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一个问题--50年来我国主要矛盾判断的经验教训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一个问题--50年来我国主要矛盾判断的经验教训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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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她的发展和曲折,都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紧密相连。

50年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由正确—不正确—正确的变化过程。历史告诉我们,能否正确把握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关系到党能否清醒地观察和处理社会矛盾的全局,正确确定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指导方针,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取得全面性的重大进展,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

一、历史经验不能忘记

从建国伊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间,由于党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从正确走向错误,使共和国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路。

建国初,党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中心任务,以后又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胜利地指导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实践。这表明,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还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毛泽东当时对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包括主要矛盾的表述是赞成的。9月27日下午5时30分,八大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决议,当晚9时10分,新华社即发新闻稿并翻译为外文, 向国内外播发。

八大前后,毛泽东根据苏共二十大、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出现闹事的新情况,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进行思考研究。

从八大到1956年底,毛泽东坚持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判断,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2月4 日,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1957 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重申了上述观点。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演讲时,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3月间,毛泽东先后在天津、 济南、上海、南京等地讲话,反复说明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不是完全结束。6月19日,经过补充、修改, 正式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明确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要“向自然界开战”。这些思想同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相近似的,而都没有明确论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毛泽东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了他在对待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着矛盾的、不稳定的心态,而且较偏重于从政治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去研究国内的矛盾。

到了1957年5月中旬,随着国内的政治形势新的变化, 毛泽东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在变化。6月初开始反右派斗争后,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向他提出,现在看来八大对于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他说,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机提出来。7月,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毛泽东认为这种讲法既把主要矛盾讲得清楚,又讲究策略。

1957年9月23日至10月1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申述了他的看法。会上的热烈讨论表明观点不一。不少同志认为八大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一位同志发言说:假如在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仍然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之后的我国社会,是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另一位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讨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各种估量。有的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解决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带有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矛盾的性质,这是主要的一面;另外还带有敌我矛盾的、对抗性的一面,这是次要的一面。也有同志认为,就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种矛盾来讲,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从阶级关系来讲,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阶级矛盾不等于就是敌我矛盾,其中有敌我矛盾的一面。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同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不能予以混淆和相提并论。还有的同志提出:八大决议中所提的主要矛盾(工业国与农业国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这里所提的主要矛盾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两者如何结合理解,值得研究。会上,有些同志亦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10月9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性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年下半年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重。毛泽东在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间,先后在党中央多次重要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1958年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作的工作报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个报告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28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主要矛盾关系全局。由于八大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被改变,而导致对我国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以及主要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错误。

第一,错误地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说,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用了这个提法。”他认为,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还是进行这个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

第二,提出了两个工作重点。毛泽东在1958年1 月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应当肯定,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但同时又把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与社会主义建设、技术革命一起都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样,势必难以真正实现战略转移,只有实行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了。

第三,错误地估量我国阶级状况。1958年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我国现阶段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对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渐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错误的估计同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估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第四,错误提出所谓“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问题。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他的这个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我国国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五,错误地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毛泽东多次提出: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这就等于只能反保守不能反冒进。这种不正确的结论导致越“左”越好,“左”比右好的错误倾向弥漫全党、全国,后患严重。

第六,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以此为据,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统管我国一切工作领域,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导致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国内主要矛盾从正确走到错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从客观上来说,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地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加上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因而,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却被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取代。

二、新鲜经验更应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接着,1979年3 月,邓小平又郑重地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 ), 168页。)随后, 全党高级干部在认真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1年6月,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准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为我党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奠定了根基。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随着对主要矛盾认识的不断深化,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使共和国通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指路明灯。20年来建设和改革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实践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1年间,恢复和坚持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当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之际,国内“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他们“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他们甚至耸人听闻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为此,全党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按照这样的判断,就要修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围绕着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特别是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要改革开放,还是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走回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等重大问题上,确实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科学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深刻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1页。)基本路线动摇与否“关键在人”。邓小平郑重地说:“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380 ~381页。)“现在还不放心啊!”(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 380~381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 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80~381页。)邓小平要求我们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 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发展抵御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国家安全独立的根本所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正确把握住国内主要矛盾不动摇,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生动体现,是稳稳地驾驭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航向的历史壮举。

在邓小平逝世后,一些人,又重弹老调,他们借总结苏联解体教训之名,鼓吹所谓我国安全面临“四大威胁”:非公有制变为主体的威胁;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的威胁;意识形态自由化的威胁;执政党弱化的威胁。洋洋万言,归结起来实际上是一句话:“阶级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和平演变是最严重的威胁;“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我自岿然不动”的坚定立场和态度。这种精神,在党的十五大得到非常生动有力的表现。江泽民所作的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科学地总结过去,筹划未来,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做了全面部署,对国际国内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主张和指导方针。这个报告的基本点,就是重申中国现阶段仍然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它包括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规定的根本任务,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紧紧把握住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揭示的社会主要矛盾,所要求完成的根本任务,克服了过去曾发生过的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不是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更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离开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矛盾,其后果必然偏离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党所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就一定走入邪道。

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反复昭示:中国共产党要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关键之一,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改变不得,动摇不得。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也反复告诉我们,一旦国际国内有什么动向,那种夸大阶级斗争分量,动摇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的思想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冒出来。只要这个根本关键问题打开缺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走不下去了,问题就是这样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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