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允振[1]2005年在《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天然的不可缺少的载体。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重大,美国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198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美国华侨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社会政治地位的逐步提高,他们愈来愈认识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维护和增进美国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性,他们自觉地加大了影响中美关系的力度。本博士论文主要从中美关系的视野,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从华人移民美国和美国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的历史视角,对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加以简要的历史回顾;然后,就1980年代以来美国华侨华人关注中美关系的动因、美国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表现、制约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作用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美国华侨华人影响中美关系的前景进行分类分析;最后,就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影响进行分析,指出中美关系从宏观上影响美国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在微观上影响中美关系,华侨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多种力量的合力。
罗娟丽[2]2013年在《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报道的倾向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了叁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无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对自身国际形象塑造日益重视，因为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有助于中国国际声望的提升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政治上的影响力、经济上的竞争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实力的上升也带来了与其他国家利益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复杂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由于有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未来走向不太确定，考虑到自身安全、政治和战略，它们对于中国进步给予的更少是赞扬、鲜花和掌声，而更多的是批评、质疑与防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垄断了大部分国际新闻的报道和发布，成为世界各地民众获得国际事务认知主要渠道，因此它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对塑造人们的中国印象具有重要影响。它们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不得不惊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与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崛起担忧和发展意图的怀疑，它们更加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军事实力、社会矛盾、环境污染、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等等问题。基于作者较长时间对美国媒体的观察，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增加并没有使国外民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反而让中国的形象塑造和舆论宣传处于更加复杂，甚至是不利的状态。媒体是新闻和时事的来源，它们无所不在地塑造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观念，它们影响公众对事件和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的判断，因此，学会理解、阐释和批评媒体所描述的内容和包涵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媒体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应该予以关注，因为媒体对新闻内容的选择和报道方式不仅决定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感知，更关键的是，媒体的报道很大程度上还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政策倾向。论文试图通过更全面的分析，更深刻地理解在全球化影响下国际交往更密集的今天，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公众舆论是如何被建构的，弥补中美外交关系研究中对媒体作用分析的不足和偏颇。中美关系高度的政治性，媒体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研究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更能体现美国媒体议程的影响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从政治学角度解读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更深层次的原因。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美国媒体的研究，学会如何阅读、理解和批评美国媒体，减少美国国际话语霸权对中国问题的操纵，获得与美国媒体交流的技巧和艺术。通过研究美国媒体，中国可以更多地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力量以及人们对华观念和态度的来源，从而赢得对美外交中相对较多的主动权。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用“妖魔化中国”来分析和解释美国媒体也许过于简单和片面化，反过来也有“妖魔化美国媒体”的嫌疑。美国媒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又微妙，很难判定它们就是一种简单的“谁决定谁”或者“谁影响谁”的关系。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是由谁来决定的？美国政府？利益集团？公众？还是媒体自身？哪种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它们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的决定权？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对美国叁份精英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叁份报纸，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叁个主题——与“中”“美”“关系”相关、与“中国”“军事”相关和与“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进行分析，归纳分析媒体报道中国问题的倾向和规律。本文选择的数据是叁份报纸从2010年7月1日-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2396篇文章，作者对数据的文本进行分析，主要从媒体报道的内容和题材、采用的消息来源和报道中国问题的态度叁个方面特征对媒体的报道进行解读和评价。研究最终目的是通过分析媒体报道中国问题的倾向性，另开一扇全新的分析中美关系的窗户，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林凡[3]2016年在《中美电视广告创意理念及视听艺术的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在创意理念和视听艺术等方面,中国电视广告与国际化水准较高的美国电视广告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何取长补短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已成为中国电视广告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论文以中美电视广告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研究方式,通过梳理中美电视广告发展历史、创意理念和视听艺术,剖析中美电视广告经典案例,探寻中国电视广告发展的特色之路。在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以艺术学理论为主,以市场营销学、广告传播学等相关理论为辅,将全文划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前人的不足,指出本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意义等;第二部分通过文献综述对比中美电视广告的发展并总结两者的发展特征;第叁部分通过并列陈述中美电视广告创意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变迁,之后对比研究两者的创意理念特征;第四部分为从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视听剪辑叁个角度进行分别阐述,然后对比研究两者的视听艺术特征异同;第五部分简要探讨了中美电视广告创意理念和视听艺术的相互关系;第六部分为本论文的结语,在前文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电视广告特色发展的观点和建议。
胡忠丽[4]2004年在《广告语言与中美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的人们开展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工具。同时，广告还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文化的影响，又承载并反映着文化。而语言则是实现广告的特定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本文旨在从广告语言的角度来对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英国着名人类学者Taylor(1871，1)曾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习俗及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和习惯的综合体”。我国着名学者张岱年和方克力(1994，5)则从四个层次给文化加以定义：一、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态文化层；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叁、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约定的以习俗为形式的行为文化层；四、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文中大部分与广告语言有关的文化内容都在Taylor及张岱年和方克力所指的文化范畴之内。 介绍了中美广告的发展史之后，文章的第二部分阐述了广告的文化属性，广告作品由语言文字、画面、音乐等要素组成，其中语言文字是广告内容的主要信息载体，广告语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必定会折射出一定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使其所代表的商品或劳务在进入市场时，能引起文化、语言、风俗和美的联想，从而得到市场中潜在客户的认可和欢迎，这就是广告的文化属性。广告的文化属性体现了民族性的特点，也体现了特定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心理、信仰、价值观等，以下各章节则对广告文化属性的具体表现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第叁章分析了广告语言中体现出的中美价值观的差异。第四、五章分别从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以及宗教信仰、道德标准等方面对中关广告语言进行了研究。第六章则通过对广告语言的分析，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比较，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美国人偏好抽象思维；中国人喜好含蓄的表达方式，而美国人则更直截了当。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语言的翻译工作日显其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广告语言为媒介，对中美
韩丽红[5]2009年在《美国传教士在晚清中美关系中的角色研究（1830-1860年）》文中提出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带着传教的使命进入中国,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在世俗世界特定影响下,自1830年起相继踏足中华帝国。由于是最熟悉中国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美国人,因此,不少传教士介入了晚清中美政治,从而对中美关系的开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来说,美国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主要媒介,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对美国而言,美中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确立,美国传教士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大批美国传教士在传教之时,不自觉地承载了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教育、出版印刷、医疗慈善等事业方面;在先进政治思想的传播、社会习俗转变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因此,对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美关系中角色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第1章,绪论概述了学者对美国来华传教士及晚清中美关系研究的现状,本选题的意义及研究思路。第2章,主要阐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背景及艰难。主要讨论美国传教士来华的宗教原因、英国海外传教运动对美国的影响、中美早期贸易与传教运动的结合;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禁教政策,成为传教运动最大的政治障碍。除此,有语言、文化障碍等。第3章,介绍了美国传教士介入中美关系的政治活动。主要探讨美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美国传教士参与中美外交条约的签订,解析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作用:美国传教士推动了早期中美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第4章,阐述了美国传教士与中美文化交流的活动。美国传教士来华在教育、出版印刷、医疗等事业方面,为中国社会作了有益的工作。第5章,阐释了美国传教士来华后对两国产生的影响。对美国而言,对美国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起了桥梁作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而言,增强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认识;对中国思想界“开眼看世界”起到启蒙作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结语部分,总结了美国来华传教士介入中美的活动,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阐述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各种传教及政治活动,分析其原因及造成的历史影响,认为美国传教士是两国关系建立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既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又影响了中国对美外交。他们充当了19世纪中美关系的主要角色。
赵轩[6]2014年在《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文化输出是当代国际文化关系领域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美国是文化输出的典型国家。本文考察的是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文化输出战略。本文关于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的研究从驱动因素、基本目标、实施路径、效应评析和美国文化输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之策等五个方面展开，综合构架起关于全球化时代国际文化关系领域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一章通过考察美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本源、理论本源和国际国内环境分析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的驱动因素。第二章考察美国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独特背景，分析构成美国文化的基本要素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阐述冷战后作为美国文化输出主要目标的民主输出和大众文化输出。第叁章依据全球化趋势、世界格局和输出主体的特点，在公共外交、媒体话语权、对外文化贸易叁个方面分析和阐述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的实施路径。第四章从国家、国际和全球的层次或领域出发，考察美国文化输出战略对美国自身发展、国际关系格局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第五章在分析未来影响美国文化输出主导因素和美国文化输出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正确认识美国文化输出的两面性、着力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和全力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叁个方面阐述应对美国文化输出的基本策略。
邵静[7]2011年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和美国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的代表国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崛起,美国对其产生的矛盾情绪与日俱增,既寻求合作,又借机打压,可以说是既爱又恨,美国针对中国的这种复杂情绪在其大众媒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言而喻,目前,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仍然是建构世界印象的最为有力的途径;美国媒体,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声望较高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它们逐渐成为了塑造中国形象、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阵地。本文在这一大背景下,分别从样本分析、框架总结和比较、框架过程探究、媒介框架与国家形象等几个方面对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近千篇涉华报道进行了研究。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不仅详细梳理了国内外涉华报道研究的现状,分别总结了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的特点,还在这一总结的基础上引入了目前较为新颖的框架分析法,利用2009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近千篇的涉华报道样本,对美国主流媒体中涉及到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框架进行了归纳、思考与运用。为了有理有据、有条有理地论述本文所涉及到的主体内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将全文分割成了包括“绪论”、“主体”以及“总结”等叁大部分在内的共七个章节。在“绪论”这一章节中,笔者首先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现状与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等问题相联系,找到了对“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背景与意义。随后,笔者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纸质媒体中的涉华报道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总结与比较,由此找到了本文的切入点,引入了框架分析的方法,并对其四个分析取向,两个分析路径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和探讨。最后,为了使论文的主体部分显得科学、有条理,笔者又搭建出了一个紧凑、可行的论文框架,利用清晰形象的模式图展现出了全文的架构。在本文主体的第一章节中,主要研究的是2009年《纽约时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主要采用了主题分类的方法,主要对其中的政治类、经济类和民族宗教类等叁类报道进行了研究。在这叁类涉华报道中除了民族宗教类报道的负面性较强之外,在政治类和经济类报道中均未发现普遍的针对中国的负面倾向,《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总体上还是较为客观的。但是,在这些涉华报道中,框架建构手段方面的倾向性还是存在的,主要建构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中国形象,即虽然有不可掩饰的进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是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时,摆出了明显的“旁观者清”的姿态。在本文主体的第二章节中,主要研究了2009年《华盛顿邮报》中的涉华报道。笔者以版面为分类标准,分别对其中的“头版新闻”和增刊中的“中国专题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华盛顿邮报》2009年的涉华报道中具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虽然在框架的建构手段上有一定的倾向性,且选题中的负面性特征较为明显,但是该报也注意到了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这一框架的建构。当然,“中国专题新闻”这一体现“中国主流媒体声音”的增刊存在本来就体现了《华盛顿邮报》注重公正、平衡报道的原则。在本文主体的第叁章节中,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归纳和比较,将较为分散的个案分析结论进行集中性的统一分析,并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框架建构方法与框架建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既分别归纳出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2009年涉华报道的主要框架,也对两者进行了细致地比较,从而得出了如下结论:在新闻来源和报道切入角度差异性明显的表相之下,隐藏着《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框架同质(主要表现为各主题主导框架同质)的深层内涵。在本文主体的第四章节中,我们对上文中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根源性的追溯,从框架研究的理论前提入手,以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框架的具体建构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找出相应结果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论述内容包括了媒介框架研究的理论基础、媒介框架的建构过程与影响因素、媒介框架的作用与评价等叁个方面。最终,我们认为,媒介框架是普遍存在的,且并无对错之分;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媒介框架,其积极和消极作用是并存的;理性对待媒介框架是研究之根本,将媒介框架为我所用才是始终的王道。在本文主体的第五章中,主要探讨了美国主流媒体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界定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并对不同时期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还对本文中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总结,一共总结出了五个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即迅速崛起、引发忧虑、利益独大、问题重重、专横独断。此外,为了探索研究美国媒体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本文又对美国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之后,笔者还对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负面中国形象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负面形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地探究。在本文的结语部分,笔者不仅纵览了全文的内容,还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全面性等方面归纳出了本文的优点与不足。最终,鉴于目前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结语部分还对“涉华报道框架研究”这一课题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几点建议。
罗丹[8]2012年在《透过广告看文化——试用五个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中美酒店广告》文中提出人们对汽车广告语言,化妆品广告语言,手机广告语言等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比比皆是,酒店广告语言却几乎无人涉足。霍弗斯特德(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广泛的应用。本研究从文化角度,运用霍弗斯特德(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理论对中美酒店广告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旨在发掘并阐释酒店广告语中的文化因素,同时,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对酒店广告语言的关注和给酒店广告语设计者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何英[9]2004年在《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共分五章,以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为理论基础,以1999年炸馆事件和中国威胁论为平台,分析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和规律。第一章是全文的起点和铺垫,简要介绍了美国媒体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结构和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导的特点,提出了美国媒体对华报道欠公正此核心议题,指出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原因在于美国媒体与中美关系结构、美国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中美两国舆论和民意的建构主义互动。第二章是案例考量,炸馆事件是1989年后中美关系曲折反复的缩影,体现了美国媒体与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两国舆论和民意的互动。一方面,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源头,美国媒体的报道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在炸馆事件报道中对中国的严重缺乏了解和误解,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述复合作用产生的民意影响了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对中国的观感,最终在其对华决策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体现和反馈。第叁章也是案例考量,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威胁论”报道中,美国媒体记者与中美关系结构以及美国国家利益的互动。一方面,美国媒体对美国“领导者”身份和中国“威胁者”身份的认同使“中国威胁论”成了美国媒体的价值观,美国媒体自身在报道中又进一步张扬了“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媒体对华报道虽未言明,但实际绝对参照的标尺,美国媒体在具体报道中进一步突显了美国国家利益。第四章是论文核心部分,详细阐述了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对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解。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会性建构。观念是确定国家身份的根本因素和国家利益的根源。观念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认同,并与身份和认同一起共同塑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也不断被它们强化,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就是这样被构建的。互动是被建构而成的,自我和他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共同界定了对方的身份。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建构的,美国媒体的国家利益观就是观念、身份、认同与利益的共塑与融合的结果。第五章在前几章论述的基础上,对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作了补充和完善。同时提出了叁个重要理论命题:一是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体现了学习进化理论的
张润[10]2011年在《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旨在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为理论视角,运用综合、案例、比较等技术方法,研究毛泽东的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本研究的新意和独特之处在于,从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并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诸多具体历史案例入手,基于丰富的史料,通过分析它们与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从多个历史侧面来揭示该战略的实质、影响、后果、特征、前提和所面临的制约,从而拓宽了这个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视野,深化了对毛泽东的这场外交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的理解。论文所涉及的具体历史案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60—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中美苏大叁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以及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叁个世界战略理论。中美战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对各自来说都是头号的苏联威胁。但仅此不足以提供双方合作的充分条件。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毛泽东不可能为了联美抗苏而牺牲一个中国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台湾问题事关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利益,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内政和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同样不可能为了联华制苏而完全舍弃台湾。为了抗衡苏联这个共同和最高利益,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势在必行。妥协的内容,对于美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开承认,和公开或私下做出的在将来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对于中国,是在美国依然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继续在台湾驻军和维持美台防御条约以及拒绝放弃保卫台湾的义务的现状下,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部分地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承认但迟迟不履行“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毛泽东被迫拒绝美方提出的部分军事交流计划。双方战略合作的效力因而受到一定影响。毛泽东兼顾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统一利益的政策,表现了其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70年代初仍在持续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间接为敌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双方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在既已先后明晓美国卷入印支战争的防御性动机和退出印支的意图之后,特别是在面临着难以逆转的苏越接近的趋势、觉察到越南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抱负之后,毛泽东依然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统一战争和印支叁国革命,主要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在帮助越南完成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的同时,既维护了国家安全这个最大利益,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从南边包围中国的意图的实现。这一后果与联美抗苏的政策意图是有冲突的。但毛泽东在美越谈判后期对中国立场的微妙调整,帮助美国部分实现了其体面退出印度支那的意图,为毛泽东强化其联美抗苏战略即提出“一条线”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前提。“一条线”和“一大片”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和孤立政策,是联美抗苏战略的手段,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这个策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遏苏联的地缘扩张和孤立苏联的意图。但由于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估计不尽符合部分相关国家的利益,总的说来毛泽东未能实现其孤立苏联的策略初衷。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视角看,此策略的受挫部分地源于毛泽东所固守的以反苏划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是比美国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缓和是“一条线”未能建立起来的直接原因。7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基于其不完全与中国一致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威胁的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和与苏联共有的避免核大战的愿望,在维持对苏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对苏奉行长达十年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之得以推行和部分成功,还在于美国在中美苏大叁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主动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奉行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注意：并非国家间关系领域)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立场使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缺少足够的弹性,失去了本应拥有和一度拥有的叁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进而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淡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能够与此前的头号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对世界革命的执着追求,包括支援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府革命武装,支持国际上几乎一切反苏力量。在支持反苏力量这一点上,世界革命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达到了一定的统一。但世界革命外交客观上也疏远了“一大片”策略所欲联合或中立的部分国家,因而也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传统的、强调战争与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使得毛泽东对具体的中美军事合作持消极态度,也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革路线所强调的反修防修既便利了联美抗苏战略,也妨碍了该战略的充分实施。部分基于对“一条线”策略和革命外交的反省而提出的叁个世界战略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反映了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对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多极化和初露端倪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某种领悟。其彻底放弃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与联美抗苏的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其强调苏联威胁甚于强调美国威胁的明显政策意味,为联美抗苏提供了更少意识形态的和间接的战略辩护。综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妥协为联美抗苏战略提供了前提。毛泽东在印支问题上的政策和其对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的坚持,同时构成了联美抗苏战略的前提和制约。它们都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于联美抗苏战略的复杂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改善、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美国在叁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都是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和后果。从地缘政治上看,联美抗苏的实质是叁角格局下与美国结成的准同盟；从毛泽东所笃信的意识形态看,其实质是革命统一战线。他在联美的时候始终没有放弃他所理解的革命。联美抗苏外交的两大特征,是默契和务虚。这种特征的根源部分地来自台湾问题僵局,就中方而言,也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制约有关。总的说来,联美抗苏外交是毛泽东的既英明又不彻底的外交革命的产物,并受到这种不彻底性的妨碍。英明表现为,这个外交战略在实践上是非意识形态外交的典范。不彻底性表现为,他在对该战略的理论阐释上未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利益的原则,及他所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的意识形态外交和文革路线妨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这种不彻底性同时来自历史环境的客观限制和毛泽东个人的自觉选择。把台湾问题、对印支政策、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与联美抗苏战略相隔离的切割策略,即在实际操作中使前四者和联美战略并行不悖的做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这个战略的干扰。这一做法,同时反映了毛泽东的英明和局限所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叁个精髓,即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和独立自主不结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和与其相关的、本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外交政策、战略和策略的成就和局限的反思基础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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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报道的倾向性分析[D]. 罗娟丽. 中国政法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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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传教士在晚清中美关系中的角色研究（1830-1860年）[D]. 韩丽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6]. 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输出战略研究[D]. 赵轩. 吉林大学. 2014
[7].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涉华报道研究[D]. 邵静. 上海大学. 2011
[8]. 透过广告看文化——试用五个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中美酒店广告[J]. 罗丹. 青年文学家.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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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研究[D]. 张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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