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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素分析的方法是否科学？义素分析的理论能否引进汉语研究？特别是能否将义素分析的方法广泛应用于汉语自然语言的语义研究之中？这些是当前汉语语义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
义素分析最早于50年代为美国人类学家用来研究不同文化社团的亲属词语关系的一种方法，后来这种方法得到了语言学家们的重视被正式运用于语言学。20年中，它开始是作为转换生成语法的语义解释手段，接着又被推广到一般的语义研究之中。目前，义素分析已成为欧美现代语义学的一个基本方法。义素分析将词义分解为若干个最小的语义构成成分——义素，这些最小的语义单位被叫做“语义的原子”。比方“镰刀”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收割谷物和割草的农具，由弧形的刀片和木把构成”。按照义素分析方法，这一词便可分解为四个义素：［工具］、［农具］、［用于收割谷物和割草］、［由弧形刀片和木把构成］。“池塘”一词，它所表达的意义是“面积不大的、水流停聚的低洼地”。运用义素分析方法，该词便可分解为下面五个义素：［地方］、［面积不大］、［有水］、［水流停聚］、［低洼］。
一
我们认为，首先义素分析法所依存的语义“构成成分”论是合理的，义素分析法所分离出来的语义单位不仅符合词义实际，而且具有明显的释义效用。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曾说过：“语音和语义是休戚相关地结合在一起的，互相依存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语义和语音分别进行独立的研究。”可是，传统的汉语词义研究，却正是缺乏这种分别与独立的观念。传统的汉语词义研究是将词义与词音捆绑于一体，因此所提出的语义最小单位只能是语素。这种剪不断势必造成理还乱。实际上，语素只不过是构词材料，在构成词以后，整个词义与原语素义并无直接对应关系。比方“妻子、东西、木头、马路”等等一些词，它们之中的加点语素义与整个词义就并无直接联系，整个词义也并不是内部各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很显然，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将语素当作最小的语义单位，也不应该用构词分析代替词义分析。义素分析法能够摆脱语音形式上的束缚，打破语义分析只能到语素的传统，用语义“构成成分”论做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真正从语义角度分析词义，这是理论上首先就该肯定的。
实践上，义素分析法采用分解的方法将意义实体化，这有利于清晰地揭示词义。比方上面所举的“池塘”一词，分解出五个义素就具体而清晰地反映了词义。几个义素从不同方面表现出该词的语义特征：［地方］这个义素，表示它属于山川一类，和草、木、禽、兽之类相区别；［有水］这个义素，又表示它和“湖、泽、溪、涧”等属于同一小类，而和“山陵、坑、谷”等相区别；而［水流停聚］使它区别于“江、河、溪、涧”等，［面积不大］使它区别于“海、湖、泊”等，［低洼］使它区别于“潢、潦”等。同样，“镰刀”一词，分解出的四个义素也从属性、用途、形状、所用材料等四方面具体地展示了该词的词义构成，揭示了该词的语义特征。实际上，义素分析所采用的分解方法，就是在同一语义场内的词间对比中进行的，比较中找出词间的共同特征与区别特征，从而确定并提出某个个体词的义素。
由例可见，义素分析由于使用了现代化的分解手段，强化了语义的可分析性。它深入到词义的微观结构，使词义形式化、具体化，从而达到了表义的清晰化。相比较，过去传统的释义反映在词典上，是对词义进行整体的概括，那种释义是囫囵的、抽象的。通过对比，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义素分析法在汉语自然语言的词义研究中的特殊效能。
二
义素分析的效用，不仅在于它能够揭示个体的词义结构，给我们提供精细的词义解释手段，而且还在于它有利于展现语汇中词间的语义关系，可帮助我们认识与解释各种词义聚合。
类义词是语汇成分中涉及面最广的一种意义聚合。运用义素分析便于我们认识类义聚合的性质、了解类义聚合的层级特点。所谓类义词是表示同类概念属于同一语义范畴的词。从义素分析的角度看，以类相聚的类义词，必须具有共同的表示类属意义的义素（姑且称为“类义素”）。比方“鞋、靴子、袜子”构成类义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类义素［穿在脚上的东西］；“上衣、裤子、裙子”构成类义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类义素［穿／围在身上的东西］；“帽子、围巾、手套”构成类义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类义素［戴／围在头上／脖上／手上的东西］。而鞋、靴子、袜子；上衣、裤子、裙子；帽子、围巾、手套这些词又构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的类义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表更概括意义的类义素［衣着］。可以看出，存在共同的类义素是形成类义聚合的关键，而类义素的抽象概括程度也正决定着类聚的范围或层级。
词义聚合，单就两词之间的关系人们提到上下义词。过去对上下义词的解释是“词和词所表示的概念具有属种关系”。其实，以义素分析角度看，如果一个词把另一个词的全部义素都包括进去了，那么这两个词就构成上下义的聚合。基于这种分析，我们认为“妇女”与“成年人”构成了上下义关系，“妇女”是成年人的下义词。因为“妇女”一词的义素为［生物］、［人］、［成年的］、［女性］，它把“成年人”一词的义素［生物］、［人］、［成年的］全部都包括了进去。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看到一个下义词可以有许多上义词，而一个上义词也可以有许多的下义词。如，“妇女”的上义词不仅有“成年人”，而且还可以有“人”、“女性”……反过来，“人”作为上义词，它不仅有下义词“妇女”，而且还可以有“男人”、“男孩”、“女孩”、“老年人”、“青年人”……可见，义素分析可以提醒我们拓宽对上下义的观察视野，有利于理顺交错复杂的上下义关系的语义网络。
关于同义聚合及反义聚合，过去人们讨论较多，成果也较显著。但是，义素分析仍然可以推进其研究。比方，义素分析可以完善同义词辨析。义素分析使我们提取了每词的最小语义构成成分，揭示了词的语义特征，因此也就便于我们比较一组同义词的共同语义特征和区别语义特征，找出它们的同和异。比方，“椅子”与“凳子”是一组同义词，它们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有几个共同义素［工具］、［供人坐］、［上有平面下有腿］；而它们的不同之处便在于有相区别的一对义素［有靠背］和［没靠背］。同样，义素分析对我们认识与解释反义聚合的性质及反义聚合的类型等等，也都是大有裨益的。
义素分析还可以帮助我们判定及解释词语之间的组合关系。义素分析使我们认识了词的语义特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们掌握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词语搭配实际要受到词义上的选择限制，语言表达中所出现的词语搭配问题，往往与词义有密切关系。吕淑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中举过如下一个错句之例：“人民空军的雄姿第一次在祖国的天空飞翔”。句中“雄姿……飞翔”是说不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词语搭配不当。究其原因，这里的搭配问题并非是句法结构上的，而是词义搭配的错误。“飞翔”一词是指鸟、虫或飞机等在空中盘旋的飞。该动词中存在一个表行为主体的义素［鸟、虫或飞机等］。而上面句中“飞翔”的主体是“雄姿”，“雄姿”是不存在此义素的，因此它不能与“飞翔”搭配组合。同样，“俯冲”一词一般是指飞机以高速度和大角度向下飞。词中存在一个表行为主体的义素［飞机］，因此，与“俯冲”组合的词语一般只限于飞机。“杀”一词中有表示行为客体的义素［人和动物］，因此，与“杀”一词搭配的必须是表人或动物的词语。
总之，意义决定于搭配。利用词的语义特征来分析词语间的选择限制问题，这是现代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那么，如何借助义素分析的形式化手段，来判定词语搭配组合问题，这正是扩展义素分析法使用范围，强化义素分析效用的一个新课题。
对比起来，在整个语言学领域，语义学的研究比语音学、语法学薄弱得多。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语义自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语义学不象语音学和语法学那样有实体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主观方面，研究者们重视不够及探索不足，这也是学科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因。传统的语义研究，只是依靠主观的心理主义方法和内省方法，这很难说是科学的。为此，我们希望探讨新的科学理论，寻找新的科学方法。我们试图以义素分析作为打开语义研究新途径的一把钥匙，试图用义素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解释现代汉语里的种种词义现象，并渴望通过借用义素分析这种形式化的语义分解手段，使现代汉语语义研究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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