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苏洵苏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氏父子以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并列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苏洵、苏辙则重视不够。实则，苏洵之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善议论，以雄肆笔力见长；苏辙则“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上枢密韩太尉书》），议论之外亦善记叙，以疏宕文墨见长。本文通过对苏洵、苏辙所作议论、书信、杂记加以比较，以见二人文风之异同。
议论：纵横驰骋与纡徐委备
苏洵的《嘉祐集》中，有《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太玄论》、《洪范论》、《杂论》等，议论文的篇幅几及全书的三分之二。欧阳修曾对苏洵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这里所说的“子之文”即苏洵谒见欧阳修时呈上的《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亦即曾巩所谓“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苏明允哀词》）者。无疑，苏洵的议论文是《嘉祐集》中最精彩的部分。他正是凭借自己对经术和议论的兼擅而获得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说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荐布衣苏洵状》）。苏辙的《栾城集》中有《新论》、《历代论》、《进论》、《进策》、《秘阁试论》等议论文，计百余篇。《宋史》本传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当然，父子相比较，老苏的议论更为出色。
苏氏父子皆撰有《六国论》。苏洵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的观点；继而论述割地赂秦势必导致国家的破败，而六国中不赂者亦因赂者而亡国；最后，由古及今，感叹宋赂契丹西夏是“从六国破亡之故事”。作者满腔激愤，说理极为透彻，痛快淋漓的行文和深切激烈的感叹使作品充满磅礴的气势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苏辙的《六国论》由读史说起，称六国相继灭亡是因为“不知天下之势”。什么是“天下之势”呢？文章说：“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作者认为，六国如果团结一致，秦必不敢“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令人痛惜的是，齐、楚、燕、赵“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致使两国“附秦”，天下遂不可收拾。于是，就四国理应“厚韩、亲魏以摈秦”又展开论说，指出“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是六国破亡的根本原因。此文紧扣“天下之势”，逐层深入地议论，虽不如老苏那样纵横恣肆，但说理委曲详尽，笔调沉稳有力，亦不失为富于个性的佳作。
洵与辙又皆撰有《管仲论》，可作比较。老苏在文章的开头概述了管仲死后齐国大乱不止的史实，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的观点，新警的见识通过偶对的句式加以表达，显现出峭拔不凡的气势。作者把齐国动乱的责任归之管仲，提出齐桓公用了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乱人国者”，管仲身为相国，未能制止，直至病重，才说竖刁等“非人情，不可近”，为时已晚。接着先说管仲“将死之言”已无用，齐国“患无仲”，管仲一死，齐国必乱；再说桓公即使“幸而听仲，诛此三人”亦无用，因为其余小人未能“悉数而去”；又说管仲的失误在于“不知本”，“未能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先后三句反诘，加上一句感叹，对管仲的过失穷追深究，文笔紧凑，气势如虹。最后，文章将齐、晋两国加以对比，极言贤才在霸业的继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管仲未能举贤自代以至身死国衰发出强烈的感叹。客观而言，老苏所云不见得没有偏颇，但立论新颖，引人注目，确是其文的显著特点。而纵横驰骋的论说又极有力地阐明了观点，遒劲的笔力和饱满的感情相结合，那所向披靡的气势就不可遏止地奔涌而出了。
小苏论管仲，自称是阐发“先君之论”，但另是一副笔墨。篇首引“先君”之言曰，管仲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盖有以致此也哉”。原因何在？篇中反复叙说“三归六嬖之害”，指责管仲不能用人，而把国家大事付托于宋襄公。“智者盖至此乎”，“无已，则人乎”，“而况于家人乎”，一唱三叹，纡徐尽致地道出了齐国内乱的原因。下文，又详引古书关于管仲病危之际劝桓公勿亲近易牙、开方、竖刁的记载，批评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末了，以“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三句，重申前说，深咎管仲。从容不迫，侃侃道来，纡余委备，言必尽意，虽无苍劲之力、雄迈之气，却见柔中之刚、深沉之慨，这是小苏的特色。
书信：周折雄放与委婉尽致
苏氏父子的书信，最著名的当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与《上枢密韩太尉书》。两篇均属干谒文字，但都写得有声有色，不卑不亢。
苏洵上欧阳修书分三段。首段将诸君子的离合与自己求道之成与未成结合起来，极写对范、富、欧、余、蔡、尹六位朝臣的“慕望爱悦”之情。叙诸贤之离而复合以后，先卸去已故的范、尹二公，又卸去“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的富公和“远者又在万里外”的余公、蔡公，逼出“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的欧阳公，气势奔放而文笔曲折。次段盛誉欧阳文以见己知欧公之深。前说孟子、韩愈，中说欧阳，后说李翱、陆贽，以前后四人作陪，突出欧阳，极尽以宾衬主、委曲论说之妙。末段介绍自己的治学经历，将数十年的甘苦曲折道出，欲欧公知之。通览全篇，文思绵密而文词恳切，运笔周折而意气雄放。
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写于进士及第春风得意之时，在纡徐婉转的文字中，勃发着年轻才子逼人的英气。作者从为文应养气说起，论述求天下奇观、访名人贤士为养气所必需，故殷切希望能拜见太尉，末以当加强修养（自然是进一步养气），“益治其文”收束。实际上这是一篇以养气为话题的干谒之文。作者的笔墨由古到今，由远到近，由虚到实。先以养气引出孟子、太史公，又以太史公引出自身离家赴京的“周览”与“交游”，再以“交游”引出欧阳公，最后以欧阳公引出韩太尉，可谓翻跌起太伏，一波三折，言此意彼，其妙无穷。
行文曲折自然是苏氏父子书信文的共同特点，不同的是老苏笔势纵横，意气雄放，如《上韩枢密书》“似西汉书疏，雄辩可喜”（《静观堂三苏文选》），《上田枢密书》“文气力大，朗诵一过，令人文思勃勃”（同上），《上余青州书》“气势宏放，有一泻千里之态”（《三苏文范》）。而小苏年轻时的作品尚英气勃发，以后的书信则更多地显现出文思的敛蓄与深沉。如《答黄庭坚书》旨在赞美庭坚不以迁谪为意，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却从“家兄子瞻与鲁直”及“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的交情写起，说及诵读庭坚诗文而愿见其人，可知仰慕已久。又写“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更见心有灵犀，相知相通。下文，直抒对庭坚的无比钦敬之情，以为他胜过阮籍与嵇康，与颜回相比，也毫无愧怍，“目不求色，口不求味”，过着“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的生活，“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不能不令人万分感叹。全篇先作叙仰慕、说相知的两番铺垫，又以三位古人作衬托，在敛气蓄势上下足了功夫，这样，篇末对庭坚“过人远矣”的志节的赞颂，显得分外有力，堪称委婉尽致而意味隽永的佳作。
杂记：峻整劲健与疏宕袅娜
老苏擅长议论，所作杂记文远较小苏为少，但亦自具面目。谋篇严整是老苏记体文的显著特点。如《木假山记》是一篇托物寄慨的作品，它从“木之生”和木假山形成的艰难曲折，说到自己家有形如“三峰”的木假山，料想其亦历经磨难“而后得至乎此”，在赞美“三峰”的可爱可敬中，寄寓了人生蹇滞、际遇难期的深沉感慨。文章先记物，后发慨，层次分明，过渡自然，结构十分严谨，体现了作者谋篇布局的深厚功力。《张益州画像记》热烈褒扬治蜀有功的张方平，先概叙张氏治蜀的缘起、经过和结果，为下文的议论张本。接着，论说张方平在蜀地“有乱之萌，无乱之形”，将乱未乱的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实属极其不易，并指出其成功的原因是“约之以礼，驱之以法”，而有感于张氏“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蜀人必欲为之立像。这大段的议论使先前的记叙中已表现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张氏的形象从安民升到了爱民的高度。但作者意犹未尽，又颂之以诗，不仅深情抒发了百姓对张益州的感激之情，而且通过诗中对蜀人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的描绘，形象地展现了张氏治蜀的业绩，为此前的记叙和议论作了生动的补充。全篇先记事，后议论，再抒情，三者紧密结合，主旨鲜明突出，构思可谓尽善尽美。《极乐院造六菩萨记》极陈失去亲人的悲痛，亲人接连丧亡的不幸，以“又”字联缀的句式，不停顿地加以诉说，在峻急的文势中，伤感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苏氏族谱亭记》对乡俗之薄深恶痛嫉，“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遗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以下六个排比句，声色俱厉地谴责“某人”之薄行，文势如决堤之水，笔端有千钧之力。
小苏记体文的成就较为突出，有不少上乘之作，是其散文中最有艺术价值的部分。
《黄州快哉亭记》一落笔就写出了“江出西陵”的浩大气势，随之点出江边的快哉亭：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快哉亭上所见到的山川形胜，从俯瞰、仰观、远眺、近览等各方面加以描绘，不仅写出白昼所见，而且兼及夜间所闻。作者的笔触还从现实伸向过去，凭吊历史遗迹，紧扣“快哉”二字做足了文章。下文，联想及《风赋》中楚襄王与宋玉的一段对话，点明“快哉”的出处，抒情超然物外、无所不适的旷达襟怀。全篇由记事写景自然地转为抒情议论，文笔疏朗奔放，挥洒自如，腾挪跌宕，姿态横生。
《武昌九曲亭记》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更注意把写景与写人结合起来：
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废亭遗址太窄，而旁边又尽是大树，如何扩展？“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句，写出了苏轼专注地观察思索但未有良策不知所措的神态。雷雨毁掉一棵大树，“亭得以广”，苏轼乐了，说老天要帮他修成亭子。一笑一语把苏轼诙谐的个性传神地刻划出来。沈德潜评此篇“笔墨翛然”（《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六），确实，苏辙的文笔疏宕有致，而且，其中还不乏袅娜生姿的韵味。
风格：雄奇恣肆与汪洋淡泊
苏洵谈到自己“大肆其力于文章”时说：“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上田枢密书》）他还自述“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可见，他的创作颇得力于对前人的学习和借鉴。除了孟、韩、史迁、孙子等人外，苏洵所受的影响，主要还来自纵横家，王安石即指出“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见邵博《闻见后录》）。正是少年任侠与壮游的经历，落拓不羁的个性，纵横雄迈的意气，对“古今成败治乱”的关心，对谈兵论政的喜好，对“六经百家之说”特别是纵横之学的探究，造就了苏洵雄奇恣肆的文风。
老苏行文极其奔放，纵横恣肆而气势磅礴，开阖自如而雄辩滔滔。张方平谓其文“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文安先生墓表》）。《高祖》一文论说高祖预知有“吕氏之祸”，故安排周勃平乱安刘。既有此先见之明，何以“不去吕后”呢？“势不可也”。作者认为，这是为年轻的惠帝打算，“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但吕后毕竟是能救病却有毒的“堇”，故高祖“削其党以损其权”，以至于下令要杀掉吕后的妹夫、在楚汉相争中功劳卓著而“诸将所不能制”的樊哙。如何看待“于帝最亲”的樊哙其人呢？文章说，高祖健在时，“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谁能保证高祖死后樊哙没有不轨之心呢？作者揣摩高祖之意，而尽情驰骋其笔墨，全篇涉及众多历史人物，议论纵横，开阖自如，不乏雄奇的色彩。茅坤评曰：“虽非当汉成败确论，而行文却自纵横可爱。”（《苏文公文钞》）唐顺之评曰：“不循成说，实以斩哙一节，此犹高帝所或然者；独谓哙必与禄、产叛为已甚耳！扬之而在云，抑之而在渊，文中胸中之奇，不可禁御如此。”（《评注苏老泉集》）
苏洵极善于引物托喻，使说理益发明爽，行文更为畅达，且多腾挪起伏而不板滞。《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遭，变态万千，形容“天下之至文”；《六国论》以“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说明赂秦的危害；《御将》以“其志常在千里”的骐骥喻才大者，以“养骐骥”当“丰其刍粒，洁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喻应为人才的发挥作用创造优越的条件。最妙的还是《名二子说》，通篇以车喻人，形象地道出了轼与辙的个性。大苏才气横溢，豪放不羁，表里澄澈，不知收敛锋芒，后来在仕途上屡遭摧折，难怪老苏有“吾惧汝之不外饰”的担心。小苏为人谨重，“善处祸福之间”，宦海中虽浮沉不定，但毕竟“免”遭其兄那样的沉重打击。老苏的预见以生动的比喻道出，多么的奇特不凡与发人深省！
老苏用语警策犀利，颇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审势》的“治天下者定所尚”，《心术》的“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御将》的“御将难，御才将尤难”，《广士》的“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送石昌言使北引》的“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等等，皆是寓意深刻的警策之语，简炼刚劲，予人以启迪。老苏又喜用排偶，《项籍》云：“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谏论下》云：“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警策之语以排偶句式出之，更显得说理辩证而气势不凡。《上韩枢密书》向韩琦力陈驭骄兵之策，大段的排偶使文章表意周密而结构井然，笔意纵横而气势磅礴。楼昉谓此篇“词严气劲”（《崇古文诀》），这与排偶句的运用自然有很大的关系。
苏辙的散文风格亦自成一体。苏轼说：“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茅坤说：“子由之文，其奇峭处不如其父，其雄伟处不如其兄，而其疏宕袅娜处，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诸家所及。”（《苏文定公文钞》卷八）“汪洋淡泊”确实很能体现小苏文的风格。汪洋，言水之广阔无际；淡泊，与滔滔汩汩相反，形容水流舒缓，呈现出宁静平稳的态势。合而言之，谓小苏文蕴蓄深广而纡徐有致。因此，它不像父兄之文那样“奇峭”、“雄伟”，充满澎湃的气势，却以“一唱三叹之声”、“秀杰之气”、“疏宕袅娜”之姿而独树一帜。
小苏那冲和澹泊的文风的形成显然与他的个性有密切的关系。在《名二子说》里，苏洵就指出苏辙不同于“不外饰”的苏轼，深沉不露，故而“善处祸福之间”。据《瑞桂堂暇录》载，苏洵曾携二子谒张方平，方平谓洵曰：“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一个明敏而不外饰，故为文奔放不羁；一个谨重而不外露，故文风淡泊而沉静。苏辙自己也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苏籀《栾城先生遗言》）他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称欧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甚为推崇。不难看出，在接受父兄疏放洒脱的文风的影响的同时，他也以欧文为学习的楷模，把委婉纡徐、一唱三叹的艺术情趣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小苏与大苏一样，虽上下浮沉，历尽风波，但都能以顺处逆，面对困厄而不消沉。“谨重”的小苏以养气自厉，为文“不大声色”，其气度之宁静闲雅与大苏迥异。《吴氏浩然堂记》从“无求于深，无意于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浩然放乎四海”的江水，说到“足乎内，无待乎外，中其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未有不浩然者”的君子，从容不迫的论述中，可以窥见作者那阔大的襟抱和雍容的气度。《刑赏忠厚之至论》虽不像乃兄所作的那样纵横恣肆，气势磅礴，但考察古人治国的经验，论说实行刑赏的原则，侃侃而述，不急不缓，态度和婉，文气雍容，亦不失为佳作。
小苏不乏洒脱与旷达，也不乏气势奔放的作品，但给读者感受较深的还是为人之沉稳与文势之纡徐。《南康直节堂记》对杉树的深情礼赞，既表达了对直节堂主人徐望圣的崇敬，也抒写出自己守正不苟的情操。全篇紧扣“直节”二字展开，正写侧写，或叙或议，托物言志，借人说己，极见纡徐之文势。《汝州杨文公诗石记》感伤杨大年百余篇诗歌刻石委于荒榛野草之间，一唱三叹，文情不尽，尤近乎欧阳文之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