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学语言语势特质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语言论文,特质论文,韩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韩愈的文学语言，人们绝大多数认为其诗歌与散文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诗歌尚险尚怪，散文尚简尚易。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分析，实际上，韩愈诗文这种表象不同的艺术旨趣有着内在统一的精神联系。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精神联系是什么呢？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为此，下面几则对于韩愈诗文的评价分析很值得我们深思。一则是韩愈同时代的古文家皇甫湜的，他说韩愈的诗文创作是：“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1〕“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 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汙流不滞。”〔2〕一则是稍后于韩愈的晚唐著名诗学批评家司空图的，司空图说：“愚常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3〕再有一则唐宋八古文家之一北宋苏洵的， 苏洵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4〕。还有一则是明人茅坤的，茅坤说：“吞吐骋顿， 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5〕这里无论是对韩诗还是对韩文，一致的品赞都是指出了其诗文所共同具有的雄肆奔放的气势。气势，正就是韩愈诗文内在统一的艺术旨趣，而具体地又是通过语势，即语言气势来实现的。韩愈诗文语势的总面貌是雄放烂漫有力，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的有机结合：
（一）大量排句的叠用。郭锡良于其《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6〕一文中说：“无疑，排比是韩文最基本的修辞手段， 几乎每一篇韩文都有排比的句子。《原道》抽去了排比的句子就不成为《原道》，《论佛骨表》抽去了排比的句子就不成为《论佛骨表》，韩文去掉了排比的句子，也就不成为韩文。”确实，韩愈散文作品最常见最基本的修辞艺术就是句法的排比。即如韩文的《原道》篇里：“古之时，人之害多矣……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一段中间大小连了二十多个排比的句子，俨然就是一节酣畅淋漓的演说词，雄辩滔滔，感情激昂，气势高亢。谢枋得评《原道》文说：“此一段连下十七个‘为之’字，变化九样句法，起伏顿挫，如层峰叠峦，如惊涛巨浪。读者快心畅意，不觉其下字之重叠，此章法也。”〔7〕又说该文后面：“连下九个‘其’字，变化六样句法，与前章‘为之’字相应，此是章法。 ”〔8〕谢枋得所说的章法用今天的术语说就是韩愈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韩愈不但叠用语义上的排比，且还间以长短错落的语句，如谢氏所云变化句法，起伏顿挫，这样，铺排之中又参差变化，回旋激荡，使语势更劲健奔放。再如《论佛骨表》文中的第一段也是连续叠用了近十个排比句，一气直下，语势充沛，令人为之心折。
韩愈三上宰相书之一的《后廿九日复上书》文也是人们经常提及的作品，其中一段：“当是时，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清人何焯评这段文字是：“自此一路顿跌而下，如怒涛出峡。”〔9〕十分形象地概括出了这段文字奔放的一泻千里的气势。而这种气势的文学创造就是由于排比句法的修辞上的着意努力。谢枋得说：“此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变化七样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长短，文有反顺起伏顿挫，如层澜惊涛怒波，读者但见精神，不觉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10〕谢氏不只感受到了这段文章语势的纵肆有力，旺盛激昂，且还具体地指明了这种语势所得以产生的句法上的修辞原因：排比句的叠用，又间以长短参差的语句变化。同是这篇作品中间还有一段采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被沾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这段文字九个连用“岂尽”的排比句紧紧呼应前文的九个“皆已”排比，且语气上的反诘疑问更激荡起本身就已有的排比所构成的雄放语势的狂肆腾涌，仿佛滔天巨浪之时又得天风海雨之助，颇有翻动扶摇羊角之态，使人不敢逼视。韩文还有如《上张仆射书》，谢枋得评说此文：“连下五个‘如此’字，长短错综，凡四变，……又连下三个‘如此’字，长短错综”，也呈现出排比铺张间以参差变化构成语势的强悍。又《原毁》〔11〕一文则是“通篇排比”〔12〕。
当然，作为一种不自觉的修辞艺术，排比句法的出现很早，并不始于韩愈。远在战国时代，《孟子》一书在中国散文艺术史上也是以语势雄悍的艺术个性著称，且其中也采取了排比的修辞手段来实现。如《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一段文字：“诡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连用八个排比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文：“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连用五个排比句。但若同韩愈的排比句相较，我们就会发现孟、韩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是孟子的排比句没有韩愈的长和多，一是孟子的排比句较齐整，没有韩愈的长短参差的变化；所以，孟子的语势虽然也雄强，可是相对于韩愈来说还是略逊一畴。与孟子相似，司马迁《史记》中语势雄健的排比句法也是较为简短齐整。下面一节文字：“吾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13〕五个“孰与”排比句缺乏韩愈文中排比的雄长以及富于变化。明人贝琼说“韩子之文祖于孟子”〔14〕。清人刘熙载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15〕。事实上，就势雄这一文风来看，韩愈不只在“祖”“得”于孟子、司马迁，并且作出了更大的拓展。
区别于韩文，韩诗语势的强悍雄放则是借助于同一结构词句与声韵的反复连缀叠用。同一词句声韵的反复重叠也易造成语势的强健。宋人陈骙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广文义也。然皆有法。韩退之为古文霸，于此法尤加意焉。”〔16〕韩愈不仅如上分析象陈所说是古文大家精于此法，同时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韩愈也是精于此法的。《南山诗》是人们讨论韩诗经常提及的诗作，其中五十一个“或”字句的连缀反复：“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駬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这节文字语势异常雄浑豪强，且全诗在长达一百零二韵的韵脚中又从不换韵，故意一韵到底，语气越发加强，以致使人读来有气喘吁吁甚至窒息之感。《双鸟诗》中：“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辀；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 ”连续“不停两鸟鸣”诗句的重复叠现，比字词的叠用语势更加旺盛。清人赵翼说：“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17〕“有意出奇”准确地说就是造成语势的雄浑厚重。
再有，在古体诗韵方面，韩愈有不少诗不转韵，用同一韵脚一气直下，终篇一韵。如《病中赠张十八》诗《赠崔立之评事》诗等，都一韵到底，语势超迈豪雄。清人叶燮曾说：“七古终篇一韵，唐初绝少。盛唐间有之。杜（指杜甫）则十有二三，韩（指韩愈）则十居八九。终篇一韵，全在笔力能举之。”〔18〕七古诗体和各种古近诗体相较，诗句长，篇幅大，较易以气势取胜，更加上通篇一韵，则无疑使语势更充溢酣放。韩愈之所以选择七古诗体，之所以在七古诗体中终篇不换韵，这极其鲜明地凸现出韩愈诗歌语言精心追求着语势超迈豪强的文学自觉，分明是一定诗歌文学精神指导下具有很强的主观目的性的文学实践。
（二）崇尚长、多——韩愈文学语言语势豪强的第二条实现途径。文学语言中，长句往往用来表述复杂的内容、情感，宣染旺盛的气势。就韩愈而言，长句更多地是宣染倾泄一种旺盛的气势。韩愈散文在语言上一个很显明的现象是喜欢用长句。如《送高闲上人序》文：“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全段文字只一个主语，后跟长达七八十字的谓语、宾语，充分体现出人物精神情绪的盈积酣放。《柳子厚墓志铭》文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全句八十四字，主语长达八十一字，充分有力地揭露了世风虚伪卑劣的丑态。上举长句，不拘一格，读来都有怒涛出峡之势，汹涌纵肆。这样的长句，在韩文中很多。人物记述如《送高闲上人序》见上例，场景描绘如《柳子厚墓志铭》见前举。再者，论说道理也是如此。《送浮图文畅师序》文纵谈儒道“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书之于册，中国之人世守之。”整个句子达一百多字，议论驰骋纵横，语势一泻千里，儒道威严的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得到了语言形式上饱满有力的正面宣扬。宋人李涂说：“司马子长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19〕这里可以看出，长句的写作，不自韩愈始，也不随韩愈终。但重要的是，韩愈的长句与司马迁也与苏轼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内含。司马迁《史记》是实录的记述性语言，文风尚实。苏轼文辞尚通脱自由，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20〕司马迁、苏轼力求的只是语言的完美表达，而韩愈不屑于此。韩愈的长句渗透着自己巨大的意志力量，是主体精神掩遏不住的涌动流溢，是作品的情绪必须被理解接受的在语言形式上的强行迫压，含有浓烈的自我主体精神色调。
与中唐古文运动另一位大家柳宗元相比，韩愈喜用长句更明显。柳宗元散文语言经常是多短语，少长句，简劲峭拔，与其政治操守道德人格相一致，语句的精短崭绝成为他精神内美的外观。所以，柳宗元散文语言不象韩文以势雄取胜，而是以简峭见长。两相对照，实质上完全是由他们各自有别的精神性格所决定的。
韩愈喜长在诗中的体现就是联句。赵翼说：“联句，王伯大以为古无此体，实创自昌黎。沈括则谓虞廷庚歌，汉武柏梁，已肇其端，晋贾充与妻李氏，遂有连句（六朝以前谓之连句，见《梁书》及《南史》），其后陶谢诸公，亦偶一为之，何逊集中最多，然皆寥寥终篇，且文义不相连属，仍是名人制而已。是古来原有此体，特长篇则始自昌黎耳。”〔21〕赵翼又说韩愈联句诗：“《征蜀》一首，至一千余字，已觉太冗……至《城南》一首，则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联句，未有如此之冗者。”〔22〕不管联句诗是否创自韩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韩愈大大发展了联句诗体。联句诗体容易形成韩愈驰骋争险斗奇的做诗个性，再深入来看，这种长达一千五六百字的联句诗体正适合韩愈纵横摆阖的主观精神气质，表现他那种精诚交通，百怪入肠，捕逐八荒、腾身汗漫的排山倒海之势。
同“长”相关连的是韩愈还喜“多”，借量“多”来强化语势。阅读韩愈的文学作品，人们不难看出，其语言上一个突出现象即是：相关的人物、事件、事物的纷繁列举。《送孟东野序》一文里：“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昚到、田骈、邹衍、尸俊、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术鸣。”一句中，韩愈一口气列述了十四个人名，十四个人名作主词，谓词只“鸣”字一字，主词的雄长浩荡蓄成简短的谓词力敌千钧之势。众多的历史人物皆因“鸣”而闻于世，进一步，与作品中前后另外例举的自然世界、历史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鸣”紧相承递扣连，最后，文中的主题思想“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获得了牢不可破的雄健的说服力。繁多的人物事例的引述，对于韩愈来说，不只在于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恰恰就是韩愈作为一个创作家的雄肆个性所必将可能找寻抉取的语言表达上的对应，是对应所系结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中我们所感觉到的种种潜在性意义。比如这众多的对立面微少的存在与否，伸张众多的时代底蕴如何，采取这种以多取势的形式，其必要性是什么，联系韩愈这篇作品的时代环境，其“鸣”字的正义性有无现实的迫切性，等等，都应是我们对韩愈上述表面的语言形式上所作的深层次深思。又一篇韩文《毛颖传》中：“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者，皆所详悉”，一句话里连续列举了十五件人、事、物，包括范围宏富，刻划出了寓言式人物毛颖卓著的劳绩，劳绩的卓著就为作品的结局毛颖老而见弃的寥落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儒家仁政上的反讽性事实。从上面例举中还可以看出，众多的人事物的引述却又放在一个简单的单句的一定量的节奏中，造成语势格外突兀桀骜，加重了作品寓义的讽谕性。
韩愈这种繁多的引述有时甚至发展到近乎罗列的地步，让人容易产生乏味感。韩文《画记》就是一例。《画记》记叙一幅画的内容以及这幅画的由来，其中画面内容的叙写占了全文三之二篇幅，且基本上是平凡列述，以致有人否定这是一篇文学作品（关于这篇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可参看《韩愈研究论文集》收录的日本东北大学川合康三“韩愈探究文学形式的尝试”一文对《画记》所作的文学性分析。本文认为川合康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画记》终究是篇文学作品），苏轼就说：“……（欧阳修）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亦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帐耳。”〔23〕苏轼认为这篇作品是“甲乙帐”，不是文学，但整个看来，《画记》还是文学。然而，苏轼的断语也不无道理。对照作品本身，《画记》开头以少有变化的句式枯燥无味地列述三十二种人的形态：“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继而又记述二十七种马的姿态：“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后面还有二十多种器物举列连缀而下：“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盾弓服矢房甲胃之属，缸盂簦笠筐筥锜釜饮食服用之器，壶矢博奕之具，皆曲极其妙。”作品中这样繁多的列述委实有点甲乙帐的味道。可是，如果我们从这篇作品毕竟具有文学的根本特质这一角度出发，特别是注意到这篇作品所呈现的象川合康三分析的语音节奏的转换，我们就将发现，韩愈这种列述不同于甲乙帐的罗列的最根本的地方是转换的节奏，而又以繁多贯串，使语句拥有了自由律动的旺盛的气势，从这一点来看，《画记》也就是文学作品而非苏轼所说的甲乙帐了。
《画记》显示出韩愈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认识。象《画记》这样列述性的语言如何变成为文学性语言，韩愈《答李翊书》说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认为只要气盛，则不管什么样的语言形式都不影响或者说是都适合表达作者的精神思想。《画记》前半部分的记述性语言之所以是文学性语言，就在于有着文气充溢其间的语势。仔细诵读这段文字，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种语势。韩愈论文主张文气说，而要把握作品的文气就必须通过诵读来体会。由朗诵来读解作品的文气语势，应该说，这即是韩愈已经不自觉地体悟到的文学作品的鉴赏批评方法。后来桐城派古文家都很强调对作品的诵读。刘大櫆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24〕姚鼐说：“诗、古文要从声音澄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便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25〕曾国藩本人就终生不废吟咏，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26〕以上，刘、姚、曾三位桐城文派代表人物对诵读作品的极为重视实质上都可以看成是韩愈文气说的具体发展。
诵读使我们体悟到《画记》的文气语势，文气语势决定了《画记》的文学性。进一步则可以说，不只是《画记》，我们要真正研究理解韩愈的诗文作品，就必须去认真诵读吟咏，诵咏是解剖韩愈诗文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由诵咏才能充分领略到韩愈文学语言上看似繁多实则是文气奔涌的语势，才能更为真切地感受到韩愈诗文创作气势磅礴的杰异的文学个性。
韩愈喜用繁多也同他的排比的修辞艺术一样，有着对《孟子》、司马迁等文学传统的借鉴。《孟子·告子章句下》文：“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一句话举列了六个人物，语势雄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中有下面这句话：“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一句话连续举述九个人物，文气酣畅。该文后面还有如：“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们看看这个句子，一句话列叙了九个子句，九个事例，语势兀傲，充满着悒郁不平之气。虽然如此，只是与孟子、司马迁相比较，韩愈的繁多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在数量上，韩愈比孟、迁更为繁富；在修辞上，孟、迁的繁多往往是在几个子句中包举，如上例，韩愈的繁多则经常是在一个子句中列叙，如前举《送孟东野序》、《毛颖传》、《画记》文。因之，韩愈语言的繁多所产生的文气比孟、迁更急促，语势也比孟、迁还浑浩有力。
（三）语句突起 突结，修辞铺陈夸张——韩愈诗文语言语势雄放的又一条实现路径。韩愈的文学语言中，不少单句放在一定的句群和篇章的起结处，常常浮现出一种突兀健举之姿，语势壮伟。韩愈很多诗文作品的起结都是雄浑重拙的结论性语句，绝去依傍，徒生高亢之势。《调张籍》诗首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起笔就势扫千军。《送孟东野序》志起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强悍有力。《杂说·一》开端：“龙嘘气成云”，雄伟浑浩。《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以“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发端，高远不凡。还有如《杂说·四》起笔：“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辟空而立；《送董邵南序》开篇：“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发唱激昂；《南海神庙碑》一下笔就是：“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先势夺人。对于韩愈文学语言的开端突起取势，李刚己分析说：“凡为文最重起笔，韩文于起笔尤擅胜场。如此句（指《杂说·一》起句）与《杂说》第四首‘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句，《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句，《南海神庙碑》‘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句，皆是斩关直入之势，昔人所谓起笔来得勇猛，即此法也。”〔27〕李刚己说的是韩文，其实，如上述，韩诗也是善于起势的。
韩愈重突起立势，也重突结蓄势。《南山诗》在五十一个“或”字句之后，又紧连十四个叠词句，变势不断，忽儿，至“大哉立天地，经纪有营腠”两句戛然而止，仿佛浑莽浩然之气眨眼消失，这种诗句的突然收煞更增添了作品的浑然浩荡之气，给人以心夺神骇之感。《读荀》文“荀与杨大醇而小疵。”断然结篇，斩钉截铁。《读墨子》文以“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双重否定断截全文，骤然而止，文气厚重，语势爽厉。《祭鳄鱼文》：“必尽杀之，其无悔。”短短一句，结束全篇，果决强悍，语势快厉逼人。
语句的突起突结，形成语势的突起突收，这是韩愈文学作品构思上一个很有意味的特征。这个特征不只表明韩愈文学上雄肆烂漫的个性，还在于这种构思上的特征正就是韩愈精神性格的写照。撇开作品结构语句上的和谐与稳定，任其结构和语句上的突兀与不平衡，不让形式包裹住个性精神的自由奋动，这应是我们探究韩愈作品结构上语句上突兀取势所作的对于主体创作心态最本质的精神思考。
钱冬父说：“韩愈很推崇汉朝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他从杨雄处学‘奇字’，从司马相如处撷取他状物写景的瑰丽。”〔28〕这里钱冬父指出了韩愈诗文作品修辞上类似汉赋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雄奇的铺陈夸张，这种铺陈夸张也是韩愈语势雄悍的文学个性的一种宣泄方式。《月饰诗》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从官百余座，嚼啜烦官家；月蚀女不知，安用为龙窟天何？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女头，女口开呀呀；蝦蟆掠女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女嘴啄蝦蟆。于兔蹲于西，旗旄卫毵
，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齿牙；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殻自遮终会令蛾抉女出， 卜师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这段诗文铺陈夸饰，森严可怖，气势酣畅流走，雄奇的境界中呈露出文势的饱满豪雄。又，诗句的长短错落，音节的参差也格外增添文气的激荡起伏之势。《陆浑山火》诗：“芙蓉披猖塞鲜繁，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箎埙，彤幢绛旃紫纛旛。炎官热属朱冠kūn穱，髹其肉皮通
臀。颓胸垤腹车掀辕，缇颜韎股豹两鞬。霞车虹蚓日毂轓， 丹蕤縓盖绯繙
。红帷赤幕罗脤膰，
池波风肉陵屯。豁呀巨壑颇黎盆，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釂
笑语言，雷公劈山海水翻。齿牙嚼啮舌颚反，电光
磹赪目暖。”这大段众神宴饮场面的铺陈夸张，光怪陆离，语势雄健兀傲。《唐宋诗醇》评此诗：“只是咏野烧耳，写得如此天动地岐，凭空结撰，心花怒生。”〔29〕程学恂说：“青龙寺诗是小奇观，陆浑山火是大奇观。”〔30〕“心花怒生”、“大奇观”正是得力于韩愈文学语言奇诡豪雄烂漫奔放的表现力，得力于韩愈文势浑浩的斗士般个性的文学精神。《祭河南张员外文》：“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咷。……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追程盲进，飘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这段瑰伟奇诡的凄迷描绘令人神眩。刘大櫆说：“昌黎善为奇险光怪之语以惊人。而与张同贬，其所经山川险助患难，适足供其役遣，故能雄肆如此。”〔31〕刘氏的评语十分切当，指出了韩愈的雄肆风格所依赖的其文学个性与其所描写对象交相契合的深厚的创作基础。韩愈雄肆的文风取决于其豪强斗奇的文势，这种豪奇的文势的表现就在于韩愈善于写重拙强横，写浓烈猛狠，写大，写奇。
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32〕姚鼐这里是概论文学作品的阳刚之美的美学风貌，但我们看出，其移为对韩愈文风的批评，移为对韩愈文学语言万怪惶惑的雄健语势的描摹也是异常形象精当的，甚而可以说这正是对韩愈诗文语势的的评。由上分析，可以看出，排句的雄肆，长句的雄强，突起突结语句的雄猛，铺张夸饰的雄奇，这些共同映现了韩愈文学语言在语势上气雄势旺的异常超迈骠悍的个性风貌，构成了韩愈最独特的文学语言风格。
韩愈语势上的浑茫浩荡不仅仅只是他的文学个性，而且体现着他对唐代中叶这个特定历史时代广泛深刻的个人思考。唐代中叶是有唐一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颇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儒、佛、道三家竞相在文化思想上张扬着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政治军事领域中，宦官把政，王朝政权遭到藩镇割据的极大动摇破坏乃至如安史之乱、建中之乱等短期内的崩溃；经济上、灾荒、战乱、食利阶层扩大、国库虚空等。总之，对于儒家的思想观念来说，这是一个从精神信念到现实人生暴发着全面危机的历史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韩愈本身又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儒家士大夫，这就使他避免不了会产生当代儒家现实社会深重的危机感。与孔子身处于春秋与战国的历史交替时代眷念着周王朝的消亡因而进行着献身性的救世事业相似，孔子著《论语》，呼唤人们对旧时代美好的珍视，韩愈也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企图树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恢复到儒家王权的信仰时代，重建儒家王权天下。然而，韩愈已远远不再是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3〕的温文尔雅。面临着时代的危难，韩愈是气势夺人的滔滔雄辩，是奔走不迭的呼叫呐喊。韩愈语势的超迈骠悍就在于他要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力量来力挽当代儒家集权社会的衰亡，战胜儒家王权所遭逢到的当代社会的种种危难。陈寅恪说：“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34〕古文运动是这样，韩愈整个的文学实践也是如此，韩愈文学语言的雄猛气势更是其最直切的与当代社会重重危机的生动巨烈的搏斗，是其竭尽全力撼人心魄的对儒家尊严的唇吻间的呼喊，这即是韩愈表象的语势强悍的文风下面所潜在的真正本质内含。
附注：
本文韩愈诗文作品引文主要根据钱仲联《韩昌黎诗集系年集释》、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少数引文参酌《全唐诗》、《全唐文》和童第德《韩愈文选》。
注释：
〔1〕皇甫湜《皇甫持正·韩文公墓志铭》。
〔2〕皇甫湜《皇甫持正·喻业》。
〔3〕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题柳柳州集后》。
〔4〕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5〕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6〕《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7〕〔8〕谢枋得《文章规范·原道间评》。
〔9〕何焯《义门读书记》。
〔10〕《文章规范·后廿九日复上书间评》。
〔11〕《文章规范·上张仆射书间评》。
〔12〕张裕钊语。转引自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13〕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14〕贝琼《清贝江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15〕刘熙载《艺概》。
〔16〕陈骙《文则》。
〔17〕〔21〕〔22〕赵翼《鸥北诗话》。
〔18〕叶燮《原诗》。
〔19〕李涂《文章精义》。
〔20〕苏轼《文说》。
〔23〕苏轼《东坡志林》卷二。
〔24〕刘大櫆《论文偶记》。
〔25〕姚鼐《与陈硕士书》。
〔26〕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下。
〔27〕转引自《韩愈研究论文集·论韩愈文之文气》一文。
〔28〕钱冬父《韩愈》。
〔29〕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
〔30〕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31〕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
〔32〕姚鼐《复鲁絜非书》。
〔33〕《论语·雍也》。
〔34〕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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