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是中华民族20世纪的两颗巨星——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孜孜以求的崇高奋斗目标。就他们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而言，可谓既一脉相承，又有后者对前者的突破与超越。考辨二者的这种关系，对推进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将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取向
现代化在总体上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但它又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各自进行的，是在本民族的国情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现实运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表明，“走什么道路”的选择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难题，它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从全球视野看，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有两条可遵循的道路：一条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条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该作何选择呢？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因而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强盛。所以，毛泽东始终把中国的命运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948年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写道：“用革命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体制的思想更加明确和深化。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其要义和目标指向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限制资本。这一政策，既从社会进步客观需要的角度，注意到了建设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同时还对建设这一物质基础的手段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规范。1953年底，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表述，同最初的表述相比，最重要的变动之一就是在工业化之前加了“社会主义”这一限定词，以突出社会主义性质。在同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他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注：转引自《学术论坛》1996年第1期，第37页。）1957年，他又总结说：“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一个“救”字意味深长，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跃然凸现。
1957年反右派之后，他反复强调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要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在现实层面上导致了严重后果，但此举的深层动因是防止经济发展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捍卫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毛泽东所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操作上的一些失误，单就现代化性质界定这一目标模式而言，他的思想是极富创造性的。在理论上，终结了自晚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因为在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不属于同一时空序列。
邓小平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明确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这一定位既不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也不是源于向往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而是邓小平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以阐述的。资本主义道路过去在中国走不通，现在仍然走不通。“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更不用说“小康”和现代化。假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弱肉强食之下，“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可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认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都着力于建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的理想目标模式。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唯一可行的手段或途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能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定提供一种深刻恢弘、反映人民要求的价值范式。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者会各有侧重。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以后，高扬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到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的双重理性的把握上，邓小平表现出了更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的局限性在于，对于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认识不足，对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过分关切，使他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仅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对现代化实现的工具作用，由此导致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试图建设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结果，既偏离了现代化这一世界性主题，又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价值对立而泛化了资本主义概念，在反资本主义的同时，舍弃了许多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现代化合理因素，使社会主义走向了自我封闭。
邓小平既坚定地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所以他一再强调，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重塑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他深刻体察到落后生产力的制约性，重视社会主义工具理性的发挥，强调利用我们的制度优势尽快地发展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
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
现代化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一个表征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概念。毛泽东开始是把“工业化”作为战略目标的，还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是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建国前现代工业只占10%的落后农业国来说，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工业化无疑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重要基础。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涉及到了现代化问题的实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提上议事日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系统思考、研究和阐述中国现代化问题。1954年9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这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要求。1957年3月， 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4页。）。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
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自此，毛泽东为我们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就以四个现代化的形式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的内涵理解更为深刻了。毛泽东对现代化的理解，既抓住了工业化这个核心，又没有忽视其他方面非经济性的内容。
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是以社会主义为坐标，综合四个现代化指向和富强、民主、文明价值目标的全方位战略目标系统。在这一目标系统下的现代化战略工程，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现代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富强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志，是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对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说，其意义更是不言自明。所以，邓小平把脱贫致富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将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他说：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在现阶段，“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被动挨打的局面将难以改变。现代民主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志。邓小平认为，民主既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为此，就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任何现代化都必须以高度的精神文明为条件。鉴于我国精神文明滞后并且阻碍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现状，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精神文明衰退的巨大落差及社会负作用，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之中。他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要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通过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健康的精神动力和发展的智力优势，减少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负效应。
可见，在现代化目标的理解和设计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思路一致，都是从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的，涵盖了经济增长、政治民主、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等各个领域，突破了社会现代化就是经济现代化这一狭隘的观念，同当代世界现代化战略的转变相吻合。
但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又表现出差异性。毛泽东对现代化的普遍意义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被设定为一种道德判断。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经济增长并没有绝对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现代化的实践总是被一场场政治运动所冲淡甚至被阻碍。他的初衷是要解决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财富的增长与道德沦丧之间的矛盾，讲求实利与追求崇高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在当代中国，将人的发展置于物质财富之上的历史条件并不具备。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的教训，在现代化实践中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方面强调要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又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是对毛泽东的超越。此外，用“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法替代过去的“四个现代化”提法，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充实、完满、科学。
三、关于中国现代化步骤的设定
战略步骤是对实现总体目标所做的阶段性的计划和安排，它对现代化进程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考虑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毛泽东在时间的估计上曾做过多种设想。1955年3月， 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在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9页。）但反冒进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毛泽东不再那么谨慎，头脑开始发热，一度认为赶上和超过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提出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等空想色彩颇浓的目标。但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又恢复了清醒。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道：“中国的人口多， 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在发展步骤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开始，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尽管这一设想对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估计的不太充分，缺乏科学论证，但为“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邓小平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重新面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时，提出了有步骤、有重点并保持最佳速度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他把这个战略目标称为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对实施这“三步曲”的具体指标，邓小平也作了论述：“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他还强调翻番是没有水分的翻番。
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在本质上一脉相承，但又有重大发展。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的落后现状，特别是改变这种落后现状的艰巨性缺乏足够认识，因而对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一方面，毛泽东在论及“长期性”时，往往更侧重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1962年8月，他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就特别谈到：“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50年、100 年或更长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阶级存在，不要忘记还有阶级斗争。”（注：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1期，第37页。）另一方面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长期性，但是他又极力主张缩短建设时间，并认为这是可能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他过于看重我们政治方面的某些优势，低估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夸大了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则既反对了片面强调困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前途消极悲观的态度，又防止了脱离我国国情，急于求成，企望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冒进倾向。此外，邓小平还把这一战略目标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加以量化，明确、实在，避免了重犯不顾经济效益、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错误；这一战略目标还用“温饱”、“小康”、“中等”等词汇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相适应，邓小平把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技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尤其是把教育和科技视为战略关键，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邓小平把教育和科技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源于他深沉的未来意识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的深层思考。他认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发展科技，必须以战略眼光抓教育；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的大方向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方针。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新认识，即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毛泽东则更为强调以阶级斗争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即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不成功的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构想。
四、关于中国现代化途径的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诸因素的协调发展。所以，在确定了宏观发展路向、制定了正确的发展目标和符合实际的战略步骤后，还有一个如何实现之的方法选择问题。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力量和主要标志，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非常重视的，但在如何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上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题。首先，毛泽东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毛泽东极为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但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基础的、决定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企图以越来越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讲：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毛泽东的这一独特见解需要作恰当界定，如果把这一观点绝对化并推向极端便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他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再加上立国之初不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只能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注：《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这就强调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深刻意蕴。关于向外国学习问题，毛泽东早在40年代就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注：《人民日报》1945年5月2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而且要永远学下去。可见，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见解和论述是精当的，但在实践中对对外开放则有不同程度的忽视。
邓小平则明确提出通过改革开放来开拓发展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之所以把改革开放提到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自他深邃的世界意识，即着眼于世界，对全球发展态势进行的科学考察及其对我国社会现实进行的深层透视。随着科技浪潮的推动，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地域文明转向世界历史国际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世界越来越走向综合和整体发展，生产高度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社会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秩序化，正远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认同和价值趋向，而获得一种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的竞争。相反，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实际运作中都形成了以国家垄断为深层本质的僵化体制。它一方面排斥市场机制，阻塞商品流通，闭关锁国，处于世界大市场之外；另一方面又导致国家主体化的倾向，不利于充分发挥广大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了社会主义固有的生机与活力。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正是这种僵化体制，使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和提高。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旧的那一套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进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改革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改革，因为单线的推动是不可能深入并获得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克服官僚主义，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提供制度保障为目的；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动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的新机制及其运作，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依托与支持。
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的封闭性是普遍现象。从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国际化、市场一体化的战略大局着眼，邓小平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实行开放。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对外开放不但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加快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而且能够在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形成有利于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良性机制。邓小平的开放观，是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而其点睛之笔是正确地解决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这一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们对“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疑惑。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强调与之进行斗争，结果限制了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邓小平考察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巧妙地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准确地寻求同一的基础，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彻底革命精神，大胆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利用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当代世界“一球两制”的条件下，对外开放容易使我国的现代化陷于“依附”的困境，或给外国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为此，邓小平强调，在不断拓展开放的空间、内容的同时，始终以“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可见，毛泽东已经有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思想，但实践的还不够，甚至出现了错误。从本质上看，毛泽东仍然依靠计划经济体制组织中国现代化。邓小平则吸取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革开放观，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动力之源、活力之源。
综上，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没有达到理想的胜境，但其现代化思想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邓小平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现代化思想，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为中华民族这艘古老的航船驶向现代文明开拓了通途。
收稿日期：1999—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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