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对南海争端的议程建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议程论文,争端论文,周边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舆论看来，南海争端是评估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能力的试金石。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如何解决南海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等“南海声索国”，而且牵动着中国周边20个国家的心。 南海争端为周边国家媒体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场域和时机，让20个不同体制、经济与文化的国家在同一平台上解读“全球性媒介事件”。该事件的焦点长期以来围绕主权争议展开，仅涉及几个声索国，但后来发生了转变。2010年7月23日，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美国在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拥有“国家利益”，由此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南海航行自由”议题的产生、扩散和进入国际议程的过程，阐释周边媒体参与议程建构的角色。 一、文献综述 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理论起源于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媒介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它是比议程设置更复杂的动态过程，同时与议程设置走向了融合。 库柏和埃尔德(Cobb & Elder，1972：82-85)最早提出媒介能使一个单纯的“议题”提升到系统的“议程”，并增加其被政策议程接受的机会。“议题”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团体、组织因争夺地位或资源而产生的矛盾，而“议程”是被政治共同体成员认知的、系统性的议题，它们值得公众关注并符合政府权力的合法裁定。政策议程建构的步骤包括：议题产生、议题扩散和进入议程。 最早将“议程建构”扩展为理论研究的是朗氏夫妇(Lang & Lang，1983：23)，他们将媒体、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间的相互影响纳入议程建构过程，认为媒体发掘议题、将其建构并引导公众讨论。朗氏夫妇将目光对准媒介关注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Weaver & Elliott，1985)，并在分析水门事件的基础上，将议程建构细分为六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此后，甘地(Gandy Jr.，1982：7)也建议走出议程设置来思考谁设置了媒介议程，议程是怎样被设置的，为什么以及权力和价值观是怎样作用的。 推进议程建构与议程设置相融合的是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和迪琳(James Dearing)。他们倡议从原先狭隘的“媒介议程设定公众议程”，扩展至全方位的“议程设置过程”，就是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的互动视为一个完整的议程设置过程(Rogers & Dearing，1988)，由此使得议程建构在某种程度上被吸收进了议程设置这个强大的理论范畴。 此后又有学者讨论媒介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关系，最引人关注的是消息源和守门人间的互动(Ohl，Pincus，Rimmer & Harrison，1995)。伯克维茨(Berkowitz，1992：81-102)认为媒介议程反映了媒介和消息源“协商”的过程，消息源重要的原因在于，不仅决定了受众能接受什么信息，而且能呈现社会的背景与形象(Soloski，1989)。韦弗、麦库姆斯和肖(Weaver，McCombs & Shaw.，2004：257-282)指出影响媒介议程的主要来源：总统、政治精英和其他媒体信息源，即媒介之间相互设置议程，而政府是最常被引用的消息源。 议程建构也可以放在国际视野下考察。媒体通过国际新闻影响国际舆论，而国际舆论具有超越国界的道德力量，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权力斗争实施约束的方式。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新闻驯化(domestication)的过程，这是新闻工作者通过种种方法强化外国事件对本国受众的相关性，把它纳入民族国家的论述的过程。新闻工作者多是采用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赋予事件以意义(陈韬文，李金铨，潘忠党，苏钥机，2002)，由此实现国内关注与国际关怀的统一。本文就希望从国际层面来审视议程建构理论，解析国际议程建构进程中，国内与国际、媒体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二、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解析周边媒体对南海争端的议程建构过程，采用个案研究和话语分析法。 国家选择：我国有14个陆地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即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本文对这20国进行全景式考察，以概括周边国家看待南海问题的现状。 分析样本：使用Factiva和Lexisnexis数据库获取新闻。研究样本既包括周边国家新闻，也辅以西方主流媒体新闻。搜索时，以“南海”和“航行自由”的英语、俄语、越南语、日语、韩语等多语种翻译为关键词，限定两个关键词出现在同一段落，以排除涉及其他海域有关航行自由的新闻。 时间界定：经搜索，有关南海“航行自由”的话语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18日，本文分析就从那时开始至2014年8月31日，以呈现议题变迁的全貌。 三、媒体参与议程建构的动态过程 (一)议题产生前的“局外人” “航行自由计划”是美国卡特政府制定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防止沿海国家的“过度海洋主张”而保证其海洋霸权。“南海航行自由”作为国际“议题”的提出，是由中美两国对峙状态和美国“重返亚太”后高调插手南海引起的。 西方主流媒体最早涉及南海航行自由。1992年6月18日，路透社首次引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要求“南海争端相关国家保护航行自由”的表态。从1992年到2009年，全球英文媒体每年报道量处于1篇到65篇的低位状态，主要来自《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内容涉及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在全球的执行，对南海并无特别关注，即使2009年“无暇号”穿越南海也未在国际舆论中掀起此议题。
周边国家在这一时期还是“局外人”。2010年前，除了日本和越南之外，俄罗斯、中亚五国、韩国、印度等周边国家都没有南海航行自由的报道，日本媒体也只是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有关南海发言的直接引用(産経新聞，1999)，记者没有发挥与阐释。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媒体不仅这一时期没有新闻，而且在整个议程建构过程中对华措辞都很平和，尤其是巴基斯坦对我国南海立场表示支持，这与其长期以来支持我国台湾、西藏问题的立场保持一致。 (二)西方媒体“饱和”报道伴随议题产生 “发起人”与“触发机制”联动。争端并不足以引发国际议题，议题产生需要“发起人”(initiator)和“触发机制”(trigger device)共同作用(Cobb & Elder，1972:85)。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借南海航行自由向中国发难，成为议题直接“发起人”。接着媒体启动“触发机制”，而不同国家的“触点”是不同的。对美国而言，中美舰船对峙是能唤起公众记忆的“触点”，《华尔街日报》7月28日刊登的《为南海而战：希拉里支持中国的邻居们》站在为周边国家伸张权利的立场，重提中国驱赶无暇号和乔治·华盛顿航母事件，与“航行自由”对接。新闻发表后被加拿大《国家邮报》和日本共通社转载，只是《国家邮报》将标题改成《为南海而战：希拉里直面北京舰船的欺负》，将中美两国对峙突出报道，因为对加拿大而言，中美对峙比舰船对峙更具“触动”效果。还有该报《亚洲老霸主回归战争游戏》等文都将美国“重返亚太”后中美对立的背景放在标题中。 “饱和报道”攻克“高门槛议题”。议程建构理论根据媒体与受众的接近性将议题分为三类：低门槛、中门槛和高门槛议题(Lang & Lang，1983：58)。低门槛议题是指与公众接近性高的议题；中门槛议题只有部分受众会关注；高门槛议题的抽象程度最高，但这也是媒体最能发挥议题建构角色的议题。对于南海问题这样的高门槛议题，只有进行“饱和报道”(saturation coverage)(Lang & Lang，1983:59)才能引起公众关注。 报道量骤升。随着议题的产生，媒体逐渐介入，在希拉里发言后8天里，谈及南海航行自由的英语新闻有61条，几乎超越了之前18年每年的发表数量。从7月23日到年底，《纽约时报》就此发表10篇新闻，《华盛顿邮报》6篇，《国际先驱论坛报》12篇，《澳大利亚人》9篇，《堪培拉时报》4篇。日语新闻在小语种里最活跃，8天共有6条，而之前所有年份总和为3条。从全年看，2010年的英语报道量骤升至367条，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最积极的是美、英、法、澳、加，尽管他们与南海相隔万里。 登上头版。要让新闻“升格”为议题，需不吝版面的投入。从2010年7月到年底，《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相继拿出头版报道，共有8篇文章提及“南海航行自由”，还有更多有关南海的头版新闻。而除了美国媒体，在数据库可搜到的周边媒体新闻中，无一登上头版。 小国媒体、地方媒体加入才能“升级”为国际议题。国际主流媒体还不够，只有当小国媒体甚至地方性媒体加入后，才能使议题渗透到地球各个角落。此时《纽约时报》等大报通过“媒介间议程设置”影响地方报纸，美国《申特县时报》、《查尔逊每日邮报》、《查塔努家时报自由新闻》等或评论，或转载，或由驻华盛顿记者发文，尽管多数记者并无驻华经历，但不影响他们对南海问题“挥毫泼墨”。此时周边媒体也在加入，巴基斯坦《每日巴基斯坦银行家》、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印度《电讯报》、菲律宾《菲律宾日报》、越南《青年报》、俄罗斯《独立报》都开始出现涉及“南海航行自由”的报道。 (三)周边媒体与政治共振助推议题扩散 政要足迹“嵌入”周边媒体。希拉里讲话前后，美国政要频频发声，从美国国务院网站搜索，共获得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国务院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等共12次有关该议题的发言，而且政要足迹覆盖越南、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与此同时，越、菲政要也跨出国门交流互通。有关该议题的英文报道从2010年的367条，2011年攀升到764条，2012年达到顶峰1064条。此时周边媒体报道量也进入历史高峰。菲律宾媒体表现最激烈，2010年32条，2011年180条，2012年达到303条。越南仅《青年报》一家，2010年10条，2011年37条，2012年更突破了100条，此后2013年降到63条，2014年再次转热。但中亚五国对此一直很冷淡，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几乎没有自主报道，信息主要转载哈萨克斯坦，而哈媒体关注的也是美国战略转移对中亚的影响(Pадио Aзаттык，2013)。 “模糊”和“非暂时相关”的议题便于扩散。议题性质定义的越模糊、越非暂时相关(Cobb & Elder，1972：112-117)，就越有可能扩散。水门事件一开始被媒体定义为“窃听事件”，但这太过具体层级也较低，无法大范围扩散，后来被定义为“党派之争”(Lang & Lang，1983：59)后才引起高度关注。南海争端一开始焦点在“主权争议”，但这仅涉及几个声索国，即使近在咫尺的新加坡要参与都显得“隔靴搔痒”。美国“重返亚太”后高调提出“南海航行自由”，由于概念模糊，对周边而言到底自由会不会受中国影响，充满解释空间。这个宽泛的议题不仅符合越、菲将争端国际化的目标，而且新加坡、泰国等也能定义，事实上，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就非常关注该议题。“南海航行自由”还是“非暂时相关”的议题，似乎反映了“普世价值”，决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几次声明就能缓解周边的焦虑情绪。对美、越、菲来说，推出该议题相当于在话语博弈中打造了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象征、符号与隐喻。媒体将议题与次级象征符号联结，使其发生利益集结(Lang & Lang，1983：59)，突显政治分隔线，这有利于周边国家选边站队。决定“符号重量”的因素包括唤起历史记忆的能力、有效且可信、符号的紧急性(Cobb & Elder，1972：131)。像“忘记历史最可怕”、“美丽的海岛、悲哀的历史”、中国要“重写历史”试图将现实与历史对接；“快醒醒”、“现在就要自由”、“必须现在就摧毁中国在菲潜在军事基地”具煽动性和紧迫感；称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在“走向暴政”具威胁与警示性；美国不断向盟国承诺“维护航行自由”则具示范的力量。 隐喻通过“创造社会现实”以实现意识形态指向。同样将中国比作龙，美国媒体用“可怕的喷火龙”(terrible fire-breathing dragon)来隐喻中国，巴基斯坦媒体则认为龙代表强大和腾飞。隐喻也是充满“陷阱”的修辞技巧。印、日媒体称中美是领导世界的“G2”集团，要中国承担“负责任的大国”义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外长罗萨里奥为“争夺”东盟国家领导人支持，将中国比作纳粹，唤起周边国家警惕。周边国家和西方媒体一起，用符号和隐喻指涉中国，只是各自都生产着不同的意义。 (四)进入议程后周边媒体各取所需 名人的“知识权力”。在议程进入阶段，智库专家学者开始响应总统、政要们的“呼唤”。名人参与议程的过程常常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因为“新闻源影响新闻议程的过程也减少了记者采集新闻的成本”(Kiousis，Kim，McDevitt & Ostrowski，2009)，媒体选择新闻源的标准是权威性、可信性和可获得性。大多数周边媒体的新闻源都来自本国、媒体所在城市或周边城市，这些新闻源对南海的认识是有限的，解读往往从本国利益出发。比如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希望借南海确立俄“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仲裁员身份”(Московскийи комсомолец во Владивосгоке，2013)。中国声音在俄罗斯媒体中表现微弱，少数中国专家也以“被解构”的方式呈现。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学院、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主要引用美国专家观点。越南国防部下设中国局，还有一个中国研究院，越南“东海问题”研究会(越南把南海改成东海)每年召开一届研讨会，最早于2009年提出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推动中越争端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博得国际社会同情。 中间派的“决定”作用。2012年以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媒体将东盟与“南海航行自由”关联的新闻越来越多。如马来西亚媒体“强调海洋安全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希望“东盟加强海洋合作”促进“东盟共同体”；印尼一直希望借助东盟实现“调停者”的角色，这时媒体也不断发出“南海问题考验印尼外交”的呼声，加入了“制衡中国”的队伍；向来低调行事的文莱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正在加强，但迫于东盟压力也在渐渐改变中立立场；俄罗斯长期以来在周边国家中对华舆论相对温和，这时也推波助澜，认为南海争端的起因是中国“领土野心”膨胀、对邻国“傲慢无礼”，表达对周边国家的同情，同时希望增强自身在亚太的影响力及军事存在；即使是尼泊尔、蒙古这样对国际新闻并不热衷的国家，也将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说成“不再隐藏统治南海的意图”、“为掠夺资源的秘密行动”。周边国家抱团取暖，既警惕着中国，又实现着自身的诉求。 “南海航行自由”进入国际议程。议题能否获得“系统性”政策议程的地位，其“命运”取决于能否被定义在合法的政府行为内，要求三个条件：广泛的关注；一定比例的公众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共同认为事情引起了一些政府组织的关注，并在其权力范围内(Cobb & Elder，1972：86)。“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周边国家公众与政府的关注，且政府有权力借助国际组织推进争端的解决。 “议程”进入是渐进的，界定时要平衡政府与民间两个维度。本文无意划分明确分界线，但2012年6月左右似乎达到了国际组织、国际公众和国际媒体比较统一的时刻，将“南海航行自由”由议题升级为议程。经过两年铺垫与扩散，2012年6月后，奥巴马会见阿基诺承诺将确保“南海航行自由”，此时国际媒体报道量达到最高点，渲染“周边对中国表示担忧”的新闻日趋上升。这时亚太安全对话机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会议之一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正在召开，“保护航行自由”作为五大议题之一列入议程。而就在2012年，国际社会对华印象转差，降至2005年BBC民调开始以来最低点。在周边国家中，连续几年对中国评价最差的是日本、印度和韩国。欧美对华评价也在恶化，加拿大和美国对华积极评价均降至该民调有史以来最低点(Views，2013)。 此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外长会议、东亚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国际制度继续将“南海航行自由”列入议程，每逢会议召开又会掀起一轮质疑中国的热潮。 本文以南海争端为个案，试图解析周边媒体将“航行自由”由国际议题建构为国际议程的动态过程。 研究发现，周边媒体是议题产生的“局外人”，该议题主要由美国主导发起，借助西方媒体的“饱和报道”实现。但在议题扩散阶段，周边媒体与国际社会频繁互动。西方政要将自身足迹“嵌入”周边媒体，这项“定义模糊”的议题又切中周边“警惕中国”的焦虑情绪，于是周边媒体与西方一起，通过象征、符号与隐喻的艺术将议题推向国际舆论的高峰，并最终进入国际议程。此后，实力、地缘、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周边国家在共同的制度框架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 本文存在着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研究局限。国际议程牵涉变量众多，未来还有待提出更严肃的假设，完成更严格的检验。在当前传播界，言必称“西方媒体”的趋势还未褪去，对于这些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其传媒生态如何，又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研究似乎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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