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体性政治的逻辑终点
——政治叙事中的生命政治概念及其环节
罗 骞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生命政治被阐释为现代主体性政治的基本环节,与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一道构成对传统政治概念的超越。生命政治概念的叙事基础是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的生命概念。它属于现代主体性政治又不同于现代以技术理性和抽象权利为基础的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以生物性的生命概念为基础,作为政治理论思潮的生命政治,通过肯定人的利益、欲望和肉体在政治叙事中的根本意义,批判政治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敌视、征用和忽略,将现代主体性解放推到了物性实在的底线,因此成为现代政治概念的最后完成。
关键词： 现代性政治;技术政治;承认政治;生命政治;身体政治;物性实在
近年来,生命政治成为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并且正在迅速发展,不仅有数量不菲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且有不少的博士论文以此为论题。总体来看,国内对这个话题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国外理论家生命政治思想富有成效的引进和介绍。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大致搞清楚了国外理论界生命政治概念的发展脉络和不同含义。关于福柯、阿甘本、内格里和哈特、科耶伦、埃斯波西托、齐泽克等理论家的生命政治理论已为学界熟悉。随着研究的展开,一些学者以生命政治为范式重构政治思想的研究,生命政治概念开始成为研究的视角。就像福柯的“生命政治”之后,“生命-”概念出现了泛化现象一样① 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之后有“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生命经济学”(bio-economy)等,“生命-”的系列概念在泛化,参见KeanBirch,“Theproblem of bio-concepts:biopolitics,bio-economy and the politicaleconomy of nothing,”CultStud of Sci Educ ,12,2017,pp.915-927.,目前生命政治概念本身也存在内涵不清晰、边界模糊和逐渐泛化的趋势。
是不是说某种政治思想中谈及生命,它就是生命政治理论?是不是说政治权力始终以人的生命为对象,因此政治始终就是生命政治?生命政治概念中的生命指的是何种意义上的“人”?生命政治概念要有意义上的话,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得到回答,明确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且在何种意义上这一概念才真正具有理论价值,而不是在漫无边际的使用中消解了它的思想力量。为了在历史发展和思想逻辑层面确定生命政治概念的位置,本文将从理论叙事的角度阐释一种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概念将被理解为现代政治叙事展开的一个基本环节,并且是现代政治叙事的逻辑终点。这一生命政治概念有利于揭示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实质及其展开路径,有利于历史地定位生命政治的成就及其限度,也有利于形成生命政治概念阐释的规范框架,为理解不同的生命政治概念提供一个概念的参照系。
一、从政治叙事角度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
政治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关于此种存在方式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同政治概念体现了人类把握政治的不同对象性意识。也就是说,受制于不同的对象性意识框架,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概念。政治概念是本质论意义上的范畴,是人的对象性意识对政治的规定。人们对政治这种存在方式的理解是通过不同的政治概念展开的,因此政治观念的形态学变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政治概念凝聚起来。生命政治这个概念要有意义,就必须在政治概念的历史和逻辑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在政治概念的谱系中显示出独特的含义。假如说生命政治这个概念被用来指政治本身,任何政治都被看成生命政治,生命政治这个概念会失去它的独特意义,同说“任何政治都是人的政治”一样空疏,因为人的生命不论在政治实践还是在政治思想中始终都是政治的对象。为了避免这种概念使用的泛化,确保这一概念的生命力,我们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政治概念框架,以便赋予这一特定概念特定内涵,确定其在政治理论叙事中的位置。
我们用生命政治来表示现代政治概念的一个基本环节,它是以人的生物性生命为政治叙事基础的政治概念。因为只是到了现代,肯定和捍卫人的物性肉体及其欲求才成为政治解放的基本诉求,并成为政治叙事的出发点之一。这一初步规定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生命政治属于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它是现代主体性解放政治自我展开的环节;另一方面,生命政治是人的对象性意识理解政治和规定政治形成的一个概念。
这一概念从人的生物性生命出发理解政治,意味着一种把握政治的理论叙事。这一概念既不是说政治以生命为对象,因此政治就是生命政治,比如说在阿甘本那里;也不是说政治现象在现代发生了转变,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成为治理的对象,这是福柯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含义;当然也不是说政治实体像生命有机体一样生长和运作,因此应该用一种生物主义和生物园艺学的概念理解政治实践。园艺学的清理杂草概念被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作为理论叙事的生命政治概念意味着政治的理解奠定在生物性生命概念的基础上,人的物性实在(肉体)和实在物性(欲求)成了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政治以人的生物性生命为基础得到阐释和领会,因此在捍卫人的物性存在的意义上寻求主体性的解放。生物性生命的解放是现代解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诉求,生命政治也就成了现代主体性政治叙事的基本环节。在这种意义上,福柯和阿甘本等人对权力治理“生命”的现象描述才能获得批判性的意义。
作为肉体生命的人在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中始终存在,人始终是政治的人,而政治始终是人的政治。但是,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并没有被理解为存在的主体,而是被理解为消极被动的存在。超越个体存在的观念和原则成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古代政治中的神权政治、德性政治或者审美政治都是建立在对人的物性实在贬抑甚至是否定的基础上。它们以各种超验的思想和原则理解生命的意义,规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政治的意义被看成是对人的物性存在的克服和扬弃。人没有被看成自身存在的目的并且是自我满足的主体。因此,古代政治概念大都以压制、克服、约束、禁止、教化人的物性需要或本能为基本职能。在神学政治的信仰中,在德性政治的教化中,在审美政治的无欲中,都充分体现着这种对生物性生命的拒斥和否定。也就是说,古代政治在原则上并不肯定人独立存在的主体性,更不会直接将人的生物性生命作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只是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经过文艺复兴、新航线的开辟、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逐渐形成了现代的主体性精神,确立起了现代主体性的观念,对政治的理解才奠定在人作为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主体这一根本观念的基础之上。
现代政治是以自我为中心、人被理解为主体的主体性政治,政治概念围绕主体性的捍卫和实现展开。生命政治将物性的生命和生命的物性看成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基本规定,政治被看成是以生物性生命为对象并且满足物性欲求的基本活动。在生命政治概念中,政治不再扮演轻视、遮蔽甚至是否定本能欲望、物质需求以便符合抽象观念的角色,而是成为物性欲求展开和自我实现的存在方式。物性的生命概念成了政治的起点、目的、对象、动力。肯定个体的物性实在是对抗传统神学政治、德性政治和审美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生命政治属于现代主体性政治的范畴。
然而,生命政治概念只是现代主体性政治的一个环节。抽象地看,我们可以将现代主体分成认识主体、权利主体和欲求主体三个不同的层次,在不同层面上对主体性的肯定,分别形成了技术政治、承认政治和生命政治三种基本政治概念。当人被看成认识世界的理性主体的时候,政治就被理解为一种以科学的社会认识为基础的技术治理。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政治概念。当人被看成是具有等同权利的主体,因此能够自由平等参加公共政治生活的时候,政治就被理解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承认政治或者民主政治,强调的是被管理者的参与而不是治理。
在生命政治概念中,人被理解为欲求的主体,知识、权利都是欲求得以展开的环节。政治的叙事基础不在于理性和权利,而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即物性肉体的存在及其欲求。理性和权利只是被看成围绕肉体和欲求展开的社会物质能量循环的中介环节。政治的理解回到了对生物性生命本身的肯定,回到生命存在的原始规定。拨开了掩盖实在物性的各种社会历史幻象,政治叙事回到了赤裸裸的出发点。因此,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现代的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作为现代主体性政治的表现还只是形式,只是体现了现代主体性政治的手段和方式。生命政治直接将生命存在的物性欲求规定为政治的基础,指明了科学技术和民主法治服务的对象和真实内容。欲求的目的论化意味着科学理性和民主法治只是被理解为或者说降格为有用性的工具和手段了。
与理性和权利概念为基础的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不同,生命政治概念从人作为物性实在的欲求出发理解人的主体性。以此为出发点,生命政治概念不仅肯定人的主体性,批判传统政治,而且将对主体性的理解从认知理性、抽象权利进一步下行到物性的实存,展开和深化了现代的主体性概念,因此是现代主体性政治的一个环节。
生命政治从人的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理解政治,生物性的生命概念成了理解政治的基础。政治叙事围绕着人的生物性生命概念展开,而不是诸如信仰、德性、技术或者权利等。在这个基本意义上,生命政治概念既不只是说肉体生命成为政治权力的对象,也不是说某些政治思想中物性的生命现象成了理论的主题。在人的物性生命成为对象的意义上规定生命政治,容易导致这一观念的泛化,从而失去其特殊理论价值。只是到了现代之后,作为物性存在的生命及其欲求才从各种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曾经被谴责、被驱逐的物性肉体及其欲求堂而皇之地走到了前台,不仅获得了正当性而且成为政治叙事的根据和出发点,政治权力对生物性生命的征用、敌视才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生命政治概念中,生物性生命不仅被理解为政治的对象、政治的动力而且被理解为政治指向的根本目的和归属,被理解为批判各种政治实践和政治概念的出发点,因此成为政治叙事的根本范畴。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生命政治概念才成为对以柏拉图主义和宗教神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概念的根本扬弃,获得特定的历史内涵,同时也与现代政治中的其他政治概念区别开来,成为现代政治展开的一个方面。以生物性的生命概念为叙事基础,生命政治围绕着人的物性需求、物性欲望和物性肉体三个基本方面展开,可以大致区分为利益政治、欲望政治和身体政治三个不同的环节。
二、以物质需求为核心的利益政治
我们说现代解放的本质是个体主体性的确立。这种主体性表现为三个层次,因此形成了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技术政治概念、以抽象权利为核心的承认政治概念和以物性欲求为核心的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概念在现代政治的内部表现为主体性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逐渐深入和具体化,因为它对人的存在的理解抵达了生物性生命这一实在性的层面。政治被理解为生物性生命自我实现和自我展开的共在方式。
从现代思想的发展来说,这种以生物性生命为叙事基础的生命政治概念是如何得到阐释和展开的呢?结合现代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生命政治概念大体围绕着利益、欲望和身体三个关键词得到展开。它们是作为物性理解的生命概念的基本规定,因此成为生命政治概念三个内在相关的叙事视角。
其次，兜底条款并非著作权法设权的基础性规则，而是法定类型的从属规则。只有在主要权利类型不能适用时，从属规则才有适用的空间。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给予社会公众某种程度的关怀。因为利益平衡始终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支点。㊱ 孔祥俊著：《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著作权法一方面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保障作品使用者的利益。易言之，对于被诉行为，法官首先应当寻找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文进行适用，在法律条文未明确规定且通过法律解释仍不能适用的情形下，再适用兜底条款。
从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看,首要的是利益,以利益概念为基础形成的是以满足生命的物质需求为核心的利益政治,或者说经济政治。现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最初也称为国民经济学,就是以人的物质利益为立足点从经济视角理解国家和政治。
技术政治讲的是人作为理性的认识主体,能够在正确认识社会的基础上,以合理的技术方式实现科学的治理。技术政治超越了迷信、愚昧和浪漫主义的政治概念,将政治理解奠定在事实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承认政治以公平性为基础,强调平等参与,核心概念是不同个体之间得到等同承认的抽象权利,这意味着将现实的利益和具体人身属性排斥在政治的外面,政治被看成是抽象权利的保障而不是物质利益的实现。
1）在评价方式方面。学科成绩仍然是评价学生最重要的标准，大部分教师、学生、家长仍然是以成绩为导向的，学生之间的成绩竞争对课堂知识的容纳量提出较高的要求，很多中学将三年的课程缩减到两年的课堂时间内。而依照STEM教育的课堂标准，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对学科知识进行自行探索、了解，教师辅助，这样完全不能满足现有的知识强度。
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当今工业市场的发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将举办90多场会议，涵盖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其他重大趋势和话题。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作为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核算对象就是对企业各项经营活动。以企业经营活动为主体，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核算和管理，确保企业经营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生命政治概念中,得到肯定和满足的物质需求才是现代解放的实质内容。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社会经济制度才是政治生活的现实基础。因此,对政治功能和本质的理解不能脱离经济概念,不能脱离满足物质需求的物质生产活动,不能脱离作为现代基本物质生产方式的“商品—资本”概念。形式的权利必须深入和过渡到物质性的实际利益和需要才成为主体性的现实。反过来说,形式的抽象权利实际上是对实际的物质生活领域关系的抽象。马克思认为,德国哲学中抽象平等的自我意识是法国的政治平等概念,而且法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概念是以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的理解不再从拥有抽象同一性权利和理性的公民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因此是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肉体生命的存在以及满足这种肉体存在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理解政治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康德说:“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还是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页。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平等的权利观念以及以此为基本原则的政治生活,是现代物质经济生活在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意识形态中的体现。所以,政治的基础应该到满足人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中去寻找。
智能工厂是两化深度融合的结果，是两化融合的具体实践和落地。通过建设作用与生产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两化融合应用系统，实现贵冶的生产范式的重构，实现有感知（反馈）、有控制（执行）的智能化的工业软件的综合集成体系，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科学决策平台，完成智能化工厂建设。
除了马克思,以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可以看成是利益政治概念的主要代表。利益政治作为生命政治的一个初步环节,比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更加深刻和具体地揭示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但利益政治概念还只是一般地肯定人的物性实在,还只是一般地以物性的利益对抗抽象的理性和权利,批判无肉身的理性,因此它还只是生命政治初始的而不是本质的环节。更深刻的生命政治叙事通过肉体欲望和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概念展开。
三、以物性欲望为核心的欲望政治
人活着首先要吃穿住行,因此满足物质需求的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生命活动。物质利益是生命概念的第一个环节。因此生命政治概念首先是利益政治。利益政治将政治概念引入到了物质性的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一方面揭示了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的实体性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反思这两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除了满足肉体生存的物质性需要外,作为物性的欲求还包括更为原始的本能,这就是欲望。欲望是与物性的需求同在的人作为生物性生命的存在规定。
当代欲望政治在理解欲望与政治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基本的视角:(1)欲望政治将欲望理解为政治的存在论基础,政治被看成是通过压抑欲望来满足欲望的一种社会历史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政治成为所有理性主义政治概念的对手,它将以人的物性实在为核心的生命政治概念彻底化了。(2)欲望政治将本能欲望看成是政治的目的,从满足本能欲望这个角度理解政治的功能和意义,批判压制欲望满足的各种制度、观念和价值预设,否定一切超感性的观念世界的建构。神权政治、德性政治、技术政治、承认政治等都以观念的幻象压抑了欲望的满足,抑制了生命的活力。在欲望政治看来,欲望的解放才是人的真正现实的、彻底的解放,才是自由的真正实现。在通常的情况下,欲望政治要求摆脱对本能欲望的“超额压抑”;在极端形式下,欲望政治概念甚至呼吁向本能的复归,自由就是从欲望被压制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解除各种压抑,通过欲望的满足肯定本真的自我。(3)欲望政治不仅将欲望看成政治的基础、动力和目的,而且以欲望的概念来理解政治运作机制,权力中的支配与被支配被看成是欲望的显性表达,是一种公共的看得见的施虐与受虐的实践。在弗洛伊德那里,战争和暴力都被看成是死亡本能的体现。(4)具体探讨本能欲望在权力生产和运行中的微观体现,欲望被阐释为政治运行中的心理变量,理性不过是它出场的公开外衣。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就是解开这一层外衣,面对赤裸裸的本能欲望,直抵那个潜藏在政治幕后的真正主角,直达人的物性本身。
相对于吃穿住行等物质性需求,欲望是指向自身的无目的性的存在规定。也就是说,欲望的实现就是满足欲望本身,不存在欲望之外的目的。比如说以生育为目的的性生活就不是欲望的实现,只有与生殖分离开来之后,性本能才成为欲望。欲望是生命最原始的冲动,也是生物性生命的底色。但这种原始的本能本身成为目的,摆脱生殖目的,并且摆脱各种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束缚获得明目张胆的正当性,是现代性的事件。这一事件随着现代主体性观念的确立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作为本能的欲望获得正当性并且成为理解政治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生命政治展开环节的欲望政治。满足欲望也可以看成是人的一种需要,欲望得到满足也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政治可以看成利益政治的展开和深化,是利益政治之后生命政治的第二个基本环节。它从更彻底、更原始的物性视角理解政治。
利益政治概念则不同,它以生物性生命为基础,强调人的物质生活关系是政治的基础,因此,对政治的理解从科学启蒙和天赋人权的思路进展到现实的物质经济生产,利益就成为生命政治的第一个核心概念。从思想发展来看,这种利益政治概念通过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等人在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中得到展开,形成了不同于洛克、霍布斯、卢梭等以权利概念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传统,也不同于培根、圣西门、韦伯、哈贝马斯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技术政治传统。他们既不是就抽象的权利和理性本身来谈政治,当然也不是就经济本身来谈论经济,而是经济地理解政治,政治概念逐渐打破了政治的分界线,扎根到物质经济的生产概念之中。
利益政治更多地适用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原则,实际上还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也就是说,利益政治虽然是从生物性生命出发,但还不是从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生命欲望出发批判现代的理性和权利概念。它批判的还不是理性和权利本身,而是脱离了利益的“无肉身的理性”和抽象权利。利益政治只是把物质性的利益关系揭示为技术政治和承认政治的基础。欲望政治则不同,这一概念围绕非理性的原始本能理解政治的目的、功能和运行机制,将政治实践看成是本能欲望的表达方式。非理性的欲望不仅被看成是政治的动力、目的,而且是政治运行的隐秘模式。同以物质需求的满足为核心的利益政治概念相比,欲望政治因为对非理性本能的崇尚颠覆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政治概念。
人的存在是在物性世界中超越物性的自由生存。社会历史不过是超越展开的价值空间和意义过程。精神的超越以物性的存在为根本前提。但是,精神和灵魂的优先地位长期主导着人类的存在论意识。人将自身看成是灵魂或精神的存在,肉体的存在只是不朽灵魂的暂时寓所。灵魂和精神要得到净化、提升,达到真理,走进永恒,肉体就成了障碍,因此成了贬低、约束和克服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主导之下,肉体被看成是精神的牢笼。以肉体为基础的感觉、欲望、需求和利益玷污了灵魂的纯洁,妨碍理性的认识,妨碍真正的信仰和高尚的道德。肉体总是被诅咒和蔑视,成了政治权力利用的工具和管制的对象。神权政治、道德政治和浪漫主义政治都将对肉体的鄙视、驯服、管控和超脱作为根本任务。权力通过战胜肉体的过程和程度显示自身。践踏肉体铺就了道德胜利的凯旋大道。贞节牌坊显示了肉体的失败和权力的胜利。肉体的生死、自由、疼痛都成了权力的工具。通过死刑、监禁、酷刑、流放、葬礼等方式,权力实施着对肉体的统治,在肉体上展示统治的意志。肉体作为对象在政治中始终存在,在权利的敌视和利用中存在。传统政治话语中充满的是理性、信仰、道德等高尚纯洁的东西,肉体及其需求只是作为政治的对立面存在。肉体在传统政治中还没有获得存在论和价值论上的地位。沉重的肉身始终被建构为需要摆脱和战胜的消极存在。
欲望政治要求在人的理性认识、社会权利、经济利益等得到解放之后,进一步解放人的本能欲望,不仅将欲望看成是合理的存在,而且看成是存在的根据和目的。其他的存在规定都是在欲望的基础上形成并且获得意义。欲望本体地位的确立更具有反对传统神学政治、德性政治和浪漫政治的威力,它不仅要求肯定人的世俗存在,而且是肯定人的曾经被看成邪恶、肮脏的无意的原始本能,也就是人作为物性实在的原始物性本身。在整个现代解放的过程中,欲望的解放一直在缓慢展开。
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的颂扬,到启蒙运动时期对感觉的肯定,到叔本华和尼采等对非理性本能的阐释,直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以及他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用于理解社会历史,欲望政治概念就获得了它的思想基础。通过赖希、德勒兹、瓜塔利、利奥塔等人将弗洛伊德理论与社会批判相结合,欲望政治概念确立了它在生命政治概念中的基本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本能欲望为核心的政治概念对抗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政治概念成了当代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政治叙事中曾经被遮蔽和忽视的非理性欲望在当代政治思想中获得了显赫位置,作为生命政治环节的欲望政治甚至因此成了生命政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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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和欲望是作为物性实在的生命物性,而肉体则是人作为物性的实在本身。作为生命政治概念展开的利益政治和欲望政治最终统一到人的肉体存在上,它们不过是肉体存在的规定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因此,生命政治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身体政治。
四、以物性肉体为核心的身体政治
生命政治概念通过利益和欲望,最后到达身体,从生命存在的物性到达了作为物性实在的生命实体,回到了作为肉体存在的实在物本身。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成为政治叙事的基础。这就是作为生命政治最后环节的身体政治。事实上,人首先是作为肉体的存在,人的所有存在规定、存在方式和存在活动都是肉体实存基础上的展开过程和展开领域。但是,从存在论上来讲,将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理解为存在论意识的出发点并因此成为价值论的归属却是现代才开始的。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存在对象在价值论上却是最后被肯定的对象。只是到了现代,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才在存在论上成为第一事实,肉体存在才真正被确认为本身具有价值。作为肉体的身体才不再被看成消极的被动存在,不再只是被贬低为工具和被克服的对象,而是获得了正当性,并且成为政治叙事的出发点。
通过对大班幼儿同伴交往策略的研究，更好地探究大班幼儿同伴交往策略的规律，为更好地促进幼儿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促进幼儿同伴交往、幼儿社会化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作为肉体的身体成为政治叙事的基础和目的本身,这是生命政治概念的必然逻辑。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概念并不是确认肉体生命成为权力的对象,因为肉体生命始终都是权力的对象,而是确认了肉体在政治生活中作为对象的同时,成了得到肯定和认同的价值物。肉体本身拥有了权利和地位,人对自身的肉体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成为主体性的基本内容。政治活动、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围绕着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展开。肉体不再只是被处置和漠视的对象,而是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得以展开的基本维度。它在政治思想中得到了肯定和颂扬。
政治具有公共性、公开性等特征,因此,最初的政治概念总是与超越本能的理性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那里,不仅政治活动的方式而且政治的目的都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被划归为实践理性的范畴,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哈贝马斯都是如此。欲望政治概念将人领会为存在的欲望,政治不过是欲望循环的中介和方式,政治叙事的基础从利益进一步深入到了非理性的本能领域。这是一个重大变化,不仅前现代政治概念的传统被彻底地颠覆,现代主体性政治概念的逻辑也最终走到了反对理性主义的终点。到这里,人的主体性最终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本能欲望。欲望政治通过批评理性主义的政治叙事,反思经济主义的政治概念,从非理性的欲望层面上理解政治,将现代的主体性政治叙事推到了终点。
人作为超越的存在本身就是越出自身的物性,展开作为可能性存在的意义空间,而不是停留于自身物性的存在和存在的物性上。问题在于,这些超越物性的价值和意义背离了物性实在,成了否定物性实在的异化力量。它们到处以超越和高尚的名义对付和敌视肉体,超验的精神和观念成了肉体的监狱,成为执法的尺度。肉体生命在超越原则的统治中凋谢和枯萎。因此,现代主体性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从愚昧迷信中确立理性,从专制极权中争取权利,而且意味着要从精神观念中解放肉体,不仅肯定生物性生命的需要、欲望,而且要肯定和确立肉体本身的地位和尊严,将主体性的意识进展到对生物性生命肉体的承认和肯定。这就是身体政治概念。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将政治概念奠定在作为物性实在的基础之上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政治哲学,或者说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存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解现代政治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从一种宽泛的意义,其实也是内在的思想特质来看,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可以看成是大写的政治哲学体系。”④ 罗骞:《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7页。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服务和服从于物质经济生产过程。当现代的自由概念力图撇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关系的时候,马克思将经济生产的视角引入政治概念。或者反过来说,马克思将政治概念奠定在经济概念的基础上,打破了权利政治概念的自我封闭性,揭示了现代政治的社会历史基础。同以权利概念为基础的承认政治概念不同,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可以称之为以利益概念为基础的经济政治。这个命题的意思仅只是说,为了揭示现代政治解放的局限,探索人类解放新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利益出发,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解释政治,批判抽象理性和抽象权利为基础的政治概念的形式性乃至于虚伪性。⑤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为了批判以抽象权利和抽象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他强调了人作为生物性存在的前提性,因此将政治的理解奠定在利益和经济范畴的基础。仅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他的政治思想看成生命政治的展开形式。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人的抽象物性的肯定上,而是强调了对现代物化生存的扬弃。他的政治思想具有超越现代技术政治、承认政治和生命政治的总体动向,需要在超越现代主体性政治的视阈中才能得到总体性的揭示。
身体政治要求从各种抽象理性、先验信仰和虚伪道德中解放出来,确认作为生命存在前提的肉体地位。在将自己的物性需要和物性欲望理解为存在意义的同时,人必然将作为物性实在的肉体理解为存在基础,身体政治由此成为生命政治的最后落脚点。现代解放的核心落实到了对身体及其自由的肯定。用身体存在的优先性反思各种道德教条、宗教信仰、等级制度,以及抽象理性和抽象权利的局限性,政治叙事终于达到了政治诞生于肉体生命的存在这一朴素的真理。
身体从手段和对象变成了目的和基础。现代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必然表现为身体的解放,表现为身体的自由。身体价值论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人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体。人要捍卫、保护和照料自己的身体,而不再将身体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身体就是目的,就是最后的归属地。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目的的身体不再是政治的手段,因为没有作为对象的身体管制也就无法保护作为目的的身体本身,而是说身体本质上是目的,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根源。人必须为了自己的肉体活着,作为肉体的身体本身具有尊严。同样,这样一种主体性观念要求作为共在方式的政治肯定和保护物性的肉体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干预、敌视甚至扼杀身体。现代逐渐废除了死刑、酷刑、逼供、劳役、流放等剥夺生命和处罚身体的方式,与肉体相关的权利得到确认和保护。身体主权表现为法律上的诸如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生存权、迁移权、生育权等,是围绕着作为肉体存在的身体形成的权利。比如说《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以避免被胁迫的同意。
适当提早播种。山地油菜应在9月中、下旬播完，争取冬前长出较大的营养体，使其扎根深、早封行，从而提高抗旱能力。
身体成为叙事的中心,人围绕着身体拥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不过身体政治概念并不同于承认政治。现代承认政治指的是人作为个体的抽象人格得到等同承认的政治,核心是人在抽象的意义上拥有自由平等的抽象权利,因此是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对等个体,是政治国家中的公民。这一政治概念强调的是人作为社会分子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平等参与资格。
以评分的方式,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圈员们对品管圈前后的工作积极性、团队凝聚力、改善服务理念、解决问题思路、团队协作精神、交流沟通能力、工作成就感、品管手法的运用共八方面进行评分比较(表5),并绘制了雷达图,可以看到八方面都呈正向发展。
身体政治概念也不同于当代强调多元差异的身份政治。当代身份政治反对承认政治中抽象的同一性,强调个体身份不可还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在当代政治思想中有相当的影响。但身份政治本身只是现代承认政治的自我展开,它仍然无关于肉体生命的存在,而是聚焦于社会交往层面不同视阈构成的身份差异,比如说种族、性别、阶级等。身体政治是以人的肉体存在为核心、与利益政治和欲望政治相区别的生命政治的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是肉体存在,而不是社会身份,因此是从社会的层面深入到了原始的物性存在本身,是整个现代主体性政治叙事的逻辑终点。
不像区块链的虚拟币是一个闭环应用，区块链上的数据在一些溯源、存证等非闭环的应用场景下，虽然是不可篡改的，但链上的数据与物理世界物品的“关联关系”不能上链，区块链可以防止篡改数据，但无法防止篡改映射关系。
结 语
生命政治扬弃了所有覆盖在原始实在性上面的信仰、良心、品味、理性和权利等,人在原则上被规定为唯我、唯物、唯欲的物性实在。不仅是我本身成为生存的目的和根据,而且是作为物性的我和我的物性成为根据。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就是以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生物性生命概念为叙事基础的政治概念。现代解放在生命政治中达到了最后的实在。
ⅡB型RAD-seq技术通过ⅡB型限制内切酶实现基因组DNA的切割,此种酶可在基因组DNA上序列标记位点上端与下端将DNA切开,并得到相同长度的DNA片段.此技术无需了解基因组信息,就可以完成文库建立,对于标记密度同样不难调整,且费用少.Wang等[62]在拟南芥上对此技术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ⅡB型RAD-seq技术测序准确度高,通过对标记适度微调,可用于连锁图谱和自然群体的遗传变异图谱的建立.
然而,生命政治概念倡导从传统宗教、道德和精神束缚中获得的此种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向物性实在本身坠落的可能性。在这种坠落中,人固然在对自身物性的肯定中解放和实现了自己,却因此抵达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物性实在成为存在的唯一根据意味着超越的意义根本就没有意义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人在物性中最后发现了生命本身的无意义和无价值。在舍弃和蔑视超越价值的政治概念中,人不是回到了存在的家园,而是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成了没有精神温度的生物。
生命政治在对生物性生命的肯定中存在着否定生命超越的趋势,它甚至不惜摧毁人类曾经建构和拥有的文化家园。有人甚至在回到动物本性的意义上理解新的人类解放议程,从而达到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极致。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体性政治在将主体性理解为物性实在的生命政治概念中走到了自己的逻辑终点,物化意识达到了最后底线。在这个终点和底线上,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呢?恐怕在于对人的超越性的重新确认和再度起航。只有走出唯物唯欲的孤立自我,走出冰冷的物性实在,人才能营建共同的精神家园,摆脱无家可归的虚无状态。作为自己建构的栖息地,家园不过是被精神温暖着的共在空间,它立足于物性的实存却又超越物性。在这个超越的层面上,政治将在扬弃现代主体性的意义上获得新的理解和新的意义。这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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