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手”如何助推垃圾分类
——专访沪上首家垃圾分类社会组织创始人杨园
文/张 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考察上海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行走在时尚最前沿的上海，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将垃圾分类的“新时尚”演绎得更加精彩，更好为全国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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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上海首家专门从事垃圾分类活动的专业化社会组织——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在虹口区揭牌成立。当“新时尚”撞上了“首家”，人们不禁要问：被称为政府和市场以外“第三只手”的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带着这些问题，《上海人大月刊》专访了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负责人杨园。
“我们扮演的是月嫂的角色”
上海人大月刊：您创立事务所的初衷是什么？
2.4.2 含水量、总灰分、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检测 采用烘干法测定水分，直接粉碎的枸杞子原料水分为6.4%，经上述3种预处理方法处理的枸杞子原料的含水量分别为4.6%、5.0%、5.2%，均未超过13.0%。总灰分均未超过5.0%；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铅均未超过5 mg/kg；镉均未超过0.3 mg/kg；砷均未超过2 mg/kg；汞均未超过0.2 mg/kg；铜均未超过20 mg/kg。
杨园：经验可能现在还谈不上，但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认为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一是坚持垃圾分类党建引领，注重发挥党员和楼组长的模范带头作用。居民参加垃圾分类社区活动会有疲软期，可能参加了一两次以后就不来了。在社区，引导力和带动力是推动行动的最佳力量。为此我们开展了专门针对党员和楼组长的“红色旋‘绿’”项目，通过将专题讲座、党课观影与现场DIY活动（如制作酵素等）相结合，先激发小区里党员和楼组长的兴趣与热情，之后在他们的带领下，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主动去做，最终促其实现垃圾分类从“知”到“行”的跨越。
上海人大月刊：条例7月1日起就要正式实施了，上海的垃圾分类也将进入“强制时代”。事务所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何打算？
杨园：居民区是垃圾分类的“主战场”，居委会、物业、业委会是推动垃圾分类的“三驾马车”。众所周知，上海的垃圾分类实行“四分法”，即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可以说教会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很简单，但如何让居民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做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一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会“三驾马车”，尤其是居委会，如何发动和帮助居民自发地进行垃圾分类。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创建了“爱蓝·新时尚”垃圾分类专项赋能培力计划。通俗点讲，这就好比是新手妈妈不知道怎么带宝宝，需要请月嫂来帮忙和指导，但月嫂肯定不会一直陪在身边，她要做的是“授之以渔”，从这点来看，我们扮演的就是月嫂的角色。
上海人大月刊：作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第三只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比如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增加提供公共产品等。那么，您认为事务所在垃圾分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起到了桥梁作用”
上海人大月刊：虽然事务所成立只有短短4个月，但它是站在服务社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运营至今，您认为积累了哪些比较好的经验？
杨园：2015年，我作为负责人加入上海爱易青年公益服务社（以下简称服务社），承接了虹口区的绿色账户运维项目（指通过积分兑换鼓励居民自主对垃圾进行分类，实现“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兑换可获益”）和“绿色星期六——社区资源回收日”政府实事项目，这是我涉足环保领域的开端。通过在虹口区378个小区开展绿色账户积分现场兑换、社区资源现场回收、分类志愿者现场指导等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推广活动，我发现虽然每次活动现场都“人山人海”，居民的认同度也很高，但是真正践行垃圾分类的却很少，能够做到坚持分类的更是凤毛麟角，垃圾分类似乎陷入了“高意愿、低行动”的困境。我也一直在思考社会组织如何能找到一种新的思路来解决垃圾分类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杨园：我们前期更多的是链接政府与社区，即承接政府的项目在社区开展，后面想尝试链接企业。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循环经济，而社区里的垃圾也需要后端处置，我们想拓宽自身的桥梁作用，将企业与社区进行对接。此外，上海每个区的垃圾收运处置方式都各有千秋，我们也想尝试打破区与区之间的壁垒，让不同区之间的企业分享交流垃圾处置的经验，提高垃圾处置效率。
去年11月6日，习总书记到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市民驿站视察时，我作为参与虹口社区建设的社会组织代表，有幸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在总书记提到“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时，我灵光乍现：为何不创建一个专门从事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呢？名字就叫“新时尚”！心动不如行动，随后我便与虹口区民政局作了进一步的沟通，时隔三个多月，事务所在多方支持下顺利创建。
二是专注于打磨业务能力，争取将垃圾分类的各项培训、活动和服务做精、做深。垃圾分类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多方合力，尤其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比如，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静冈县沼津市动员居民自治会会员到垃圾场开展志愿活动，指导居民如何丢弃垃圾之后，“沼津方式”逐渐推广到日本全国。在公民参与基础上，社区、民间组织、企业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和配合构建“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垃圾管理机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一方面需要政府重视挖掘社会组织的潜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组织“锤炼自我”，增强“赋能者”的能力。比如在事务所开展的培训中，居民经常会在课堂上各种“花式”提问：小区里分好类的垃圾都去了哪儿？会不会最后还是“混装混运”了？末端处置跟上了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我们在背后做很多功课——既要熟悉社区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也要熟知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与流程，这样才能让居民“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为他们真正践行垃圾分类增加更为强劲的外部推动力。
“习惯的改变注定很难”
上海人大月刊：您除了是事务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同时也是虹口区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您对条例的施行抱有怎样的期待？
杨园：条例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大全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意义重大，相较于过去鼓励居民进行有偿垃圾分类是大的进步，但可预见的问题和困难也会很多：未来如何解决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原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小区的垃圾分类谁来负责监督？垃圾分类违规行为举报举证难如何破解？垃圾分类改变的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垃圾的产生几乎是24小时不分昼夜的，这件事注定很难，但“追求卓越”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越难越要上。就像市委书记李强在垃圾分类动员大会上讲的，“这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情”。
教育文化价值-古建筑即是一部活历史，书本上毫无生趣的知识使得学生很难提起兴趣。通过现场近距离对于古建筑的讲解，可能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古建筑因附带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使得它成为该地区的一种宝贵乡土资源。
燕妮是李树化的法国籍妻子。她的全名是珍妮·夏纳（1903—1995，见照片1），比李树化小两岁。珍妮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父亲是瓦斯厂工人，母亲是裁缝，住在里昂近郊的维乐班市，珍妮14岁到纪来（Gilet）针织漂染厂做工。李树化于1919年18岁时到法国留学，1921年9月考入里昂中法大学，同时又在里昂音乐院学习。这时他认识了年轻的法国姑娘珍妮，他们相恋后于1926年在里昂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