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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仪式艺术的跨学科特性，使其研究形成明显的学科整合趋势。前人研究集中于民族志式的专题研究、艺术门类性研究及仪式与艺术互动关系的研究。将仪式艺术的探讨放置于文化变迁之中，注重其动态发展是本文进行仪式艺术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法。仪式艺术并非一成不变，它一直在与社会情境互动，随社会变迁而演变，内涵与外延也超出了原有范围，表现出不断被建构的状态。仪式艺术的功能不仅表现于节日的神圣仪式中，还表现出在民族意识、族群关系、经济驱动等方面中的巨大张力。
关键词：仪式艺术 社会变迁 活态性
仪式，是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并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这些行为通常被强调其功能价值，被解释为在某种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不同群体及文化，以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仪式中的艺术随之显现出神圣性特征。但是，当我们远离仪式艺术发生之初，社会变迁日趋加速，神圣性的特征会呈现出“被选择”、“被加工”的趋向。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仪式的神圣属性，还要看到仪式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不限于宗教和巫术。那些具有象征的仪式上的音乐、诗歌、舞蹈在现代意识的洗礼中，并非必然具有目的。因此，在我们对其追根溯源，试图要去阐释它们的象征意义和内在逻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仪式艺术在当下节日仪式中的存在和运用，这就涉及到在社会选择之下，仪式艺术有些消逝了，有些变异后存活下来。当然，这也不是终极目标，我们要探讨的是那些艺术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真相。口述的、文献的都会有加工，但仪式艺术背后表达的却是另一种真实的图景，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关系与博弈。仪式及其中的艺术一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认同的功能，它如何根据语境的变化去再造，去整合、强化，去瓦解、分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仪式艺术看做是一种习性，行为人通过习性生活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实践占有制度，从而使制度保持生机活力和效力，使它们能够不断地摆脱无效和衰竭状态，通过方法使得被弃于其中的意义复活，方法是对制度加以修正和改变，因为修正和改变是重新活化之补偿和条件。
因此，在对待诸如节日仪式及其中艺术的变迁、重构等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习性生成或保持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条件的改变或说是变得不寻常的状态，通常会让具有资格能力（权力）的行动者偏离惯例，以意图和动机作用于行动，逐步完成一系列行为。其次，面对外界刺激，行动者通常会做出反应。当传统仪式艺术赖以延续的有效在场发生变异，外部力量与本民族精英的不同参与方式构成了与之对应的机制，它表现在面对同一习性，不同群体的不同组合，同时强调出不同力量在互动中发挥的行动效能。第三，在文化涵化过程中，两种文化相互采借，从无意识的吸纳到有意识的利益驱动，各种文化处于机械化地再生产趋势下。在此，以西南地区傈僳族刀杆节的变迁为个案，可从其中看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对民族融合中军事操演、祭祀行为的借用，还是由“三征麓川”历史事件的复演转变为尚武精神的推崇，无一不是傈僳族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对自身民族精神与民族记忆的表达，关乎其坚毅品格、健硕体格和维护国家统一、服从总体利益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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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处于“全球一体化”之中，文化自新、文化传播速度加快，诸多少数民族节日复兴使节日本身继续演变，区域性的节日逐渐演变为整个民族的盛大节日，并得到了周边民族认同，产生出了新的内涵与意义。以傈僳族的刀杆节仪式艺术的梳理为基础，不难看到外界力量从干预到隐退的过程，随着民族意识、文化自觉地提升，以民族精英为代表的民族自主选择与外部力量的直接干预相较，更能够建构出适应于本民族“生命烙印”和现代“渴望”的节日文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重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必然走向，强调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不自觉地忽视了微观下偶然性的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力量。事实上，变迁的社会是个体共同作用的社会。具象的节日仪式艺术的“分离与嫁接”表达出个体行动与习性的相互刺激，其结果通常又超越了意图或动机，呈现出不断“应激”的动态发展特征。
节日仪式的功能不同势必影响到仪式中的艺术的属性、特征与重构。“神话”、“唱辞”印刷为文字只能算是民间文学标本，但当巫师在节日的神圣时空中念唱的时候，它便是鲜活的，对应着民众的心理，隐喻了人类的生命开创、民族迁徙、战争、民族关系等。当然，当全球“去魅化”出现的时候，庙宇中的仪式艺术走下神坛，产生出新的特征。
再简单地梳理一下现代刀杆节中艺术的表现：1.传统与创新的共时并存，仪式艺术的变迁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更不是简单的从低到高的进化。一个村子出现两架刀杆、两个仪式场所，其一是民众自发组织，一年一次的神圣空间；另一个则是基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打造的场域，是以经济为驱动的世俗空间。两个空间，两种时间点却重合着大部分的仪式艺术。无论是哪一种属性，那些神圣的祈愿性歌谣、舞蹈、祭辞都必须完成，那么我们该如何生硬地说“这是展演”，“那是仪式”呢？2.仪式艺术的历时再造，暂且将仪式与艺术之关系不谈放置不谈，即使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刀杆节，其节日程式已从简单的香通“上刀山”、“下火海”扩展到一至两天的多功能的节庆仪式，其中以大嘎、三弦舞为代表的傈僳艺术符号成为民众期待的仪式部分，同时因地缘滋生出的利益关系，还出现汉族文艺队的加盟。那么我们该如何评判民众的自我选择，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综上所述，仪式艺术是置身于文化过程中的，它并非孤立存在，静止不动，它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历史还原，也需要对现代场域下的存在进行研究。从神圣到世俗，仪式到展演，从艺术的独立到艺术重新注入仪式的过程对应的是仪式艺术属性的转变，这正是由现代社会的转向所决定的，关于文化自觉、功能变化以及文化的再生产。当我们在探讨仪式中的艺术并将其看作是仪式周期中出现的高度复杂的文化现象的时候，需要去思考艺术审美背后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如何影响行为及其结果的思考都意味着对艺术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象事物，一段舞蹈，所属的艺术整体还包括服饰、行动、音乐以及表演的意义。这样，才能将仪式艺术置放于贴合的文化语境中寻求到它的特殊属性及其动态发展，我们才能去言说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自新的仪式艺术。
参考书目：
1.（法）皮埃尔 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 杨利慧. 仪式的合法性与神话的解构和重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 和晓蓉.中国仪式艺术研究综述[J].思想战线，2007.
论文作者:何马玉涓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1/15
标签：仪式论文; 艺术论文; 民族论文; 文化论文; 节日论文; 傈僳族论文; 神圣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8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