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情报学向何处去？——新技术条件下的学科定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条件下论文,何处去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导言：机遇与挑战
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图书馆的面貌。袖珍图书馆、拟人化图书馆和“全球资源共享”等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带给图书馆的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图书馆在社会信息贮存与传播中的传统主导地位日益丧失和被取代。在共同的技术支持下，图书馆与其他社会信息部门（情报、档案、传播等）日益合流，相互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区分。
与此相适应，图书馆学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在西方，图书馆学院一个接一个地关闭和转向，连最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也难逃厄运。在我国，图书馆学则已在短短十几年中掀起过两次改名狂潮，一变而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再变而为“信息管理”。面对图书馆学（当然也包括情报学）飘摇不定的命运，我们不能不对它的生存表示关切，不能不对它的学科定位问题重新予以审视。
2 图书馆学：为何如此脆弱？
很少有哪门学科象图书馆学这样，以“图书馆”这一机构来命名一门学科。也很少有哪门学科会象图书馆学这样，在经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仍然在为名称与学科界限问题而争吵，在为生存问题而挣扎。
1807年，德国学者施雷廷格第一个用“图书馆学”这一术语来命名对图书馆事业和工作理论的认识与探讨。1887年，美国的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所图书馆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由此而得以确立。作为“实用图书馆学派”的宗师，杜威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就是要为当时蓬勃发展着的图书馆事业提供实用人才，他极力强调图书馆实际工作技能的培养与训练，用杜威自己的话说是“正规学徒制”。因此，杜威眼中的“图书馆学”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学科，还不如说是一个职业技能体系。“图书馆学”这一名称本身就充满了浓厚的职业色彩。图书馆学缔造者们的这样一种学科定位，也就为其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1926年，卡耐基公司资助建立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并开设博士课程。该院创业伊始就把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念之风带入了当时还只是一种职业的图书馆领域。作为“理念图书馆学派”的代表，该院的巴特勒和谢拉等人试图赋予图书馆学更强的理论性和更高的学科地位。用当时卡耐基公司主席的话说：“新型的图书馆研究生院将使图书馆员可拥有与哈佛法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毕业生相似的地位。”然而，“理念化”的努力却无法改变“图书馆学”这一名称所固有的职业属性和定位局限。因此它不但没有提高图书馆学的地位，反而使图书馆学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加深了图书馆学的危机。
“理念图书馆学派”的失败，使人们开始对图书馆学失去信心。有人质问：图书馆学究竟是科学(science)还是经验(experience)？随着信息科学的兴起，“图书馆学”这一名称渐渐被人们抛弃。先是更名为“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国内译为“图书情报学”）或“文献与信息科学”（doco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国内亦译为“文献情报学”），然后又干脆改为“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或“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而最为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的相继倒闭，终于为传统图书馆学划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综观图书馆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学科名称的失当和学科定位的庸浅是这门学科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社会上比图书馆重要的机构不知道有多少，与图书馆并列的更多。正如“法院学”、“报社学”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一样，“图书馆学”的被否定也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图书馆学的脆弱性自其诞生之日就已经注定。
3 情报学：何以招人非议？
如果不过分拘泥于名称的话，那么情报学的产生无疑要远早于图书馆学。因为文献的产生早于图书馆，而情报又早于文献。自从有了情报这种活动，也就有了关于情报的学问。在古代，《孙子兵法》中就有许多关于情报的精彩论述。但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情报学”则要晚于“图书馆学”。它的产生和形成，恰恰是脱胎于图书馆学。为了克服图书馆学“形而下”的局限性，人们在二战后提出了比“图书馆”和“文献”更具本质性和一般性的“科学情报”(science information)概念，从而导致了情报学的产生。美国情报学家雷沃德(W·B·Reyward)通过考证列出了Librarianslis→library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informatics的学科名称变化沿革。
应该说，情报学突破了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概念局限，大大扩展了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它不再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作为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图书馆”和“文献”，而是定位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信息交流过程。概而言之，“情报”由两大要素构成：一曰“情”，即情况、情形，也就是信息；二曰“报”，即报告、传递，也就是交流。情为报之体，报为情之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可见，汉语的“情报”实相当于英语的"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汉语所独有的概括性、简明性，赋予了“情报学”较"information science"更为丰富、生动的内涵。细而言之，情报可分为通报、汇报和预报三个层次。通报者，通讯传播（原始信息的交流）是也；汇报者，汇集提供（加工信息的存贮与检索）是也；预报者，预测决策（现有信息的激活与再生）是也。钱学森教授也曾类似地将情报学的研究划分为情报信息源问题、情报信息库问题和情报的激活问题。可见，情报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它可以包容图书馆学、档案学、文献学、传播学、预测学等学科为一体。
然而，就是这样一门很有前途的学科，近年来却备受非议。1992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之后，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场“情报”改“信息”的狂潮。情报学也和图书馆学一样开始面临生存危机。究其原因，有来自社会的，也有来自我们自身的。就社会方面而言，由于“情报”首先产生于军事领域，且“军事情报学”至今还存在，故人们习惯上根深蒂固地将“情报”理解为“军事情报”、“谍报”（除了我们图书情报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以外，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持有这种观念）。这对情报工作有一种无形的阻力。当然，社会观念也是可以引导和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无力引导和改变的话，那我们就只能适应它而改变我们自己。就我们自己这方面而言，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固执地将“情报”定义为“科技情报”或“文献情报”，既不合于“情报”的本来意义，又自绝于“信息”的大门之外，使得“情报学”成了一门不伦不类、进退两难的学科。近半个世纪的“情报”与“信息”之争，很可能以葬送这门学科而告终。
4 信息管理：再次作茧自缚
在“图书馆学情报化”的努力失败以后，人们似乎又把“信息管理”当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不但各高等院校的“图书情报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就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评议组讨论的一级学科新名称，也深深地打上了“信息管理”的烙印，如“信息系统管理学”、“文献信息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等等。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正在不知不觉地走向新的谬误。谬误之一是：“信息管理”根本无法概括原有关学科的内容。
“信息管理”一词的出处，并非来自传统的图书馆界，也非来自传统的情报科学界，而是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官方文件管理部门。在1978年美国教育修正法案（1978年众议院15号）中，美国政府提出了控制日常文书工作的倡议。这个倡议以“日常文书工作法案”得以通过成为法律，目的在于减少联邦政府需要加工处理的信息量。可见，“信息管理”原本是“文件管理”概念的延伸。但图书馆界和情报界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概念，因为它们所从事的“图书管理”、“文献管理”、“情报资料管理”与“文件管理”本来就是一回事，因此也都可以很自然地延伸为“信息管理”。
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图书馆学”并不等于“图书管理学”、“情报学”也不等于“情报资料管理学”。无论在图书馆学还是在情报学的课程体系中，“文献管理”都只是其中的一门课程（有时也分成两门）。早在二、三十年代，我们的先辈们就对图书馆“藏”与“用”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坚决地否定了那种重“藏”轻“用”的“藏书楼”和“图书管理员”思想。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又走回到那条错误的老路上去了，所不同的只是用“信息”美化了一下我们的包装。至于情报学的内容，更非“信息管理”一词所能概括。要说情报之“汇报”（存贮与检索）属于“信息管理”尚可，要说情报之“通报”（通讯传播）、“预报”（预测决策）也是“信息管理”，那就实在勉强。
谬误之二是：“信息管理”根本就没有作为一级学科名称的资格。
从字面上来分析，“信息管理”是“信息”和“管理”两个概念的交叉。因此，“信息管理”是一门典型的交叉性学科，既可从属于信息学，也可从属于管理学。以这样一门交叉学科来统合原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真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将这样一门交叉科学作为一级学科，而与数学、物理学、文学、经济学并列，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逻辑常识！
科学是简单而又美的，科学的名称也应该是简单而又美的。但是“信息管理”却不美！它和原来的“科技情报”一样，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或工作部门还可以，作为一门学科则实在别扭。令人遗憾的是，有人还嫌别扭得不够，还在寻找更为别扭的词儿，什么“知识信息资源科学”啦、“信息资源管理学”啦、“文献资源学”啦、“信息系统管理学”啦、“文献信息管理学”啦……我真不明白，我们这个学科的人为什么总那么小家子气呢？如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真的采用这些名称，作为与数学、物理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名称，那就不但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悲衰，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科学的悲衰！
物理学家邦迪(H·Bondi)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提出一个自认为有道理的设想时，爱因斯坦并不与我争辩，而只是说，‘啊，多丑！’只要觉得一个方程是丑的，他就对之完全失去兴趣，并且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有人愿在上面花这么多的时间。他深信，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重要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则。”
面对“信息管理”等无比别扭的词儿，我也只想说一声，“啊，多丑！”
5 信息学：究竟有何不可？
英语的"information science"，既可对应于汉语的“情报学”，也可对应于汉语的“信息学”。在情报学面临危机之后，要求启用“信息学”名称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固有的恋旧情绪，以及担心被计算机与通讯科学“吃”掉的疑虑，使我们迟迟未能迈出这一步。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的信息业正在飞速发展，尤其是“经济信息”业，大有超过“科技情报”之势。各级信息中心的装备和资金投入都明显优于原有情报部门。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对“信息”一词的接受要远大于“情报”一词，要人们放弃对“经济信息”、“商务信息”的认可而改认“经济情报”、“商务情报”，似乎已不太可能。如果我们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及早以“信息学”来命名我们的学科，那么一旦其他部门的学者先于我们采用这一名称，我们就将面临更加被动的局面。国家信息中心的成立，已经使北京图书馆这一真正的信息中心无法正名；各地信息学会的成立，同样也已经使实力雄厚的情报学会无法正名。对此，图书情报界的战略研究家们每每懊悔不已。学科优势是我们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王牌了，这张牌如果打不好，那我们也许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
的信息进化模式来考察，完整的“信息学”应该是一门包容信息的存在与本质、信息的反映与感知、信息的表达与交流、信息的记录与存贮、信息的整序与控制、信息的激活与再生这六大层次研究内容的学科。而现在这些内容分别由自然信息论（含全息论）、思维学（含认识论）、语言学（含逻辑学、符号学、传播学）、文献学（含编辑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含档案学、目录学）、情报学（含咨询学、预测学、决策学）六大分支学科群来承担。由于信息的高级进化形式是对其低级进化形式的辩证否定，因而高一层次的研究必然包含低一层次的研究，如研究信息的反映与感知问题就离不开对信息存在与本质的研究，研究信息的激活与再生问题也离不开对信息整序与控制的研究，反之则不然。因此，在现有的信息科学分支中，以情报学的研究最为全面、最具代表性，图书馆学次之，以它们为龙头来组建“信息学”新学科体系，当然也是最恰当、最合乎逻辑的。计算机与通讯科学虽然重要，但它们说到底也只是为信息的处理、存贮与传递提供技术手段和工具，它们就象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一样，作用再大也无法包容和代表信息学的全部和实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自轻自贱、畏畏缩缩，我们应该自信：只有我们才能真正扛起“信息学”这面大旗！
有人担心：“信息”的含义十分广泛，它不但包括社会信息、知识信息，而且也包括生物信息、宇宙信息。如果我们以“信息学”自居，那么是否具有研究一切信息的能力呢？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信息学只是研究信息运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利用这些规律进行信息活动的基本方法，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将一切信息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就象物理学不能把一切事物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样。再说，难道“情报”就不广泛吗？不但有科技之情，而且还有商情、政情、军情、国情、民情、天情、地情……就连《周易》所说的“中通万物之情”、“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不也是一种“自然情报”吗？既然我们可以用“情报学”，那么当然也可以用“信息学”。
6 结语：理性与情感
综上所述，关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归属，以“信息学”作为一级学科较好。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现实来权衡，这都是我们应该作出的理性选择。
但是，情感因素却常常扰乱我们的理性判断。有位我很尊敬的老前辈就曾对我坦言：“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坚决不同意‘情报’改‘信息’。我是搞图书情报出身的，生是姓‘图’的人，死是姓‘图’的鬼！”其实，我自己也有同感。当年我就是冲着“情报”二字才报考了本专业，现在要放弃，还真有些舍不得。我常常想用“大情报观”来说服自己放弃对“信息学”的支持。
可我实在不愿看到“情报”与“信息”之争继续下去了。日本只有“情报”，英美也只有"information"，我们何苦要既生“瑜”（情报）又生“亮”（信息）呢？两相权衡，不若瑜死而亮存，舍“情”而取“信”。借鉴日本以“情报学”统帅“图书馆情报学”、“经营情报学”、“情报工学”的作法，可以“信息学”统帅“文献信息学”、“经贸信息学”、“信息工程学”；也可重新改组，于“信息学”之下分设“信息认知学”、“信息表达学”、“信息载体学”、“信息库学”、“信息分析学”等二级学科。但内耗必须结束，而且越早越好。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一个著名命题：“许多社会问题源自于人们用词不当！”我想把它送给困惑与徘徊中的图书情报界同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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