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策划了“8#183;19”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纳耶夫，1937年出生，苏联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副总统。他是苏联“8·19”事变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上的领导人。事变失败后被捕入狱，后被特赦出狱。本文系1991年8月22日作者入狱后的询问笔录，近期由俄罗斯《星火》杂志首次公诸于众。作为当事人，作者在文中披露了当年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标题为译者所加。
1991年8月，为了解决各种问题，我有时一天要同戈尔巴乔夫通几次电话。最后一次和他通市内电话是在1991年8月18日中午，大约12点钟。我们交谈并正在解决某些问题。我问他什么时候飞回?戈尔巴乔夫说，他将在1991年8月19日深夜飞回。我说，我将去伏努科沃机场接他。
大约17点，我坐“吉尔”轿车去了道路交通部的一座疗养院，去看一位老朋友，他此时病的厉害，瘫痪在床，我去是为了给他送药。我在他那儿呆了约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多次往我的轿车里打电话，一次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一次是帕夫洛夫，一次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除博尔金外，他们都是要求我回克里姆林宫商讨某些紧急事情。
大约在21—22点之间，我到了克里姆林宫。在政府大厦第三层的一间公用办公室里，坐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科拉诺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后来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他们坐在这里已经快整一天了。我刚进门，帕夫洛夫就对我说，他们在这儿讨论“紧急问题”，而副总统却不知在哪儿“闲逛”。我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就问，正在讨论什么。
先是克留奇科夫，然后是帕夫洛夫开始发言，他们说，国家正滑向混乱和解体状态。总统和副总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他们说，他们多次对戈尔巴乔夫说需要制止解体和混乱。普戈、亚佐夫、巴科拉诺夫支持他们的说法。我同意他们关于国家实际上正滑向解体和混乱的说法，现在也相信这一点。
我们一起交谈的目的是制止滑向混乱的倾向，我不反对他们对国家形势的评估，在通过什么道路克服危机问题上，我们发生了争论。总的方针直到制定前还在争论。
参加会议的人认为，应该拯救国家，应该在基础部门和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这是共同的看法，在那儿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克留奇科夫特别强调，要为拯救今年的收成做所有的事情。他说：“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不去拯救收成，饥饿将来临，过几个月，人民会走向街头，内战将会发生。”普戈讲了犯罪、贪污正不受控制地增长，国家正被偷光、分光，投机倒把团伙更无视苏联法律，正把国家还剩有的东西据为已有。
我对他们说，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不能宣布在特定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此时，巴克拉诺夫插话说，他们和中央书记谢宁刚从克里木回来，他们坐飞机去克里木是为了会见戈尔巴乔夫总统，他们就此问题同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他们形成这样的印象，总统不想走到在形势紧张地区实行紧急状态这一步，而是希望在国家已经开始的政治改革的框架内整顿国家最起码的秩序。巴拉克诺夫说：“让我们决定吧，或者我们想拯救国家，或者我们提出辞职”。我说，我准备在同志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提出辞职。之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对我说，你正在履行总统的职责，所有的人都说：你就说你有权整顿各部门的秩序。
此时，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已与世隔绝，我本人这天和他用电话联系过，我建议再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一下，也参与过这次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谢宁说，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是无益的。他们刚刚同戈尔巴乔夫谈了不止一个小时，可戈尔巴乔夫从未同意采取任何步骤，破坏他的平衡政策。
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总统身体好像不好，帕夫洛夫支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建议我履行全权。这个时刻，在戈尔巴乔夫生病的情况下，我没有意见。有人对我说过，戈尔巴乔夫患有多种疾病。心脏有点毛病，患有动脉粥样硬化症，并且总是疲乏。
他们建议我发布履行全权的命令。克留奇科夫从桌子上的一个纸夹子里掏出了命令的原件。我说：“我将不会签署这个命令，因为我认为，总统应该在休假后，恢复健康、平静下来后回来，否则，我不认为自己是道德的，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准备履行这些职责。”
争论开始了，他们全都劝我签署这个命令。我哆嗦了，同意签字，并预先声明，在总统休假和治疗期间，代行总统职责不超过两个星期。还使我相信的是，他们说，将建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且自己着手解决全部问题。我更明确地问，实行紧急状态指的是什么部门?帕夫洛夫对我解释说，将在基础部门，克留奇科夫说将在民族关系紧张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我也相信，不这样的话，我们便不能振兴国家。当时我认为，这种情绪在该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里已经提到了。这份原件也已准备好了，我不记得是谁从同一个夹子里拿出递给我。
在这些日子里，除我之外，该委员会其他成员都干劲十足。我签署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后，又签署了呼吁书和声明，全部这些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早晨才全签完。
对于是否使用武装力量，我一无所知。甚至连在莫斯科实行宵禁我都不知道。1991年8月19日早晨，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才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看见坦克和装甲运兵车。
参加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对亚佐夫说，应该撤走坦克和装甲车，用苏联内务部的力量保护公民。亚佐夫说，莫斯科的局势已经复杂化了。人们在游行，特别是莫斯科的白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译者注)附近正在进行大规模游行。亚佐夫说“我担心有人挑拨离间”。紧急状态委员会全体成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在莫斯科实行2—3天紧急状态。我们口头商定从中心交通干线和公共建筑撤出坦克，并采取措施逐步撤出装甲车。
总之，委员会讨论所有问题都是口头式的，都未进行录音或是速记。
1991年8月19日傍晚，开始广泛传播可能进攻白宫的消息，叶利钦给我打电话说有这样的传说。我告诉他，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真的，我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这样的计划。我对叶利钦也说了这一点。深夜，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斯托利亚罗夫从白宫鲁茨科伊(时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叶利钦的助手)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他两次在电话中说，白宫周围形势紧张，武装起来的人们在白宫里准备捐躯，不会放任何一个人进来。我对他说：“尼古拉，我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
我紧急召集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我强调指出：当时只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来参加了会议，没有任何其他人。我严厉地说，无论是在白宫，还是在别的地方都不应该发生任何强制行为。我想说，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我时刻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1991年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没有飞回来。我开始怀疑，由于克留奇科夫的干扰我才失去了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我对他说，要他接通戈尔巴乔夫，但克留奇科夫说，不应该接通。我数次给普戈，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要求不允许对莫斯科居民采取强制行动。况且我也感到，了解了我的优柔寡断和力图使一切恢复平静后，他们开始很少与我电话联系。委员会的会议还进行过两次，但已经是形式上的了。
早在1991年8月2日，我就开始感到，他们形式化地对待我，把我作为形式上的挡箭牌，因为我是一个宪法上的人物，是副总统。我开始考虑发表辞职声明，但使我克制住的原因是，我如果现在辞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直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
关于采取措施封锁戈尔巴乔夫的情况
我绝对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此事是紧急状态在委员会建立之后，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的人失去了走动和联系的自由。这再一次说明，需要我只是把我当作非法把戏下的合法外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