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朗气旋”与我国粮食战略的选择_大米论文

论“布朗气旋”与我国粮食战略的选择_大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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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下半年至今,我曾三次到国外参加国际研讨会,所接触的外国学者几乎都在问我: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中国粮食到底会不会出问题?若出问题,是出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中国如何保障粮食不出问题?……

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实态倍受国外瞩目。然而,国外对我国粮食问题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尚属首次。可见,去年八九月间刮起的“布朗旋风”已波及全球,引起了人们对我国粮食问题的极大关切。随之而来的是一股“中国粮食前景预测热”正在悄然兴起,各种预测骤然激增。我认为,准确地掌握并认真分析各类预测的方法及结果,从中理出一些带规律性及共性的东西,对重新认识并着力于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必将大有裨益。

如何认识布朗的预测

自1994年下半年至今,在世界有名望的学者中,谈论中国粮食问题是最多的,首属布朗博士。在各式各样的前景预测中,轰动效应最大的,也是布朗博士的预测。布朗着重从经济发展、环境恶化、资源制约、人口增加及供求走势等角度出发,借以国际经验与东亚部分国家(地区)横向比较的手法, 预测2030年中国可能出现粮食供求2亿吨以上的缺口。

布朗预测结果传到我国后,引起了国内经济界及农业界的巨大反响,报章杂志评论频出,“大批判”味道甚浓。布朗的系列观点可概括为“未来世界粮食论”及“未来中国粮食观”。两者相比,以“谁能养活中国”为基调的“未来中国粮食观”在世界范围内反响更大。不仅国内学者在评论,一些国外学者也在跃跃欲试。我认为,在评论布朗预测之前,有必要冷静地消化一下他的一系列观点。不仅要看他的预测依据及预测结果,更重要的是要看他预测的起因与动机,分析他的整个思路。

布朗是世界著名的环境学专家,他所领导的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环境、人口及粮食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不仅具有超前性,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其研究结果愈来愈受到国际组织及许多国家的重视。在农业方面,布朗也不是“生手”,在大学攻读过农学,60年代又曾在美国农业部任职。在其论文及讲演中,尚找不到一句外行话。诚然,布朗对中国农业并不十分熟悉,但也应当承认,我们对国外农业、环境及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了解程度以及国际比较方面的经验,远不如布朗。

我个人认为,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一系列观点的立足点是比较高的,对今后粮食需求走势的预测与目前所看到的我国学者的预测结果也大致相同。他指出的目前粮食生产弊端及今后严峻的态势,也大部分切中要害,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综观布朗的“未来中国粮食观”,我认为他概括地提出了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他在论文及讲演中多次表述的“谁能养活中国”,其二是“谁也养活不了中国”,期待中国想方设法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他希望,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能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注意,希望中国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他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在其所著《1995年世界状况》一书中表达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虽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做好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技及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确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于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则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显而易见,布朗对我国自力解决粮食问题寄予极大的期待,而不是那种兴灾乐祸的冷眼旁观派。他不仅在为中国敲警钟,也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敲警钟。他虽预测中国未来粮食供求将出现大缺口,但他同时预言:中国将发扬历史传统,创造出奇迹。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朗的“未来世界粮食论”也有其负面效应。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汇总的世界著名学者对未来世界粮食看法中,布朗属悲观派。由于他对今后世界粮食供求走势描绘得过于暗淡,有可能为目前缺粮国带来紧张气氛,进而破坏环境,大搞粮食。虽然这与布朗的愿望背道而驰,但这种趋势恐怕在所难免。

如前所述,布朗的“一论一观”引起了全球的反响,对布朗的评论越来越多。为确保今后世界粮食供求平衡,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正在说服各国政府,倡导于1996年8 月召开由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世界粮食大会。在今后一年期间内,对世界及中国粮食问题的各种评论及预测将会增多。

我国粮食问题与国际市场

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粮食也是一种特殊商品,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喻其为“政治商品”并不过分。当前,粮食已成为农业这个瓶颈产业中的瓶颈环节,问题十分突出。布朗博士在他的预测及评论中,主要涉及了供给及需求两大领域。 而我认为流通领域的问题更为严峻。 自1992年至1994年,我国粮食连续3年净出口,1993年净出量高达783万吨,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记录,足以说明总供给问题不是很大,关键是流通的混乱将粮食问题逼上悬崖。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问题的难点主要在于人口增加、耕地减少、政策失灵、投资不足及流通混乱。目前这五大难点我国均存在,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今后,我们若不全方位地重视农业,重新认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中国粮食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自1994年10月起,我带领的课题组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开发援助研究所进行了“中国省级粮食供求平衡”合作研究。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自本世纪末至2010年,我国粮食供求态势十分严峻,若不下大气力,2010年粮食供求理论缺口将达6000万吨,约相当于总需求量的10%。

我相继看到不少预测及评论。绝大多数的预测结果及评论认为;本世纪末到下世纪二三十年代,粮食总需求量将大于总供给量。这就涉及一个粮食进口问题。最近,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进出口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自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我国进口粮食19765 万吨,出口粮食10767万吨,净进口8998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562 万吨。 16年间,11年净进口,5年净出口。

基于16年间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实绩及21世纪以后供求态势的变化,参照国际谷物市场的走势,依据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保障原则,实现下个世纪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基本战略,似应定为“国内基本自给,国外适度调剂”,国际市场依存度可在3~8%之间。其理由是:

1.关于国际市场货源问题。下个世纪,中国两大粮食(工业粮食石油及国民粮食谷物)均需进口。从世界两大粮源潜在能力看,工业粮源将远远好于谷物粮源。自1980年至1991年间,国际粮食市场总容量大致在2.1~2.3亿吨之间,其中85%由发达国家所控制。这个格局估计将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今后到底会有多少粮食能拿到国际市场交易。对这个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及粮食贸易界自90年初就开始进行研究,但迄今尚未得出最后结论。一种估计是,国际贸易量将会增长,但增幅不会太大,本世纪末不会超过2.5亿吨。另外一种估计是, 非但不能增长,反而将出现减少的态势。国际农经界许多专家认为,1994年12月通过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将对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生产及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加上自80年代开始,欧美大力推广环保型农业体系,导致粮食作物收获面积下降,世界粮食收获面积已由80年代初期的7.18亿公顷减至90年代初期的6.99亿公顷,估计今后还将继续减少。就美国而言,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粮田转种其他作物及休耕面积每年大致在2000万公顷左右,1988年曾高达3150万公顷,90年代以来虽有所缓解,但1993年也达2290万公顷。

由此看来,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把解决本国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市场上,但国际市场的回报率不会太高,甚至会使大部分国家失望。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及国际农业经济学会等一些国际组织再三呼吁发展中国家要立足于本国解决粮食问题。

2.关于“粮食武器论”问题。80年代,“粮食武器论”曾喧腾一时。美国以粮食为武器对前苏联实施禁运,以示制裁。虽然最终的结局与美国的愿望相反,但“粮食武器论”这一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记忆犹新。在冷战时代,粮食作为武器的效应可能不会太大,但冷战结束后,其效应到底有多大,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有的专家认为,冷战结束后,卖方以粮食作为武器制裁买方的事态将不大可能出现,理由是今后总趋势是贸易自由化。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过去40多年,国际粮食市场是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粮食竟然能成为武器,可想而知今后变为卖方市场后,粮食作为卖方武器的可能性大增,不可不警惕。

从今后国际粮食市场走势看,几个出口大国控制市场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总交易量也不会大幅度增加,而买方及购买量却均将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给卖主创造了选择买主及独断销售量的条件。尤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乃至大战频发的今天,不能不注意事态的发展。

根据国内外各类预测结果,可以肯定地说,下个世纪,我国将成为粮食净进口国。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我国的进口规模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因此,在权衡国内生产与国际市场利弊时,除经济因素外,不能不考虑上述非经济因素。

3.关于港口吞吐量及运力问题。自1995年年初以来,国内不少学者主张我国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可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已经到了吃世界的时候了”。

不言而喻,下个世纪,我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具备利用世界资源的条件。但应当看到,即便成为经济大国,也只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大国,其特殊性就在于人口众多。虽然经济实力可以做到输入舶来农产品,但除受制于国际市场货源及价格外,我国港口吞吐与海、陆运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划,至本世纪末,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由目前的2000亿美元左右增至4000亿美元,下个世纪的增长速度将更快。换言之,本世纪末,海陆空口岸的货物量将增加1倍。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各地区物流将日趋频繁。因此,尽管交通运输设施状况极大改善,但也必须超负荷运转。在超负荷运转的港口装卸及陆路运输中,到底能留给薄利的粮食多大份额,目前很难预测。据1992年统计,在铁路15.2亿吨货运量中,粮食为6409万吨,占4.2 %; 粮食水运量为2012万吨,占水运货物总量的4.8%;铁路日均粮食装车数为2919 车皮,仅占整个货物日装车数的3.9%,只相当于煤炭日装车数的9.9%。

由此可见,目前,粮食在海路、陆路运输中均占较低比例,1992年港口吞吐进出口粮食总量也仅为2539万吨。可想而知,今后若大量进口粮食,港口及陆路运输将成为瓶颈,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况且,目前粮食专用码头很少,粮食专运货车亦不多,改建与新建专用码头,制造大量的运粮车需巨额资金。若将此笔资金投入到促进国内生产中,应当说是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

4.关于进口结构与布局问题。综观我国近16年的粮食进出口实态,进口的大宗谷物是小麦,约占总进口量的80%以上;而出口的则是玉米,约占出口总量的近90%。从今后发展趋势看,小麦继续大量进口将在所难免,而玉米大量出口将十分困难,理由是国内需求激增。尤其是南方稻区14个省、市、自治区的玉米供给,目前就已出现“等米下锅”的严峻局面。因此,如何解决南方稻区饲料问题,是考虑我国粮食区域平衡及结构平衡的重要问题。

解决南方稻区饲料问题,大致有四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北饲南运”,二是就地扩种玉米,三是发展饲料稻,四是适量进口。在这四种选择中,对水稻生产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三种选择。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徘徊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方稻区的稻谷减产。 1993 年与1992年相比,南方稻区14个省、市、自治区中,稻谷增产的,仅安徽一省,增幅 1.2%,其余13个省、市、区均减产,其中广东省减幅高达11%。上述事实预示,我国今后稻谷生产态势将十分令人担忧,不仅影响本世纪末粮食总产指标的实现,也将波及国际大米市场。

与小麦、玉米市场相比,国际大米市场是最脆弱的一个市场,其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交易量少,价格波动大。自1980年初至今,国际大米市场的交易量大致在1200~1500万吨之间,只相当于我国总消费量的1 /10。由于交易量少,导致价格反应敏感。1993年,日本由于遭受低温冷害,大米减产25%,紧急进口了253万吨大米, 从而推动了国际大米市场价格翻了近一番。由于关贸总协定农业协议要求日本、韩国逐步开放大米市场。本年度,日韩两国需分别进口39万吨、5万吨,而且2000 年后将翻番增量,从而使国际大米市场增加了买主,价格上扬趋势十分明显。

世界大米生产量及消费量的九成在亚洲,而本世纪末至下世纪二三十年代,亚洲又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缺粮洲。由此看来,如何确保我国大米不进口或极少量进口,如何使我国粮食进口结构及布局更加合理,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像我们这样的大国,确立粮食进口战略时,不仅要考虑补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通过进口促进国内生产,要考虑进什么、从哪儿进、往哪儿进、进什么最合算等一系列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还要考虑贸易自由化及开放市场等问题。从我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渐向中西部、北部转移的现实出发,为保证南方稻区的水稻生产,解决其饲料问题,缓解国内交通运输压力,似应将“北粮南运”及“北出南进”两大方略结合起来统一考虑。尽管将来我国粮食供求态势将趋紧,但今后不可能不出口粮食,况且北方一些粮区正在开始利用外资挖掘生产潜力,扩大生产。因此,北方一些粮食生产大省除南调外,要相应考虑出口问题。国家对北方粮区的调出任务不要定得太死,而对南方,则可选择利用国内及国外两块资源的办法,适当由国外进口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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