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立“三化同步先行区”的学理因应及其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因应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三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三化同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又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科学把握“三化同步”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集中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优势力量，择优选择统筹城乡发展最适宜的空间地域和最佳的区位作为切入点，推动建立“三化同步先行区”(以下简称“三化同步区”)，这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探索中国实现“三化同步”成功之路的迫切需要，对于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对于推动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繁荣，对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化同步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三化同步区”理论基础萌芽于16世纪初叶，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经历了约4个多世纪。16世纪初，英国著名思想家莫尔提出了“乌托邦”设想，认为每个城市附有经营农业的土地，社会进行合理分工，没有固定职业人员，每人都轮流从事两年农业劳动，大家都具有闲暇时间从事科学或艺术创作，并按照民主原则进行管理[1]。这表明了“三化同步区”的思想起源。20世纪，英国城市学家——最早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城乡一体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2]。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方格网络上。在汽车和廉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将一切活动集中于城市的必要，而最为必要的是如何从城市中解脱出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生活、居家居住、就业相结合的新的发展模式[3]。这是“三化同步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60年代，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刘易斯，非常认同赖特“区域统一体”观点，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特大城市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他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深刻地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4]。刘易斯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三化同步区”思想达到成熟。
刘易斯描述了一个“三化同步”发展的经典框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一个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框架。他认为实现“三化同步区”的基础是工业发展，没有工业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生，就没有现代城市的产生，更不会有农业现代化的出现。工业发展则至少会带来两件事：一是工业消费品供应的增加，二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来自哪里呢？恐怕只能来自于农业或者说来自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伴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同样有两件事：一是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也就是通过非农就业得到了比从事农业高得多的收入；二是城镇化，也就是在实现非农就业、提高收入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的永久居住地随着就业地点的变化而迁入城市。这两种变化产生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城市新增人口旺盛的消费需求使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扩大，成为支撑与带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动力。于是工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并进一步产生劳动力需求，继续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实现城镇化，再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形成完整的“刘易斯循环”。随着“刘易斯循环”的不断推进，农业与农村的人口持续减少，农村人均耕地增加，土地经营规模随之增加，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只要农村还存在富余劳动力，理论上说“刘易斯循环”就会继续推进，直到农村不再有富余劳动力，这样工业因为找不到富余劳动力而无法持续发展，消费品生产因为没有新增市场需求而无法持续扩大，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消失，整个社会完成从落后的二元经济向稳定发达的一元经济的转变：不但工业化完成了，由于农村不再有富余劳动力与多余的人口，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工业相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完成了，在这样的一条路径下“三化”是同步的。
从上述“三化同步区”思想理论基础梳理中，可以这样认为，从近代历史看，没有一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建立在小农生产结构基础上的。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讲，如果哪个国家的农业基础还停留在小农生产结构状态，那就几乎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小农生产结构需要大量农业人口，并不需要大量的工业产品，农业和农村市场狭窄且软弱，从根本上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是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实现的实际阻力。如果要先实现工业化，再去实现农业现代化，那就可能会使一个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很难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因而大多数国家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务工并逐步移民定居的问题，都依靠“贫民窟”的办法。即使在今天，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大量存在“贫民窟”。但应当看到，上述西方国家思想家的相关研究侧重于空间环境的城乡融合设计，其理论亟待完善。中国在具体应用相关理论时，需结合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演进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体制、政策等方面，以制定符合国情的相关对策。
二、“三化同步区”建设的实践基础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实践看，工业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此后一系列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直到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仍然局限在沿海地区少数几个城市的范围内，基本上没有触动整个国家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开展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仍然是以城市为空间依托的，现代工业不仅没有走出城市、走向农村，反而由于实行城乡隔离政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结构”格局。广大农村和农民没有被纳入工业化发展轨道，延迟了整个国家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进程。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现代化进程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自20世纪80代中期以来，农村的工业化从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东部沿海地区向内地逐渐推进，现在的西部边陲最偏僻的农村角落都感受到了工业化对其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资源分布不均、区位差异较大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工业化起步的先后时间、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不相同，面临的挑战也很不相同。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则相对缓慢，三者之间已经显示出明显不协调。尽管如此，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中尚未出现其中某一化的单级发展态势，如果在工业园和城市边缘区，基于现有的实践基础，建立“三化同步区”，在全国率先作出示范，既可以解决中国当前工业园区劳动力紧缺和因聚集人口规模小而城镇服务业滞后的问题，又可以尽快发挥工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辐射作用。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中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一是说明目前“三化”还没同步，二是“三化同步”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当中国综合国力已经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就成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然选择。
从中国近年来的实践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区走“三化同步”道路并不单纯等同于在传统农区办工业、建城市，而是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理念建立与发展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适时推进城镇化，逐步改造包括传统农业在内的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农村社会。特别是为了避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走某些西方国家“贫民窟”的老路，许多地方在工业园和城市边缘区，将现在的行政村整合建设成为产业聚集发展、人口集中居住、公共服务集约提供的新型农村社区，专供包括自愿实行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的农民、失地农民、农民工甚至是城市低收入人群或“城市新移民”居住，并且从劳动力流动和居民迁徙自由等观念上、城市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城市管理和服务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创新。如中国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从2010年起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每年依托工业园和中心城镇抓好一批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有的人口规模已达到5万人以上，农民绝大多数从事二三产业，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设为农业现代化基地，发展成为一个既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又促进农业现代化，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三化同步区”。这些“三化同步区”显示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一是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供应基地；二是成为城市居民旅游休闲观光基地；三是成为工业园区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城市“蓝领工人”的主要来源；四是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使中国的工业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减缓目前已经出现的城市劳动成本上升过快势头；五是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迁徙，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了中国城镇化步伐。
三、“三化同步区”建设的辩证思考
“三化同步”不仅集中了区域范围内工业、城镇、农业的优势资源，而且涵盖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三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如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协调推进，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从中央总的要求来看，应当是充分发挥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对“三化同步”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各自领域的快速发展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最终实现“三化同步”发展。一要以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带动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二要以特色城镇化为枢纽加快农业现代化，支撑新型工业化；三要以农业现代化为保障提升新型工业化，推动特色城镇化。从中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大省面临的首要问题来看，用加快推进城镇化启动“三化同步”建设，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带动作用，统筹安排城镇建设、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农田保护、农业基地、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第一，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解开制约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门禁。
从理论上说，城镇化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导致要素的空间聚集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工业化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彻底改造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但是，从中国国情特别是某些内陆省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空间制约。就国家层面来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较少的国家，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确保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能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增加而大幅度地减少，确保1.2亿公顷耕地红线，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就中国中部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几个内陆省份来看，它们都是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承担着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但它们同时又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省份，加快发展、提高居民收入的任务很重。要履行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就必须保证农业生产不能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受到损害，要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保农业就要保耕地红线不能突破，而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就要不断占用农业用地空间。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实际上，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空间，农业现代化发展也需要空间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可见，工业发展要空间，农业发展也要空间，城镇发展本身就是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空间问题成了目前发展的突出矛盾。
如何解决空间短缺和空间需求强度大这一矛盾，从而解开空间这一制约“三化”发展的瓶颈？显然，只能从提升空间使用效率上寻求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也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因为农民大规模向城镇迁徙和集中，人均居住和生活用地空间肯定会减少，从而腾出工业项目落地的空间。同样道理，农民进城也腾出了农业用地空间，可以使留在农村的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可见，城镇化是制约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也是解开这一瓶颈的钥匙。因此，用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三化同步区”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思路。
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超出预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9.68%，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存在。比如，曾经多次将小城镇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都是立足于将小城镇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部分，将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作为主要功能。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大部分乡镇企业都改制转型进市、县工业园区了，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也到沿海地区务工了。另一方面，不少市、县工业园区面积已达到几十平方公里，但都是立足于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立足于办工业，作为本级财政的增长来源，很少考虑和城镇建设的配套、融合以及对农业领域的带动与渗透作用。建设“三化同步区”，完全可以统筹解决工业园区缺劳力、城镇建设缺人气、现代农业缺土地等问题，开辟一个占领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阵地。
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从过分依赖出口向投资、出口与消费协调拉动转变，不断扩大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未来5年内，中国城镇化率将首次超过50%。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将成为“十二五”期间城镇化进程的重头戏，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第二，通过建立“三化同步区”，解决城镇化系列病症。
“三化同步区”围绕在大中城市郊区，为大中城市配套，就像世界上发达国家那样，城市郊区的小城镇交通十分方便，设施设备齐全，生态环境优美，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如果每个“三化同步区”都接纳3万～5万农民进城，如果全国的大中城市(工业园区)郊区拥有1万个这样的“三化同步区”，就能新增3亿～5亿城镇人口。
一是推动解决“大城市病”。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城市规模扩大及城市人口骤增相伴随的是空气及环境污染、交通严重堵塞、居住拥挤、越来越高的房价，生活节奏也日益紧张。城市规模的过度膨胀，致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建设和不断扩大“三化同步区”，再分流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上述“大城市病”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只有人口、土地、道路、水、住房和环境等各种资源达到合理配置，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创造农民就业机会并增加中低群体收入。如建设1万个“三化同步区”，既可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为农民创造数千万个就业机会，为这些就业人口增加上万亿元的收入。特别是在“三化同步区”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将得到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的消费能力将会显著增强，进而促进中国消费，并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能够从根本上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大量“三化同步区”建设将使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得到转变，有利于加快推进国民经济结构从以二产为主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从以出口和投资拉动为主向以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推动转变。
三是推动控制城市房价。一方面，“三化同步区”内居民通过扩大就业增加了收入，进而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实现“让穷人买得起”。另一方面，“三化同步区”内城镇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可以实现“让富人有的买”。有效抑制城市高房价，出路还在于开辟“三化同步区”这个新的空间，使大量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富裕阶层对住房购买的注意力转向环境优美、更适人居的“三化同步区”。
四是推动缓解城市压力。“三化同步区”处于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之间，起到承上启下带动广大农村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仅直接消除大中城市郊区的城乡差别，还能带动广大农村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政府把用于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分散到“三化同步区”内，不仅能最大限度地缓解城市压力，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筹城乡发展”。“三化同步区”享受到与大城市同样的“公共福利”，大城市的吸引力就可以分解到“三化同步区”内，使“三化同步区”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有助于缩小并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
四、“三化同步区”建设的政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农民进城、产业聚集和耕地集中问题入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农民绝大多数从事二三产业，原有耕地基本上建设为现代农业基地，实际上是既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区”。建设“三化同步区”既可考虑在县级工业园区经济实力较强、农业现代化程度高、城镇化平稳发展的地区先行先试，也可考虑在各省设区市选定一个“三化同步区”，以此作为示范点，总结经验，进而全面推广。
“三化同步区”建设，首先要解决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对“三化同步”重视不够，或者说认识不够、认识不深刻的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真抓实干，指定一个综合部门，挂上“三化同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牌子，负责做好指导督导工作。国家层面上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定相关制度、政策，对地方适当放权，各地要结合实际，构建“三化同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利益协同机制、互惠互补机制、系统均衡机制，重点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好农民进城的问题。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目前情况是，连最偏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都大量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他们的家庭却没有随之迁徙进城。劳动力就业空间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永久居住空间的变化，以致形成了一个候鸟式流动的人群，他们平常的劳动和生活时间在城市，节假日或农忙季节又回到农村。大量人口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来回流动，成为中国的一道特殊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户籍、住房、社保、医保及子女入学等方面存在着制度障碍，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愿意定居城市而不被城市接纳；二是由于他们对农村财产利益可能丧失的担忧而不愿意定居城市。
要促使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就要从城市“融入”和农村“迁出”两方面排除相应的制度障碍。
从城市“融入”入手，就要梳理过去出台的各种促进农民进城的政策并加以评估，弄清楚哪些方面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但由于落实不到位而未能达到促进农民进城的目的。哪些方面是政策模糊、不完善或未顾及到的，在促进农民进城的政策方面还欠力度。如果属于前者，就出台督促落实措施，建立健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或故意拖延不落实的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如果属于后者，就出台更加完善和力度更大的政策。总而言之，在“融入”方面，要做到有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可靠的生活来源，使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都能够随时在城市落户，并相应享受市民在住房、社保、养老、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同等待遇。
从农村“迁出”入手，就要深入分析潜在离乡者对其在农村财产利益可能丧失的担忧产生的制度原因，找出并排除制度障碍，解决其担忧的办法。一般来说，农民在农村的财产利益包括宅基地和承包地，其丧失利益的担忧源于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集体所有性质所导致的长期利益的不确定性。按照目前的现状，宅基地和承包地，只要占用或使用，利益归属不会有问题，农民一旦离开农村在城市落户，宅基地和承包地的长期利益在目前的制度中是没有保障的，也就是说随时有被收回的可能。为了排除离乡农民对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担忧，地方政府应在其权限许可的限度内对离乡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进行确权，并发给相应的证书，同时争取能够得到中央政府对此种制度改革尝试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允许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市场化的方式流转。
值得重视的是，在排除体制障碍的同时，还要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住房。一个农民可能倾其若干年的积蓄也难以在城市买得起房。所以，解决住房问题或许是促进农民顺利落户城市的有效办法。为此，可以考虑设计一个农民用农村宅基地交换“三化同步区”住房的方案。具体思路是农民放弃宅基地可以相应得到“三化同步区”内免费提供的住房一套。成立省级农村宅基地储备管理中心，农民放弃的宅基地交由中心管理，进城农民住房由其所在“三化同步区”提供。作为对提供免费住房“三化同步区”的补偿，农民交由中心管理的宅基地可由城市设专户管理，并根据某一“三化同步区”宅基地账户中累积的面积大小定期划拨为该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至于由于进城农民交由土地储备中心管理的宅基地空间散布及与城市建设用地空间上的分离造成的问题，可由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指标优化配置和空间置换来解决。
第二，解决好产业聚集的问题。“三化同步区”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又为产业发展提供平台。工业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支撑，基础设施只有在众多企业共享的情况下，单位经济活动的成本才最低。所以，工业产业的发展天然需要特定空间点聚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制度障碍和规划滞后，农村工业企业往往是分散布局的，造成了基础设施使用的不经济和土地使用的浪费。如果能够加强“三化同步区”的规划，根据城市功能和可能的产业布局留出产业发展的空间，并采取措施促进现存分散布局的产业向规划产业区集中、新增产业在规划产业区落地，同时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扶持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就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更有效的平台，从而起到通过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确保农业发展用地的持续利用，工业发展用地就必须由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宅基地)来解决。
当前，进城就业农民之所以在乡村仍保留有宅基地，且大量闲置，形成空心村，除了前述的城市入籍方面和农村利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拟进城的农民缺乏多层次、最适宜的选择空间。具体说，就是大城市因生存成本高而使很多农民望而却步，县级以下小城市和城镇又缺乏规划其落脚的空间。如果加大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尤其是县城规划的力度，留足农民在此落户的空间，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无疑会加快农民进城的步伐，同时腾出大量的空闲宅基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于城镇特定空间，作为产业发展的聚集地。这样就起到了通过城镇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作用。
第三，解决好耕地集中的问题。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全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有的中部省份更少，据计算，一个三口之家拥有不到0.2公顷的耕地。按目前农业仍以农户作为最基本生产单元的格局，每一单元的规模是非常小的，即使单位面积产量很高，一个农民家庭仅仅依靠种植业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这也是目前农村家庭普遍存在兼业现象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农业要走上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化道路，耕地向少数专业农户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或者说是绕不开的一道坎。但是，要促使耕地向少数农户集中，前提必须是有更多的农民家庭完全地离开土地，彻底地迁移到城市。不说更大规模，就以2公顷耕地为一现代化农业经营单元的基本规模，就必须有9/10的农户迁移到城市，并将其承包地转让给专业化农户。这就是说，只有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徙，才能为农业现代化留下空间。这也是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因此，除了排除农村人口进城落户融入城市和解除其宅基地利益担忧之外，还必须有鼓励耕地转让的政策，推动耕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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