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科学性、文化性与适用性——郭康著《旅游开发研究》一书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用性论文,科学性论文,一书论文,创造性论文,旅游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康同志是河北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旅游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旅游开发研究中心副主任、兰州大学地理系兼职教授、我国旅游开发研究的积极活动家。他自80年代始，全心投入区域旅游研究，在河北省做了大量的旅游区规划和发展战略等研究。1985年河北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创刊，我应聘担任该刊编委并赴石家庄参加编委会，与郭康同志相识，此后多次在全国性的旅游学术会议上见面交流。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中注重实践，足迹遍及河北省各地山水和人文胜迹旅游区，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旅游资源并提出不少创造性的开发意见；与此同时，他很注重旅游开发的理论研究，善于组建科技队伍和总结实践的经验，先后在旅游学刊、地理学报和有关学会论文集等发表甚有创见的论文数十篇，是一位旅游开发研究的实干家。
去年由气象出版社出版的他所撰写的《旅游开发研究》一书，从旅游开发思想方法、旅游资源与环境、旅游开发策划与规划、旅游开发战略四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该书以翔实的案例，朴素的语言，阐述了他运用现代的旅游科学理论，应用于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又从自己的大量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见解和思想方法，故拜读起来很有泥土气息且倍感亲切。诚如国家旅游局原局长韩克华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该书既是一本理论文著，也是一份参与旅游开发实践的经验之谈。在指导景区的开发、建设与管理上会起到积极应有的作用。”我国地理学界从事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并作出贡献者不少，但能将自己的实践上升到理论进行总结研究，却是亟待大力提倡的问题。因此，郭康同志的专著，虽是源于华北地区的旅游开发研究，但他的“创造性、科学性、文化性与适用性”特色，对目前如日中天的华南地区旅游开发研究是很好的启迪，值得南方同仁借鉴。故笔者不嫌浅陋，冒昧将该书上述特色作一推介。
创造性是该书最突出的特色。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各省（区）都进行了旅游区的规划和建设，来自城规、建筑、园林、地理、经济和文化各种专业人员迅速壮大了旅游开发研究队伍，尤其是建设部门的大师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旅游区规划是一种介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发展战略、风景园林规划、历史名城规划之间的综合性很强的规划，由于各种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做出的规划成果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偏颇和欠缺完整性。对此，一些资深的学者提出：“应将旅游区规划的制定程序界定为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建设规划两个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阶段。旅游发展规划主要是在总体思路上依据旅游市场和资源特色进行总体策划，确定其主题项目，把旅游市场定位、旅游产品的定性工作策划好；然后再委托建设部门进行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注：见：旅游学刊记者摘编整理，旅游发展规划研讨会主要发言和论文摘要，旅游学刊，1995(2):6～7）。这种观点虽是正确的，但实际运作仍感不便。因而不少有识之士正在探索一条大家公认而又行之有效的路子，郭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我很赞成他提出的“多学科联合规划的道路”，深信这种由地理学、经济学、园林学和建筑学共同做出的旅游区总体规划，必将使我国的旅游开发走向更科学、更合理、更能体现旅游市场要求的道路。
郭康同志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原是从事地理环境研究的，加之有一定的美学基础，又努力学习园林、城建、哲学、文艺和方法论等多方面知识，因而对旅游资源的调查、景点的塑造、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就有更方便和独到之处。例如，他在对秦皇岛市老岭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构思研究中，首次建立了花岗岩造型地貌的人物组群系列化、专题化开发的典型案例，为游客展示出大规模的《西游记》、《红楼梦》人物的无形导游图，将栩栩如生的奇石人格化、系统化、故事化、神秘化，从而发掘出大自然美学价值（见该书186页）。在对嶂石岩风景名胜区的研究中，他对嶂石岩地貌与丹霞地貌和张家界地貌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认为三者在形态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嶂石岩是一种更具特色的地貌类型，为其下了定义并给予命名；认为它具有气势壮阔的太行风韵、系统完整的景观结构、险中存稳的基本特色等景观旅游价值。他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形象思维方法探索了嶂石岩景观的“壮阔”气质，构思了“三栈牵九套，四屏藏八锦”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型景观开发系统，其中又包含着多么深厚的科学与艺术的巧妙融合和丰富内涵（见该书117～132页）。此外，他根据人们要求回归大自然的旅游发展趋势，指出在自然山水环境中应尽量避免兴建城市居民司空见惯的古典园林、城市公园现代建筑尤其是城市化一条街，创造性地提出大型山水旅游区应以自然的山水大背景为主体，而结构独特的人造园林自然地融合、渗透、镶嵌其中，作为万绿丛中的点缀景观的“粗犷园林”新概念，并以实例阐明了粗犷园林与传统园林不同的三大特点（见该书46～47页）。这是他博采各家之长，综合归纳创新的一种新思路。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在旅游开发中坚持科学性。这一特点在作者的资源考察、开发战略、旅游区开发策划和总体规划等论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作者认为，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资源考察者首先应以旅游者的身份出现，客观地去评判资源的市场需求价值。这无疑是起码的科学态度。有些旅游研究者往往信口“早知有此山，何必上黄山”；有的对其规划的旅游区不深入实质研究对比，盲目赞颂此地“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此景兼有“西湖之水，阳朔之山”，“不是桂林，胜似桂林”。指着芝麻当西瓜，就是道不出此山此水有什么自我特色。郭康同志对国家级嶂石岩风景名胜区用了“壮阔”二字，将其高亢、粗犷、奇险、含蓄、浑厚等特色和宛如逶迤长城的红色石英砂岩地貌给予既形象又科学的评价。他所发现并命名的“嶂石岩地貌”这一新型地貌类型，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认可和鼓励，这是功不可没的。
留心阅报者谅必知道，在1996年太行山特大暴雨中，嶂石岩旅游区建于山沟与不稳定山坡上的一些宾馆、饭店、桥梁惨遭毁坏。其实郭康同志早在该区的旅游规划及实施建设后于1993年给该区马志文主任和赞皇县领导的信中已经指出：“嶂石岩一带是太行山暴雨中心之一，但里川沟土建中所留排水通道实在太窄，桥涵也太小，恐难经得住特大暴雨洪水之考验，望水利部门作进一步论证（见该书260页）。今天阅读该文，反思过去，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一定要注重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以保护旅游区的生态环境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区域旅游开发的文化性。这除了表现在作者对造型地貌的人物组群系列化、专题化的塑造，使人感受到作者思想深处珍藏着深厚的旅游文化内涵外，更值得推介的是作者在创建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旅游体系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体现在旅游文化的建树。郭康同志认为旅游业既是经济事业又是文化事业，他在区域旅游开发中清醒地看到，在我国旅游业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主要经济产业的今天，经济意识的导向几乎取代了文化意识的导向，使人们误认为开发旅游资源就是为了创收创汇。指出这种倾向已导致一些旅游点建设粗糙，环境破坏；一些旅游活动不文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泛滥。从而提出“旅游区的开发既要看到经济效益，也应看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特别是游客的精神效益”，他称之为“游憩效益”（见该书61页）。他进一步认为，旅游业成败的关键是旅游者满意与否。如果游客不满意，什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成画饼！因此提出了“游憩—经济—社会—生态四大效益协调统一”的新思维，并将游憩摆在第一位。同时他又强调游客的满足是有条件、有原则的，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是最基本的原则，因此主张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资源—市场—文化”综合导向（见该书64页）。把旅游文化提高到旅游开发的导向和原则高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针贬时弊，十分难能可贵！我很同意他的“旅游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反映我们时代特色”的观点。他的课题组在秦皇岛市老岭旅游区规划时，提出利用地形特点开凿一组以唤起人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保护环境的大型山地岩石群雕“昨天·今天·明天”，吁请国家领导人和有关林业、环保、国防、文化、法律、科学各方面权威人士题辞勒石和简要的国策勒石，使旅游景观成为“寓教于游”的教育阵地。他问道：古人可以在泰山建设一个“经石塔”，宣传教义，我们为什么不可建成规模更大的“国策峪”来宣传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国策呢（见该书62页）？这是作者的旅游开发文化性的又一例证。
最后，该书在应用性方面也有不少开拓和贡献，作者无论是进行战略策划或具体的规划设计，都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例如他在涿鹿县黄帝城规划中，以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为宗旨，振兴中华为目的的指导思想，安排了包括黄帝、炎帝、蚩尤三祖在内的中华始祖堂巨型建筑群等数十处景点景物，使黄帝城成为吸引海内外中华子孙的重要寻根祭祖旅游胜地（见该书223～230页）。报载黄帝城已列入河北省“九五”与跨世纪旅游建设重点项目。他在临城县白云洞旅游开发规划中，根据寒武纪灰岩形成截然不同的洞厅系列，景观主体以小巧玲珑、种类繁多的微型景观见长和组合特点等，突破了以往溶洞开发以景说景的惯例，构思了“人间”、“天堂”、“地府”和“龙宫”四大洞厅，并借用神话故事，结合岩溶知识，有机串联，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景观文化游览系统，开创了溶洞景观系统化、序列化的开发先例。在构景技术上更是充分利用彩色灯光效应，使各色彩灯烘托景物，渲染气氛，加深神秘感和奇丽感，制造空凌感和虚幻感，从而大大提高了旅游观赏价值（见该书239～244页）。他总结的旅游资源调查十大思路，不仅可以直接应用旅游资源调查，而且其内容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多方面问题，兼容并蓄，对旅游学的建立亦有启迪作用（见该书100～106页）。
总之，郭康同志的《旅游开发研究》是一部理论和实践都很充实的好书。她的优点，限于篇幅，远未说够；所言四则，限于笔者水平，也未说透。当然，他的一些观点，也可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需要学术界继续讨论。只有百家争鸣，才能促进科学的更大发展。故拜读之后将她推介，但愿继本书之后，又有更多的既有理论又有适用性的论著问世，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新世纪。
徐君亮（广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