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征论文,权力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8-0016-05
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思考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福柯最初在权力问题上，把权 力视为禁止、压制、排斥，也就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权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他在1970 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但在 1971-1972年间，通过对监狱的体验，感受到权力可以不从法律方面来思考，而是可以 从技术方面、从策略和战略方面来思考。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努力做的，而后又在《 性征史》卷一《求真意志》中加以运用的，就是用这种权力的技术和战略的维度来代替 权力的法律和否定的维度。福柯曾坦言：如果没有重新思考权力的需要，单凭对性征进 行写作的乐趣是不足以鼓励自己去写六卷本的著作的(注：Foucault: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6-84[M].New York:Semiotext(e),1989,P209、P215、P453、P210.)。 “性征”的问题成了福柯思考权力问题的一个场所。性的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 性”比起其它东西似乎更是人们禁止的对象(如乱伦、淫乱等)。因此，在性的问题上翻 转权力关系就尤为重要。
权力的运作：压制与煽动的游戏
福柯在《认知意志》中，首先对“性压抑说”提出了质疑。这种假说认为，进入19世 纪，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 ，就是禁止、拒绝、否定。他认为，“性压抑说”的提出，有它的来自历史和政治的郑 重保证：一是这种假说是与资本主义的秩序联为一体，是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 为它不能容忍劳动阶层仅仅为了性的快感而浪费精力，因为这种耗费是与资产阶级榨取 劳动的要求不相符合。但福柯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统治阶级首先是把对快感进行 限制的原则运用于自身，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 、活力、长寿、生殖和繁衍。在后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性征机制才逐渐地渗透到下层人 民之中。二是这种假说是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因为承认了性受到压制，那么反抗现 实、颠覆秩序、承诺自由、召唤未来，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某种话语之中。性压抑说是潜 藏着一定的战略意图的。
福柯要追问的是：性的压抑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禁止、审查和否定是否就是权力运作 的基本形式?权力要压制性，首先就要把“性”从我们的言谈话语之中驱逐出去，语言 必须要净化。福柯指出，近三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性实际上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 ，产生了关于性的各种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的话语，而重要的是这种话语却是在 权力运作的范围内得到了增长和扩散。权力煽动了性的话语：权力机制煽动人们去言说 性，而且要求听到对性的言说。福柯感兴趣的就是要研究这些权力机制，正如他自己所 说：“我所想研究的就是那些诱使、煽动和强迫我们谈及性的机制”(注：Foucault: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6-84[M].New York:Semiotext(e),1989,P209、P215、P 453、P210.)。
福柯以“忏悔(confession)”的演变过程来说明权力对性的话语的煽动。性从来都被 认为是万恶之源，因而，性在忏悔实践之中一直是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主题。在17世纪 以后，教士守则不再要求人们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具体细节，而是对此变得愈益隐晦和 慎重。但是，语言虽然可以被净化，而忏悔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需要忏悔的东西不再 是身体的具体行为，而是肉体(fresh)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想象、享乐、身体与 灵魂之间的协调活动。因此，“忏悔”不再只是对性的审查，而是一种产生更多数量的 有关性的话语的机制。这一话语的生产机制，同时还得到了其它机制的支持和补充，产 生了大量的以性为话语中心的机制，诸如人口学、教育学(以儿童的性为对象)、医学、 精神病学、刑事审判。所有的这些社会控制形式，施放出各种各样的话语，让人们深刻 地意识到一种持久的危险，而这同时又激发人们去谈论它。这样，性就被从隐秘之处赶 了出来，被纳入一种话语的存在。
话语的增殖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在19世纪和20世纪，还有各种性征的弥散，即“性 变态的多重植入(multiple implantation of perversions)”。在18世纪末，支配各种 性的实践的法则，还主要是以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为核心。“性变态”、“性反常”虽 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行为，但这种行为被视为“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很 快就发生了分化：“违反自然”成为性征之内的一种特殊向度。那么，这些边缘性征的 出现，是否意味着对性的控制放松了?或者，人们对这些边缘性征的关注，是否表明了 对性的更为严格的控制呢?福柯认为，如果从压抑假说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就是含糊不 清的。因此，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对性的宽容或压抑的程度，而是权力运作的形式。福柯 要说明的是，权力运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禁止。例如，权力在对儿童性征的进行控制时 ，是通过它自己的权力与它作用的对象的同步扩散来达到目的，“儿童的‘恶行’与其 说是一种危害不如说是一种支撑；它也许一直被视为应加以消除的罪恶，但为一种注定 要失败的任务付出过于艰巨的努力，却使人们怀疑我们对它所需要的就是坚持、增殖到 可见和不可见的界限，而不是永远消失。基于这样的支撑，权力得到推进，它的传递和 影响得以弥散，同时，它的目标却以同样的步调得到扩张、细化、分叉，渗透到现实之 中”③。在权力的两种对立的性质之间，也就是在压制与生产、否定与肯定、消极与积 极之间，哪一方面更为根本?福柯强调的是后者，他这样说：“禁止的作用很重要，但 是，是不是首先的和首要的?或者这禁止只是复杂而积极的战略内部的一个陷阱?”(注 ：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第394页。)。
福柯并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完全否定了性受到了压制这一事实。福柯承认，17世 纪以来，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对于性的严格的禁令。但正是这种禁止和压制，却又怂恿和 煽动着人们去谈论性。这正是权力运作的吊诡(paradox)：生产的、肯定的权力正是依 着压制的、否定的权力得以运行，最终使权力得以深入到细枝末节之中。
福柯认为，权力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具有否定的形式，是有其历史的根源。在中世纪发 展起来的那些宏大的权力机制，是建立在先已存在的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 权力基础之上的。这些权力与对土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与对武器和农奴的占有、与领 主与诸侯的关系相联。而这些新的宏大的权力机制与这些先存的权力是对立的，而它们 之所以能得到巩固和接收，是因为它们以管理、仲裁、限制的机制出现，是因为它们在 这些权力之中以引入秩序、建立原则从而按疆界和等级糅合、分配它们的方式出现。面 对着这些相互冲突的、多种多样的权力，这些宏大的权力形式的运作，超越了所有的相 异的要求，表现出三个特点：建立一元的政体、使意志与法律同一、通过禁止与制裁的 机制。它们的口号就是“和平”与“公正”。“和平”就是要终结封建的或私人的战争 ，“公正”就是要终止对法律争端的私下解决。因此，从中世纪以来，权力的行使就一 直被作为法律来加以表达。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致后来人们在18世纪对君主专制的批 评和在19世纪对政治机制的批评，仍然没有摆脱以法律的形式来思考权力运作的假定。
真相的展示：权力与知识的一体
“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与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的真相的宏大程序。一是东方社会存在的“性爱艺术”， 二是西方社会存在的“性科学”。前者可以说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秘授的方式展示性的真 相，而后者则是通过由下而上的忏悔的方式展示性的真相。传统哲学主题一直认为，真 理是与权力无关的，真理与自由处于一种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福柯则认为，这一主题 是必须要推翻的，因为事实表明：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忏悔就是一个佐证 。从中世纪以来，种种因素就使得忏悔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自白(avowal)’一词及其法律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它原指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的担保，后来则指一个人对他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的确认 。长期以来，个体一直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和与社团(家庭、忠诚、保护)的联系来担保 自己，而后，个体则是通过他能够或被迫讲出的有关自己的真实的话语来确认的。吐露 真相的忏悔内在于权力区分个人的程序之中”。(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忏悔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以 至于忏悔广泛深入司法、教育、医学、情爱，甚至是最为平凡的日常事务、最为庄重的 仪式典礼之中。西方社会成了一个忏悔的社会。忏悔的义务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 我们，从此它就与我们深深地溶为一体，现代西方的人则成了“忏悔的动物”，以致我 们再也意识不到忏悔正是权力所强加于我们的。而这种“遗忘”又反而使人们产生了认 为要忏悔就是解除权力的强制这样的传统主题。事实上，忏悔就是在权力关系之中展开 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对话者(甚至是想象中的对话者)的存在，就不会有忏悔。对 话者不仅是交谈的一方，而且还是要求、指示、鉴定和干预忏悔从而给予评价、惩罚、 宽容、安慰或调和的权威”(注：Foucault:Foucault Live:Interviews1966-84[M].New York:Semiotext(e),1989,P209、P215、P453、P210.)。
福柯《求真意志》中对性征的研究，就是要让“性”吐露有关自己和我们的真相。福 柯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任务：“我们是那样地满怀这一迫切的希望，竟至于达到这种程 度：不仅去寻找性的真相，而且向性讨教我们自己的真实”(注：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42、P58-59、P61-62、P78 、P146、P98.)。如何能够在对“性”的追问中得到有关我们的真相?在西方，把“性” 视为本能冲动、生理功能或身体器官可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福柯则对这一观念 进行了颠覆，认为“性”是一种话语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几个世纪以来，某种倾向 引导我们通过性去了解我们自己。与其说是通过作为自然的性，不如说是通过作为历史 的性、作为意义的性和作为话语的性”(注：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42、P58-59、P61-62、P78、P146、P98.)。
与这种颠覆相适应，福柯对“性(sex)”与“性征(sexuality)”作了一些区分。福柯 说：“在开始时，性被当作预先设定的东西，性征则是一种嫁接在性上、叠加在性上、 甚至最后掩盖了性的一种话语的和制度的构成。后来……我对此很不满意。于是，我就 把一切都颠倒过来。这只是一种游戏而已，因为我没有把握。但是我对自己说，性在表 面上是一个有自身法则和限制的事物，男性与女性的区分是以它为基础的，但它却很可 能是由性征的展布产生的。性征话语最初的对象不是性，而是身体、性器官、快感、亲 缘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福柯接着说：“我们到了18世纪才有了性征，到了19世纪才 有了性。而在这之前，我们无疑只有肉欲(flesh)”(注：福柯：《福柯集》，上海远东 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第394页。)。“性是历史地屈从于性征的展布”。把“ 性”视为历史文化的产物，就使福柯避开了对作为事物本身的“性”的关注，而是集中 于现实的“性”在话语中的呈现，这样就可以分析和探讨这些话语形成的条件和规则， 继而能够分析和探讨权力的运作和认知的技术。特定的话语规则、权力运作和认知技术 ，被福柯用“展布(法语dispositif,英译deployment)”这一概念来加以说明。
“展布”这一概念是福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福柯所说的“展布”，“在 本质上是战略性的，这就意味着对各种势力关系的操纵，让它们朝某个方向发展，对它 们进行阻挠，稳住它们，利用它们，等等”，这一概念与他在考古学时期的核心概念即 知识型具有相当的功能，他说：“我所谓的展布是‘知识型’的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 ，‘知识型’是特定的话语的展布，而展布的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话语的，也可以是非 话语的，它的要素更具有异质性”(注：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42、P58-59、P61-62、P78、P146、P98.)。这种区别也就是 ，“知识型”只是混合或配置了不同类型的陈述，只是陈述的构成规则的体系，而“展 布”则是由更为异质的要素，包括：话语、制度、建筑形式、决策、法律、行政措施、 科学陈述、哲学命题、道德命题和仁爱主义命题所组成，是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 关系体系。性征的展布最初是作为快感、话语、真理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被建立起来的。 因此，通过对性的分析，无疑可以揭示话语的生产、权力的运作和知识的构成，可以清 楚把握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渗透我们，知识又是如何通过话语塑造我们的。
福柯认为，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在这之前，君主 施加于生命的权力是通过他有权置死来表现的。权力首先是一种“获取”的权力：获取 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但在 17世纪以来，“强取”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是具有煽动、强化、检查、监督、组 织受其控制的各种力量的权力的组成部分。“处死”与“放生”的权力被“促生”与“ 阻死”的权力所取代。这种权力机制的变化，表现为我们的社会由“血缘象征”向“性 征分析”的过渡。
支配生命的权力从17世纪开始，发展起来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基本形式：一是他在《规 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权力形式，以作为机器的身体为中心，使身体既顺服又有用的规训 权力，由此产生了人体的解剖政治学；二是在此约一个世纪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力形 式，以作为机体的身体为中心，关注的是繁殖、出生、死亡、寿命、健康水平等的控制 权力，由此产生了人口的生物政治学。这两种权力的联结主要是在性征的展布之中完成 的。由此可以看到，性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它既 揭示了规训又揭示了调节。“性是进入身体生命和种族生命的通道。它被用以作为规训 的标准和调节的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对性征的探究会达到个体生存最为细 微之处”(注：Foucault:Power/Knowledge[M].Brighton:Harvester,1980,P211、P197.)。福柯把这种权力称之为微观权力(micro-power)。这种微观权力对于身体进行没完没 了的监督、持续不断的控制、谨小慎微的空间定位、随时随地的医疗的或心理的检查。
从19世纪开始，人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不再是争取某种权利，而是生命。生命被理解为 人的基本的需要、具体的本质和潜能的实现。生命进入了历史和政治的领域，成为知识 控制和权力干涉的领域。这正是性作为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之所在。福柯对种族主义的分 析，正是立足于对生命权力运作方式的分析。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重新召唤血缘 主题来激活通过性征机制运行的政治权力。在福柯看来，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可以说就 是传统的血缘幻想与极端的规训权力的结合。
权力与知识的勾连，不仅在于我们从性征的分析中可以揭示出权力的运作，得到个体 被权力塑造的真相，而且，真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权力与知识就是一体的。性征之所 以构成了人们认识的领域，是因为权力关系早已把它建立为可能的对象；而权力之所以 能够把性征作为目标，是因为认知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能够包围(invest)性征(注：Foucault:Power/Knowledge[M].Brighton:Harvester,1980,P211、P197.)(p98)。福柯 后来在总结这段的工作时，曾这样说他的重要发现：在人文科学中，所有门类的知识的 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 经涉及到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 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 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 致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注：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42、P58-59、P61-62、P78、P146、P98.)(p32)。在真 理问题上，福柯接受了尼采的对真理的实用主义的解释观点，不是把真理看成是我们所 发现的，而是看成我们所发明的。
福柯的理论：意义与问题的所在
福柯为什么要翻转传统的权力观念?这与他一贯坚持的消解主体中心的思想是一致的。 把权力视为压制性的，就必然意味着存在着某种“人”的本质，就必然要肯定现代的主 体观念。在考古学阶段，福柯认为主体只是话语所产生出来的可由不同个体占据的位置 ；在系谱学时期，福柯则从另一方面对主体的中心地位进行消解，认为所谓的主体只不 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已，并不存在什么自主的、绝对的主体。“实际上，使肉体、举止、 话语和欲望被认定和建构为个人，这正是权力的最初的结果之一”(注：Foucault: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6-84[M].New York:Semiotext(e),1989,P209、P215、P 453、P210.)。而福柯将主体非中心化的更深的原因则在于，只有抛弃把人视为具有某 种先定的本质这种现代主体观念，才能深入地对人所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 行批判性的考察。福柯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与近期以来在哲学话语、理论批判方面所 发生的变化是相一致的，正如福柯自己所说：“绝大多数这类分析并不是要告诉人们， 他们应该成为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又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相反，这些分析是要 向我们揭示，到目前为止，各种社会机制是怎样成功地运作，各种形式的压制和约束是 如何发挥作用，据我看，这样一来，在所有这些的启发下，人们就得自己决定和选择他 们的生存”(注：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New York:Random House,19 78,P42、P58-59、P61-62、P78、P146、P98.)。福柯反对从某种主体观念出发来思考个 体生存，要求更多地实际考察个体生存的具体境况。福柯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人 的生存问题。我们认为，福柯的这一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福柯在《求真意志》中，对性征展布中的权力动作的具体形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福 柯把权力看成是没有一个中心或根源的，是无所不在的。因此，福柯反对对所谓的“总 体权力”或“宏观权力”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权力是多元的，它来自于各个地方，应 该分析多样的“微观权力”及其运作方式。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 并不能还原为国家权力或君主权力，就如教师与学生、男人与女人、知者与愚者之间存 在着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国家权力或君主权力的投影(注：福柯：《权力的 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我们应该对权 力作上升的分析，“也就是说，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它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迹 ，自己的技术和战略，然后再观察越来越普遍的机制和整体的统治形式怎样对权力机制 进行投资、殖民、利用、转向、改变、移位、展开……这些机制自成整体，可以说有自 己的专门技术”(17)。福柯正是从这种微观的生命权力出发，上升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 分析。福柯的这种系谱学分析，有助于使我们在考察权力问题时，注意到那些细微的权 力运作及其对宏观权力的影响作用。
福柯虽然为我们思考权力的运作形式及其对个人的控制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富 有见地，也颇有启发，但他对权力的论述，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对此，已有不少论者指 出。例如，他虽然翻转了传统的权力观，认为权力是肯定的、生产的，但在随后的论述 中却把这一命题等同于权力是控制的、支配的。这种转换从逻辑上是无论如何得不出的 。而把权力视为支配性、控制性，正是传统权力理论的主题。再有，他向我们揭示和阐 述的权力就是生物-权力(bio-power)，它以人的身体为作用的对象。而福柯的这种身体 是“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主体，并不同时也是一种能动的、自主的和精神的主体 。因此，福柯宣称权力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没有人不在它的捕获之中时，他对人的现实 处境的看法是悲观的、绝望的，即使他说“哪有权力，哪就有反抗”也无济于事，因为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自主的、能动的个体，就不可能有反抗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