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卿[1]2003年在《米芾艺术论》文中认为做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集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于一身，恃才傲物、言行狂放，终生痴迷于书画。诗文书画以不蹈前人为标榜，崇尚魏晋风度、推崇“二王”书法、追求“率意为之”的表现性手法，开创一代书风——“米体”。米芾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都有很高建树。 在绘画上与儿子米友仁创造了富有抒情诗意和文人情趣的“米氏云山”，北宋山水画的表现全景式山水，不求修饰、崇尚天真。 米芾的书画是一块里程碑，是座难于逾越的高峰。对后人影响深远。本文主要在他的书法领域做了论述。
李制[2]2018年在《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苏轼在梳理宋前艺术史的基础上,思考北宋文学、美术、音乐等门类艺术及其关系的具体问题,逐渐建构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艺术思想体系;苏轼文图关系理论是在其艺术思想体系之下,围绕文学与美术两种门类而论。苏轼之所以要思考艺术问题,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诗、文、书发展到北宋,总体已呈“衰颓”之势,绘画则是“微有俗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挖掘和借鉴宋前典范:北宋的诗、文、书、画,各应以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为典范,向着“触类而长”的方向发展;在融通诗画方面,他奉王维“诗画互有”的作品为典范。“诗画本一律”和“士人画”的提出,从理论上打通诗、文、画等门类,并在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实践之中不断得以充实,成为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论点。探讨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应在宋代艺术发展进程之中去体会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方式,亦即体会其论艺逻辑。细读苏轼论艺诗文,发现他在思考北宋艺术现象时注重梳理宋前艺术史,从而形成了“集大成”而“出新意”的艺术发展观,文图关系的重要论点往往内蕴着这样的艺术发展观。苏轼提出文图关系论点的文本,多为题跋诗文;他创作题跋诗文的缘由,有时是交游酬唱的需要,有时是对其所游访名胜的记述,因此,“游于艺”成为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起点。应指出,苏轼的交游、游访虽然源于孔子,但又融汇了庄学之游,是对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苏轼论艺诗文在描述作品的基础上,往往有所议论,文图关系诸论点即由议论生发而来。他在品评、议论所见作品时所用的语汇——如提出“诗画本一律”时所用的“赋诗”,又如提出士人画时所用的“天下马”——往往是文学传统、哲学传统之中的典故:“赋诗”是对先秦“赋诗断章”的继创,内蕴了诗、画创作固然应该有所依据,但更应超越所据的思想;“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是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马蹄》中的语典,从而将绘画对“似”“真”“神”的追求归结到呈现物象的“自然天真”。这些典故对理解相关论点的意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具体论点的探讨,最终可以聚焦于苏轼“用事当以故为新”的用典方式。考察苏轼“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实践,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依据真实物象,而又有所超越的艺术创作。“诗中有画”的画面感,多是在审美空间之中对物象做多层次描述。审美空间的营造,有时是源于苏轼眼前实景,如《赤壁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有时是源于他想象中的虚景,如《书临皋亭》的“白云左缭,清江右洄”;有时则是源于文学典故,如《后赤壁赋》的“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画中有诗”的诗意,则体现于笔墨造型对文学意象的视觉传达上。传为苏轼所作的《枯木怪石图》,以“枯木”造型引涉若干诗赋和题跋,而将视觉图像的意义与《诗经》《庄子》的诗学传统和哲学传统建构起内在联系;由苏文而生的历代赤壁图,因文取象,其中,各家对“鹤”的呈现和再释,也勾连《诗经》传统和易学思想,体现了主客、时空、意境的融合。苏轼依托宋前典范,以“用事当以故为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论述和实践沉浸于艺术传统之中。因此,其文图关系论点既因具备了艺术史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成为中国画的“基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星散、含混的表征。这对后人的接受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一方面,后世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往往绕不开苏轼的作品和论点,甚至出现直接套用、化用其论艺言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后人对其“诗画本一律”“士人画”等经典论述的探讨,也曾出现因不熟悉苏轼所用之典故而造成误读的情形。综合地看,苏轼艺论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它上承宋前艺术传统,下启宋后诗、书、画叁绝的经典形态,在历时性和融通门类两个层面把握了艺术共性,因而可以说其文图关系理论已超脱出具体的艺术现象而进入艺术规律的层面。
柳国良[3]2010年在《黄庭坚草书生成与源流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宋迄今,历代的黄庭坚研究不可谓不多。就黄庭坚书法的研究状况而言,成果主要集中在黄庭坚书论思想、行书风格上,较少涉足其草书本体研究。本文力求在前人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北宋社会历史和山谷个人的综合研究成果,史论相兼,对黄庭坚草书的生成之因和源流之谜进行系统研究,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采用综合法,分析了北宋社会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的改变以及吏部铨选制度的取消对草书发展的影响;着重解析了草书受到北宋世俗文化的熏染,受到北宋士人主体精神、人格道德、理性精神等主要因子的影响;简要概述了北宋早、中期草书发展为黄庭坚草书的生成提供的条件,全面阐述了黄庭坚草书的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部分通过逻辑推理,重点梳理了黄庭坚草书的启蒙,在历史结论(从周越启蒙)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黄庭坚草书升华的思想之源主要来自其父黄庶的篆隶思想。考证了同时代苏轼因执笔法、用墨习惯和过早定型而放弃草书,米芾因入古太深不能自拔而最终憎恶草书。在分析苏、米弃草之后,重点剖析了黄庭坚选择草书的性格原因,认为山谷的“骨秀”性格决定了他为什么选择草书。第叁部分通过文献爬梳,采用分析法,系统考辨了黄庭坚草书与古今书家的渊源关系。文章认为,黄庭坚草书从周越启蒙,并打通了怀素草书,解决了“草法”的问题;学王安石书法,并连接到杨凝式书法,取得了“横风疾雨之势”;学东坡书法,并上溯到颜真卿,解决了“楷法”的问题;因“骨秀”性格因子的催化,在上述诸家的基础上最终选择张旭草书,大量加入提按笔法,由此形成了个性强烈的“战掣”笔法。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历史分析,逻辑推理,文献考辨,梳理了黄庭坚草书的生成原因,解开了黄庭坚草书源流之谜。文章最后拟出了黄庭坚草书源流图。
梁志汉[4]2005年在《王铎书法艺术论》文中研究表明王铎学书初宗“二王”,转学米芾、颜真卿等唐宋大家,自成雄强、劲健、欹侧多姿的书法艺术风格。
裴晓冬[5]2017年在《宋代文人画所反映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期,理学这一独特思潮对于中国儒学的转型有着极为深刻的作用,更对滥觞于宋代的文人画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理学和文人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思想史和绘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就其两者联系的研究来说,迄今尚没有更为突破的进展。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文人画的关注常常落在其技法审美和画家画论上,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宋代理学对于文人画的影响,也大多从儒、道、释的融合或其中某一思想的方面来谈,并未从文人画的纵向发展来看理学思潮对文人画的影响。这样的局限制约了对文人画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以文人画创作者的精神追求为切入点,阐明理学对于影响中国文人画意识兴起的重要作用,从审美精神和审美功能的领域阐述文人画的审美取向、技法笔墨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画发展的深刻影响。文人画的形成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发展密不可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人精神特征,对于整个中国绘画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宋代理学与文人画的审美精神有着内在关系,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因此要从宋代的理学的发端开始来追溯文人画意识的兴起,充分注意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分歧对文人画精神倾向和艺术追求的影响。以苏轼为代表的元佑文士集团,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绘画主张。从郭熙的《林泉高致》、董逌的《广川画跋》、韩拙的《山水纯全集》到徽宗时期编撰的《宣和画谱》等,当时的画学名作无一不以理学作为其根本旨归,从中无不显示出宋代理学对其理论影响的痕迹。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最终形成,并占据主流思想地位,进而发展出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分支——心学,与文人画画家的精神追求关系更加密切。受理学影响的宋代文人画推崇平淡天真的风格,在绘画中表现“气”、“意”“、韵”,强调“诗画本一律”,注重绘画的象征含义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了全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思想,并且逐渐推动中国绘画的诗、书、画、印交融,为中国画的全面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心学在元代影响了包括倪瓒在内的诸多画家,到了明、清时期,董其昌、沈周、石涛等画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心学的影响,他们的存养心性理论隐约折射出心学思想的光芒。本文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宋代政治与社会情况入手,阐述理学与文人画的诞生与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宋代政治进程对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从理学与文人画交互影响的趋势,论述理学发展对文人画思想倾向与审美价值的影响,力求寻找理学与文人画发展脉络中细微变化导致的意识差别。叁是归纳文人画题材、技法、思想中蕴含的独特理学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探索文人画所表现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特别是分析“四君子”画诞生背后蕴含的独特审美期待,及其与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联系。四是总结宋代文人画家的画论思想与实践,研究宋代与前朝相比审美意识的变化,及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五是以元、明、清叁朝代表性文人画家为具体实例,分析其画论中蕴含的理学思想,探索其画作中的审美追求,讨论宋代以后理学与文人画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
赵晓峰[6]2003年在《禅与清代皇家园林——兼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禅学渊涵》文中认为佛教和禅学传入中土后，在其生根、成长的过程中完成了与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形成了与印度佛学理趣迥异的中国化佛教和禅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在哲学、美学等方面尤其深深地留下了佛学的烙印，不仅寺庙园林如此，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亦然。佛教和禅学通过“教”与“禅”两大方面与中国古典园林发生了形式上和意境上的关联，对古典园林的诸多美学范畴、艺术命题、造园风格、设计手法和审美境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之后随着禅宗的确立和兴盛，禅学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深刻渗透到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艺术精神中，使得禅学对古典园林的影响更加深化和普化。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始终没有得以深入地展开，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甚至是认识误区。本文以弥补上述缺憾为目标，以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并自觉应用结构主义、解释学等现代哲学理路对该课题展开研究，旨在系统挖掘禅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深层意义关联及具体表现形式。为了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禅学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本文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篇依照禅学的发展阶段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至清叁个历史时期系统地疏理了禅学的思想历程和文化特质，澄清了禅学与儒、道、玄学等思想的文化关联，探究了其对社会文化心理、山水艺术精神的影响，分析了各个时期禅学影响下寺庙园林、皇家园林以及私家园林特有的文化现象，并宏观地归纳了禅学对古典园林造园意匠、园林风格、审美境界几方面的诸多重要影响。下篇则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个案进行研究，考察了禅学与清代皇家园林的关联，揭示了禅学对清代帝王的“大隐”理想人格及园林观的影响，并按照不同的类型特征具体地归纳了禅学对清代皇家园林造园意匠影响，探析了皇家园林中塑造禅境的建筑单体、群体设计手法以及自然环境设计手法，讨论了禅学主体心性论、现量观、中观法、对清代皇家园林游赏方式、观照方式以及审美境界的影响。最后，以“狮子林”、“千尺雪”、“池上居”、“洗心亭”等景点为典例，综合应用上下篇的研究结论对其进行园林设计意匠及审美境界解读和剖析。
张函[7]2014年在《古代“书品”理论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书品”与“书学”、“书法”、“书家”共同被看作是组成古代书法理论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书学”主要阐释了古代书法的构成原理；“书法”主要研究古代书法的技法内容；“书家”主要研究古代善书者的艺术成就；“书品”则揭示了古代书法秩序的建立以及在这个秩序中，书家、作品、读者叁个方面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可以说“书品”既是对书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也是对书法发展的前瞻性引导。本文着重研究了“书品”理论结构的内容和原理，并分别以书法的本体、辞干、生成、风格、鉴评为对象作出阐释。第一章研究了“书品”理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形态，总结出“书品”理论的类型、立品方式、发展特点、品与评的区别以及传统《易》、儒、道思想对于“书品”理论的影响。第二章制定“书品”理论中书法本体内涵的叁个层次，即美教、文情、书道。美教指美化教育功能，是书法的社会性内涵；文情指表达情感，是书法的艺术性内涵；书道指超越书法本身，是书家凭借书写进入了生命境界。第叁章分析了主要辞干的精神属性和艺术修养。在精神属性中，神、气、骨、德作为构成书法品格特点的基础内容，塑造着书家个性及作品质量。在艺术修养中天然、工夫成为“书品”最为古老而又稳定的命题，影响着书家的书法艺术成就。第四章分析了书法艺术的生成过程。书论家凭借自身对于书法艺术的经验、感悟去描述书法艺术的产生与表现，指出了兴感、意象、灵感、构思以及心理特征等极为微妙的现象。第五章针对作品，“书品”理论不仅勾勒了风格的历史形成过程，而且总结出艺术品格、理想追求、历史烙印叁种风格表现内容。其目的在于通过作品的风格客观揭示人与书的关系以及古代书法艺术史的发展历程。第六章立足于欣赏者的角度去鉴评古代的书家、书作。不仅解释了“书品”的性质，也解释着鉴评的过程、标准，并客观检验了鉴评者所持有的态度与修养。
吴彦颐[8]2018年在《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艺术学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是以整个中国古代为时间轴,运用艺术学理论和跨学科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考察各门类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类型,由此揭橥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艺术理论家对艺术功能的看法。中国古代历时久远,时间跨度长,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因素对艺术功能的产生、发展、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艺术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为主要目的,同时兼顾其他价值为附属目的。本文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的研究主要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来进行:一、以伦理教化为主要取向的礼乐功能。先秦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初创期,其艺术形态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其特征是诗、乐、舞合一。此时期,乐舞艺术耸立起中国第一个古典艺术的高峰,礼乐相连把乐舞艺术规范在社会治理的大系统中。礼既强化了社会等级,又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再通过乐的教化由外在的规范变成内在的自觉。因此,教化功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功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深深意识到艺术的功能和价值,并较完备地概括了艺术的多种功能,对其后的艺术功能理论有深刻的影响。先秦儒家思想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独尊的汉代儒学,以教化功能为中心的儒家艺术功能观在此时期得以发展。二、以体道畅神为主要取向的审美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造成了统治机构和社会秩序解体,人们的思想和个性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艺术家们注重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他们强化自我认知,主张抒写个人情怀,在遣兴娱情中表现主体精神。因此“恣情任性”成为唤醒文人内心深处对于生活、对于艺术的活力,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开始凸显。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在这一时期被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较为显着地呈现出艺术的本质属性,真正成为“美的艺术”,各门类艺术冲出了礼教的藩篱,摆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原来儒家传统的“移风易俗”;“观教化,知得失”的观念在此时受到怀疑和冲击,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教化功能逐渐被审美功能所取代。叁、以缘物设教为主要取向的教化功能。隋唐五代时期,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共通性使它们在各功能方面趋于一致。第一,伴随着儒学思想的回归和礼乐精神的强调,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到重视。第二,隋唐五代是一个美感经验与美感体验特别丰富的时代,很多诗文、论着都记述了当时人在审美活动中生发的审美体验,审美功能得到突出和强调。第叁,科举制度的实行是决定唐代士阶层艺术活动及其创作形态的重要外部因素。“以书取士”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从而发挥书法艺术的社会功能。四、以文道意趣为主要取向的二重功能。宋元时期,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并行。一方面,理学思潮的兴起极大地强化了艺术的伦理功能,在文道关系问题上认为“道”或“理”为艺术之本体,强调文之于道的德性价值。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娱乐风气使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想发生转变,艺术家们不再把艺术作为载道的工具和附庸风雅的门径,而是更注重艺术的大众化和娱乐功能。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阶层。文人张扬个性,强调主体意识,追求自由意志的表达,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不以法拘,自出机杼,率心而发。可以说,宋元时期这种审美超越凸显出一种大生命的存在,是生命真性的成就。审美功能从传统儒家艺术观的种种清规戒律中撇开身来,获得相对自律的发展,从而体现艺术自身的价值,表现出一定的自律性和创新性。五、以独抒性灵为主要取向的抒情功能。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功能高度发展和成熟时期。基于传统艺术的教化功能依然存在,但不是主流。而晚明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艺术活动中以情融理和世俗趣味等,使文人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标举情性、任情娱适,他们在主体与社会、情与理的对立中,高扬主体精神,凸显个性情感。于是,艺术家们逡巡于雅俗之间,寄情于各门类艺术之中。因此,艺术的抒情功能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功能,对中国近现代艺术功能的发挥亦起到导源引流的作用。
张荣玉[9]2014年在《米芾景物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景物诗历经漫长时间的发展，至唐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宋朝的诗人为了不蹈袭前人覆辙做出了许多努力。总体来说，宋代的景物诗呈现出语言古朴，以典入诗等与唐诗不同的特点，生活在宋代的米芾，其景物诗不可避免地具有宋诗的普遍特点，然而，特立独行的“米颠”，他的诗歌又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特色。本文旨在研究米芾现存的景物诗，全文分别从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时代背景，探究米芾的景物诗在宋代诗坛的地位。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对米芾的研究现状，分别从非文学类（主要包括生平、书画、美学思想、鉴赏四方面）和文学类两部分梳理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另外，此部分对景物诗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依次介绍了景物诗从先秦萌生，至唐代发展到鼎盛的历程。第二部分是对米芾景物诗基本内容的探究。结合米芾的生平、经历，将其景物诗所咏的内容分成了山水之游、任途之吟、寓所之咏叁类。第叁部分是对其景物诗在体裁选择及格律运用方面的研究。从体裁上来说，米芾的景物诗中既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在格律运用方面，主要从诗歌平仄及对仗两方面来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其景物诗的语言艺术特色进行探究，集中在炼词特点和用典特色两方面。第五部分是对米芾景物诗的整体风格的评价，主要归纳为狂放雄奇之风及自然淡远之境，并探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形成的原因。第六部分结合当时诗坛的发展状况，以凸显米芾景物诗在宋代诗坛的独特地位。
王润芳[10]2010年在《“南宋四家”之陆游书法研究》文中指出南宋初期,书法处于低迷状态,高宗赵构亲躬力行,倾心翰墨,开启了南宋书坛之风,为南宋中后期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现后人所说的“南宋四家”(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即之)。“南宋四家”之中,张即之书名最显,陆游以诗名显,但其书法个性鲜明,朱熹则为理学显,注重书法的实用功能,范成大书法多迎合时风。整个南宋的书法气象低沉,风格单一、大家缺乏。陆游的书法代表南宋以来尚意之风。体现了南宋书坛的浪漫主义艺术倾向。陆游坎坷的人生经历,为他的诗词、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主题。陆游书法以行草书为最佳,楷书亦有深厚的功底。他的书法楷书取法颜真卿、欧阳询,行书取法苏东坡、黄庭坚、杨凝式与米芾,草书取法张旭、怀素与黄庭坚。其书学过程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青少年时期、中年时期、壮年时期和晚年时期。他的书法综合众家之长,自成一体,其笔力雄健遒劲,字势豪迈开张,章法大小错落成趣、天真烂漫,主题鲜明品格高古,意境深邃。然而,其书法之中,亦包含一些怪异的成分,如通篇字迹大小差异悬殊,部分字上部小而下部大,字形拉长变异,撇画重顿快出等。这是陆游复杂性格的表现,要充分理解他的书法,须从他的爱国思想、人生经历、诗词特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本文运用考据、类比、图例阐释等方法,对陆游的书法,从思想根源、章法结构、用笔特征、书学渊源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发。文章的最后部分,通过对陆游书法与“南宋四家”中另叁家(朱熹、范成大和张即之)书法比较,让我们能更好地认识陆游书法的独特魅力。这对认识陆游书法以及南宋书法将有着一定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芾艺术论[D]. 张卿.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D]. 李制. 东南大学. 2018
[3]. 黄庭坚草书生成与源流考论[D]. 柳国良. 山西师范大学. 2010
[4]. 王铎书法艺术论[J]. 梁志汉.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宋代文人画所反映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研究[D]. 裴晓冬.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6]. 禅与清代皇家园林——兼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禅学渊涵[D]. 赵晓峰. 天津大学. 2003
[7]. 古代“书品”理论结构研究[D]. 张函. 吉林大学. 2014
[8]. 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研究[D]. 吴彦颐. 东南大学. 2018
[9]. 米芾景物诗研究[D]. 张荣玉. 辽宁大学. 2014
[10]. “南宋四家”之陆游书法研究[D]. 王润芳. 河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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