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伟大思想_邓小平理论论文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伟大思想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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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有其重要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误就是其中之一。邓小平从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提出改革开放的大思路,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晚年错误 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

一、以毛泽东的终点为起点

邓小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路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面前,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回答。就理论背景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疑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指导。就实践背景看,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同时还包括毛泽东晚年时期(1957-1976)的二十年内,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和教训,还包括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惨痛教训。除了这些之外,邓小平还深刻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和特点,研究了它们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这也是邓小平的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背景。本文不全面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与这些背景的关系,只就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思路的关系作些阐述。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2〕“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党和邓小平同志正确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文革”十年的深刻教训形成的。那么,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搞政治运动上,严重挫伤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甚至破坏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抓“走资派”作为反修防修的头项任务,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层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并且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社会的大动乱。

第三、长期坚持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统得过死,企业缺乏自主权,经济缺乏活力。长期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根据我国的国情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没有能很好地调动起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

第四、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离开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把公有制搞得纯而又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杜绝一切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实践证明,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的。

第五、把广大知识分子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长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视他们为异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受迫害的是知识分子。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政策,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第六、由于在人口问题上的错误认识,长时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致使人口飞快增长,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拖了各项事业的后腿,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个错误的消极影响将会长期起作用。

第七、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忽视物质利益,调动不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第八、法制建设几乎停止,法制严重滞后。

第九、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特点缺乏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对资本主义采取简单的“骂倒”的办法,看不到资本主义当前还有其内在的活力,不愿“向资本主义学习”,不能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益的技术知识、管理经验来补充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采取了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

第十、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个人说了算,“个人崇拜”之风愈刮愈厉害,至文革已达登峰造极地步。

第十一、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被丢弃得很厉害,党内外形成了脱离实际,不讲实话,好讲空话、大话,不干实事的避实就虚的坏风气,这是一股误国误党误民之风。

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毛泽东晚年时期,集中暴露在十年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这些错误,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党的主席,发生在党内的严重错误他要负责,而且更主要的是许多错误就是毛泽东提倡和坚持的。但许多错误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正确认识这些错误,深刻总结过去的教训,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错误经过1957年-1966年的积累,又经过十年文革的加剧,它们的后果已充分暴露,极其尖锐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不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被葬送。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一代党的核心领导曾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晚年的第一个十年,又在第二个十年中身受“文革”之害,并与之作过殊死的斗争,由他领导来总结这二十年的经验教训那是再确当不过了。邓小平同志在“文革”结束之际,首先以坚定的立场、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彻底否定文革,来个拨乱反正;随即又对文革前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总结,这就为尔后的改革开放,揭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由于这二十年“左”的错误时间之长,伤害人之多,破坏程度之烈,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大家都有切肤之痛,包括过去参予这些错误的人,许多人已大彻大悟。挫折和错误的教育,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觉悟,这就为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简单地结束“毛泽东时代”,而是一项承上启下的工作,破是为了立,纠正毛泽东晚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错误,是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的否定有着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立了丰功伟绩,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晚年时期,他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作过认真的探索,在他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有正确之处,往往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坚持,就发扬;凡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改正,就抛弃。肯定只应该肯定正确的,否定只应该否定错误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采取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文革”刚刚结束以后,在党内外,对毛泽东晚年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这两种偏向都有,由于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我们党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上,没有犯片面性的错误。

第二、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党内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有什么晚年问题、晚年错误,主张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的方针路线继续走下去,另一种则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全部否定他,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同坚持“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以他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右的偏向作了斗争,理直气壮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着”并不是常人所能同时做到,并做得很好的,而经过邓小平之手,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成功,不仅实现了拨乱反正,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思想舆论前提,而且维护了党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邓小平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和战略眼光,看到了他的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

第三、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并不是把错误推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他把自己也摆进去,把中央集体摆进去,通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使全党吸取教训。邓小平指出,历时二十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把错误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也要负责。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那个时候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责任。……我们承担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3 〕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不仅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来总结,而且从中央集体的角度上来总结,这样来认识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能使全党取得深刻教训。

第四、不搞大批判,让事实讲话。“文革”结束后,对林彪、“四人帮”搞过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没有搞批判。这不仅因为毛泽东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适合用批判的方式;而且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批判只能造造声势,不能真正解决认识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他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人,他的晚年错误有许多是有理论根据的,是可以到马列那里找到根据的,用大批判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理论是非的。当然,这些理论上的是非要搞清楚。但分清理论上的是非主要还是靠实践,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依靠另一种理论来对之进行分析批判。打“理论仗”有时是必要的,但谁是谁非最终要由实践来裁决。就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来说,他的每一个思想观点,每一项方针政策,他领导的每一场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它们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是看其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而是看其是否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是否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即使有可靠的理论根据,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也仍然不能算是正确的。比如,我们长期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依据的马恩的指示,学习的苏联的经验,但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错误的认识和选择。所以,邓小平同志更重视用实践来教育人,提倡实践,不提倡本本。邓小平说到,许多事情要干,要试,要摸索,不要老争论,“不争论”是他的发明。事实最有说服力,实践最有权威。邓小平并不轻视理论教育,但他更重视事实教育。邓小平的这一特点在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五、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纠正过去的错误时,不搞矫枉过正,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纠正错误是要“拨错归正”,不能“矫枉过正”。而在当时,人们深受十年“文革”之苦,感情容易冲动,思想容易走极端。比如阶级斗争问题,搞了几十年的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弄得人们十分害怕和厌倦,当党中央明确提出停止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时,有些人以为干脆就不要搞阶级斗争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指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还存在,今后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注意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再比如,在纠正闭关锁国政策的错误时,有人怀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正确性;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由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坚持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坚持了两点论,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去常常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没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顺利地实现了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到改革开放的过渡,从毛泽东的终点健康地平稳地迈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起点。

二、实事求是:破与立的双面刃

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实行改革开放,运用同一个思想武器——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既是对晚年毛泽东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的纠正,又是继承和发展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一把锋利的双面刃,依靠这一武器,邓小平找到了贯通破与立、继承与发展之间的桥梁。

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它的深刻哲学基础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求是是同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相对立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4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这一精炼并易于为群众所接受的民族语言,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他自身的典范作用,实事求是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说,无论是毛泽东路线对王明路线的胜利,还是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都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体会,有特殊的贡献。但到了晚年,毋庸讳言毛泽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从根本上说,正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陷入了以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主观主义的泥潭,而且愈陷愈深,最终未能自拔。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他清醒地认识到,当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将要揭开新的一页时,首要的是要恢复和发扬由毛泽东倡导而在晚年又被抛弃了的实事求是。还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就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灵魂。邓小平对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试从以下几点来说明。

第一、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并对这条路线的内容作了科学概括。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到五十年代中期一直自觉贯彻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但在毛泽东生前并未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由邓小平同志提了出来,明确规定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并对这条路线的内容作了规定,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这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这既是针对着毛泽东晚年背离实事求是的错误,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明确规定,起到了党内立法的作用,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否自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个党性的考验。

第二、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新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凝聚和结晶。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这一科学概括,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辟独到的见解,为全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明了一条新的思路,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学风。他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怎样才算精?抓住了实事求是才算精。怎样才管用?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才管用。邓小平这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坚持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一个直接的针对性是阻碍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潮。有“左”的思想的人受“本本主义”的思想影响较深,他们习惯于用书本来裁剪现实,用马列的理论来规定当前的实践,这在“左”的年代,是习以为常的。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始之时,有些人对改革不理解,他们按习惯搬出一百多年前马、恩的某个观点,某个结论来评述改革,他们要求我们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方案都要先在马恩书本里找到“理论根据”才能实施,如果现实的改革实践与老祖宗的理论观点不合,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按照这条“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就只能把我们的手脚束缚在马列“本本”的框子里,不能越雷池半步,那还有什么改革、开放?实际上,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大大超出马恩当年的设想。马恩在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有的是对的,有的基本对,不完全对,有的则不对,有的至今还没有被证实。一百多年后,我们有自己的实践经验,成功的与失败的,国际环境也大大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马恩书本里说得对的,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当然要尊重,但不能照搬。不能要求我们的实践都必须从马列的“本本”出发,相反,马恩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得由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概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学马克思主义,主要要掌握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是有明确说法的,主要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和“方法”是明确的,“观点”可就难把握了,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学科的基本观点,有对重大问题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观点,还有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和具体观点。这些都是马恩“本本”里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实践是否都有指导定义,都能照搬呢?这就有了分歧。有“本本”主义思想方法的人也接受“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应该说,提出“立场、观点、方法”比教条主义的“凡是”观点(凡是马列书本里的我们都要尊重)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前进了一大步,留下了理论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余地,但理解和执行起来还有分歧和不明确之处。邓小平没有简单重复“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而是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思想路线。这样说,并不是不要去研究马恩书中的具体结论和观点,而是说,我们今天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学马列,第一位的是要掌握实事求是思想,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离开这个要求,拘泥于一些具体结论、观点而跳不出来,搞新的“凡是”,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违背了我们学习马列的初衷。

第三、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就准确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含义,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性。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解放思想又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解放思想既必须反对思想僵化,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要防止和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是一个保守、僵化的口号,解放思想也不是一个自由化的口号,两者互相联系,互相统一。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这是“破”的要求,也是“立”的需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要纠正这些错误,解除“左”的观念的束缚,必须提倡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解放思想。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前无古人的,主要障碍是旧的习惯势力和来自“本本主义”的束缚,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才能冲破这个束缚,使改革得以顺利地健康地进行。“文革”结束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邓小平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有效地反对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从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顺利地过渡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第四、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架构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本框架。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他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由于他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犯了大的错误,教训是主要的。如果说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效,主要体现在革命上,在“破”上,那么,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成效则主要体现在建设上,在“立”上。为构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厦,他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既是发展生产力又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论,“一国两制”论以及关于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题论,等等。所有这些都犹如一盏盏光芒熠熠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前进的道路,而贯穿于邓小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灵魂,就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三、一个新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

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形成了一个观念: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大解放了被旧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阶级斗争,不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而是发展生产力。旧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需要革命;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取得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对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否定,这是以巨额代价换来的一个宝贵教训。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认识又是有局限性的,它只看到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也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比一般人看得深,看得彻底,他不仅看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持续不断地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以极大的气魄,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了一般情况下不搞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同时,他还看到了在经济、政治等许多具体制度上存在着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即使不搞政治运动,生产力也不会发展很快。邓小平循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得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改革,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解放被旧的体制、具体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那样的“革命”我们今后绝对不能搞,但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还必须搞。“文革”结束以后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立即研究改革开放的问题,通过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思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全新的思路,这条思路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家的胆和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思路,经过十年实践的检验,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思路,是建立在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基础上的。(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解放生产力观点的基础。邓小平从我国的情况出发,一改过去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是“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是即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但生产力水平不高,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我们除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力;同时,也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纠正过去因夸大我国社会发展水平而实施的脱离实际,超越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一切方针、政策、措施办法,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存在和适当的发展,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二)区别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过去我们不敢提制度问题,提出制度上的问题就有否定社会主义之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作了分析,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比如公有制,消灭剥削,这是优越的;但一些具体制度(体制)有问题,它们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社会主义的改革就是坚持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旧的体制,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具体制度。正因为改革是制度的变化,所以,它也是革命,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如果不进行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可能毁灭。正因为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所以社会主义改革是紧接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革命。(三)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一切解放生产力的措施都要受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制约。邓小平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离开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讲解放生产力,必然会走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会葬送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戈尔巴乔夫就是一面镜子。

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面临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大发展。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社会主义还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他倒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促进和发展生产力。但不能据此就断定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并阐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不适应的一面会影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指明在上层建筑领域,由于官僚主义的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国家制度的某些缺陷,也会影响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是内含着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面临解放生产力的任务的思想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的哲学基础。但毛泽东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某种理想的观点出发,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同时,他从某种僵硬的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没有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方面的问题,从而及时地有效地进行体制改革,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上层建筑上,放在反对官僚主义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他晚年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的局限性和重大失误。毛泽东也看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面临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但由于他的晚年时期的“左”的思想观念,他并没有找到解放生产力的途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新的复杂的课题。

四、手段以目的为转移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新思考

邓小平同志通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沿用多年的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他改革开放以来的画龙点睛之笔,是最具胆识的一举。实践将会证明,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跨出的最重大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作为经济手段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过去一个大的混乱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观点长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把这个问题讲到底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的飞跃。在市场与计划问题上之所以长期存在着混乱,关键是人们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相混淆,把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生产关系相混淆,把生产力还不发展的社会主义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相混淆。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又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它决定经济制度的根本属性。经济体制是指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具体一点说,是指一定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项经济的具体形式、运行机制、组织结构等。它体现经济制度的本质并受其制约,但并不决定其本质,因而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决不会导致对经济制度的根本属性的否定。计划和市场都是人们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和手段。计划经济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计划手段调节经济活动情况也不乏其例。计划和市场都不决定社会的本质,它们都是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而不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表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所以,它们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一是通过市场,一是通过计划,或者是两者某种程度的结合。市场,是与无数单个商品交换相关的经济过程的总和。市场经济则是包括商品交换在内的,一切与商品交换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包括市场体系、价格体系、市场组织结构、市场规则和制度,等等。所谓按市场方式来配置资源,也就是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来配置和调节经济活动。马克思谈到价值规律作用时曾经说过:“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6 〕也就是通过价值规律把社会劳动量按比例分配到社会不同的生产领域,以达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则是通过市场上的竞争和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7 〕可见,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同样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一般说来,它是人们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对经济活动的预测,有意识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来实现资源的配置。用计划来配置资源,可以有多种形式和手段。概括地说,一种是直接的行政性的计划,这种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带有强制性,计划指标以垂直方式层层下达,层层分解,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就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是间接的、指导性、预测性的计划,这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无论哪种形式,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但配置的效果则不相同。

过去我们之所以在理论上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等同,在实践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生搬硬套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上。不错,恩格斯曾经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8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9 〕值得指出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里所指出的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而不是指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要达到取消商品经济,完全实行计划经济,至少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不存在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不存在多种经济成份,整个社会的一切财产都实行公共占有;二是生产的社会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整个社会的生产连结为一体,全社会成了“一座大工厂”;三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智力和体力已得到全面发展,不再受社会分工的制约,劳动不再存在差异,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四是社会共同体完全有能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最优化的计划安排,等等。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完全不具备上述条件,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的设想教条式地套在现实社会的头上,不仅混淆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别,而且这种超越现实的作法,只能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计划经济,同样是反映组织社会生产手段,而不是指决定未来社会本质的因素。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整个社会财产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占有,社会的利益差异已消失,商品经济已消除,只能用计划这种经济手段来完全取代市场,组织和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活动。

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没有姓资姓社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打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框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点睛”之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跃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如果还讨论我们应该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已经没有意义,计划经济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没有出路,只有另辟蹊径,按照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办法,市场经济已经上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性的认识将由实践来解决,单纯的理论争论是无济于事的。我以为,在市场经济已经上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并解决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应该承认,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不成功的情况下选择市场经济的,这也属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毕竟社会主义没有搞过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如何搞市场经济,有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目前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这是个摸索、试验的过程,一定会有失利,挫折,谁也不能说有绝对成功的把握,试,就可能有反复,甚至失败,如果期望值太高,以为我们能很顺利,很短过程就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生产力、社会财富就会象泉水一样涌突出来,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应该全面考察市场经济的效应。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多讲些市场经济的正效应,多说些必要性是应当的,因为我们要使用它。但一旦用起来以后,我们就要全面观察它的正效应、负效应和畸形效应。所谓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就是由金钱刺激起来的金钱第一,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思想观念。所谓畸形效应,就是这些负效应走到极端,如极端的金钱拜物教、享乐主义,为了金钱可以不顾一切,如贩毒卖淫、出卖人格、名誉,进行权钱交易。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正效应,最大限度地抑制其负效应,杜绝其畸形效应。第三,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不能牺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来发展市场经济。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说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过去有一种说法,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可以采取。最近又有一种说法,只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都可以搞。这些口号是模糊的有害的。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制度为前提的,邓小平早就说过,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生产力,但代价太大,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为增强综合国力,为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除了发展市场经济以外,还有许多社会主义事业要做,市场经济不是灵丹妙药,它不能产生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些,只有靠教育,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解决。第四,我们的市场经济要有中国特色,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我国是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我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国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本主义国家在我们以前搞了一、二百年市场经济,其利、弊我们可以借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前提、条件,我们是在这样的国情下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我们的市场经济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要有中国的特点,而不是简单地从别人那里搬过来。不错,市场经济是工具,是手段,别人能用,我们也可以用;但工具、手段也要适合自己的情况,如果不适合就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造。第五,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要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但不能认为,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计划经济工作全都错了,因而搞市场经济就一切都要与从前对着干,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成熟了,它们还能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工作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难道我们却可以视之如敝屣,如污水,而简单地丢掉了事吗?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视市场经济为绝对的恶,这是错误的,有害的;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又反过来视计划经济为绝对的恶,同样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在这些问题上,还是要多一些辩证法,不要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是说,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统一的,可以互补的,既然连资本主义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难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完全排斥计划经济吗?我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吸收计划经济工作中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简单认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就万事大吉了。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成熟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能否与公有制“联姻”,促进公有制的巩固与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何解决;伴随市场经济积极作用而来的消极作用、畸形作用如何克服;市场经济与党性原则的矛盾如何解决,一句话,社会主义如何驾驶市场经济这匹烈性马,让它驯服地为社会主义拉车快跑,世界上还没有现成的经验,要靠我们去摸索,严重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1009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2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458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 页、第308-309页。

〔4〕“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 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7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21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44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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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伟大思想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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