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统一战争中的典型战略预案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预案论文,典型论文,战略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8）04－0015－09
“先计后战”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古代兵家都普遍强调“先计”的重要性：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兵法13篇之首；《管子》强调“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1](《七法》)；《尉缭子》同样主张计要“先定”，虑要“早快”[2](《勒卒令》)。秦汉以降，兵家对“先计后战”的论述更是不绝于书。《陆宣公奏议》卷9中指出：“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问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宋代何去非认为“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3](《李陵论》)。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主张要打“算定战”，坚决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4](卷4《登坛口授》)。在他们看来，战前没有充分的筹划，势必会导致“战之自败，攻之自毁”[1](《七法》)。
李际均将军认为：“战争双方的对抗不仅渗透于战争行动过程中，即渗透于围绕着双方军队攻防作战的一切活动中，而且渗透于双方的战争计划中。战争计划（黄朴民按，也可以理解为战略预案）固然是自己一方意志的表现，但在这个意志中包含着对敌人的估量。一切战略的方针与措施都是针对敌人的对抗而制定和部署的，自己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会引起敌人的反措施，战争计划不单纯是考虑自己怎样做，而且要同时考虑敌人会怎样做。”[5](P170) 战争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先计”除了要做到尽可能的万全与周密之外①，更要考虑到深计远虑的问题。即战略预案要符合战争运动的可能发展，要观照到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因此，“先计”的要义之一是“谋所以始吾战也，战所以终吾谋也”[6](《谋战》)，并把这一思想坚定地贯彻于战争实践之中。真正做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统一战争是情况殊为复杂、样式颇为多样、意义最为突出的军事斗争，其指导者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圆满实现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尤其重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争战略预案，使之作为自己整个行动的基本纲领，并且依据统一战争进程的实际及时进行必要的充实或调整。
一、统一战略作战主轴线的转变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的作战主轴线曾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由东汉之前的东西轴线转变为三国以降的南北轴线。这一转变表面上似乎与古代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实质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所以，我们在具体讨论统一战略预案制定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这个战略轴线转变的一般情况以及在战略预案设计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中国统一战争，其战略作战的轴线一般均为东西方向，其具体战役行动均环绕这一主轴线进行展开。比如公元前230年开始的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就是从西部发动，首先灭韩、灭魏，完成了东渡黄河的战略展开；然后左翼朝东北方向灭赵、灭燕，右翼则指向东南方的楚国，用60万大军经血腥战斗后平定了楚地；而最后的进攻方向则是一直向东，指向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从而达到了统一全国的目标。公元前206年开始的楚汉战争，刘邦首先从巴蜀、汉中进入关中地区，得形胜之处，然后出函谷关，兵锋东指，直逼江淮地区的彭城，沿荥阳一线与楚军进行东西方向的对峙；同时左翼东渡黄河，攻魏、破赵、下燕、灭齐，沿东北方向实行战略出击；右翼则以秦岭山脉为依托，沿东南方向出武关，直拊楚军的左侧背；而最后与楚军的决战仍然是在河南、山东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发生的。
进入魏晋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略作战的轴线不再是东西方向，而是转变成为南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是集中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了。这一变化最初开始于三国时期，当曹操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以后，便开始横渡长江对南方进行征服，于是孙权与刘备联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来自北方的攻击进行了对峙，著名的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发生的。西晋灭吴、隋朝灭陈以及北宋平定南方的统一战争，其战略作战方向，也都是横渡长江、自北向南的攻击[7](P90)。当然也有其他的现象存在，如朱元璋伐元统一全国，便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势力第一次成功的北伐并统一天下的史例，但是究其战略作战形式，依旧是南北轴线上的行动。
这种统一战争作战轴线的变化，对于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无疑是会有所影响的。这首先是兵种发展与战法运用上考虑侧重点的转移。在东西轴线占主导的时期，西部从战略地理上讲，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可以攻则取之，退则守之。同时由于战事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所以，有利于发挥骑兵及车、步混合兵团展开迅猛攻击的优势。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指导者在制定统一方案时所必须考虑和观照到的基本因素。
而到了南北对峙时代，由于作战轴线的转移，主战场大多是在江淮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域实施纵向作战。这一带多江河湖泊，丘陵盆地的地形条件不适于擅长野外驰骋的骑兵作战，而必须依靠水军突破江河天险来实施战略进攻。因此，统一战争的发动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毫无例外要把水军力量的强弱视作战略预案是否可行的基本前提，普遍把建造战船、建设水军、提高江河作战能力作为战略准备的首要任务。如曹操的北方军队就是因为不习水战才大败于赤壁，使得统一战争半途而废；西晋王朝为了进行渡江作战，组建了强大的水师；而隋文帝为了实施向南方的战略攻击，更是不遗余力的建造“五牙”、“黄龙”、“平乘”等各类战船，沿长江北岸全线展开，形成了浩大的声势。这一作战样式的变化，使得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更为注重兵种的合理配置与战法的灵活运用。
战略作战轴线由东西向南北的转移，也从气候条件方面对统一战略预案的制定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使统一战争指导者在制定与实施战争计划时更多地考虑到时令的因素。
由于南北地形各异，军队便习不同，加之北方少数民族耐寒恶热，南方汉人耐暑恶寒，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由南方地区所发起的北伐，大多是利用夏季河渠水盛之机，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水师开道，由江、淮而挺进颍、泗、汴、济诸水系而入黄河；又可以充分利用水道畅通而运输军粮物资，并尽可能发挥步、水、骑联合作战的优势。至于建立于北方的政权，其对南方实施反攻或征伐，却大多是在秋冬之际，因为秋高马肥便于骑兵展开进攻，而且入冬之后河水开始结冰，不利于南方舟师的行动，而恰恰利于北方的骑兵主力部队过河冲击[8](P15)。这种因战略作战轴线转移而出现的战场行动时令季节制约性质，自然会使统一大业的决策者在筹划具体的战争预案时，注意设法去避免或克服不利于己方的天时地利因素，努力去争取或利用最适合于己方的客观自然条件，为确保达成战略目标创造机会，铺平道路。
二、战略预案制定上的几个环节
战略预案制定得是否合理，战略预案的实施是否具有把握性，除了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高明把握战略时机等一般性要求外，还取决于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环节处理或解决的好坏，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统一大业的前途与命运，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些环节概括起来说，就是制定战略预案必须立足于长远，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建立在最复杂的战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战略上的根本转折，能达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绝佳效果；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充分考虑到军事行动的各种变数，立足于以战争手段扫除统一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因此应该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一）就前瞻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时必须优先考虑到统一战争的基本前景，在此基础上预测形势，定下合理的决心，这是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在贯彻前瞻意识的时候，还必须具备全局观念，能够做到以简驭繁，高屋建瓴。因为“制定战争计划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和系统化过程，围绕着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要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等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并组织和利用起来，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强有力的战争系统。因此，战争计划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形成全局的战略构想，尔后按照这个构想筹划各个局部”[9](P101)。这表明战略预案制定的思维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是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再到具体战术，它包括作出战略判断、明确战争意图、提出战略方针、拟制作战方案、筹划战争保障等等。只有解决了战略的全局问题，才可相应地自上而下制定各种下一层的计划。可见战争指导者的首要责任是以前瞻的眼光辨析利害，观照全局，未雨绸缪，掌控主动。
就秦汉历史的范围而论，在筹划与制定统一战略预案的过程之中，水银泻地般地渗透、贯彻前瞻意识与全局观念，并取得相当成功，为日后历史演进所基本证实的典范例子，莫过于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所献的《草庐对》（亦称《隆中对》）。
《草庐对》为刘备集团勾画了求生存、谋发展、取天下、致统一的系统完整的战略方案，面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被誉为文人战略家战略谋划的典范，千秋独步的战略名对。
这个统一战略预案的高明，在于它具有全局观念，同时又充满长远眼光、前瞻意识。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了“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三分割据方略。众所周知，谋全局的核心，首在战略目标的确定。诸葛亮以恢宏的气度和思接千古的见识，指陈时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在各种集团的消长纷争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敌人。所以，刘备的现实目标应该是“跨有荆益”，即利用各种矛盾，夺取天下要冲荆州和天府之国益州，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此为角逐天下的根本，从而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对现实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对天下大势的洞察、对敌我关系现状和变化趋势的把握，同时，也考虑到了战略地缘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草庐对》的根本宗旨在于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体现了战略决策上的前瞻意识。所以，它在制定现实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刘备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这就是“待天下有变”，由荆州、益州两路出兵，互相配合，密切协同，构成钳形进攻态势，兵锋北上，席卷两京，收复中原，兴复汉室。这里，它虽然未明言孙权政权的前途问题，但言下之意，待消灭了主要敌人强曹，孙权之接踵而亡自不待论矣。到那个时候，实现全国的统一，也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草庐对》所反映的大局观念与战略前瞻意识，并不是诸葛亮本人的突发奇想、闭门造车。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实现战略目标相应方法手段系统完善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的战略前瞻不是虚幻的“画饼”，而是极有可能实现的现实，目标的长远性与方法手段的有效性是协调一致的。这些方法手段包括了：第一，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借刘备身为“帝王之胄”的优越背景，作为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与曹操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做法相抗衡；第二，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的战略后方和比较可靠的盟友，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使得自己能左右逢源，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和良机；第三，“内修政理”，整顿吏治，清明政治，发展经济，搞好内部建设，积蓄实力，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可见《草庐对》中有关战略长远目标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思熟虑了未来战略发展趋势后的独到心得，它的战略前瞻意识是鲜明合理的，因为它以政治、经济、外交努力来与实现战略目标的奋斗相配套和呼应，实际上已为战略前瞻意识的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显而易见，《草庐对》是诸葛亮在形势最低迷之时慧眼识先机，为刘备集团所制定的完整统一战略预案。它见微知著，占隐察机以及战略上由弱转强的思想筹划，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草庐对》实施之初，就使刘备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并且据有荆州大部，继而进一步拓展西川，攻取汉中，终于开国蜀汉，达于三国鼎立。尽管军事活动的动态性与不可捉摸性等因素干扰了《草庐对》战略计划的下一步发展，所谓“天下有变”，变来变去，是变得对刘备集团日益不利，终于使诸葛亮更为弘远的战略前瞻渐渐成为“明日黄花”，与占据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渐行渐远，但它毕竟是卓绝的以全局观念突出、前瞻意识鲜明为特征的统一战略预案。正如前人所评价的那样，它是“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10](（卷5，引王浚语)
（二）就及时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之时必须充分关注到统一战争的具体进程，在此基础上把握关节点，适时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转折，使统一大业进入阶段性乃至超越性发展的轨道。这是统一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突出标志。在历史上，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运用，就鲜明地体现了战争决策者在制定战略预案过程中注重时效性，把握转折点，最大限度创造有利战略态势的基本特色。换言之，秦国决策者的每一次战略预案的制定，都与统一战争的进程密切联系，若合符契，都是在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所提出的阶段性运作纲领。
秦统一六国，完成于秦王嬴政在位阶段。但是，秦始皇能够“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11](《古风》之六)，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秦国多代君臣长期奋斗的结果，秦始皇不过是为这一伟大事业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历史终结者，所谓“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12](《贾谊传》)，指的就是这层意思。这意味着，秦国能在战国七雄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笑到最后，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中间曾有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而它们又恰恰都被秦国战略决策者所捕捉到了，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从而确保秦国的统一大业不断由一个阶段跨越到新的阶段。循序渐进，终于大成。
秦国致力于天下一统第一阶段的战略预案，是商鞅提出的《商君策》。它的核心是从地缘战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国为秦国的“腹心之疾”。提出秦国要挥师东进，争夺天下，就必须先行扫除魏国这一障碍，“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因为魏国雄踞中原核心地带，“独擅山东之利”，堵住了秦国东向发展的道路，对于秦国来说，除了以魏为主要对象，从其手中夺得中央核心地带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则“秦据河山之固”，便可“东乡以制诸侯”[13](卷68《商君列传》)，在统一兼并事业中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
至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条件，商鞅也作出了周密的论证。他指出，其一，秦国经数年变法，已见成效，这时应继续实行富国强兵的国策，造就实现“东乡以制诸侯”这一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坚强实力和后盾。其二，以外交配合军事斗争，谋求“诸侯畔之（魏）”的局面出现。商鞅认为，要对付战国初期头号强国魏国，仅仅依靠秦国自己的力量还不行，“以一秦当大魏，恐不如”[13](卷68《商君列传》)，必须借助别国，最好是借力打人，坐收渔利。其三，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战略地理条件，尽快占据山河之险，“据河山之固”，为东出中原，角逐天下，完成统一，创造必要的机会。
历史恰恰为秦国提供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契机。一是当时魏国的西进势头在受到秦国的顽强抵制后暂缓下来，自设置西河郡之后再无大的动作，并一度因秦的反击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上升而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减轻了对秦国的压力。二是东方的战略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崛起的齐国成了魏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魏国的霸权受到齐国的有力挑战。魏、齐两强利益的碰撞使得双方面临着矛盾的激化，战争已不可避免。其三，魏国与传统盟友韩、赵二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正在愈演愈烈，三晋一体的局面已濒于崩溃。凡此种种，都使得魏国无暇西顾，于是便为秦国的东进提供了良机。
秦孝公采纳了商鞅这个战略方案，坚决抓住魏国“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即马陵之战后魏国独霸中原战略格局被打破的大好时机，开始了秦国大举东进的军事行动。马陵之战的当年，商鞅便率军攻魏，次年（前341年），秦又与齐、赵会盟，共同伐魏，多次大败魏军。此后，秦对魏的战略进攻有增无减，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秦将公孙衍率军大败魏师于雕阳（今陕西甘泉南），俘虏魏将龙贾，歼敌45000人，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献给秦国。次年，秦出兵助魏国击楚，战后魏国为了酬劳秦国的助战，又不得不将河西西北的上郡15个县全部献给秦国。秦国几代国君的宿愿至此终于如愿以偿，秦国由此完全控制了西河（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黄河南段）天险，从而能据崤、函之利，大河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获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事实上百年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恢宏历史场景的上演，正是《商君策》合乎逻辑的圆满句号。
如果说，《商君策》是秦统一六国起步阶段切实可行的战略指导方案，那么范雎向秦昭王进献的《客卿对》[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则可以视为是秦统一六国关键阶段用以指导统一大业实践的战略预案，是秦国在拥有强大战略优势地位背景下，恰到好处地发挥这种优势，使统一进程得以更健康更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如果从公元前476年算起，至魏国人范雎入秦时，战国的群雄争战已经持续了整整二百来年。秦国的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这是因为多极之间的互相攻伐，合纵连横，分化整合，使得关东六国或早已辉煌不再，或日暮途穷。如齐国在遭受乐毅统率的五国伐齐之役的重创后一蹶不振，丧失了角逐关东称雄天下的实力；楚国则因楚怀王误信张仪之言，“绝齐”而自陷孤立，加之屡受秦国的军事打击，国势日衰。韩、魏两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兵连祸结，尤其是伊阙一战，痛遭秦军打击，阵亡将士多达24万之众，实力丧失殆尽，国势风雨飘摇，自保尚且不暇，更遑论抵挡秦国虎狼之师，其最终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秦国自商鞅变法，夺取西河形胜之地后，一直根据天下形势和各国关系的变化，以外交配合军事，交替实施东进和南下的军事行动，并夺取了巴、蜀，另辟战略前进孔道，已是一枝独秀，雄视天下。由秦国担当统一全国，结束割据的历史重任的形势正日趋明朗。
秦国要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既定目标，主要有两个战略方向，一是东进，出崤、函进攻三晋，直取中原，控制战略要地，切断诸侯间的联系，进而兼并六国。一是南下攻楚，解除侧后隐患，尔后迂回中原，统一天下。为此，秦国在攻伐韩、魏、赵进展不大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方向，派司马错大举攻楚，得手之后，又派遣白起率秦军攻下楚都郢城，迫使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至此，秦国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统一的态势更为有利。
秦昭王时期的这些成果是在其舅父魏冉的主持下取得的。魏冉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弟弟，也是秦昭王得以继位的靠山，他先后五次任秦相，主持朝政达25年之久。但魏冉并无一统天下的长远目标，仅将对外用兵作为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方面秦统一天下的时机正趋于成熟，另一方面由于权相个人意志的干扰，而不能使有利的战略条件在统一大业实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矛盾使秦统一天下的征程此时已面临得失成败的十字路口。而范雎在《客卿对》中构筑的统一方略的提出，则解决了这个复杂的矛盾，在统一大业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指点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确保这一事业不致中途而废。
《客卿对》是一个系统严密的统一大业中期战略预案，它的核心内容是远交而近攻。在该方案中，范雎向秦昭王指出，秦国据地利之便，国富兵强，已拥有了统一天下的战略优势：“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秦国“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这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而秦之所以迟迟不能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其根本原因在于“群臣莫当其位”，即执掌实权的穰侯魏冉不是忠心耿耿地为秦国谋取长远利益，而只是关心个人的得失，他所制定的攻伐政策，如越过韩、魏攻打齐国，就完全不符合秦国统一天下这最为重要的战略利益。另外“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昭王本人也没有对统一大业作通盘考虑，并制定出合适的战略预案。
现在范雎把自己的战略构想向秦昭王和盘托出了，指明秦统一天下的唯一正确道路，乃是“远交而近攻”。理由是当时天下形势已越来越有利于秦国兼并关东六国，可以说是到了收功之时，所以战略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范雎强调，这一战略有其可行性。其一，与秦相邻的韩、赵、魏三国地处天下中枢，“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所以兼并韩、魏是日后统一天下的关键，其他问题可因之迎刃而解。针对秦昭王暂时不忍舍弃秦韩联盟的顾虑，范雎认为“秦韩之地形，相错如锈。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即联盟靠的是同利而合，利尽而分，秦与韩的地缘关系，使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二，远交近攻要以夺得土地和人口为主，“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即夺取土地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举。而近攻韩、魏，正是秦国既夺占其地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唯一正确途径。
克劳塞维茨说过，通过战斗和会战消灭敌军，是达成战略目标的真正重心。在范雎拟定的这份战略预案中，他不仅提出了“远交近攻”的会战目标，也提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方法步骤。即首先要利用外交与军事威慑，迫使地处中央地带的韩、魏与秦结好，控制这两国，然后威逼楚、赵，使楚、赵屈服，进而威慑距离最远的齐国。齐国依附之后，再放手兼并韩、魏两国国土。而韩、魏两国相较，则应先取韩国，“王卑辞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在此基础上，再次第攻取其他各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秦昭王对范雎这一统一战略预案至为推崇，明确表示“寡人敬闻命矣”，彻底修正了魏冉等人的战略方案，并拜范雎为客卿，主持军事谋划和兼并事宜，而且很快将范雎的战略谋划付诸实施，“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后二岁，拔邢丘（今河南温县）”[13](卷79《范雎蔡泽列传》)。
被恩格斯称为“全世界公认的军事权威人士”的瑞士军事理论家若来尼（亦译作约米尼）曾说过，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的艺术。战略之核心在于抓住全部战争的锁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者一点，进行中央突破。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案，作为对秦国“连横”战略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正符合这一战争艺术原理。其一，它从地缘关系思考战略问题，因为列强的争夺和实力的增强，在当时无非是土地。所以地缘问题对于军事、外交意义重大。远交近攻即是对远方之国实行暂时的联合，以至少争取其中立，然后腾出手来对邻近之国实施军事打击，蚕食土地，增强实力，“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其二，范雎的这一战略预案有其系统性，考虑到了每一战略步骤及实现之具体方法，其原则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先据有中原枢纽，再向四周扩展，稳步完成统一。其三，远交近攻照应了军事与外交的综合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外交慑服之坚强后盾，而高明的外交又是军事行动的准备、先导以及补充，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军事力量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所以，远交近攻战略方案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统一天下的军事外交战略，它在秦统一天下斗争的关键时刻起到巩固已有成果、开拓新的局面的重大作用，为秦国最后一扫六合，完成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统一事业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其意义与价值之巨大，乃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秦王嬴政提出的“灭诸侯，成帝业”战略预案，则是秦统一六国历史进程进入最后阶段时的收官之作，是一切就绪后为统一大业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公元前261年，秦军主力在白起的统率下，在长平地区（今属山西上党一带）同当时山东六国中唯一可以同秦国相抗衡的赵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尽歼赵军主力45万之众，从而彻底清除了自己东进吞并六国，完成统一的最后障碍。
换言之，秦在长平之战中的大获全胜，标志着自己统一道路上的畅通无阻，整个统一大业已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秦王嬴政把握历史的机遇，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8），采纳李斯、尉缭、顿弱等人的建议，最终下决心“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13](卷87《李斯列传》)。这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略又一次有了带根本性的转变，即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扮演中脱身出来，放弃传统意义上的重创蚕食战略，而开始大张旗鼓执行兼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战略。同时更具体地制定了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又解决了确定重点打击对象的问题，把攻打赵国作为各个击破的突破口。战争的进程表明，秦国这一战争预案是完全正确的，它使秦国避免了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得以迅速各个击破关东六国，最终顺利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宏伟事业。由此可见，秦统一大业最后阶段的顺利推进，同样离不开正确的战略预案的指导，换言之，战略指导原则得到及时的转变，是秦统一大业不可阻挡的原因所在。
（三）就操作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之时必须充分关注到统一战争的技术处理细节问题，不仅要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更需要有技术层面上的驾驭控制，总之，战略预案要切合实际，致力于服务运用贯彻的客观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确保国家统一大业的理想能够以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方式一步步走向最终的实现。这是统一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衡量尺度。
通过战争活动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乃是统一大略决策者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战争的具体运作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作为实践过程，它不尚空谈，完全以利害关系为依据，强调操作的合理化、细致化，注重主观指导在驾驭战争机器时的功能与作用，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4] 战争既然具有这样的性质，主观指导在战争中既然具有这样的作用与意义，那么统一大略决策者在制定战略预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要注重方案的细节化、程式化，使之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强调“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15](《胜败》)，从而真正做到“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16](卷2《料敌》)。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战略预案，就是建立在认真筹划、正确部署的基础之上的，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实用价值至为显著。真可谓“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17](卷34《羊祜传》)。它的基本内容是根据羊祜所上的《平吴疏》中的建议确定的。羊祜作为晋灭吴统一全国的第一号功臣②，在其《平吴疏》中为晋军拟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发动平吴统一战争，提供了一份可供具体操作的军事进攻战略方案。在方案中，羊祜为了确保灭吴之役达于预期效果，根据晋、吴双方的战略态势，提出应多路进兵，水陆俱下，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即所谓“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17](卷34《羊祜传》)。羊祜认为这个极具操作性的战略预案的实施，吴国彻底失败的命运将注定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17](卷34《羊祜传》) 如此，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必将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平吴疏》的确是一份高明的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它的显著特征，是符合实用，可操作性强，充分体现了羊祜作为杰出战略家求真务实的处事原则与态度。晋武帝司马炎正是按照这份讲求实用、可供操作的军事战略预案，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并于准备充分，条件成熟之际，分派六路大军，大举伐吴，一举成就了混同南北、统一国家的大业。
三、战略预案的随时应变与充实调整
正如有的军事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9]（P82）。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战争中那些对一方或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属于无法明确的因素，它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往往会产生微妙但又实际的影响。作为战略指导者，怎样认识这种客观存在，怎样利用这种客观存在，通过主观能动作用，使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因素成为现实，使有利于敌不利于己的因素消失或减弱，无疑是衡量其战略指导是否高超、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依据。
“战略指导是战略家在敌我双方对立运动的动态中，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很难始终如一地做到主客观一致。”[9](P107) 当战争爆发后，你会发现，原先的战略预案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符合战前的客观实际发展的，这时必须做适当的调整乃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换言之，从战争指导的认识论来说，依据战前诸多基本因素而制定相应的战略预案，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战争展开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对原来的计划和部署进行调整、补充、修正，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乃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第一个过程。
统一战争是全局性的战争，它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战略准备与战争实施，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变化性是它们带有共性规律的问题。元人郝经所云：“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分
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18](卷157《郝经传》) 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战略预案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作适当的充实或调整，便是非常正常又十分必要的做法，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克服战争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战略预案更符合战争活动的实际，从而推动统一大业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这正如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的“序言”中所言：“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
秦汉历史上根据战争进程而充实、调整原先的战略方案，从而使得统一战争得以更顺利进行的成功事例不在少数。如西晋灭吴之战的方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就有过一定的调整充实。据《晋书·文帝纪》记载，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一举灭吴的战略方针。晋武帝代魏后，继续执行司马昭的这一方针，只是在时间上和战略手段运用上有过必要的调整与充实。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羊祜上疏晋武帝，分析当时形势，请求立即伐吴，晋武帝深以为是，准备采纳，可是就在这决断关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使得西晋国家统一战略方案不得不随之稍作改变：当时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鲜卑秃发树机能大规模起兵反晋，其势甚盛，给西晋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威胁，所以西晋朝廷只好把战略上的先南后北，临时调整为先北后南，暂时中止了灭吴统一战略的实行。次年三月，晋军在马隆的统率下攻灭树机能，西晋王朝原先的南北统一战略才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四、整体性战略预案与局部性战略预案
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统一战争犹如重头戏，曾不断地反复上演。但每一出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都是有共性前提下的个性展现。因此，用于指导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其适用对象往往是颇有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反映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和实现大统一的复杂性、曲折性，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华统一大略总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向人们呈示了统一战略预案各有千秋、异彩纷呈的个性魅力。
这里，我们不具体讨论秦汉历史时期不同统一战争战略预案的差异性问题，而只关注同一场统一战争战略预案的不同表现。这种不同表现除了反映时间上的阶段特点与差异外，还体现为规模上的全局性与局部性的有机统一上。换言之，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往往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全局性的，它一般贯穿于该场统一战争的始终，起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尽管也经常存在补充、修改、调整的现象，但总体方向通常不会改变）；另一种是局部性的，它一般起作用于统一战争进程中某个特定的时期，在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即会淡出乃至中止。前者体现的是全过程性与整体性，而后者体现的则是阶段性与不完整性，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互为前提，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在秦汉历史上诸多局部性的统一战略预案之中，东汉初年来歙为刘秀拟制的以“联陇制蜀，各个击破”为主旨的《平陇蜀策》，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局部服务于全局，阶段服务于全程的特色，成为刘秀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19](卷15《李王邓来列传》)。
来歙的《平陇蜀策》属于刘秀夺取两京后，如何再接再厉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阶段性战略预案。当时刘秀已击灭赤眉军，扼杀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初步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但是，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夺取全国的统一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开始从事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的斗争。当时全国的形势对刘秀并不十分有利，他仅控制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带，在全国13个州中，仅据有冀、豫、并、司隶四州（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19](卷17《冯岑贾列传》)。其余各州则处于各割据者的控制之下。其中他的东面有青州（今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今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今河南淮阳）的刘永、庐州（今安徽庐江）的李宪。南面有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秦丰、夷陵（今湖北宜昌）的田戎。西面有成都的公孙述、天水（今甘肃通渭西）的隗嚣、河西（今甘肃兰州、武威、敦煌一带）的窦融等几股强大势力。北面的渔阳（今北京一带）则有彭宠。以当时天下形势论，刘秀处于中原四战之地，被割据势力四面包围着。
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刘秀在其谋臣的辅佐下，权衡利害，制定先关东，后陇蜀，先东后西，由近及远，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案。应该说，这样的战略方案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因而也是正确可行的。
其一，关东的刘永称帝于睢阳，与刘秀的势力中心洛阳近在咫尺，而且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帝室近亲，与刘秀相比，与刘氏皇室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他在起兵后，同样以“兴复汉室”相号召，有与刘秀争夺天下的实力与资本，必须先予以铲除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南方南阳、夷陵一带的邓奉、秦丰也直接威胁着洛阳与长安，同样是刘秀集团的腹心之患，如不及早消灭，势必动摇刘秀的地位。相反，陇右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与中原遥相悬隔，一时难以危及刘秀，同时早在此前，刘秀已派大将冯异进据关中形胜之地，构成洛阳的战力前哨，更使刘秀处于战略主动的地位。
其二，要集中力量解决东方的问题，必须以保证西方无事为基本前提。否则关中不稳，中原的局势势必随之动荡。尤其要重视的，是必须防止关陇与四川联盟，趁机夺取关中。所以刘秀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特意向熟悉陇右情况的来歙询问：“今西州未附，子阳（公孙述）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19](卷15《李王邓来列传》) 来歙对此胸有成竹，建议刘秀对陇西的隗嚣和四川的公孙述进行分化瓦解，“联陇制蜀，各个击破”。这一战略预案显然是可行的，因为隗嚣和公孙述各有各的小算盘，隗嚣对公孙述信疑参半，曾派遣手下重臣马援出使四川打探虚实，可惜公孙述妄自尊大，对老友马援未予应有的尊重，马援对此十分不满，以“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为辞，向隗嚣汇报。加之隗嚣本来就对近邻公孙述怀有戒心，生怕其北上侵吞自己的地盘，陇、蜀遂失去了联盟的机缘，隗嚣遂决定通过联合刘秀以压制公孙述，来保证自己独霸一方。而刘秀对隗嚣的使臣马援则竭诚相待，予以争取，进一步促进了洛阳与陇西的联盟。这样，联陇制蜀之战略预案遂成现实，其结果既使得陇蜀互相攻伐，有力地打击了公孙述，又削弱了隗嚣的势力，同时又保证了刘秀自己可专力东向而无后顾之忧，坐收一石三鸟之效。
显而易见，来歙的“联陇制蜀”之策是刘秀从事统一大业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局部性意义的战略预案。它的核心内容，是面对各个对手的复杂情况下，区分轻重缓急，确定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暂时放过或稳住次要或威胁较小的敌手，而首先孤立和打击最具威胁的敌人，从而避免出现多面树敌，多个方向作战的被动局面，使自己循序渐进，对各方势力加以各个击破。在当时情况下，公孙述的政治野心较大，实力强盛，并已公开与刘秀为敌，自然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掣肘和打击，将其对刘秀从事关东、关中统一战争所构成的威胁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相对而言，西边的隗嚣实力稍逊，更多地热衷于陇西一隅的割据和自保，对刘秀暂不构成直接紧迫的威胁，加之他与蜀地的公孙述存在着矛盾的嫌隙，可资利用，所以可以暂且不作为打击的对象，而且还可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积极的争取，在予以安抚、稳住其势力的同时，借助其存在和力量来牵制和抗衡公孙述，从而使东汉方面左右逢源，上下其手，获取战略上的最大利益，确保刘秀在展开东线的统一战争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为日后最终解决西线问题，完成全国的统一赢得必要的缓冲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用空间换取时间。应该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一“联陇制蜀”的战略预案是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刘秀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预案，瓦解了陇蜀合作对付东汉的图谋，消弭了来自西线的直接威胁，为彻底平定东方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
当然，“联陇制蜀”这一战略预案不是刘秀统一战争的全局性战略，而只是特定时间内具有阶段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战略预案，属于整个统一方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相对的适应范围。当刘秀彻底平定东方之后，将主力兵锋西指之时，“联陇制蜀”的战略预案就自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时，陇右与西蜀都成了要打击的对象。陇、蜀在战略地理上本是互为表里，平陇即为灭蜀之前奏，不平定陇右而用兵西蜀，则面临侧背的极大威胁，若对陇、蜀同时用兵，则两面出击，兵力分散，加之山地作战，不便协同配合。而平定陇右之后，即可绕过秦岭南下，直趋阳平头，大军行动便利，可以确保统一全国大业的顺利成功。所以，对西线的战争必须根据形势的需要，做出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先陇后蜀的战略抉择。至此，来歙的“联陇制蜀”战略预案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阶段性统一战略也随之制定和付诸实施。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没有前期的“联陇制蜀”，便谈不上后来的“先陇后蜀”，“联陇制蜀”是整个东汉统一大方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最终彻底解决陇、蜀问题的必要铺垫，它对于刘秀完成统一大业的意义至关重要，殊为显著。
需要进一步加以指出的是，“联陇制蜀”战略预案中所体现的抽象原则，如“分化瓦解”、“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等，在刘秀进行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仍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从这一意义说，“联陇制蜀”战略预案的生命力又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
收稿日期：2008－04－18
注释：
① 宋人许洞对“先计“之周全问题有系统的论述，要云：“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欲谋不失其迩。”（《虎钤经·先谋》）总之，要把与战争胜负有关的方方面面都先行考虑到，做到算无遗策。
② 羊祜病卒于灭吴之役前夕，未能亲历“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那辉煌的历史时刻，但其作为西晋灭吴统一南北的第一号功臣却是毋庸置疑的。故在平吴的庆功宴会上，晋武帝司马炎曾经“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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