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消费观的生成路径及理论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特质论文,路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消费”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它与“再生产”概念一道，支撑起了当代资本主义权力建构的重要平台。从经验现象的层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消费的世界。但如果我们全盘接受这些批判理论家的观点，即把消费过程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层面，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特别强调的生产过程放在一边，那么，我们的解读方法是否就不自觉地站到了这些批判理论家所采纳的静态的经验社会学方法的层面上？我们是否忘记了追问如下问题：鲍德里亚等人所要探究的资本统治权力的建构框架本身是否是一种自然的、天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在默认资本统治权力体系的当然性的前提下去研究这种权力体系的建构逻辑，这在社会学的维度上的确是有学术意义的，但如果以此来否定历史发生学维度的解读逻辑，如基于生产过程的解读逻辑，那会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后果呢？再进一步，如果我们以为上述经验社会学维度的解读方法是当代资本主义消费问题上唯一正确的解读方法，那么，从本质上讲我们是否已经陷入了经验社会学的意识形态框架中间？当我们把解读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社会权力的建构逻辑的探究，而是扩大到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过程的完整研究，并希望从中得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可能性结论时，我们似乎更应当拥有一种宽广的解读视域，即把消费这一问题放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来加以看待，而不是仅仅放在权力建构的解读框架中。为了更清楚地把握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消费过程问题上的观点，并以此来为我们确立科学的解读视角提供一些启示。 马克思是从1843年10月的《巴黎笔记》开始才进入到对资本主义消费过程的研究之中的。由于他在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批判，因此，在摘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他侧重于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及交换过程的批判性解读。因为对于持人本主义理论立场的青年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谈到消费问题时所展开的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一致性等问题还无法凸显出明确的学术意义。换句话说，青年马克思此时还不具备对上述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学术批判能力，他事实上只能把消费关系拉到交换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剖析。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第一次就消费问题进行专门的摘录和评论的。但仔细研究这一文本中的第四部分即“论消费”的部分，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在马克思摘录的第一段文字中，穆勒的重点其实是经济学上的供给等于需求的观点，“如果我们谈到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供给等于它的需求，那么我们谈的并不是一种或两种商品，而是想说，该国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整个说来等于该国能够提供交换的所有商品。尽管总的说来供给和需求相等，但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某种或几种单个商品的生产多于或少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2页)应该说，如果仅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穆勒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想证明的是生产与消费是一回事，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事实上，他只是在谈到需求的条件的时候，才涉及了交换的问题，“拥有等价物品是任何一种需求的必要基础。一个人想占有某些物品，但是又不提供什么东西来换取这些物品，那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同上，第33页)但从青年马克思在紧接着这段摘录的评论部分来看，他抓住的恰恰只是上述观点中关于交换的内容。“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因此，我们的交换也就不可能是那种证明我的产品……是为你而生产的产品的中介运动，因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物化。问题在于，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同上，第34页) 马克思的这一段评论文字很长，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商品交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的观点来展开的。他把消费活动仅仅当成了交换活动的一种自然延伸，因此，对资本主义消费过程的批判也被拉到了对交换活动的批判之中。至于穆勒讲到的供给等于需求的观点，马克思此时还不具有批判它的能力，因为这要涉及对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国家观或社会观之抽象性的批判问题。而这显然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此时的马克思在主导思路上只具备抽象人本主义的理论水平，这就是他即使在谈到消费问题时也从交换关系入手来展开学术批判的原因。 在这一部分的第二段摘录中，穆勒更加详细地对供给等于需求的观点进行了论证。他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尽管在事实层面经常会出现商品的过剩，但这也不能否认供给等于需求观点的正确性。“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供给过剩的商品跌价，而短缺的商品则涨价。前一种商品跌价，很快会由于利润减少而把一部分资本从这类商品的生产中抽出来。短缺商品涨价，就会把一部分资本吸收到这个生产部门。这种运动一直要进行到利润平均化为止，就是说，一直要进行到需求和供给一致为止。”(同上，第39页)穆勒在这一段文字中围绕上述核心观点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此时的马克思连上一段摘录中关于供给与需求一致性的总体观点都没能力加以批判，更不要说对此段文字中的内容进行分析与批判了。有趣的是，在这一段摘录中，穆勒只是在最后一小节才谈到了政府的消费问题，但在紧接着这段摘录的评论中，马克思对穆勒的核心观点偏偏不展开评论，而只是就政府的消费这一附带的观点进行了简短的评论。必须承认，由于哲学方法论及经济学研究水平的局限，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把消费当作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来加以探讨。对他来说，消费只是商品交换关系发生之后的一个自然活动，因此，对交换关系的批判就是对消费关系的批判。 随着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水平的提高，他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解读能力也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与恩格斯一道)借助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的批判，表达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新观点。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为了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和消费一致性的原理，格律恩先生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的最庸俗的原理；而为了利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删去了其中必要的中间环节，从而把它们变为最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3页)也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已清晰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需求与供给一致性的观点已经够庸俗的了，但格律恩事实上连这样的水平都没有达到，他所做的只是把经济学家的上述结论直接与抽象人道主义的理论立场嫁接起来，从而不仅使其理论沦为最纯粹的幻想，而且还直接起到了把现存制度神圣化的作用。 让我们来对格律恩的观点作个简要的说明。他指出：“在理论上和在外部现实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彼此分开，但是按其本质来说，它们是没有区别的。”(同上，第610页)格律恩举例说明了这一观点。譬如，一种烤面包的生产过程，由于它需要消费面包、水、牛奶、鸡蛋等，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过程；同时，由于它为其他人创造了消费对象，因此，对其他人来说，这种生产就意味着消费。反过来，消费也意味着生产。譬如，当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看起来只是在消费劳动产品，但实际上也在生产新的书，“因而也生产新的纸张、新的活字、新的印刷油墨、新的装订工具；如果不只是我读它，如果还有另外一千个人也在读它，那末我们由于我们的消费而生产新的版本，也就是说生产发行新版本所必需的一切材料”。(同上)从表面上看，格律恩此处的论述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要说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相比了，即使是跟马克思后期的相关观点比较，也不会有太大的出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也曾说过“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页)但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是把这种观点放在“一定”的层面上来讲的，或者说是放在科学的“抽象”层面上来讲的。它如果要用来指证或分析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或消费现象，还需要有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即使是穆勒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谈论上述观点时，也是通过利润平均化这一中介来解读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的。可格律恩却直接把这一结论认定为应有的现实，而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指认为“颠倒的世界”，并说这种“颠倒”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在生产与消费、工作与使用之间放上了价值和价格的概念，“总而言之，工作和使用是没有区别的。只有我们的颠倒的世界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在它们之间放上价值和价格的概念，并用这种概念把人和社会分为两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0页) 在格律恩看来，只是因为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像人一样地消费，所以才会出现价值、价格这些硬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概念。其实，“消费是生产的标准，而不是相反”(同上，第614页)，“如果你宣传消费者的社会自由，你就会得到生产的真正平等”。(同上)经过格律恩这一解释，对生产和消费平等的追求便不再是一项历史的事业，而变成了一项通过“宣传”便能实现的活动。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当然是不可能同意格律恩的这种观点的。在他眼里，格律恩关于生产、消费等问题的理解在根本上是非历史性的，他压根儿就没区分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跟其他社会形态中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区别，从而注定了他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生产与消费活动都具有社会历史性，其内部所具有的各种矛盾也只有通过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格律恩先生还忘记了，现在生产面包是用蒸汽磨，而以前是用风力磨和水力磨，更早的时候是用手推磨；生产面包的这些不同的方式完全不取决于他吃面包这一简单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生产的历史发展，而‘大规模生产的’格律恩先生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格律恩先生甚至也没有想到，随着这些不同的生产阶段产生的还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如果不研究这些生产方式中的每一种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制度的实际改变，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2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格律恩是因为根本不懂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些真实关系，所以才会沦落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才会乌托邦式地用所谓的像人一样地消费的精神教育来解决现实的消费问题。他之所以不从生产出发，而从消费出发来展开自己的解读路径，无非是满足于用类似像人一样地消费的空洞词句，来回避对现实生产活动的解读，回避对现实生产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关注与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正是那些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同上，第614－615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已经具备了消费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 他的这种新的理论视域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有清晰的表现。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立场出发，把消费解读为非历史的、抽象的个人行为。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6－87页)显然，这种观点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各种矛盾关系的观点的一种继续。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蒲鲁东与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格律恩共享着一种方法论的缺陷，即非社会历史性。对这种观点的批判事实上只要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就可以了，因为只要把现实的生产及消费过程的真实内涵展现出来，就可以揭开他们观点本身的乌托邦特性。正因为如此，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完全把握社会组织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的具体内容，还没有把剩余价值剥削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联系起来，但这已经不妨碍他对蒲鲁东进行有效的理论批判了。 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此时只是简单地延续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得出的观点。事实上，他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等问题的理解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思想进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尽管在政治上是明确地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的，但在理论逻辑上还没有把阶级概念清晰地纳入其中。譬如在批判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他主要还是从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力量等方面来加以说明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但到了《哲学的贫困》中，情况就不同了。在批判蒲鲁东抽象的社会观时，马克思指出：“但是蒲鲁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不再仅仅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点。也许有人会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这在表面上看是正确的，但实则不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化。而恰恰是这种具体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生发出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具体化理解，譬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决定消费的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是如何注定不可能与生产相一致的，即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如何注定会发生的。而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研究的内容。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研究消费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问题了，这也决定了他必然在这一问题上得出比以前更为深刻和丰富的结论。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就“一定”层面的生产和消费之关系问题提出了非常精彩的观点，而且还就“特定”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是跟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而得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直接相关的。在科学的“抽象”层面，即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层面上，这两者之间会显现出非常丰富的内容，但在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两者的关系又会以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之特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像格律恩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或者像蒲鲁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一般的消费过程与资本主义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重要区别，从而使自己对消费的理解沦落为一种抽象的解读。 马克思首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对“一定”层面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解读。在他看来，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0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清晰地阐明了他所理解的消费无疑是一种社会经济过程中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个人行为。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他看来，生产过程的确同时是一种消费过程，反过来，消费过程的确也同时是一种生产过程。但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清晰地看到在上述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首先是“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上，第33页)其次是消费生产着生产，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一种产品只有在消费过程中才成为真正现实的产品，而且更是因为消费创造了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同上，第34页) 说实话，马克思的上述论述粗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似乎跟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差不多。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两种观点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穆勒尽管强调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致性是建立在以利润平均化为中介的动态平衡之基础上的，但他实际上只是在数量的层面谈到了消费为新的生产创造了需要、生产也为消费创造了材料等观点。穆勒的观点没有涉及生产与消费活动的社会历史属性，这使他一方面没有关注到马克思在上述观点中所提到的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等观点；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已经提到的观点上，穆勒也由于缺乏社会历史过程性的解读思路，因而只能停留在经济学的数量的层面上而不是以社会历史性为核心的质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些观点。譬如，当他说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时，他只是在需求与供给的数量维度上的动态平衡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一问题的。他的观点中不包含特定形式的生产过程创造与之相呼应的特定形式的消费材料的思想，也就是说，穆勒的观点是不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维度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对马克思来说，虽然“导言”中的这些文字给人以一种仅在“一般”层面上来展开其观点的感觉，但实质上马克思却是在“一定”层面上来表述其观点的。当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为消费创造出规定性时说“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同上，第33页)时，他所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把“一定”与“一般”区分开来的重要性。笔者以为，“一般”是与“个别”相对的，它主要强调与“个别”的区别，即使是谈到在一定条件下“一般”与“个别”的相互转换时，也只是强调可能发生相互转换这一客观事实，而不侧重于关注这种转换的过程本身。而“一定”则不同，它是与“特定”相对的。它虽然不等同于“特定”，譬如当我们说一定的生产形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形式时，当然不是在说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决定资本主义的消费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本身已经蕴含了向“特定”的理论开放性。也就是说，当马克思在讲一定的生产形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形式时，他脑海中已经具有了各不相同的特定的生产形式决定与此相对应的特定的消费形式的观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一定”本身就具有“具体的”、“历史的”内涵。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导言”中在“一定”层面上所表述的上述观点，并非仅仅是对经验层面的生产与消费这两个事实之间的某种关系的指认，否则，马克思就不可能得出生产决定着消费的方式等观点，穆勒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一定”是以丰富的“特定”来支撑的，就像他在“导言”第三部分中所说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导言”第二部分中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所说的上述观点，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非特定性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这些观点的规定性本身，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有真正的适用性。譬如，当马克思说生产创造了消费的方式时，他并非试图像穆勒那样在一种抽象的社会概念中谈论生产对消费的影响，而是想表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封建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决定了封建主义的消费方式。他在此处所讲的其他观点也都可能按照此种思路来加以深入的解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准确地抓住“导言”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其他论述之间的学术关联性，因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正文部分及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而非一般性的经济过程。马克思的“一定”就是他所说的科学的“抽象”。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展开路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对消费问题做出了相当深刻的阐述。首先，他明确地指出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同上，第35页，译文有改动)就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问题，马克思更是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其消费活动的决定作用。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把生产和消费当作一回事，就是因为他们是从抽象的社会观点出发的。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天然的、合理的社会，因而其社会观必然是抽象的，“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同上，第393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客观现实中的消费无疑是由其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不要把雇佣工人的消费想象成一种充分的消费，想象成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规避生产过剩危机的消费。以价值增殖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会把大部分的利润投向不变资本而不是可变资本中去，由此，工人不是不愿意拿钱出来消费，而是不可能有钱来实现充分的消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消费过程的这种把握，是跟他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的解读思路相对应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至于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消费只再生产一种东西，就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71页)的观点，而且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还提出了“社会消费力”的概念：“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73页)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与绝对消费力不同的社会消费力概念，就是因为他的消费观已经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 其次，马克思也谈到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在他看来，的确存在着一些因素在诱使工人以消费者而不是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譬如，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人有可能凭借一定的积蓄而扩大自己的消费，“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47页)而这种基于一定积蓄的物质享受还会带来更加麻烦的结果：“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产业进取精神。”(同上，第250页)也就是说，消费在一定条件下会使工人遁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之中。这种观点比较清楚地诠释了“导言”第二部分中所讲的消费创造了新的生产的需要的观点。但切不可认为马克思就此会得出工人陷入观念拜物教的泥潭而不可自拔的观点。必须始终记住，马克思此处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消费活动。因此，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人用一定的积蓄来享受的，只是一定的生活资料，而不可能是财富，“工人可以进一步把铸币变为货币，进行积蓄，这种情况恰恰只是证明，工人的关系是简单流通关系；他可以或多或少进行积蓄，但是他超不出简单流通的范围，他只能通过暂时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来实现所积蓄的东西。”(同上)这就是说，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即使能够享受到更大的消费，也改变不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当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推动着经济危机的出现时，工人所具有的那种所谓的产业进取精神就会像泡沫一样迅速地破灭，并进而挣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14页) 因此，马克思并非不关注消费的意识形态功能，他只不过不像后来的鲍德里亚那样仅仅从消费入手来谈论这一问题罢了。他是把消费当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来看待，进而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消费问题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方法决定了他不可能相信社会等级是由消费活动所建构起来的，因为能够建构社会等级的那种消费活动的规定性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另外，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相信工人真的会永远陷于观念拜物教之中，因为观念拜物教尽管可能被消费活动所建构起来，但它最终会被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彻底解构。应该说，马克思在消费问题上的这种解读，不仅对于我们准确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而且对于我们深入地分析我们自身所遭遇的消费困境都是很有帮助的。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学家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论论文; 蒲鲁东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