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互动论文,人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0年，社会学家怀特(C.Wright Mills)第一次访问南非，在一次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会上，他强调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自己发现自己。认为这些国家和社会，不能以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发展自己，而是要在比较中发现自己。（注：参见Graham Crow,Comparative S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Beyond the Worlds.Macmillan,1997。）这一比较涉及很多领域，较为宏观的领域，一为纵向的比较，一为横向的比较。比较社会学比较的焦点就是“社会”，即在一时空的维度下，把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加以比较，以说明他们的相似和差异，进而在此基础上，整合出一套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共生逻辑和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巨变，科技、交通的发展，已使人类不能像简单社会那样处于相互隔绝的境界之中，人类的空间距离也日渐缩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但一直隐匿起来的来自民族、宗教等文化的冲突越演越烈。有研究者曾作过统计，从1949年到90年代初，因民族冲突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69万，数倍于在国家间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注：参见《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6-2,1999年5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而作为科学的比较社会学也正在以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技术为基础，扩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索出解决现代社会诸问题的方法，并从比较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来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引导人们适应现在和未来变化的轨迹。然而，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寻得深入的进展，就要先回到这一学科的内在领域及其理论基础上来。
一、比较方法与比较研究
从近代开始，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科学的本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较早指出，数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认为学科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方法。（注：参见刘大春：《比较方法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人类的活动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前提（条件），三是方法。而方法在这三者中是最为关键的。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价值。
比较方法已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早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学者就利用它来比较希腊与波斯的社会与文化。近代的社会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等对此方法也大为提倡，并用来比较各个社会的国民性。不过，这一方法的发展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家把比较法用于对自然科学现象的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的鼻祖孔德，深受这一方法的影响，使用和介绍比较方法，以确定和解释各种社会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孔德极力提倡用比较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认为这种方法为实证科学的基础工具，可用来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法则——进化法则。当然这种思潮与达尔文学说、比较语言学等的影响也分不开。
早在18世纪，哲学家就认为，欧洲文明是原有蒙昧状态向前发展的结果。他们的思想里已经存在比较方法的萌芽。翻开19世纪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有关地理、政治、哲学、语言、文化、法学等的比较研究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围绕着有关进化论的著作，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学的主流，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泰勒的《原始文化》和巴霍芬的《母权论》等。这些古典的文化进化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比较方法。这种以欧洲文化为中心，从社会的地理分布、技术和意识的形式来推断出文化的类似与历史的谱系的方法，对于所研究因素的社会和环境功能没有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缺乏一套完整的实证研究的方法，其结论后来自然引来了很多的争论。
当然，19世纪这种比较研究之所以能蔚然成风，除与进化论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扩张连在一起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及一些传教士、政府官员带着好奇的眼光，进入他们所谓的蛮荒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使得比较研究成为19世纪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此后，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韦伯将这种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宗教、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的研究上，但他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线的进化模式。
二、古典社会学家的遗产：比较方法
自从社会学这一学科产生起，很多社会学的理论来源于对不同社会类别所孕育出的行为类型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古典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所有社会历史时期的研究，迪尔凯姆对人类行为规律性的解释，而韦伯的比较研究更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特点。这三位大师和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们建立了社会学的“单位观念”。这一贡献，成为人们在对社会事项进行解释的基本变量，而比较分析就是对他们观念的发展。
古典社会学家的思想基础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社会学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如社区—社会，权威—权利，身份—阶级，宗教的—世俗的等；一是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对比。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也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升华和发展的。
（一）迪尔凯姆的比较社会学
迪尔凯姆是比较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他最先提出了比较社会学这一名称，他的社会学方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比较方法。
对于社会团结的根源、性质和结果的探讨，贯穿于迪尔凯姆的经验研究的始终。他的所有著作强调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观点，其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就是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事实是控制个人外在行为的外来力量，每当人们违反社会的规则或要求时，此种控制个人行为的力量就会发生作用。如他在《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和《论自杀》中都强调了有关社会事实的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比较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本身，在他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事实，一是分析其功能，一是讨论其历史。在分析社会事实内在的特点的基础上，注意不同社会之间的社会事实的异同。纵观迪尔凯姆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历史学的比较法：比较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其重点是放在与社会学理论相关的历史研究上，而非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迪尔凯姆认为，历史学只有超越单一历史事件或对个人的描述而上升到比较的层次，才具有解释的能力，也才能算是一门科学，当历史学与社会学运用比较方法时，这两门学问就成为一体了。
2.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历史的比较是时间的比较，而人类学的比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之间的比较，也是空间的比较。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在于描述该民族的每一项特征，而是在解释这些特征存在的原因及其对文化的贡献和功能，进而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的共同特性。如《分工论》中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分析，指出同质性的简单社会与机械团结相对应，异质性的文明社会与有机团结相对应。把劳动的分工、社会的整合从功能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增加，合作就成为必要，如同有机体生物的各分子间相互依赖合作生存一样。社会中个人之所以能分工合作，共同生存的原因完全系于一种超个人的外在约束力量，即社会事实，这也是一种集体意识。
可见，注重社会内部的比较，即对同一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不同社会事实的比较，是迪尔凯姆比较社会学的重要基础。而迪尔凯姆的这些主张，对于之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他所揭示的功能论的观点，使得人类学对于现实社会现象的分析，从简单化的进化论模式的因果论的藩篱中脱离出来，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功能主义的分析强调社会整体中的部分对于社会整体的维持的功能，即强调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对于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这种视角成为人类学整体论的基础所在。这两种观点与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是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直接源泉。
（二）韦伯的比较社会学
与迪尔凯姆运用的比较法不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的社会学的比较观点其实是针对马克思而发的，他并不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可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进行广泛比较研究的领域主要涉及三个，即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注：关于韦伯的观点，详见[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韦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探究了近代资本主义及近代欧洲理性主义的性质。其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欧洲与其他世界的对比，来促进并且深化近代欧洲人的自觉。
韦伯的社会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意识，即用比较史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历史社会。它的学术研究的焦点集中到探讨“近代资本主义为何”或“近代欧洲理性主义为何”等问题上，同时比较近代欧洲及其之外的世界，并确立其研究取向。他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在思考和立论方式上，常常是以现代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把历史事件联系到现在进行探究，这就实现了社会学的实践意义，即将过去和现在相连接，使研究者的研究自觉地进入到对现代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来，在此基础上探明因果关联。韦伯提到两种因果关系，这就是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因果关系决定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独特环境；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则试图建立两个现象之间的规则性关系，以政治、宗教、人口或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来解释两个现象的关联。韦伯处理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会注意到近代欧洲，比较欧洲及欧洲之外的国家，如他对中国的研究等。他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使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学、宗教等各领域彼此关联，进而掌握比较的整体结构。
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用以探讨个案里的类似点和差异点。这些类型描述了一个社会制度或信仰体系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存在于它的纯形式之中，而不受构成一个唯一的历史综合体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理想类型的应用是其比较研究的基础。理想类型所包含的概念就是，由于社会现象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只能根据其特征的最极端的形式来对它进行分析，因为他的纯粹的特征永远不可能被观察到。这就是任何类型只要是抽象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类型所提供的一些假设，用以寻求并联结事件间的相关性。
在比较研究上，韦伯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解释，并没有从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因素中去寻找，而是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宗教伦理中去发掘其根源。他也不是寻求现代化或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是探讨宗教意识与工业化的关联。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才是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渊源。他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是为了旁证他对西方的结论，其中不乏很多主观臆断的东西。
从上看出，韦伯对科学知识的论述与迪尔凯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迪尔凯姆社会学在进行研究时，主张应抛弃一些预想，研究者应该使自己的思想摆脱一切预想的束缚，与社会现实保持一种较为被动的关系，并强调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他的观点如果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纲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是对于社会化较高的人而言，如果完全抛弃其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韦伯认为，有限的人类思想可能对无限大的现实进行的一切分析，都要以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为基础：只有这个现实的一个有限的部分，才构成科学研究的对象。韦伯设想研究者的价值预想和它的科学探索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在有关社会学的论题中，迪尔凯姆确立的是有别于心理学标准的社会标准，坚持社会行为的独立性，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可能用纯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韦伯社会学的出发点显然不同于迪尔凯姆，他把一个明显的心理标准纳入在社会学和社会行动的研究中，他认为在社会行动中，个人是有其动机的。
迪尔凯姆偏重于把一系列统计资料看作是一定“事物”的标准化表现形式，它们不同于个人附加于这些事物的任何意义；在韦伯看来一种统计资料是一个行动者的主观含义的反映。
然而，社会学的这种比较研究，并没有随着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研究被引向深入。在美国的社会学里，这种方法在早期并未受到重视，对这一方法得以充分应用和发挥的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受迪尔凯姆的理论影响颇深的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古典社会学领域中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在社会人类学领域不断地升华和发展。他指出：“如果要获得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这也只能通过对一些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才能获得。像这种比较研究我们称之为‘比较社会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学中，社会人类学能够被称其为一部分。如果或当比较社会学成为一个确定的学科时，社会人类学就会被合并到这个学科里。”（注：[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因形势所需，一些社会学者才和人类学者一道，进入异文化、异民族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
三、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的比较研究
最初，人类学的研究是将简单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比较也是在简单社会之间进行的。随着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进入对文明社会的研究，其比较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对文明社会之间的比较研究领域。正如人类学家福斯特(M.Foster)和堪普(V.Kemper)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类学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只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简单社会）；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以库珀(Daniel Kulp)对广东凤凰村的调查（1925年）、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len Lynd)的中镇调查（1920年）以及费孝通教授的江村调查（1936年）等为代表进行的乡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是以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对非洲城镇的调查为标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现代都市社会的开始。（注：参见尹建中：《研究都市人类学的若干问题》，李亦园编：《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事实上，人类学家由于巧妙地结合了整体的、跨文化的与进化的研究，创造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模式。
社会人类学以各个社会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社会的比较，阐明人类社会普遍的和基本的性质。可以说其研究的核心就是“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规范，一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包括当地人民组成的各种群体和他们所参加的各种制度。我们所说的制度，是指一套社会关系，这套关系是由一群人为了要达到一个社会目的而共同生活所引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群体和制度的社会结构都是以一定的原则为基础的。性别、年龄、地域、亲属，是一切人类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原则。（注：参见[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马凌诺夫斯基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同时代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创造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社会比较的方法。可以说，现代社会人类学是由他俩确立的，这一学科的基础就是田野调查与社会比较。布朗主张：“社会人类学应采用比较方法，这种方法是新社会人类学区别于旧社会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所谓比较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应用。”“社会人类学基本上是对社会生活的不同形式、原始社会相互之间、原始社会与那些我们没有历史资料的古代社会之间、原始社会与今天的发达社会之间的比较。”（注：[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第3-4、137页。）
在对这些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中，尤以牢固地奠定社会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地位的著名论著——1940年出版的《非洲的政治制度》和1950年出版的《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两书最为突出。（注：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ed.by M.fortes and E.E.Evans-Pritchar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African System of Kinship and Marriage,ed.by A.R.Radcliffe-Brown and Daryll Ford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0.）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两书中都写有序文，前者较为简短，后者长达85页。后书序文可以说是布朗关于血缘、婚姻组织比较方法的集大成者。这两本书所收的各篇论文的作者，大都受到了马凌诺夫斯基的熏陶，后来又成为布朗的弟子，他们都是调查非洲部族社会的优秀人类学家，如理查德、弗特思、埃文思·普理查德等。普理查德在《非洲的政治制度》中指出，即使在同一语言、文化的地域中，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常有的；另一方面，即使同一政治结构，也常常出现在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又如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尽管社会制度中的某一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类似性，然而在其他方面未必相同。在比较社会时，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亲族制度等，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里，这些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对非洲8个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非洲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和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y)。而《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一书，不管是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还是对于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建树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典型的关于非洲部落社会的微观研究。书中通过对非洲社会的研究，阐述了对各个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的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无文字社会或简单社会的比较研究。
拉德克拉夫—布朗的观点，受马凌诺夫斯基以前的迪尔凯姆的影响很大，甚至就连概念和语言，也更多地沿袭了迪尔凯姆。不过，布朗重视支撑理论的直接调查的资料，认为田野和理论不能分开进行，强调它们之间密切的联系性，而这是迪尔凯姆所没有的。
因此，社会人类学崭新的方法论，是以这些社会人类学者的积极活动为中心的，在以后的20年中，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人类学的黄金时代。
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相对应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只是在“走出博物馆从而进入社会科学主流中”的时候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转变主要出现在本世纪20年代的中期到50年代的中期。这与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人类学家的促进有很大的关系。在社会比较研究方面，把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拓展到对现代国民性的研究领域。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创建文化模式的观念并用以研究文化的结构和类型，其名著《文化模式》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的民族性或国民性研究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大批人类学家参加对敌国国民性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研究者除本尼迪克特、米德之外，还有克拉克洪、莱特、欠特森等。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剑》就是这种研究的产物。（注：[美]本尼迪克特著、孙志民等译：《菊花与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在调查的基础上，对于日本的国民性有特别细致入微的分析。如当时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内的人类学家认为，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度，只能引起强烈的反抗。这一意见为美国政府所接受，当1945年日本战败后，天皇制并没有被废除。1945年以后，在国民性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为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其重要著作为《美国人与中国》、《宗族、种族与俱乐部》及《家元——日本社会的精髓》（注：Francis L.K.Hsu,Iemoto:The Heart of Japan,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1975.）等，成为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佳作。而默多克(G.P.Murdock)的《社会结构》可以认为是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经典之作。默多克以全世界250个社会的民族志的资料为基础，运用统计手段，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论述了他的亲属理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注：G.P.Murdock,Social Structure.Macmillan,1949.）
此外，在英国、日本、荷兰、墨西哥等国人类学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重建战后残破世界”的口号，声言要援助发展中国家，帮助其实现现代化。于是一些应用人类学家奔赴世界各地，尝试用人类学知识改变落后地区的命运。
人类学的这种应用性的比较研究，对社会学的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刺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大量增加。由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人类学的研究开始由对异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向对本文化的研究，开始探讨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本土人类学开始兴起。在获得独立的不发达国家中，人类学在应用研究上主要关心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口控制、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引起的问题。这对于社会人类学来说，是一次质的转变，特别是在比较社会学的领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野，被彻底地打通了。
有的学者在总结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时，认为美国社会学的最近的突破，并不是统计方法的突破，而是他们对社会学的比较研究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
与上述欧美的研究相对应，非西方社会的比较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东亚社会的比较研究如何呢？事实上直到最近，东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专注于理解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但是，当他们在对自己社会经验观察的基础上，积累了社会学、人类学的认识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东亚社会，并感到有必要形成符合本地情况的相应的理论。十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专门会议，与东亚的社会学家进行“跨太平洋对话”。该专业委员会的主席特耶坎博士是那次会议的组织者，他在给与会者的信中，陈述了召开会议的理由：“我还想到，关于大规模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的现代性的理论模型，是以西方社会以往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运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模型……来论述和解释东亚社会近来发展的动力是不合适的。在我看来，这个动力将很可能使东亚成为21世纪现代性的中心。按照这一前景，就迫切需要社会学理论开阔眼界，以便能够把握东亚正在出现的转变……”。（注：李万甲：《关于东亚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些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方面，费孝通教授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为比较社会学在中国的实践和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利奇(Edmund—Leach)在其《社会人类学》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强调，人类学家脱离不了他所属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注：参见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费孝通在其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特别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他深信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通过一个一个社区的调查来逐步接近于认识社会的全貌。他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超越。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对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样，人类学的发展本身为一种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对人类学而言，它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所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更应关注的是与这一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思想，以及这一社会和文化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应该超越社区研究的界限，进入更广阔的比较的视野。
有关东亚的比较研究近几年来甚为活跃。特别是对以东亚经济圈的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的所谓“儒教文化圈”范畴的考察和尝试，成为东亚社会比较研究的重要契机。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注：参见[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外，法国的现代中国学专家莱恩(Leon)教授所著的《亚洲文化圈的时代》一书中，认为东亚经济的繁荣与“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的复兴有着直接的关系。（注：参见[法]莱恩著、[日]福镰忠恕译：《亚洲文化圈的时代》，日本大修馆书店1986年版。）
然而，作为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在以大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结构上的异质性问题，如家族主义与家族结构在东亚社会中是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日本，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家”，其内容却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这个“家”也是探讨东亚社会基础的关键词，为什么极其相同的汉字呈现出不同的含义？这就要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探讨其各自的特征。对此，笔者通过家、亲戚、同族的概念异同，说明“家”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与日本的家、宗族、村落及社会结构进行比较，进而探讨了中国的家与社会和日本的异同。（注：参见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206页。）这种中日社会结构的构成差异，使中日两国选择的现代化的道路也不相同。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比日本有更多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如继承制所体现的资本的分散、集团构成的血缘意识、社会组成的关系网络等，当然这些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因素。这一研究对于认识现代的中日社会结构无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面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社会，我们应该思考儒学在对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的同时，其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何种特点，如上文所提到汉族社会的家的观念，如何影响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更好地认识汉族社会结构的特点。（注：参见麻国庆：《汉族的家观念与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四、比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比较社会学在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中，所谓“社会”的单位假设是必要的。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哲学上一般化、抽象化意义上的社会，而是具体的每个社会。它是由被编入共同组织的人类集团组成。如果成为一名社会的成员，便有当然遵守的规范和一定的规则范围，并由此来组成区别于其他的单位。从像村落这样小规模的社会到像国家那样大的社会，都有各种标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社会是指群体中人与人相互配合的行为关系”。（注：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研究的基础是个人和个人、个人和集团以及由个人组成的集团和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构成社会（或文化）的诸要素中是最难变化的部分。如中国社会，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物质、技术、政治意识形态等层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日常交际和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因此，对于一些具体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时，作为比较研究的前提，首先是研究者应有问题意识。比较异质的东西，就是要区别己和他，同时还要超越己和他。如果比较研究有这种意识构成，比较研究的规模越大，探究社会事实的因果关联时，应同时考虑的其他情况的范围也就越广泛，这就需要有广泛的历史知识。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重要而且困难的是如何使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等各领域彼此关联，以及如何掌握整体结构的问题。此外，比较首先应在各个类别中进行，但领域之间的关联才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比较研究要注意类和类之间的异同和关联，这就涉及到一个“推”字和“域”字。所谓“推”，强调在类与类之间，不是静态的，它还有一个“推己及他，推他及己”的动态结构。而“域”，就是在此基础上，要超越学科领域和地域界限，整合出一新的“域”外之“类”。如此，比较研究可以用下图表示：
总之，由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地刺激着比较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随着历史社会学和地域研究领域的拓展，也逐渐成为比较社会学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应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历史的、经验的、发展的观点分析研究不同的社会事实，从中认识比较社会学的合理内涵。以此为背景，在社会、文化、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概念背景下，打通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野，以一种对本土的悟性，来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
今天，面对全球化与地方化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使得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赋予了新的内涵。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在破坏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在破坏文化多样性。而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萨林斯提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进程：形成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一种多元文化的文化，因为从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注：参见Sahlins.M.,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pp.1-25,1988。）这一多元文化的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文化的现象。这一具体的事实就是本土的或地方的文化认同、地方共同体主义以及多元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复苏、复兴和重构的势头。而作为全球体系之中的地方社会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的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因此，对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研究，比较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一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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