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改革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门主要课程。最近十几年，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推动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应当引起充分重视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与错误思潮划清界限，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在政治经济学改革中坚定不移地依循马克思的理论范式
改革以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遵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作为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否定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具有资源配置手段的作用。我国经济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使得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挣脱了苏联教科书的束缚，抛弃了其中许多陈旧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过时的论断。应该看到，我国高校经济学界对苏联教科书规范的批判，以及根据改革实践进行的理论创新，从总体上看，始终是以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为前提的，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而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这可以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主流。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的影响和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活动的加强，出现了一种试图逆转上述主流的倾向。这就是主张在我国实行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完成所谓“范式转换”，即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范式转换”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取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这就是“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最应该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这种基础理论，据说“也象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无‘阶段性’的。”因此，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仅仅在于接受和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或研究范式，而“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
在主张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当做一般科学真理来接受的同时，“范式转换”论还以批判“苏联范式”为名，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清算。“范式转换”论的鼓吹者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的社会方面，也就是研究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把人与物的关系排斥于研究对象之外，这就很自然地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没用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虽然强调所有制关系在整个生产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又解决不了公有制与市场兼容的难题，而通过非国有化（私有化）来发展市场经济在逻辑上则没有什么困难，因而出路在于“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在价值理论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内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缺少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因而必须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
目前，“范式转换”论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增强的趋势，已经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造成一些混乱。对于这个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对立的改革观的高度来认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前提下，深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不懈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是在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当做超阶级、超时代的普遍真理来接受的“范式转换”论，则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典型代表。要使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按照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就不能不与后一种改革观划清界限。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的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纯”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具有确定的意识形态含义。传授一种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进行相应的某种政治教化的过程。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公开申明其阶级性，从不隐讳自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西方学者则往往对其经济学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持一种尽量加以掩盖的态度，有意造成一种经济学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知识体系的假象。例如，美国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保罗·萨缪尔森在其流行教科书最新版的序言中说：“归根结蒂，经济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哪一种政治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它使我们具备参加辩论的知识。”（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4版，纽约，1992年）这就是在误导读者，使他们形成经济学超越意识形态的错觉，目的不外乎是诱使人们将包含着大量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政治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做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一样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接受。事实上，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是公开承认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含义的。沃伦·塞缪尔斯就说过：“从总体上说，意识形态的存在在经济思想的广阔领域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塞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载《现代经济思想》，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异端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把话说得更透。她在比较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是在设法了解这个制度（指资本主义）以加速它的倾覆。马歇尔设法把它说得可爱，使它能为人们接受。凯恩斯是在力求找出这一制度的毛病所在，以便使它不至毁灭自己”（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我们当然不能强迫我国的“范式转换”论者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学阶级性的论述，但他们至少应该去读一读塞缪尔斯和罗宾逊这样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因为他们的理论无疑也属于所谓“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
按照西方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 科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是指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用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沃伦·塞缪尔斯在谈到经济理论范式时，认为它是一种“共同认可的理论结构”，这种理论结构“为人们提供一个思考问题、建立观点、决定态度和判别是非的框架”（见上引《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人是有“理性”的即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合乎人类理性的永恒制度；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可以不断使人类福利得到普遍增进，因而资本主义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它将永世长存。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实际就是顺从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顺从，就西方国家而言，有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政治功能；而就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则有瓦解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公有制的政治功能。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上“范式转换”论的当。否则，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就会走上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政治后果的歧途。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改革，不仅早就是高校教师和广大同学的共同要求，而且已经是他们正在努力从事的实践活动。在改革的实践中，对作为原来经济体制理论反映的一些过时的概念、观点和理论，理所当然地要进行批判和清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中体现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念、观点以至某些理论，以及先进的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在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思考问题、建立观点、决定态度和判别是非的框架”。毁坏这个框架，改革就会变质为背弃。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作一明确的归纳。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似可作如下尝试性的归纳：
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还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方式和道路，都应以这一原理为基本依据，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新的理论概括。当然，这一原理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化和细化，例如引入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关系中介机制的理论等等。但是，这一原理必须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来坚持。
2.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放在经济分析的首要位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以鲁宾逊式的个体为研究出发点的西方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就连西方经济学中新制度学派的某些学者，也承认马克思的“制度整体主义”在许多方面优于新古典的“心理个人主义”（参看卡莫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理论——一种观点和一个折衷性综合》，《跨学科经济学杂志》，伦敦，1992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将经济增长、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以及资源配置等等排除在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经济主体行为和资源配置，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发生的，生产关系决定着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路径和后果，也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离开了对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生产关系的研究，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是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的。这里要指出的是，“范式转换”论关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许多现实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改革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难道我们能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改革？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有助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某些著名的西方学者的评论。约瑟夫·熊彼特指出，在马克思的主导思想里，居中心地位的是动态经济问题。（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3年）。当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多马说：“在各经济学派中，……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琼·罗宾逊则认为扩大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最有价值的部分”，“它被卡莱茨基所再发现，并用来作为解决凯恩斯的问题的基础，又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见上引《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
3.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支柱。拆除这一支柱，必然使整个大厦崩坏。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不象“范式转换”论以为的那样，会阻碍对供求和价格问题的研究。其实，马克思的著作中本来就有关于市场供求的价格的理论，只是过去我们由于受苏联教科书的束缚而未将其引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现在，深入地研究并发展马克思的这些理论，是我们创造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条件。至于“范式转换”论要我们接受的效用价值论和市场均衡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之内，也碰到许多的麻烦。撇开基数和序数两种效用论的老问题（个人间效用的加总、比较，消费者对无穷多种商品组合排序的能力）不说，最近几年有的西方学者又证明，许多偏好序无法用效用函数来表达（参看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中国书评》，1995年9月）。还有人证明，对个人需求函数的限制，例如连续性、零阶齐次性等等，并不构成对总需求函数的限制，因而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重要构件的一般均衡理论不能成立（详见崔之元《再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这是将劳动价值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显而易见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对立利益关系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概括。而渊源于让·巴·萨评的三位一体公式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报酬说，则是一种违背事实的辩护性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早就对其进行了透彻的批判。
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革命实践和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必须适应现实的生产力状况允许多种非公有经济成分和非按劳分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而且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和实现程度也与经典作家早在上一世纪的粗略勾画有很大差异，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地位，这一点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经济制度基础的历史正当性的说明，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性质和实现形式及实现程度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范式转换”论却要求政治经济学“打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观点”，这无异于要求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转换”论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是政治经济学无法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问题，这至少是一种过于武断和匆忙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被某些“范式转换”论者奉为神明的美国学者诺纳德·科斯的态度，倒是显得比他那些谬托知己的中国门徒客观和沉着得多。他指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出证伪；中国可能会找到某种替代私有制的财产制度，这种制度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明晰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和关系，可以建立起市场交易（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研究资料》，1995年第1期）。其实， 公有制无法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论断，不过是以稍微变换了的形式重复了已经为改革实践抛弃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命题——公有制绝对地排斥商品货币关系。
5.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包含的基本价值标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传授，使这一价值标准成为学生的自觉人生追求，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根本任务。而“范式转换”论要我们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标准，说穿了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人生哲学。
二、端正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严格教学规范，提高教学质量，全面完成批判和借鉴两大任务
西方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要在高校中比较系统地讲授西方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摆正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的位置，关系到西方经济学教学能否以恰当的方式进行。
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它一方面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总结。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都有必要在高校中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
从意识形态方面讲，由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西方的各种思想，包括经济思想，不可避免地会进入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也会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渗透进来并扩散开来，堵是堵不住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开不开西方经济学这门课，而在于如何讲授这门课程。换句话说，从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角度，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也是必须的。我们系统地讲授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中包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鉴别和批判的过程。通过这种鉴别和批判，可以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水平和免疫力。借用琼·逻宾逊的话来说，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对经济问题的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学习怎样避免遭受经济学家的欺骗”（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伦敦，1962年）。
从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着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总结的角度看，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也是很有必要的。实事求是地说，西方经济学虽然包含了大量意识形态内容（尤其是在其基本理论和基本假设中），但并不全然是意识形态，其中也有某些科学成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没有为这一理论画上句号。这一理论体系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而且必须将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的这种科学成分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使自己更加充实和完善。对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的科学成分采取盲目排斥、一概否定的态度，事实上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的。特别是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经济学中的这类科学成分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的。例如弹性概念、投资乘数与加速数原理、货币乘数理论、消费函数概念、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等，在经过适当改造之后，都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我所用。此外，西方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数理分析和计量技术，虽然往往由于基本理论假设的错误而成为所谓科学主义（ScieZntism）（参看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的牺牲品，但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理论证明和实证分析，我们也是应当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的。
总之，培养学生鉴别和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力，同时借鉴和吸收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用的科学成分，是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两大任务。应当说，在完成这两方面任务时，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已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相比较而言，近几年，前一方面的任务完成得不如后一方面好。这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全盘肯定的错误思潮滋长的一个原因。有些人甚至对带有鲜明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公开膜拜，对萨克斯之流的“改革理论”也大肆吹捧，就是这种错误思潮滋长的典型例证。“范式转换”论显然也是这种错误思潮的产物。
应当看到，在最近几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述而不批”是一个较普遍的问题。一些人在讲授和介绍西方经济学时，标榜所谓“原汁原味”，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鉴别。结果造成某些同学“消化不良”，甚至“食物中毒”。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在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宗旨。当然，与“述而不批”同时存在的，还有“批而不透”的问题。这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穿靴戴帽”式的简单化批判。这种批判缺乏有理有据的深入分析，非但不能使学生信服，反而会造成学生的抵触情绪。无论“述而不批”还是“批而不透”，都不利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完成其承担的任务，应该尽快加以纠正。
要解决“述而不批”的问题，当务之急是严格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规范。应当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评析，是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我国高等学校中正式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决不应该仅仅是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其中必须有足够的章节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系统的鉴别和批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试，要着重检验学生的分析和鉴别能力，而不仅是考察他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熟悉程度。
要解决“批而不透”的问题，首先需要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西方经济学教员必须经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训练，有条件时应兼任政治经济学课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讲授。其次，还应当提高教员的西方经济学研究水平。事实上，“批而不透”往往是因为教员对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吃得不透，抓不住要害，说不到点子上。我们应该下苦功夫对西方经济学作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不仅要了解西方流行教科书的内容，而且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动向；不仅要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而且要了解西方经济学内部的各种“异端”。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得越全面越深入，就越是能抓住其要害，增强批判的说服力。例如，如果读过前面提到过的有关效用函数重大缺陷的西方文献，并将其运用于教学，我们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批判就会更有说服力；如果了解次优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就能更有力地向学生证明一般均衡不过是西方经济学虚构的童话；如果研究过曾在西方经济学界长期持续的“资本论争”，我们就可从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的逻辑困难入手，使学生认识到将价值形式的资本放入生产函数并用它来论证要素报酬说是何等荒谬，而这又可以使学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推论出生产函数这一有用的经济分析工具的正确用法；如果我们注意将《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这类西方学者的著作介绍给学生，使他们从中了解到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供给曲线、生产要素边际产品曲线这些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构件，都是从未经过实践验证的假说，我们作出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是非科学的论断，就会较容易地为学生所接受。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我们在向学生介绍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科学成分时，应注意讲清我国特殊的国情对运用这些成分所形成的限制，使学生了解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即便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资源条件、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在我国却是行不通的。例如，公开市场业务这个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有用工具，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用起来就未必有多大效果，因为我们还缺少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这样一个必要条件。
三、拓宽研究范围，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丰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教学效果不理想，“抓不住学生”，是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每个置身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都是有切身体验的。这种状况的形成和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有各种各样的内外部原因。这里不拟全面分析这些原因，只想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自身范围内作一些检讨。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或分析范围的过窄限制，可能是政治经济学“抓不住学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范式，应当坚定不移地依循。但是，生产关系的研究应该是多层次、多侧面的，而不是单调、片面的。对生产关系的完整研究，应当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揭示经济关系本质和分析其具体实现形式。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一直根据《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限定在本质关系研究的范围内。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在这种具体形式中发生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基本上是被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的。这种限制造成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使经济学界对本质关系的研究脱离实际经济运行的支持，不能根据发展了的经济现实对本质关系自身的变化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二是使学生感到从政治经济学中学不到有关现实经济运行的知识，误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一些与生动的经济现实关系不大的意识形态条文，没多少用处，提不起学习兴趣。这种误解又妨碍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关系本质的理论的接受和理解，影响了学习效果。我国一些学者曾就此指出：“教育界有的同志认为，理论只要说明本质关系就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由此认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象《资本论》一样，只论述本质关系。然而实践的结果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发生相反的情况，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危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指导思想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理论，只有在它从本质上升到现实的具体，从而能指导现实的运动时，它的科学性才被证实，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即使从‘政治课’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只限于对本质关系的论述。”（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的六册经济学著作》，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这段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当然，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将其对生产关系的理论阐述由本质拓宽到包括经济主体行为在内的具体实现形式，决不仅仅是提高政治经济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效果的需要。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的同时，还是经济类各应用经济分支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如果不能够向这些学科的学生提供有关经济实际运行的基础理论知识，政治经济学也不能说已经完成了作为应用经济学基础的一般经济理论所应承担的任务。正因为政治经济学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才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与宏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一样，属于“一般经济理论”的“派生形态”，试图创造一种超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王明友《经济学的准确定位》，《科技日报》，1996年7月7日）。这显然是在“范式转换”论鼓吹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无阶级性”、“无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派生”出来的糊涂主张。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注意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过窄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即将自己作为应用经济学分支的一般理论基础的地位，拱手让给以“一般性”为伪装的西方经济学。
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有上述理由的支持，而且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赋予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这种自我完善是在保持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实现形式的调整以至重构。对这一伟大的实践，政治经济学必须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阐述。显然，只有既包括生产关系本质研究，又包括其具体实现形式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符合改革时代要求的政治经济学。
其实，过去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限制在本质关系范围内，也未必就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我们知道，马克思原来计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六个分册，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分册《资本》，又分为《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阐述资本主义本质关系的《资本论》，只是这一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而很长时期我们却将《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当成了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的六册计划来看，政治经济学显然不只是对生产关系本质的阐述，而且要研究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实际经济运行问题。马克思在制定六册计划之前，还曾有过一个五篇计划。在说明这一计划的名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区分了生产关系的层次，认为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应限于本质关系，还要研究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一条佐证。当然，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与《资本论》的关系，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论的问题。但是，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过这两个计划，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将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外延，由本质关系拓展到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和实际经济运行。
按照以上思路，可以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社会的本质经济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要联系生产力的状况，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说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本质规定及内在利益关系，说明与所有制状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结构及各种分配方式的性质，说明社会生产的基本目的，从而揭示出由一定社会制度特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矛盾所决定的这个社会制度发展变化的趋势。
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关系的各种具体形式的分析。这种分析要研究在一定本质经济关系的约束下可以选择的各种体制形式，包括财产的具体组织形式以及经济主体之间权利关系的具体安排。这种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尤其重要。进行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探寻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优体制安排，改善社会主义社会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效率，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获得能使其固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的体制条件。
第三个层次是对经济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这是对经济活动最表层的现象的研究，但也属于经济关系的范畴，因为无论是本质关系还是作为本质关系具体形式的体制安排，它们在决定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同时，又是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作为生动的经济过程存在的。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言，对经济主体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将引出制定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经济政策的原理。
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讲授程序，可以使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解析的内容更加丰富，一步一步逼近经济生活的现实。从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教科书来看，不少人正在按照这种思路改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只要我们按照这一方向继续努力，是一定会取得日益明显的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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