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指标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注入了内在而持久的动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参与全球互动和集体决策，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护全球秩序。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是国际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以这三个维度作为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和范围的指标，并依此分析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以及特点，是为这篇文章的主旨。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现状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国内学者重点阐述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从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战略角度分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意义和必要性，强调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特征和动力来源。学者们普遍认同以改革开放和90年代初为界将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立的，参与程度有限。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部分参与国际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立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现行国际体系的一般参与者向积极参与者转变；90年代初期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参与国际体系阶段，不但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负责任的建设者，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到了一个主动和自决的新阶段。②在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中，国际因素如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际战略环境的变革以及国内改革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追求，推动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就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这一主题而言，不少学者强调当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全面性和广泛性，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概括性的定性分析，缺乏以相对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数量和程度，即使有个别量化分析数据也较陈旧。
国外学者如江忆恩、彼得·卡赞斯坦和安·肯特等人十分关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问题，强调把中国引入国际社会并使之遵守国际社会的准则与规范对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他们分析的重心在于如何以及是否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其中，《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以及《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等文，统计了中国至1996年参与国际体系的数量，指出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率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甚至高出了自身发展程度。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全准确地反映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状况，它们只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一个方面的表现。③而《超越遵约》、《中国与国际制度》、《社会性国家》等著作分领域探讨了中国参与国际安全、环境和人权等机制的进程，当前的遵约状况，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作用机制等问题④，是近年来研究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重要参考书目，但是以西方的眼光重点讨论中国在几个重点领域遵守国际制度的情况，妨碍了对中国参与全球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这一问题的全面回答。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价指标
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⑤，它具有系统所拥有的整体性、互动性和相对稳定性。国际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这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内容，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以其物质性存在为基本前提的。其次，国际体系具有规范性，行为体之间在互动中形成的共同理解和预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⑥第三，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中不断演进的。因此，国际体系既不是纯粹物质性的，也不是纯观念性的，它需要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加以理解。⑦
当前的国际体系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体系。它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它是一个世界市场体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和产权体系是这一体系的基础。该体系伴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形成，资本运动的逻辑以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⑧，从而形成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最终使国际体系逐渐演变成为全球体系。资本国际化过程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过程，作为“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⑨，它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内在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国际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平等、不公正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它是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构成的体系。“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发生在具有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⑩自主权观念在西欧形成以后，亚、非、拉国家被迫按照欧洲的“文明标准”进行改革，接受欧洲的主权观念和制度形式，走上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11)二战后联合国建立，将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和平解决争端作为国际体系的核心规范，极大地推动了反殖民主义解放运动与国家间的合作。20世纪50～60年代，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束了西欧在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独立主权国家体系得以确立。主权规范有效地保护了弱者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制约了权力政治的恶性发展。(12)
第三，国际体系的社会性显著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国际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国际事务管理在二战以后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资本主义超越国界的发展和领土主权界限之间的矛盾不断推动国际体系内制度化管理的加强，政府间的制度性安排成倍增长，规则、制度的网络化和强化使得国际关系各个领域日益有序化。据国际协会联盟统计，1909年各类国际组织只有213个，到1956年总数达到1117个，1990年达到26656个，到1998年更达到48350个，比1990年增长了81%。2007年，世界上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达到61836个，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有7459个。(13)另一方面，随着通讯和交通的现代发展，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能力大增，国际社会的流动性加大，联系日益密切，体系的范围和发展潜力不断扩展。以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不足的有力补充。它们的存在是国际体系社会性的突出表现。根据国际协会联盟统计，1989年各类国际组织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总数为20063个，到2005年达到51509个，与1989年相比翻了一番。2007年，国际非政府组织总数达到54377个，占各类国际组织总数的87.94%(14)，是国际政府间组织总数的7倍多。
从上述分析看，全球国际体系实际上包含着三个维度：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1.全球市场体系
全球市场经济是国际体系运作的物质基础，也是国际体系不断扩张的动力所在。“一个国家如果不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那么发展经济将是极其困难的”(15)，这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根本原因。全球市场体系是国际体系中的市场力量，可以从贸易、投资和金融三个角度加以综合考察。
第一，贸易方面。全球贸易是全球市场体系的核心内容，“贸易是全球商品流通、服务增长的关键机制，同时它还是技术转移的核心机制”(16)。贸易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地推动生产的跨国发展和生产与金融资本的国际化。正是不同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在不同区域的流动，才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形成。(17)中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除了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核心指标之外，还需要考察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经济成长的贸易依存度三个指标，由此，来判断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投资方面。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是生产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它们直接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市场的格局分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长率，FDI已经取代国际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资本输出和输入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参与和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能力。考察包括三个方面：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二者的比例关系与投资结构，后者可直接反映中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的水平。
第三，金融方面。金融卷入(18)是体现一国金融参与全球金融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活动是隐藏在国际体系最深层次的一种特殊积累方式，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秩序本质。法国经济学家沙奈曾表示，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积累方式，“构成了当代自由世界秩序的实质内容”(19)；“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和政府债券交易，意味着汇率和利率这两个形成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变量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除汇率和利率作为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因素之外，还要考察金融卷入的情况，这“可以用国内市场上海外资产的销售额、外国金融机构介入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机构参与海外金融市场的程度，以及各种全球金融往来中的本国份额等指标来衡量”(21)。
2.全球管理体系
“国际体系的核心是历史形成和演变的一种结构，它由共同理解、规则、规范和相互预期构成。”(22)全球管理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指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各领域形成的规范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制度及其组织形态。(23)具体来说，国际制度“就是一系列主要由行为体在协调(coordination)环境下形成的准则(conventions)和在协作(collaboration)环境下创立的规约(contracts)，它是一种权利约束，它们规定了行为体在追寻自身利益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24)。全球管理体系代表了国际社会类似国内政治中的政府力量，它是主权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公共问题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其目标是改善无政府状态，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国际制度不仅在一定程度管理国际事务，分配国际资源，推广和执行国际规范，它们还赋予国家以权力、集体身份和行为的合法性。(25)主权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加入国际制度，在制度中学习、实践，接受制度的影响，也影响制度的变迁。为了评估中国参与全球管理体系的程度，本文设计以下四个指标：成员资格、遵约行为、投票权利、议程控制。
第一，成员资格。国家签署国际条约加入国际制度，并经国内立法批准成为国际制度成员国，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必经的门槛。因此，参加国际制度的数量是评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基础指标。但是，作为国际制度的成员，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定，可以体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特别是参与管理体系的状况。因此，在统计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数量的同时，还必须衡量该国的遵约行为。
第二，遵约行为。遵约指的是国际制度成员国遵守国际制度规范和规则的行为。安·肯特提出了考察遵约程度的五个方面。(26)这里突出她的四项指标，也就是国际层面的程序性遵约和实质性遵约，以及国内层面的正式遵约和实际遵约。当进入到国内层次的遵约程度时，国际制度规范就可以被认为达到了内化程度。这一程度可以通过国家行为的变化加以观察，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对利益的重新界定，对主权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成本支付的接受。(27)
第三，投票权利。参与国际管理体系不仅包括国家作为成员国参与体系，接受国际制度规范，还包括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投票权利和对议程的控制能力，这两者是国家在国际管理体系中享有决定权的象征，体现着国家是否作为主导者参与国际管理体系的程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个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致相符的份额，成员国的份额既决定了其向该组织缴款的最高限额，也决定一国对重大事项的权利。这种份额和投票权利是国家参与国际管理体系决策权的直接反映。
第四，议程控制。主导议程、控制核心议题意味着国家的利益需求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反映，并促使他国接受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立场。当然，要在国际制度中拥有较强的议程控制能力，国家需要恰当的“造事起势”，即“通过各种渠道将事与势引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而且这种事势变进要隐蔽到在别的国家看来是正当合理的，从而可以一呼百应，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28)。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制度中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的实力和策略获得“议程控制”的权力。
3.全球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29)是一个近代概念，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与市场经济培育的文明与法治无法分开。20世纪后期，全球化、科技进步以及信息化迅猛发展，国际关系随之出现许多新变化，“非国家、非官方”的行为体大量涌现，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发言权，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30)
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影响力扩大，适应了全球性对话和全球治理不断严峻的现实和潜在的需要，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代表了国际治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括谋求公共福利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等；为成员国谋利的联盟，如贸易联盟、消费者团体、职业者联盟和运动俱乐部等；基于共同理念的组织，如抗议团体等等。(31)这些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它们或是独立承担，或是与政府合作，行使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
总的来说，全球公民社会成为21世纪人类所客观面对的一种生存环境和行动背景，在此，我们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程度和范围的指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二是中国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对接。中国公民社会本身的发展，是中国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公民社会与国际公民社会的一致性则体现了中国融入国际公民社会的程度。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
据此我们将从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三个维度评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范围。
1.中国参与全球市场体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衡量：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增长率一直保持良好势头，进出口额逐年大幅增长，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首先，中国贸易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数据，2000～2007年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增长率为5.5%，与此相比，中国贸易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贸易出口增长率为22.5%，进口贸易增长率为18%。具体到2007年，世界出口贸易的增长率为6.0%，进口贸易增长率为5.5%，而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为19.5%，进口贸易增长率为13.5%，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大过美国的7.0%和1.0%，日本的9.0%和1.0%。其次，中国贸易额大幅增长。2007年中国贸易总量（进出口）为21738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7.7%，排在世界第三位，首次超过了亚洲地区第二和第三大商品贸易大国日本和韩国的总量。具体来看，2000年中国出口额为2492.03亿美元，2005年为7619.53亿美元，2007年出口额达到12177.76亿美元。2000年进口额为2250.94亿美元，2005年为6599.53亿美元，2007年达到9559.50亿美元，是2001年的4倍多。(32)最后，中国在世界的商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世贸组织的数据表明，1948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只占世界的0.9%，1983年中国出口贸易占1.2%，2003年占5.9%，2007年达到8.73%，大于美国的8.5%，日本的5.2%，仅次于德国。中国在世界商品贸易进口的比重也不断增加，1948年中国进口贸易量只占世界的0.6%，到1983年占世界的1.1%，2003年占5.4%，2007年占6.8%。2007年中国进口贸易占世界的比重为6.71%，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
但是，我国的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过高的贸易依存度隐含了一定的经济风险。长期以来，以“中间贸易大进大出”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贸易的主要形式。这种结构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十分深入，而中间品贸易上的逆差表明我国主要完成的是最后装配工作，在国际分工链条上处于低端位置。我国外贸依存度虽然低于一些小国的经济，但与美国的26.2%（2001年）、日本的20.26%（2001年）等大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相比，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以进出口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到2007年高达70%。(33)这种大幅提升的贸易依存度表明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第二，从投资角度衡量：首先，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1990年我国FDI总量为34.87亿美元，2000年提高到407.15亿美元，2007年达到了835.2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6位，占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6.7%。(34)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11.63亿美元，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历史新高，为265.1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25.3%。截至2007年底，我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万家，分布全球173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1179.1亿美元。(35)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不断增长，但相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金额的规模有待提高，投资结构有待改善。虽然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总体来说仍处于走出去的初始阶段（参见表1）。
第三，从金融方面衡量：中国金融体系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其他限制国外投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关措施限制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金融卷入。但是，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金融开放策略的调整加速了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也在明显提高。2004年后，保险公司、基金等一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利用自有外汇进行对外投资。同时，随着证券形式融资增多，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开始加强。
外汇储备投资是我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投资渠道之一，2006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不到三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两万亿美元。这一庞大的外汇储备既为中国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工具，同时也使中国面临外汇贬值带来的巨大财富安全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内的利率等财政调节政策都开始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但总体上说，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度低，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不大。
2.中国参与全球管理体系
第一，从成员资格评估：如前所述，参加国际制度的数量是评估主权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基础性指标。根据《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年的数据，在全球61836个国际组织中，2007年中国共参与了4386个国际组织，其中1753个是协定性组织。在参加的这些协定性国际组织中，国际组织联盟（A类）有25个，参与全球普遍性国际组织（B类）有374个，参与洲际性国际组织（C类）共575个，即参与的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共974个；参与地区性国际组织（D类）有779个。(36)从纵向看，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速度不断加快，参与率不断提升，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2000年中国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3090个，其中协定性国际组织为1415个(37)；2004年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4238，其中协定性国际组织为1701个(38)；2007年参与的各类国际组织总数达4386个，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39)。但从横向看，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的参与率是7.0%，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如2007年德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12107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301个；法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12716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281个；英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总数为12029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4101个；美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为9977个，其中全球协定性国际组织为3266个，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数量只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二分之一，总数也低于俄罗斯和印度，大约与韩国和南非相近（见图1）。
图1 2007年各国参与协定性国际组织的数目
第二，从遵约行为评估：本文借鉴肯特的研究提出了评价遵约行为的四个指标，但是根据这四个指标讨论中国在各个国际制度中的遵约行为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目前国内还很少，难以支撑本研究关于遵约指标的衡量。为了全文的完整性这里只能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以反映一个大致情况。应该强调的是，这方面需要中国学者细致的经验研究从而做出自己的评价。国外学者过去一直认为，由于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原因中国是“最不可能遵约”(the least-likely)的国家。然而，他们的研究却表明，中国在遵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对待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态度相比，中国接受以及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40)
肯特的研究认为，在国际安全制度上，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了大量的国际和地区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条约，参加了包括裁军会议、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各种国际安全组织。中国于1980年2月参与了作为军备控制的主要组织——裁军会议，并且在1980～2000年之间，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随之发生重要转变：由最初的坚持国家发展核能权力的政策转变为支持核不扩散原则。从当前国内立法、制度建设以及实践行为看，中国也达到了遵约的前四个层次，体现出深层次的国际遵约。(41)
在国际经济制度上，中国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实际遵约。就世界银行来说，中国实施了工程管理和贷款支付记录。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中国实施了宏观管理领域的相关条约，推动了政府金融管理信息体制的发展。中国通过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范和规则，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而实现了相关规范和制度的内化。
在国际环境制度方面，中国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采取行动。在环境条约的谈判上，中国要求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中国严格遵守了报告义务并制定了环境发展目标，在国内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减排目标，注意发展新能源，并且在实践上依循国际规范的精神和规则积极追求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国际人权制度方面，尽管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对于国际人权组织及其相关制度的回应还比较少，但也承认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原则上支持国际劳工组织自由联盟治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加入了主要的人权机构并批准了反对酷刑等条约，积极参与国际人权辩论，实行有力的人权外交。
肯特的研究结论是，对于中国这样被认为是“最不可能遵约的国家”是否遵守国际规范的回答是肯定的。(42)她认为，在绝大多数国际制度中，中国基本实现了程序性遵约和实质性遵约，并在国内层面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中运用和落实国际安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规范和规则。肯特指出，任何国家的遵约都不是绝对的，没有尽善尽美的遵约行为。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国际规范的国内社会普及方面还有待加强，但她强调指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合作意愿强烈，而这是实现遵约的重要前提。(43)
第三，从投票权利衡量：中国在各主要组织中的投票权重反映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决定权，是衡量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实行多数投票决定原则，或者是加权的多数投票决定原则，其中权重按照所缴股金份额来计算，体现了决策权。在此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经济体中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数据显示：在实际份额中，中国占该组织总投票权份额的2.98%，与加拿大并列第八位。2006年9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投票通过决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投票权增至3.72%，位居第六，这表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但仍然远远小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甚至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17.09%)。在世界银行中，2006年美国拥有世行所有投票权的16.39%，其后分别是日本7.9%、德国4.5%、法国和英国各4.3%，中国和加拿大、印度等国家排在第五位。
第四，从议程控制衡量：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经济力量，中国被认为是联合国及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在国际议程控制上的竞争力相对薄弱。虽然我们善于在涉我重大关切问题上表明立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但对外界普遍关注的国际议题较少主动提出国际议程，有时提出的议程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最终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情况还比较少。与当前世界政治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取得“议程控制”的权力相比，中国在框定议题、提出核心概念、进行议程控制等方面的能力还不强。有学者定量分析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相当于美国的2/3，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1/5，从二者比例的平均值得出中国的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43.1%。(44)这个评估说明中国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3.中国参与全球公民社会
第一，从国内公民社会的发展考察：改革开放为中国公民社会提供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催生了民间组织。3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政府体制转轨的加速进行，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分化加速，民间组织呈“爆发式”增长，从而引发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民间组织的发展来衡量。截止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官方注册的社会组织41.4万个，社会团体2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45)，总数达到82.7579万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估计，中国的民间组织约在200万到270万个之间，也有学者估计为300万个，甚至最高估计为800多万个。(46)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在中国迅速发展，数量越来越多。但从每万人平均拥有民间组织的数量来看，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每万人均有民间组织数量为1.45个，而法国为110.45个，美国为51.79个，巴西为12.66个，印度为10.21个，埃及为2.44个。(47)
第二，中国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对接情况：首先，中国加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力度不断加大，体现了政府层面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强烈意愿和融入程度。2002年全球协定性国际非政府组织共1555个成员，中国参与全球协定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率为58.14%，排在第31位，参与地区协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率为9.9%，排在第41位，(48)远远落后于欧、美、日之后，也排在印度、巴西和韩国之后。2006年中国参与807个全球协定性非政府组织，357个地区性非政府组织。2007年，中国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总数为3793个，其中全球性协定性非政府组织932个，地区性非政府组织779个。(49)其次，从民间组织跨地域活动的状况看，由于我国大多数民间组织属于小型民间组织，实力较弱，跨地域活动范围相对狭小。据统计，我国仅有1.1%的组织有能力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省范围活动(50)，每个民间组织每年的经费平均只有2万元人民币(51)，可以判断，我国民间能够从事跨境国际交流的组织非常之少，更谈不上对国际公民社会的影响力了。
结束语
综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历了30年的历程。目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如下。
第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呈全面迅速的基本态势，影响力日增。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活动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环境、人权等各个领域，在规模上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速度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外部世界对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事实以及中国正在日益深刻地影响世界已经基本不持异议，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以及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52)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在不同领域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在本文界定的国际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上，中国卷入的程度明显不同。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卷入最深，作用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管理体系中，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对于发展程度而言中国的参与度较高。(53)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制度的遵约方面也得到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尽管国际规范的内部社会化程度还有广阔空间，但是，在全球管理体系的决策权和议程控制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公民社会中，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呈快速发展势头，但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能力，特别是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将会持续，困难和挑战也将加大。融入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中获益巨大，世界也因中国的融入而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不仅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对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一步步深入到中国的社会领域，进而导致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深层接触与碰撞。中国的社会层面如何与国际体系对接，或者中国如何从社会层面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它包括了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层面国际体系等诸多内容。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中国与全球层面国际体系的关系，对中国与地区体系的关系不予讨论。
②参见许嘉、蔡玮《国际制度与中国的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朱立群、赵广成《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陈向阳《“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评价》，《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陈启懋《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代兵、孙建《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
③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④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Secur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t,California,2007; Marc Lanteigne,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lternative Paths to Global Power,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5; 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 Yongjin Zhang,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Alienation and Beyond,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
⑤关于国际体系的概念界定可参阅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ddison-Wesley Press,1979,pp.71～72；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朱立群主编《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3页。
⑥(22)Andrew Hurrell,"Norms and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 eds.,Handbo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142.
⑦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36页。
⑩徐蓝：《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国际关系体系演变》，《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
(11)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117～126.
(12)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地区出现了主权汇聚和委托的现象，它是在主权国家自主自愿基础上的一种让渡安排，并不具备主权过时的意义。
(13)Figure 0.1.Current Overview,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07,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8～2009,Brussels,Belgium:K.G.Saur Munchen,p.3.根据《国际组织年鉴》，国际联盟协会将所有国际组织做了类型划分。第一，将国际组织分为三大类：协定性国际组织(conventional international bodies)、其他形式的国际组织和特殊形式国际组织，其中协定性国际组织是为特定目的通过条约建立起来的一种常设机构，包括了国际组织联盟、普遍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它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第二，分为5组：国际团体、依附于国际组织的团体、替代性的组织、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国家组织、已经注销的、不活跃的或未经批准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协会统计的各类国际组织的总和包括了上述5种国际组织，但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只在第一组中：协定性国际组织。因此，本文在分析各种数据中，主要提及的是协定性国际组织的数据。
(14)Figure 1.1.1 (a) Types of Organization,Overview of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Type:2007 Current Overview,Unio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8～2009,Brussels,Belgium:K.G.Saur Munchen,p.33.
(15)Arthur Lewis,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文版前言，第2页。
(16)(17)(20)(21)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08～210、263、264页。
(18)这里借用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使用的“金融卷入”一词作为分析概念，评估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见《全球化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19)弗朗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齐建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3)本文认为全球管理体系包含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两个方面，但承认作为国际社会生活中的准则和规则的国际制度是全球管理体系的核心，国际组织只是“国际制度和机制的具体表现”。苏长和早在其“重新定义国际制度”一文中，就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并认为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制度不应包含组织，否则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莉萨·马丁和贝思·西蒙斯两位学者也强调需要“把制度或机制归为一个方面，把组织归为另一个方面”。本文出于分析的便利，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而不是参与国际组织作为建立评估体系的基础。苏长和：《重新定义国际制度》，《欧洲》1999年第6期；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主编：《国际制度》，“英文版前言”，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4)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25)Friedrich Kratchowil and Edward D.Mansfield,ed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 Reader,New York:HarperCollins,1994,xiii; 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p.20.；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26)(27)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Security,p.221,p.228.
(28)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
(29)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定义有两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两者都把公民社会界定为民间组织，但强调的重点不同。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强调“公民性”，公民社会主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强调“中间性”，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即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性，是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参见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本文采纳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因为本文分析的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从“公民性”的角度考察，更有利于文章评估中国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程度问题。
(30)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31)James W.St.G.Walker and Andrew S.Thompson,Critical Mass:The Emergence of Global Civil Society,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p.5.
(32)经南：《世界经济指标》，《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3期。
(33)张幼文、黄仁伟：《2009：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34)中国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十六：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
(35)中国商务部、统计局、外汇管理局：《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6)Figure 2.1.1.Geographic distribution:membership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country:2007,p.41,Figure 2.1.2 Geographic distribution: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greatest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7,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8～2009,p.50.
(37)Figure 2.1.1.Geographic distribution:membership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country:2000,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1～2002,p.52.
(38)Figure 2.1.1.Geographic distribution:membership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country:2004,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5～2006,p.52.
(39)Figure 2.1.1.Geographic distribution:membership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country:2007,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8～2009,p.41.
(40)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Security,p.222; 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196.
(41)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Security,pp.65～102; 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
(42)(43)Ann Kent,Beyond Compliance: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Global Security,p.227,p.222.
(44)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
(4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46)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
(47)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48)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年第11期。
(49)Figure 2.1.1 Geographic distribution:Membership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y Country:2007,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Guide to Global Civil Society Networks:2008～2009,p.41.
(50)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51)俞可平：《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
(52)C.Fred Bergsten,Charles Freeman,Nicholas R.Lardy,Derek J.Mitchell,China's 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 DC,2008,p.211.
(53)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