的工具和非制度化参与的可能。但是再中心化的趋势又导致社会表达系统中新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生成。意见领袖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崛起对政治表达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能在特定条件下顺畅民意，形成组织化的建设性的舆论形态。同时虚拟空间推动利益表达群体的成长有助于在社会中层塑造一个沟通上下的群体，缓解社会结构的紧张。另一方面，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在当前背景下更多是基于不同利益诉求以政府为共同指向结成的松散议题联盟，其意见表达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较差。而网络意见领袖的信息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等行动特征(14)，使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交织叠加下的社会治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建设、管理和主导的基础设施平台，互联网衍生出的对于政治参与的诸种可能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同样可被理解为一种“未意图的扩展”(15)。公众通过网络表达和各种自发行动，在微观层面积累着政治参与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意见表达的各种可能性得到了拓展，各种行为体间的关系在冲突和震荡的过程中不断得以规范，使国家及相应治理机构针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作出反应，促进国家与社会在自下而上的压力与自上而下的应力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网络政治参与的治道变革 互联网已然改变了中国公众政治参与的形态，而其可能改变的和将要改变的或许有着更大的空间。正如查德威克所言，互联网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它不仅对现存的尚未互联网化的制度形式产生影响，而且也具有创造新规则、新标准、新程序和新社会目标的潜力(16)。若以制度主义的视角审视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就不应排除因技术动力导致新信息和新观念的输入而推动国家治理制度变迁所蕴含的积极影响。 1.加强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吸纳 网络政治参与属于网络政治的范畴，而网络政治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尤其是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网络的兴起，对不同政治体制国家中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不同的冲击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政治是现实政治的一种补充。互联网扩展了既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并以新的方式促进公民参与手段的革新。与之相对的，有学者提出，在现实政治不发达、且电脑使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网络政治就会释放出较强的压力效应，从而形成一种压力型网络政治，换言之，压力型网络政治的产生与现实领域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17)。在我国，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同步过程，也是其不断深化拓展的必然结果。而网络政治参与正在成为时下中国最具特色的一种政治参与形态，其生成、发展乃至激化可以被看做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表达诉求、政治参与热情与现有体制结构下制度化表达渠道相对不足的矛盾产物。化解这一矛盾取决于政党和国家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吸纳能力。一般而言，在一个政治系统中，非制度化的参与越多，其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就越低，同时给这个系统造成的不稳定性越高，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利于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合理的政治参与秩序(18)。随着中央对网络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正在经历一个从非制度性参与向制度性参与转化的过程。但它必须经过一个在博弈中调适、优化和更新的过程，从而才能逐渐地由随机应对向品质提升的制度化阶段迈进。 2.顺应民意崛起之势再造社会聚合机制 现代国家的政治危机与政治参与困境有着密切关联，而纾解这一困境是国家从管治走向治理的核心。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利益综合与协调的基础上，而利益的综合与协调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利益表达和呈现上。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由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19)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利益均衡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体之间有效的互动沟通之上。自上而下的灌输引导模式，已经逐渐丧失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传统凝聚力和共意形成机制的覆盖面越来越有限，社会利益的表达正在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形态，社会参与力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方式需要国家发展新的社会聚合机制，构建网络环境下的利益综合与协调机制，引导多元社会主体有序参与，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中的各种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使互联网上的言论空间成为连接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大众的协商平台，进而创造性拓展公众表达渠道，使自上而下的合法性需求与自下而上的维权充权需求交汇于公众参与的崭新空间，努力建设一个包括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专家、媒体在内的“公众参与共同体”(20)，进而把真实民意传递给政府，使公众在网上网下的有序参与中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3.应开放执政环境增强公众政治认同 提高政府现代化执政能力，特别是建设一个开放政府和回应政府应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在此进程中，将公众的有序参与纳入到国家治理的轨道中来，使其成为一个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不仅有助于塑造开放的公共决策系统和治理环境，而且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因为，“任何一个治理机制运作的情况如何，不仅取决于一整套的政治安排，而且要依靠一种社会秩序观念的确立以及每个人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中的定位。因此，需要把人民对政治体制的赞赏视为该体制获得成功的重要表现。”(21)新媒体革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从长远来看，国家治理面对一个更开放、跨时空互动、异质成分更高的传播环境乃是大势所趋，在与多元社会力量互动、沟通、制衡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问题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对我国人口的加速覆盖，公民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持的政治和社会参与活动对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就更加不可小视。因此，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要逐步由网上网下分治向网上网下共治转变，从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对于以群众路线立身的政党而言，“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推进社会变革，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巨大能量”(22)。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党和政府提升执政现代化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国家治理而言机遇与危机并存。若能更新执政观念，顺应挑战，就能在实践中积累治国理政的新经验，并沿着理性渐进的路径持续向前推进。 政治参与是各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基本构成内容。探讨一国的政治参与除了必须考察当下的技术、制度和经济社会语境外，也不能抽离于历史文化的传统。尤其在考虑到美好的公共生活和健全的政治秩序必须扎根于公民的心灵之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考察就应该具有更为丰富的维度，而这无疑应在关于国家民主建设的一篇大文章中写就。 注释： ①郑永年：《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当代社科视野》，2013年第3期。 ②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③王明生：《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9页。 ④丁未：《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⑤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桂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⑥［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胡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⑧邓希泉：《网络集群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⑨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⑩《Twitter七成微博无转发》，http://www.dcci.com.cn/report/view/cid/5/id/572.html,2012-12-21。 (11)参见［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12)［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13)Philip E.Agre:Real-Time Politics:The Internet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2,vol.18,no.5,pp.317-320. (14)张涛甫、项一嵌：《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的行动特征——基于对其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新闻记者》，2011年第9期。 (15)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民间传播机制的生长与作用》，《开放时代》，2000年第3期。 (16)［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17)沈逸、刘建军：《网络政治：特性、挑战及限度》，《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 (18)麻宝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政治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9)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20)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新公共运动的兴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1)［美］基思·福克斯：《政治社会学》，陈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22)包心鉴、李锦、刘玉、张新德主编：《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创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