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制度启示_个人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制度启示_个人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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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战略任务,本文试图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制度根源,说明唯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科学发展观。

一、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影响

从美国来看,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有如下矛盾:“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生存环境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却空前拉大;物质财富极大富裕同时,精神危机却空前加剧;科技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科技危害却严重加剧;国际依赖空前加深的同时,南北差距却空前扩大;经济调控不断加强的同时,经济失衡却有增无减;经济前景更为光明的同时,社会前景却濒临危机。”[1] 从当代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重大危机看,其突出表现有四大危机:其一是科技危机。一些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的重大科技研究发明由于非盈利原因得不到应有的投资,一些已有的科技发明由于其不正当利用带给社会灾难。其二是分配危机。由于不公平分配导致贫富悬殊、南北差距扩大,其三是生存危机。由于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对外经济扩张,导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生态失衡、环境破坏。四是文化危机。工具理性至上,消费主义泛滥,信仰缺失,道德败坏等[2]。美国资深记者理查德·隆沃恩在遍访世界75国,考察了世界各国国情的基础上,著成《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得出如下结论:“在全球化浪潮下的美、日、欧各国经济贸易高度繁荣,科技发展独领风骚,人民生活富足安稳。然而,一片繁荣美景下暗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失衡,全球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少数精英追逐巨利,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由于过分追求效率,公司大幅裁员,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崩溃,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文明的根基发生动摇,道德沦丧,既有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根本的变化。”[3]

追溯资本主义发展危机存在时限,显然是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共生共存的。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物质财富增加,阶级分化、阶级对立、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等社会问题就始终存在,趋于加剧。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具体内容表现与早期相比,已有变化,如早期的“圈地运动”,“羊吃人”,“机器吃人”,已转变为科技害人、环境害人、金钱害人、消费害人等现实,但就其实质而言,则始终是重物轻人、重经济轻社会、重短期利益、轻长远利益。

由上可见,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不仅具有片面性、非人道性、非合理性,而且具有持久性、普遍性、全球性。它的存在不仅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个毒瘤,而且对世界各国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也是严重阻碍。因此,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与其发展危机的关联,厘清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危机的本质异同,既有利于我们在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同时,有效的克服避免其发展危机,也有利于我们找准当今中国现存发展危机的症结所在,采取科学合理的对策。

二、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制度根源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产生根源,已有众多的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矛盾决定了其发展危机的不可根除。马克思·韦伯认为工具理性的极端发展既造就了资本主义物质成就的辉煌和发展危机的不可逃避。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根源在于文化矛盾。但从制度角度看,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有着直接联系。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蕴涵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之中以个人利益为宗旨,以个人满足为制度核心目标,以个人竞争为制度基本准则,以个人理性为制度根本依据,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个人利益作为制度宗旨,导致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缺失,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科技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相矛盾的困境。这是因为,对个人价值的推崇,对个人利益的倡导虽然有利于张扬个性,激发个体潜能,但它并不能逻辑地导致个体的自我超越和个体对集体价值、社会价值的推崇。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目标就是允许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从而实现个人满足的最大化。个人是他们行为后果的最好判官,个人能对怎样提高他们的福利做出最好的决定。使个人最优化,使自由交换通行,市场清澈,不用做什么社会选择。诸如诚实或平等的社会理想没有出现。”[5] 因此,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宗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精神文化危机阻碍困境的重要根源。

2、个人满足作为制度目标在使个体的激情活力得到充分刺激发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纵容了个体的非理性,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发展与社会道德发展相矛盾的困境。对此,瑟罗同样有深刻的分析:“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并不宣称要达到某个辉煌的目标——要使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水平或者创造最高的收入水平。它只宣称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优先选择方面没有哪个别的制度能比资本主义制度做得更好。……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不正当的和对己有害的偏爱与最大限度地满足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偏爱一样快。想当一名罪犯和想当一名牧师是同样正当的。”[5] 此外,美国外交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有类似的观点:“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西方消费主义社会产生了超出个人需要范围追求自我满足的无穷无尽欲望,在全世界范围内仿效是绝对行不通的。”[6] 瑟罗和布热津斯基观点的不约而同,表明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消费至上、享乐第一、贪婪纵欲、色情泛滥、吸毒犯罪、道德沦丧等社会道德危机与其个人主义本质、尤其是以个人满足为直接目标的制度特征是直接相关的。

3、个人竞争作为制度准则在使个人的利己主义动机得到充分激励满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的缺失,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有序高效与社会领域的冲突不和相矛盾的困境。这是因为,利己主义动机导致自私、自利、自助行为虽然有利于个体的发明创造、奋斗拼搏,但它并不能逻辑地导致个体的利他、助他、和他行为,因而,在个体的奋斗拼搏、发明创造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科技进步、效率提高的同时,个体利他主义的缺失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唯利是图、恃强凌弱,冷酷无情、两极分化、矛盾冲突等严重后果。对此,不少西方学者都有深刻地揭露。瑟罗指出:“资本主义有效率正是因为它利用了贪婪的无情竞争力和致富的欲望竭力实现利润的最大化。”[5]“利润也可以削弱企业、惩罚经济、阻碍发展。”[7]“美国企业主管坐享巨薪,不仅是贪婪,而且对历史也未免太无知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财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在恢复平衡之前,通常发生破坏性的劫难。”[3]“凡事只讲效率的世界,将成为没有文艺气息,梦想与民胞物与情怀的世界。”[3] 上述学者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过分推崇个人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准则是造成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发展迅速的同时存在社会分化冲突威胁的重要根源。

4、个人理性作为制度依据在使个人的自由自主得到充分保障发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短期发展与未来长远发展相矛盾的困境。这是因为,个体的自由自主虽然有利于个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激情活力,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并不能逻辑地导致集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增加、效率提高、科技进步、财富丰裕的同时,个人的短期利益行为、搭便车行为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效率至上、惟利是图、教育科技投资短缺、环境破坏等后果。对此,瑟罗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追求最大化的只是那些对他们有功用的东西——消费和闲暇。”“无论是在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层面,只要有可能就要求在科研开发体系中免费搭车是合乎资本主义的理性的。”“不幸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包含一套能够抵消个体自然人倾向与强调短期效应的社会规范。”[5]

三、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制度启示

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表现特征及其个人主义制度根源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重要启示,从制度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1、制度对社会发展的优劣成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对其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作用,无可置疑的表明了这一点。追求其中的缘由,可以认为,主要是因为制度有其自身的特性与功能。制度,按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8] 这表明制度作为一种约束规范个人行为的社会规则、守法程序和道德伦理,事实上构成了个人行为的外部环境条件,它对个人的内在感知、认知、判断、选择有着普遍深刻的影响作用,其突出表现有:第一,制度为个人行为提供了约束规范,有利限制、防范个人的非理性行为对个人及社会的长远利益造成危害。因为:“人类是懒惰的、目光短浅的、浪费成性的,只有在环境的驱使和制度的规划下,人类才能扩大财富,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用理性的方式来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9] 小平同志也曾精辟地指出:“制度好可以是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 第二,制度为个人行为规定了本利结构和预测依据,有利诱导激励个人采取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为。因为:“制度为人们进出某一活动设置了一个关口和范围,又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定了一套激励的规则和奖惩办法,从而规定了人们行为的本利结构。”[11] 诺斯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11] 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和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8]。第三,制度为个人行为锁定了实践进程,有利于建构个人的道德与价值观。这正如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道德需要信赖,信赖包含预测性,而预测性又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12]

2、制度的成功关键在于实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适当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矛盾与其制度的个人主义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个人主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任何一种对个人主义过分忽视或过分推崇的社会制度都不会是成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获得成功,都只能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适当的激励与限制的基础之上。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本身是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个人与集体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有着广泛普遍的客观表现,列其要者是:

第一,个人既是独立的,也是集体的。这主要表现在个人的生存发展形式既是个人单独的,也是集体组织的。离开了个人,集体不会存在,离开了集体,个人也将无法存在发展。因此,过分崇尚个人主义或过分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制度都不会是成功的。所以瑟罗对过分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物种是群居群聚动物。人类显然是后者。任何成功的人类社会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承认。”“忽视人类的社会性一面等于是为一种不存在的人类设计一种社会。”[5]

第二,个人是自助的也是他助的。这主要表现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福利的满足既取决于个人独立的自利行为,也取决于个人与集体的合作互利行为。一方面个人尽管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追求者与实现者,但是离开了他人的互利合作,个人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集体合作对个人利益的实现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代替不了个人独立选择独立创造。因此,成功的社会制度必须是个人自由竞争、自由选择与集体协调、集体选择相互结合、相互平衡的制度。“公共选择理论论证了个人自由选择在个人领域可以导致共同富裕和繁荣,但在非市场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必然导致搭便车行为、公益物品供应不足、公害物品泛滥、公有物得不到起码的关心等公有物的灾难。要解决公共领域自由选择所必然导致的恶果,必须在公共领域建立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来界定公共领域的个人权利,并依此来约束政府。”[13] 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些观念实质上也揭示了个人自由竞争,自由选择与集体合作、集体协调相互结合平衡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人是自动的也是他动的。这主要表现为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大小多少,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追求创造,而且取决于集体社会的支持激励。无论是过分强调个人成功的内在因素,还是强调其外在因素都是有背客观规律的。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成功的基础只能是个人动力与集体动力的有机结合,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过分推崇个人的激情、活力、发明、创造作用,还是过分推崇集体社会的制约、规划、公平、正义作用都将是片面有害的。这种关系汤因比早有深刻的分析:“没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个人自由是人类作出任何成就(不论善的还是恶的)所必要的条件,而社会正义是主宰人类相互关系的准则。放任个人自由,则强者横行,弱者向隅。没有自由,人的本性就不能有创造性;但对个人自由不加压抑,则社会正义就不能彻底实现。”[14] 个人是自塑也是他塑的。这主要表现为个人理性的高低正误不仅取决于个人自身的体验领悟,而且取决于集体社会的制度影响,高度正确的个人理性既不可能由个人独自形成,也不可能完全由社会规定赋予,只能是在个人与社会良好的社会实践中建构而成。显然对个人行为无论是给予过分自由的放纵还是施加过分严格的规划管束都是不利于个人理性的有效形成的。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无论是给予过分自由还是施加过分强制都将是走向失败的,毕竟不能有效建构个人理性的社会制度是不会有前途的。

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个人主义制度根源事实上已经表明,这些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根除的,其解决的根本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蕴涵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本质的制度,它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倡导激励作用。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则中事实上蕴涵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本质。这种本质内容《共产党宣言》的表述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 邓小平对这一本质进一步具体表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 这种制度本质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相区别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它的制度宗旨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相结合,它谋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它的制度目标是个人满足与集体满足相结合,它“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它的制度准则是个人竞争与社会公正相结合,它坚持按劳付酬,反对剥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制度依据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结合,它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自由与纪律相结合的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根除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的意义,不仅是重大而且是广泛的,其突出表现就是:首先,它有利于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避免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危机;其次它有利于限制约束个人非理性,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危机;再次,它有利于限制过度竞争,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震荡,贫富悬殊危机;最后,它有利于克服个人短视,避免资本主义的环境恶化,教育科技投资不足等持续发展危机。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保证经济社会全面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邓小平理论中,有精辟的论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6]“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0] 倘若进一步求证西方学者的理论,可以发现肯定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功能的观点是广泛存在的,为叙述方便,这里还是以瑟罗的论述作为代表:“成功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可以围绕它把全社会团结起来的故事,有一个持久的意识形态。……要团结全社会就一定要有以乌托邦远见为基础的、全社会能够一起去努力实现的某些共同目标。共产主义和所有的宗教都有这类故事可讲。……然而,当资本主义明确地否定集体的必要性时,资本主义体制能告诉集体什么故事从而把集体团结在一起呢?”“科技正在把人提高到一个更为中心的地位,这就迫使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一种不是以机器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制度形式——恰恰就是共产主义者想要却未能实现的制度。”[5] 无庸讳言,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存在贬抑个人主义价值,过分强调集体主义价值的缺陷,它导致了经济科技发展不足,民主法制严重受损。这也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正是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制度原则与措施,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完善的过程。实践证明,这对中国经济科技的进步繁荣确有积极促进作用,然而,正如个人主义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原则的借鉴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中国的现实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发展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不是社会的高效益,而是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的加剧;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升级;是走私、吸毒、犯罪、性乱、奢靡消费的增加;是金钱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更多取代;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可以给我们揭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不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与措施以改革完善自己,就会导致经济科技发展不足的危机,但如果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措施不加批判限制,完全照搬,又会陷入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之中。因而,要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唯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舍此别无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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