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载体论文,核心论文,组织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从欧美到亚洲，从发达国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兴起了一场全球性的信息革命的新浪潮。作为研究文献信息的采集、组织、传递和开发利用规律的图书馆学正面临着一个新的信息环境。在新的信息环境下，传统的图书馆事业将向何处去？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空间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令当代图书馆学人思考。从近期国内外图书情报学期刊刊发的有关文献来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拜读诸家大作在此仅谈一些个人肤浅的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敬请行家学者斧正。
（一）
要探索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首先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新的信息环境，以及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认为当前新的信息环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世界信息化大趋势已经形成，各国上层建筑已为知识经济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我国，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二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文献知识信息的数字化和电子化。由于当今信息技术集大成的网络化，以致大量的文献知识信息载体电子化或数字化。数字化文献数量大、增长快，且载体形式多样化，时效性强，信息内容交叉重复，语言障碍增加，载文呈现出分布有序的离散规律等特点。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进，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已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用户对知识信息需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信息需求的全方位性与综合化，即用户利用图书馆已不再限于单纯的书目服务，而是希望图书馆提供全程性的、全方位的知识信息保障。二是知识信息需求的开放化与社会化。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户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不再是某一个图书馆就能满足的，而是要利用多家图书馆的服务才能满足。三是知识信息需求的电子化与网络化。即随着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个人用户计算机数目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需要能供自己计算机阅读的电子化知识产品。四是知识信息需求的集成化与高速化，即图书馆的某些专业用户不再满足于为其提供一般性服务，而是要求通过知识信息资源共享将分散在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信息加以集中组织，进行文献信息内涵的二次开发〔1〕〔2〕。一句话， 即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用户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产生了量和质的飞跃。
（二）
既然社会信息环境及图书馆用户的信息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从传统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里产生的图书馆学理所当然研究的核心也应有所转变，即转到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所需知识信息的存贮、组织、管理、服务与传播上来。这里的知识信息应是依附于一定的存贮载体的有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所有信息的总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知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观知识，另一种是客观知识。主观知识是由某些天生的动作意向以及某些意向的获得、改变所组成。客观知识是由说出、写出、印出的各种陈述组成，它包括思想内容以及语言所表述的理论内容，即客观知识包括表述知识和记录知识（载体知识）〔3〕。 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料上的知识信息即就是波普尔客观知识信息中的载体知识信息，至于主观知识信息和表述知识信息，由于它们没有依附在一定的记录载体上，所以图书馆难于收藏，图书馆学研究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直接研究它们。当主观知识信息与表述知识信息转化成了载体知识信息后，它们自然也就成为了图书馆所要收藏的对象，对它们的组织与传播也就随之成为了图书馆学要研究的内容。尽管图书馆学研究难于直接对主观知识和表述知识进行研究，但是它可以研究图书馆如何积极地创造条件，使人们的主观知识和表述知识尽可能快地转化成社会公认的、合法的（即正式出版的）载体知识，同时也研究怎样科学合理地组织管理载体知识信息并随时向读者提供服务。我们认为对这一内容的研究即构成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能轻易忽视，那就是“文献信息”。一般认为文献信息包括两个层次的意思，即文献内容信息与文献载体信息。文献信息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及文献信息活动，即研究文献信息的构成、类型、本质、特征和文献信息集聚、存贮、转化、传递、利用与组织管理〔4〕〔5〕。据此，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就等于文献信息的组织与传播呢？甚至于就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就是文献信息的组织与管理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知识信息不包括载体信息，仅指文献内容。未来的图书馆员除了组织与管理馆藏文献外，还要通过计算机网络拷贝或下载读者所需要的世界范围内的相关知识信息，然后再将其存贮载体予以有序的组织整理，以便随时为读者提供服务。文献信息学只能成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不能等价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读者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主要内容，由于未来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主要是馆员主动地向读者索取服务项目，并搜集相关知识信息随时为其提供服务。实际上这就表明未来图书馆工作是一个传播知识信息的过程。因此，我们说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是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核心，是完全符合未来图书馆的工作实际的。顺便说一句，未来的出版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也组织知识信息并予以传播，但那与图书馆的组织知识信息并予以传播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前者不以读者服务为目的，而后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满足读者信息需求为目的。前者不以搜藏为手段，而后者主要以先搜藏为前提，没有馆藏文献就谈不上服务。出版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工作只是把人们的主观知识和表述知识变成合法的载体知识，他们的工作只是图书馆工作的预备，根本不能代表图书馆工作。
（三）
说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这是不是对有着一百多年发展历史的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否定呢？我们的回答是：不是。相反，这是对传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的深度揭示，它符合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并将为信息时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
图书馆这一名词最早是由德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于1807年首次提出来的。1887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麦维尔·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使图书馆学这门科学趋于成型。100多年来， 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实践从各方面进行了探讨，已取得很大进展。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国内外各家之言有几十种之多。
在西方，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1808年施莱廷格就将其概括为藏书的整理，其内容是藏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显然，这一结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忽视了用户信息需求以及文献信息的服务与传播等规律的研究。到1887年杜威创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他将其教学体系的核心定为探求图书馆管理的“实际的效用和经营”。不难看出，杜威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这一界定，实际上指的是图书馆实际工作的管理，根本没有上升到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高度。到20世纪30年代，巴特勒和谢拉等人，认为图书馆的管理和技术方法问题，不应成为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应研究其理论基础和科学原理以建立图书馆哲学，从而揭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6〕。 我们认为，巴特勒和谢拉等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这一学说已经接触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但仔细推敲，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不够严密。一是他们将一般科学研究对象与专门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混为一谈；二是没有明确指出图书馆学研究用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究竟研究些什么。尽管这几种观点不能代表整个西方图书馆学，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对图书文献的管理以及对图书馆本质规律的探索是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
在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早就有“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交流说”等观点。“要素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事业的组成要素主要包括图书、读者、领导与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等五项，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构成图书馆，图书馆学必须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7〕。“规律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组织管理以及图书馆工作规律的科学。“矛盾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藏与用这一对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8〕。 “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交流”、“知识交流”、“情报交流”的规律的科学。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站在各自不同的认识空间里观察同一个问题，实际上它们互相成为对方的研究内容。目前，在我国还有如下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种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不是具体形态的图书馆，而是从几千年来的无数的具体图书馆中经过抽象，去掉一些表面的现象、次要的矛盾，抽象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的一种东西〔9〕。我们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理所当然是对的，但是， 研究一种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其核心是什么？目的为了谁？对此，有待进一步考究。另一种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的社会科学，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10〕。尽管此观点出自目前最新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结论过于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如研究非载体知识信息资源体系不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即只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而忽视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规律的探讨是不符合图书馆工作的客观实际的。我们认为，不管什么社会，图书馆的延续发展总是以有用户信息需求以及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知识信息的存在为前提。馆舍、馆藏文献、馆员与读者始终是构成图书馆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缺其一根本不能构成图书馆。如何科学地组织文献信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信息需求始终是图书馆学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11〕。文献〔12〕认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图书馆学研究以有序化信息时空作为研究对象。显然，这一观点与文献〔10〕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也拓宽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同时它也只考虑了图书馆馆藏文献这一方面的因素，而忽视了读者用户信息需求等规律的研究。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从施莱廷格的“藏书管理说”到文献〔10〕的“信息资源说”，这些观点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或者说是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认识空间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察与分析。这些观点所述问题都是图书馆学应该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有机地统一在科学概念上的图书馆这一范畴里。然而，不管哪种观点，都有一个本质的问题始终贯穿在这些认识之中，那就是如何对杂乱无序的文献知识信息进行有序整理以满足纷繁复杂的读者特定的文献信息需求。不管人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空间，他们都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在数字化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原因是数字化文献剧增，读者阅读需求加强。因此，我们说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是符合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规律的。
（四）
以上我们是从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来剖析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这一核心问题的，下面我们从当今图书馆学界人们的一些认识来考察这一问题。
《图书情报工作》1998年第9 期刊载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彭斐章教授在’98全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上的特稿，彭教授在该文中明确指出：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的使命就是要服务于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需要，服务于科教兴国的需要。读者信息需求是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研究的基点。一切为了读者是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精髓，现代图书馆管理的任务就是使文献、知识和信息与读者需求最恰当地、有序地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全方位、多层次地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服务依然是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线，信息资源建设是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3〕。事实上，彭教授这段精彩的论述已为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方向。其精神实质是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是要研究知识信息的有序组织，二是要研究读者信息需求，三是要研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规律。
同上，武大图书情报学院院长马费成教授也发表特稿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无论我们怎样去表述它，它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就是组织知识和信息并提供服务。无论是在图书馆内部组织知识信息，还是通过因特网组织知识信息，这都是我们的任务。过去，我们偏重学术信息、科技信息，世世代代的图书馆学家、文献学家都讲他们是组织知识的，但事实上过去办不到。过去用分类法也好，用主题法也好，用其他的方法也好，他们组织的还是文献，而并不是知识〔1〕。 我们认为马先生的“组织知识和信息”完全等同于“知识信息的组织”，“提供服务”实质上是指“知识信息的传播”。说组织知识和信息并提供服务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本目标和任务，这还不够确切。确切的说应该是：组织载体知识信息并提供服务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研究这其中的规律和联系才是图书馆学、情报学要作的事。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都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和服务，但二者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层、面、度有本质的区别。图书馆学主要研究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和服务，而情报学研究包括非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和服务。图书馆学深深地扎根于图书馆工作实际，脱离图书馆工作实际而形成图书馆学犹如空中楼阁。情报学则不一定依靠情报机构才能生存，它主要研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和整个情报交流活动规律等。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中， 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以《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撰文指出，图书馆哲学、电子图书馆和图书馆方法是图书馆事业的三大基石，也是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三大支柱〔14〕。所谓电子图书馆，是建立在图书馆内部业务自动化基础之上，不仅能使本地和远程用户联机存取其OPAC（图书馆联机公共检索目录）以查询传统图书馆馆藏（非数字化的和数字化的），而且也能使用户通过网络联机存贮图书馆内外的其它电子信息资源的现代化图书馆。馆藏文献数字化是电子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15〕。我们认为在周教授所指的图书馆学研究三大基石中，其核心应该是电子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方法都是为研究电子图书馆服务的，电子图书馆中的电子文献即就是知识信息的载体，研究电子文献的采集、加工和整理及其服务已属于研究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这一范围之中。
文献〔10〕尽管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的社会科学，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仍是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以上几种观点可以说是我国当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结论。从这些论述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已充分地认识到了未来图书馆学应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管理与服务，研究知识信息资源体系的构成以及特定用户群对这些知识信息资源的利用规律等。研究载体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将是未来图书馆学研究永恒的主题。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当今不少学者坚持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是抽象意义的图书馆，不是实实在在的图书馆〔16〕〔6 〕〔17〕。我们认为这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传播并不矛盾。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意义的图书馆，试问研究这个抽象意义的图书馆究竟要研究它的什么？很显然，这个回答只能是研究其馆藏文献的组织与传播，离开这个核心问题，一切无从谈起。文献〔17〕认为图书馆是读者与知识、读者与馆员及读者相互间广泛的交流场。按照该文作者的推论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图书馆学应研究存在于读者与知识，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交流场。显然这一论断有点空泛。空泛之一，这里的“场”究竟是纯数学意义上的“场”呢，还是仅有一个比喻意义的“场”呢？空泛之二，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理应包括彼此间的语言交流、物质交流等非文献知识信息交流之一切，显然这超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文献〔18〕认为图书馆要解决的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要获取所需的知识单元，二是文献群。图书馆要完成的工作是：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相应地，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表述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图书馆学研究的不是文献或文献群，也不是知识单元，而是存在于文献群和知识单元之间的某种联系，是出现在这两者之间的某种特殊矛盾，这种矛盾由于人——读者的介入才变得鲜活和生动，这就是“可获得性”矛盾。我们认为 该文作者所指出的这种可获得性仅仅是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一种属性，知识单元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仅涉及这种联系而不涉及知识单元的有序组织以及用户的需求规律，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核心，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
（五）
在对待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应辩证地科学地看待图书馆的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及其发展方向。未来图书馆不可能消亡，但有可能易名为“信息中心”、“信息资源中心”或网络中心。对于仍行使知识信息的采集、保存并提供给用户阅读职能的图书馆，其名称变换的可能性较小；对于放弃拥有、专事存取的图书馆，其名称变换的可能性大，事实上，无论其是否变换名称，它都已不能称之为图书馆。无论社会信息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递科学情报、开展社会教育、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这一基本职能不会改变。数字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都是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19〕。电子图书馆仍然是图书馆，它具有图书馆的所有特征。虚拟图书馆则是以网络文献为基础，行之于网络、存在于网络，像图书馆但不是图书馆〔20〕。
其次，我们要正确对待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在数字化时代里，传统的图书馆学内容始终是我们研究的基础，读者的信息需求始终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服务依然是数字化时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线，信息资源建设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再次，要正确处理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同属信息系统。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方法。图书情报一体化曾在图书情报界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我们认为在数字化时代，这种学术上的讨论仍可能继续。情报学也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与交流，但它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角度有着本质的区别。情报学主要不只是研究载体知识信息，而且还研究表述知识信息和主观知识信息。它着重于知识信息组织交流的机理研究。情报机构没必要大批量地收藏各种文献资料，情报研究人员完全可以利用图书馆开展自己的工作；相反，图书馆可以下设情报部门，二者可以协调发展。
（来稿时间：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