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以工业革命推动中国城市近现代化的典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通论文,工业革命论文,中国论文,典范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3)02-0053-06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对南通的城市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后，认定“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要认识南通的城市近现代化这一突出的个案，首先要了解中国城市的近现代化是依靠什么推动的？各是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的？为什么说南通城市的近现代化殊为独特而自成模式？从广义上讲，中国城市的近现代化是从城市的对外开放开始的。因此，首先观察对外开放的城市就成了研究的起点。
清朝覆灭以前，清政府与外国尤其是与西方列强间的国际条约规定开放的商埠，即“约开口岸”和清政府自行决定对外开放的商埠，即“自开口岸”，经我查证，已共达90多个。
在今蒙古国境内的所有口埠如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没有一地在1924年外蒙古建国以前即已成为了近代城市。而嘉峪关以西的所有口埠如喀什噶尔、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吐鲁番等，西藏地区的所有口埠如亚东、江孜、噶大克等，没有一地在1949年解放以前即已成为了近代城市。这批口埠中演变最快的乌鲁木齐，在解放前夕时，其所谓的重要的近代工业还只是半手工、半机械式的造币厂之类。东北地区的爱珲、安东、辽阳、法库门、哈尔滨、海拉尔、绥芬河等25个口埠事实上主要是对落后的沙俄帝国、朝鲜等开放，在十月革命之前，城市的近代化无从谈起。台湾地区的几个口埠在中国于甲午战争中战败后，随着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与台湾岛一起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有效管辖而沦为纯粹的殖民地。其余开埠口岸中的琼州、宜昌、北海、大理、温州、龙州、岳州、思茅、河口、沙市、三水、梧州、腾越等等大多数商埠都名实相去甚远，在开埠后的几十年里，工业几近全无；而资本主义式的新商业则时有时无，整体上是凋敝零落。总之，所有的90多个开放口埠的大多数，到了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相当落后，仍不过是传统的旧式集镇或物资集散地而已。
在上世纪最初的十五年里，已在向近代化演进的清末之前开放的大陆口埠只有如下一些：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南京、汉口、天津、芜湖、苏州、重庆、杭州、武昌、沈阳、济南、长沙等城市。自沈阳起以后的各市如长沙、昆明等是晚在南通的近代城市布局形成以后才开埠。
南京、汉口、九江、镇江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即被中外条约规定为开埠市，但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定条约之时，这四座城市是在太平天国的掌控之中，太平天国基本上实行区域经济的封闭政策，又忙于应付旷日持久的军事斗争，城市无从发展。清政府和农民政权间的战争极其剧烈，其破坏性也极其巨大。长达十四年的国内战争导致了一亿以上的人口的丧失，战区内田原荒芜，哀鸿遍野，生产经济衰落至极点。四城市在战后不得不经历很长的自我恢复期而滞后开埠。
城市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该城市必须拥有资产阶级主导的工商业化的新经济形态。具体而言，这一“工商业化”可以分为工业化和商业化两大类型。而所有开埠城市的主要经济形态普遍是商业化形态。这既是各种中外条约所限定而又是当时这些城市开埠的目的所决定的。因此，所有这些城市与口岸被称作“商埠”。而在这些“商埠”中，值得与南通作认真的比较研究的倒是宁波、厦门、芜湖、上海等这些开埠早，而又确实发展迅速的城市。我们可以从几个代表性的开埠城市的发展轨迹来作观察。
宁波，早在1844年即已开埠，西方势力随即进入宁波，宁波商业迅速繁荣，到了上世纪初，宁波已拥有八十多种商务行业，从业人员达到近三十万人。但其城市的近代化却步履艰难，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还只是个与古代城市相去不远的店肆排立，木船进出的港市，而没有任何城市规划，没有近代新型的城市文化体系和城市公民保障体系，没有科学的市政工程及管理体系。原因是甚至到了1914年，宁波所有工业、半工业企业还不足二十家，且各是作坊工场形式；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宁波的工人总数还只有7600多名。
同为中国最早开埠地之一的厦门，曾在1935年时有过商业统计。据统计，当时的厦门拥有六十三种商业，从业者为二十八万多人。而次年紧接着做的对工业的统计却表明，全部符合工厂法的工业企业只有二十一家，工人人数总共为730人。工业类型也只是制皂、制家具、制汽水和糖等。
再如1876年据中英《烟台条约》开埠的芜湖，在开埠后，商业功能明显增强。据统计，从1882年到1918年，进口值增长了577%，出口值也有很大提高。然而芜湖的商业基本上仍然是旧有的商业形式，据1932年的统计，芜湖的商业营业额的9146万元中就有5282万元是传统的米粮贸易所致，占营业总额的55%。芜湖作为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其城市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与米粮贸易有关，其买卖多采用清代中期米市初成时的作业方式，没有多少更新。仅在参与米业活动的浩翰人群中，称得上是“工人”的，据1932年的统计，仅有碾米厂工人约800人，码头工人等1500人。所以尽管芜湖早在开埠之初就划设了英人的租界，1904年更增设了占地719亩的各国公共通商租界，“但芜湖并未因此而朝着西方化城市模式发展；与此同时，未开埠，更未设有租界的南通，在城市结构上反而较芜湖更具有现代性”。[1]
上海的工业化程度远远高于前面所提过的各个城市，但就上海本身而言，商业活动和服务业经济才是上海主要的经济类型。直至北伐战争以前，上海的工业经济始终无法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上海是中外多国分治的城市，上海城市的近现代化，主要是由商业、贸易所推动。上海的半殖民地化所造成的华、洋各界发展的不平衡、城市规划的分裂与混乱、布局无序等等，都是中国城市中最具典型性的。
中国各商埠的低下的工业化水平使城市发展的内在的原动力弱小，而商业金融又没有很好地向产业资本转换，使城市现代化缺少坚实的后续力量。仅仅凭商业化，是否可以促成一座城市的近现代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十分小心的回答。他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2](P.371)马克思只谨慎地承认了商业对城市发展的功用，但并未认同商业能直接推动城市的现代化变革。这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新型商业才有条件促成城市的近现代化。而中国开埠城镇的商业还仍然保留了许多封建社会的传统商业和其向资本主义新型商业转变的过渡状态。尽管条约规定清政府应取消“公行”制度，但变相的“牙行”和封建色彩很浓的行会、行帮、同业会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商业形态的发育极其不完全，其对城市的革命性影响，仍然十分有限。因此，针对中国的这一情况，马克思曾失望地评论中国的五口开放：“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3](P.624)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商业中心。
而回顾南通，情况就很不一样。南通始终没有进入开埠城市的行列。在日本侵华以前，外国资本和捍卫外国资本的政治力量也始终未能进入南通。南通是中国人以工业革命的独特运动来推动城市的近现代化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丁忧而已除翰林院修撰职的甲午科状元张謇联络了南通、上海的绅商协议创办纱厂于南通的唐闸。光绪二十五年纱厂开机后于四月首次出纱。唐闸工业区则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扩大规划和建设。唐闸在张謇于此发展工业之前，本是个农业区域，在南通的工业化启动之后，唐闸迅速城市化，形成了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新兴而又完全新型的城区。这一新兴城区的面积近四平方公里，分布着经科学规划的生产区、码头仓储区、学校、医院、公园、住宅区、商业区等等。恩格斯曾叙述过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4](P.300-301)唐闸城镇的产生正是这样。由于资本集团对唐闸地区预先作了初步的整体规划，因此唐闸在整体布局上，乃至于与南通主城区，与港口区间的相对位置，皆安排合理，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唐闸城区的出现，是在中国具有深刻意义的资本主义近代城镇诞生的范例，它是在中国，完全区别于开埠城镇的沿商业化的轨道去接近和走入近现代化的一种成功的模式。在农业化转向工业化，依靠工业化而进行城市化，以及非开埠城镇的近现代化这三大方面，唐闸的大型的联动式实验，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而张謇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企业集团在南通的工业化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在唐闸肇兴的大生纱厂迅速发展成以制造生产业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通过向南通城区，及南通邻近的天生港和狼山镇以及其它各处的工业性与资本主义农业性、商业性的扩展，整个南通大市的区域也较快地进入了泛工业化运动之中。仅纺织工业而言，南通于1899年时就已有纱锭数20400绽。1912年时增至40700锭，当年截留余利三十万两，决议添锭。1914年又添锭20600锭，在1915年时已共有61400锭。而1922年时，仅大生一厂就已拥有75360纱锭，布机720张。除几大纱厂外，在工业运动的最初的二十来年内，南通境内先后创立了电厂、大兴机器磨面厂、大隆皂厂，翰墨林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阜生蚕桑染织公司、颐生酿造公司、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大聪电话有限公司、皋明电厂、通明电气公司、通燧火柴公司、苏工染厂、大陆制铁公司、大生轮船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大达趸步公司、大中公行，大达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泽生外港水利公司、通海达通航业转运有限公司、惠通公栈、大储堆栈打包公司、以及很多农垦公司与盐业公司等等。工业企业已伸展至纺织、机器制造、冶炼、电气、垦牧、盐业、食品加工业、火柴、制皂、印刷、公用、金融、交通、航贸、养殖等各个较大的领域。南通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时间无法阻挡，快速发展。南通的商业也随之发达，到1930年时，南通城内已有了1432家商号，覆盖了一百多个商业种类。
工业化导致了南通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不用说唐闸区的人口增长数在工业化被启动的十五年后已比过去增长了600%以上，即使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南通城区，人口的增长也非常快。列宁说：“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方面来”[5](P.503)南通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虽然南通早期工业化对工人的容纳还相当有限，但围绕工业而繁荣的运输业、商贸业、服务业等却能吸附更多的农业人口。南通地区的大量农民正是通过这一方式被改造成了产业工人，商业职员和各种城市服务人员。有文化知识，尤其是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工程人员，管理人员包括少量外国的技术人员也被吸引到南通来。工业化引起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1905年，大生企业集团拨出各厂资金成立了泽生外港水利公司，开始“办理土地收购，迁移房屋和坟墓、筑路、竣港、造桥等事宜。”[6](P.170-171)同年，由大生纱厂拨款的懋生房地公司成立。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唐闸地区的房屋、土地等等。这些正是工业利润带动了城市建设，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以及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营方式运用于城市的开发和发展的绝佳实证。
当年，天生港至唐闸的港闸路建成而成为江苏省最早的一条公路。不计城市内部的短程道路，仅就南通城和它的卫星镇之间的交通而言，1910年又建成南通城至唐闸的城闸路。1912年元旦，初步建成从南通港至狼山镇的城山路通车。1913年南通城经芦泾港至天生港的城港路建成。有人认为南通的市政工程管理机构是晚在1921年才成立的南通市政公所。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南通的城市规划最初是由南通的工业资本集团考虑的。这已反映在清王朝最后十几年里的唐闸工业区的规建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南通州在旧贡院内设测录局（又称测绘局），以进行全境的大规模的地区测绘和社会数据的采集，张謇亲自担任局长。当年五月起进行城乡勘测，至宣统二年六月测毕。然后从宣统二年七月起据勘测资料编绘成地图。次年二月完成。民国三年，南通成立了公共事业的专门机构马路工程局。此局下设城港事务所和山路事务所，负责城市公共道路与建筑的规建。工程局几年后改为路工处。路工处名义上是负责路工工程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负责公共事业的综合性的市政工程机构，其董事会由南通城区、唐闸地方董事会、县乡署、警察局、南通县议会联合组成。路工处下设总务科、工程科、建筑科、交通科、收纳科等部门。路工处实际规划营建了南通的公园、公共菜场、公厕、路亭、公井、汽车站、城市道路、城市河道及桥梁、城市排污系统，甚至经管市内公共汽车的营运等，据目前所知，南通是在全国最早设立全市性的市政工程机构的城市之一。
工业化推动的城市鼎革，使近现代新文明开始在此集中，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出现了。中国第一座民营博物馆、中国第一所民营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中国较早的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电影公司、剧场、出版社、报纸等等相继在南通诞生。对比光绪元年刻印的南通城图和1924年测绘的南通城图，可见除了城市地域的扩大外，南通城市面貌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讨论南通城市近现代化所经由的工业革命，另一类参照就是比南通更早的洋务派在外国援助下所搞的军事工业和为军备服务的路矿厂企等。洋务运动虽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即破产，但在早期时候，洋务军事工业是否导致了中国近代城市的产生？答案是没有。原因在于洋务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封建政府的垄断性工业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洋务工业运动是一场保持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与南通的工业运动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洋务运动不可能是一场革命运动，它不关心城乡的改造，社会的变革。所以，洋务工业所在地如江南制造局所在的上海南郊的高昌庙、江南火药厂所在的龙华镇、开平煤矿所在的河北开平、机器织呢厂所在的兰州、福建船政局和船厂所在的马尾、大冶铁矿所在的湖北大冶、汉阳铁厂和兵工厂所在的湖北汉阳、广东枪炮厂所在的广州郊区、荆门矿务局所在的湖北荆门等等都未出现近现代化的城镇。而南通的工业运动，却远非一般的工业化，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其从开始起，就带有明显的改造社会的意图。
南通的工业革命与英国的工业革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在南通与苏北惊人相似地重现了，这就是南通资产阶级在沿海滩涂大规模进行的圈地运动。在南通海门的沿海滩涂区，张謇、汤寿潜、李审之、郑孝胥、罗振玉等发起招股，于1901年在此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圈地植棉。后来，钱新之、李亦卿、张敬礼、章静轩等又合股在南通县三余滩区创办了大有晋盐垦公司，也开始圈地植棉和制盐。总计从清末至1935年，在南通和苏北农村先后涌现了70多个垦牧类公司。其中有正式名称的公司为45个，营田万亩以上的大公司24个。英国的圈地是为养羊以为毛纺业提供原料，南通的圈地是为了植棉以为棉纺业提供原料或直接进行工业化的制盐。西方和东方的工业运动通过圈地来为大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苏北沿海恰巧有大批的人烟稀少的滩地可供南通的工业革命去圈去占，而人口稠密的英国没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不得不圈占耕地。南通的工业化运动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也促使了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变，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改造了社会。尽管有学者否认南通资本集团的垦牧性农业公司中有足够高的资本主义成分，但无可置疑的则正是所有这些垦牧公司与农场构成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中的不可忽缺的环链。南通的工业革命形态完整，可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极佳范例，且其工业革命较好地处理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传统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交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英国式圈地运动的血腥过程的重现。这些是我在另一文章《南通的工业革命和苏北的“圈地运动”》中论述的议题，这是不展开讨论。
资本家在发展工商业推动了城市近现代化的同时，必然会受到权力的制约。为了摆脱这种来自封建政府体系的束缚，南通的资本家就努力自治。南通资本家集团的地方自治是从哪年开始的？1921年，南通拟于次年三、四、五月举办大规模地庆祝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周年的系列活动。并于1921年7月专门在城南火星殿设立了筹备处。张謇在《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中谓：“謇兄弟之愚以为国可亡；而地方自治不可亡；……计自强、求自治，至明年届二十五年矣。”[7](P.459)这样算起来，南通的地方自治是从1897年算起。张謇又自陈南通的早期自治是从三个座标性的年份依次递进的：“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不及者，睢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8](P.406)乙未年、辛丑年、丁未年分别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十七年（1901年）、三十三年（1907年）。在1895年或从1897年算起的第一阶段里，张氏资本集团的地方自治活动的重心是兴办实业，以奠定经济基础。这自治第一阶段的实业活动，即南通的工业革命的初期，前面已有阐述。在从1901年起的第二阶段里，始兴办教育以开民智。而在从1907年起的第三阶段里，则增加兴办慈善业，建立城市初级保障体系的内容。关于教育和慈善，已有不少著述；张謇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也都有总结，这里不一一赘引。
但张氏资本集团在南通所进行的地方自治必须得到国家法令的认可，必须被融入地方权力中心，也就是自治不得不进入政治层面，才能有利于自身和地方的整体发展。新生资产阶级的活动如何获得封建王朝的认可，甚至于掌控政权，以确保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成了张謇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和探寻良方的问题。张謇终于找到了他的药方，那就是议会制的国家宪政。而地方自治，则是宪政在地方的实际内容。从地方自治发展到寻求立宪以获法制上的保障，这是南通城市发展的必然诉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上奏了他一生中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举日本明治维新之例以请因时审势而通变化。其第十条是“设府县议会”，请“权衡枢纽，必在议会”。并借引《周礼》来托古改制，称自古会政致事，就有询于众庶的做法。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和“选举之人、被选举之人，均以有家资或有品望者充之。示期投票，票数多者中选。票均，较年，年均则定以阄。选定，布其名于众。每二年以抽签定留、易之半。无俸，有往来滞留之费。常会岁三月一开，临时会有事即开。议事草案，由知事会交付其所议之事会决之。其府县事以地方税支办者，预算之额数，征收之方法，会定之。可、否视同议者多寡。可，数多者。数同，则决于长。有大利害，则议员得上其议于内务卿。”[9](P.53)张謇竭力建议的正是要资产阶级代表民众来参政议政。他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为通过设地方议会来保障自治而极力鼓说。张謇还进一步陈述：“议场许人集听，而亦严毁贬、喧扰、乱杂之禁。法如此，意至美也。而或以为民智之未开，议必踳驳而不能合，不知正以议会开民智。”[9](P.53)在此之前已有过驻外使官、思想家、少数士绅等提介过立宪的知识，宣扬过希望立宪的想法。维新党人还曾昙花一现地宣传过自治。但戊戌变法迅即失败。随着菜市口对维新人士的屠杀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亡命海外，国内的人们噤若寒蝉。《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鼓吹，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张謇积极推动着立宪活动，并很快成了立宪派的领袖。立宪是要改造国家政权，这远非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所心甘情愿的。因此，张謇也继续其地方自治的主张，以便于清王朝在中央政权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对资产阶级适当地让步而让他们能介入地方建设。同时又不使人民坐等立宪的成功。“自治之事，缓急先后，有所措手，不至于人民坐贻误立宪之咎”[10](P.379)张謇的想法很清楚。全国各地要求自治的强烈呼声最终迫使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发布上谕，让军机大臣奕劻与各省督抚筹议预备地方自治的办法。为对地方自治的内容、形式、运行等给予具体的指导，1907年，张謇为领袖的预备立宪公会又在南通翰墨林的书局出版了《地方自治纲要》一书，以日本的地方议会政制为模式来作示范。这时全国已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几十个意在推进自治的团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清廷又谕令民政部“妥拟自治章程，请旨饬下各省督抚，择地依次试办”。[11](P.5742)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又承诺在九年内预备立宪和在七年内完成地方自治；又于当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在1909年1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允许士绅参与地方政治而行自治；次年又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清政府的本意是欺骗笼络新派人士并借自治来辅佐官治以整顿吏治。对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由于尚未出现资产阶级或该阶级的力量尚十分弱小，这一系列法令即使落实，也不危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对于南通而言，羽翼已丰的资产阶级恰恰可以利用它的名义来自主政治。于是南通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随即诞生，会址设在州衙东邻的试院内，张謇为议事会会长。这是南通地方自治的第四阶段的开始，即自治已得到国家法令允许的阶段的开始。
议事会成立伊始，所做的第一件要事就是继续进行早在自治章程颁布前通州测绘局对地方的全面测绘工作，同时新增了户口普查以规划城市建设。为之，测绘与普查分四路大张旗鼓地进行。议事会特为之拨银洋一万四千六百三十六元。这一工作形象地说明了资产阶级自治与城市建设的密切关系。
在唐闸工业区开发后不久，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已左右了南通地方政权，依次从实业、教育、慈善等方面发展了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递进式的自治运动，从而推进了南通城市的近现代化。而在1909年时，民族资产阶级已实际掌控了南通的自治权，并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规划近现代城市的工作，所以说，南通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自治的先锋城市。正是有鉴于此，1915年，张謇在致中央沈次长的信中忆称：“南通自治，二十年内号为全国之有自”。在同年，张謇在致总统袁世凯的信中又言“南通自治为全国先”、“南通自治，似亦足备全国模范之雏型。”
上世纪二十年代任过江海关税务司的劳德(E.G.Lowder)惊叹道：“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12](P.249-250)而张謇本人，对南通的城市建设的成就，也相当自慰，他记述：“中外人士之履南通者，无不谓南通市政之佳，为全国之冠。”“南通县者，……以地方自治、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各种事业发达，部省调查之员、中外考查人士，目为模范县。”[13](P.436)
然而南通的城市近现代化是不完美的。虽然张謇认为“自治之贵，匪在一人。”但无须讳言，南通的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张謇的个人资望和活动，带有强烈的“绅治”的特性。张謇任职农工商部时曾推动过专业性的商务法规的制定，但他的法制思想实是残缺而模糊的。由于张氏兄弟是从封建士官演变的资本家，自身没有较完整地接受过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熏陶，所以张氏资本集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充分发展与完善南通地区的民主与法治；没有积极对外开放南通的产业市场；没有养育产业的自由竞争；南通的工业和自治都带有封闭性，而且资金匮乏。这是南通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多个薄弱面，为未来的南通留下了致命的病因。果然，1924年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和西方列强向中国重新倾销纺织品的重压下，张氏资本集团举步维艰，南通的城市发展，在总体上也停滞了。
但人们不会忘记历史。南通通过工业革命促使了农业区域的工商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古代城市向近现代城市的蜕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一个典范性的伟大实验。
［收稿日期］200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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