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经济的主导地位研究--经济中公共部门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分析_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研究——兼析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经济论文,初级阶段论文,系数论文,比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经历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开始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诸如经济增长率下行压力巨大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关乎市场主体与全体人民生存与生活的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是不可回避地摆在面前。

      纵向上看,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表现在:从1991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只有1998年和1999年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稍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超过8%(1998年是7.8%,1999年是7.6%),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的14.2%①。但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便逐渐开始回落,尤其是在此次危机逐渐探底的几年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便没有再重新回到10%②,最近三年更是在7%徘徊(2012年是7.7%,2013年是7.7%,2014年是7.4%)③。

      从横向上比较各国公有制经济规模与基尼系数,据爱尔兰政府官方政策顾问会(FORFáS)在2011年7月公布的关于欧洲各国政府拥有的股份或其他权益(在此可以看作公有制经济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挪威的公有制经济规模已经迫近70%④,基尼系数约为0.26⑤,中国1978年基尼系数为0.28⑥;芬兰、波兰、瑞典和捷克的公有制经济规模都在20%-30%之间⑦,基尼系数大致分布在0.2-0.3⑧之间;欧盟地区的平均公有制经济规模大于10%⑨,基尼系数普遍分布于0.2-0.4⑩之间;2008年,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30.13%(11),与欧洲国家瑞典最为接近,但瑞典的基尼系数约为0.25(12),中国的基尼系数却是0.491(13),大约是瑞典的2倍。

      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机理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迁的,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当中,公有制是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基础,私有制是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基础。在原始社会中,公有制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所有制形式,但原始社会对公有制的选择不是为了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的主动性选择,而是由于劳动者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极度有限、劳动者劳动能力低下、劳动对象范围狭隘和劳动工具简陋等原因所导致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质财富极度匮乏而形成的被动性选择。从经济学角度讲,在原始社会的劳动者所采取的公有制形式中,这种客观存在的没有剥削的情况并不是因为劳动者将其作为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得来的结果,而是因为生产力低下到不能使一个劳动者或者一个劳动群体成为不同于其他劳动者或者其他劳动群体的独立的物质利益主体。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也曾试图采用过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但我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是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低、劳动力结构多元化,这客观要求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来适应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特殊要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并不适应并且会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正在成为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的经济成分,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说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导的生产活动中,贫富两极分化愈发严重、生产资料(巨额财富)愈发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现象和资本家愿意提供给劳动者的低微报酬的天壤之别是明显的事实,但面对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客观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是必要的。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4),商品生产的所有权愈发转化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过程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愈发分离的过程在客观上使得劳动力的利用率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限的,所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15)。不仅如此,非公有制经济还具有广泛性。非公有制经济的广泛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是非公有制经济追求利用最少的生产要素调动最多的劳动力参与商品生产;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基本没有市场准入门槛,只有私人拥有生产要素多少的区别,所以凡是生产要素的私有者都能以匹配自身私有生产要素量的特定方式通过对私有生产要素的支配来生产商品并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在各个层面上都极易形成规模,比如劳动力规模、经济规模乃至政治规模等等,也就是说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得大规模私人劳动者有事可做、有利可图,从而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存在。

      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保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机理

      1.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虽然具有科学性,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系列隐患是:既然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那么就要有一定的空间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会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存在;既然我国的分配方式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那么就会有收入差距过大的可能性存在。面对这一系列隐患,一个不可不辩的原则性问题就是:在国民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究竟该如何确定才是科学的,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依据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要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上借鉴并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的,是有利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是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活力的。但是,必须明确认识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所借用的手段;必须时时警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可以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必须深刻理解的是,任何带有资本主义基因的事物都可能被资本以特定的方式和一定的资本量所资本化。

      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由该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也易知,公有制经济要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量上,否则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不能过分夸大甚至神化,如果任由上述一系列隐患深化,剥削与两极分化的现象就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

      社会主义本质对我国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原则性要求是科学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验证,即政治、经济与文化。首先,在政治方面,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和我党执政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我国在抓住机遇求合作、谋发展的同时也将自己置身于国际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之中,一些国外的反动势力之所以敢或明或暗地侵扰我国一直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就是自恃力量已成规模,如果各方势力演变成一股合力,那势必不可小觑。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的国家只有自身的力量足够强大,才可以做到持续发展,而自身力量究竟有多大,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永远牢牢掌控着公有制经济规模,只有我国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其次,在经济方面,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它也是政府实行更有力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从而抵御或防止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最后,在文化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破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本。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阴谋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网络、电影、电视、图书等各种渠道向我国人民宣扬资本主义世界观,这着实令人防不胜防。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能使党和人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样才能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才能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最终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企图落空。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范畴当中一切要素的根本,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践行社会主义本质的一切作为都是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因为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可以在商品生产方式的范畴中保障共同富裕,在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中化解经济危机。

      2.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前面我们讲了虽然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那是因为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在制衡其非积极因素的发挥,如果公有制经济失去主体地位或者最终从我国消失,从此私有化发展到“彻底”的程度,那么两极分化的现象就会严重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与占有的生活资料都广泛并普遍地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私有化的国家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国家。相反,彻底的公有化在客观上会真正地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16)“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17)共同富裕可以定义为全体人民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占有社会财富方面可以有差别,但不能出现穷富两极分化。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归纳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8)“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9)“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20)“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1)“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2)

      显然,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依托,并且共同富裕是与且只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同一个维度的。有些学者声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高福利制度是普遍实施的,这客观上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同富裕也是存在的,因为两极分化通过高福利制度得到了控制。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根本就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原因有三: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占有,所以,生产资料就自然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这就注定了工人阶级生来就被剥削的残酷命运;第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国家的福利制度其实是源于其跨国公司依靠对资源、技术以及市场等要素经年累月的垄断在世界范围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剥削所支撑的;第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持久稳定的高福利制度是难以为继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不稳定,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少数资本家是绝对不会贡献财富来救国救民的,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作为,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家的代理人,怎么可能违背资本家阶级的意志。相反,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具有保障作用的,其原因亦有三:第一,在公有制企业中,生产资料不是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而是劳动者实现人生价值、创富于己、造富于民的工具;第二,在公有制企业中,利润不会被个人占有,而是为国家和全体人民所有,是由国家统一支配进而惠及全民的;第三,在公有制企业中,由于产权结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23)。

      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是消灭阶级的过程,也是社会走向公平的过程,所以,促进共同富裕的标准有二,一是缩小两极分化的程度,二是使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得到统一。在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完全可以从这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的。第一,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可以有效地减小两极分化的差距,增强劳动者的购买力,促进内需。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生产方式,只有生产的商品被周期性地消耗,商品才能真正地实现循环生产。我国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在国家调节有序的条件下,市场价格是比较平稳的,这就可以防止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过度集中和暴利行业的长期存在,从而有效降低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上限,与此同时,国家还会以转移支付、减免税负等方式还富于民,从而提升了相对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下限。在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中,两极分化的差距明显减小,劳动者的购买力得到增强,社会财富自然就不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24),而是有效实现了对商品的周期性消耗,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循环健康的发展。第二,随着生产的持续,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是必然的,所以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统一主要是通过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来体现的。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定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为前进方向的,促进共同富裕也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途径,只有牢牢坐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在提供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利润的同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并对共同富裕起到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3.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化解经济危机的根本手段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但是多种所有制形式也是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下共同发展并壮大的,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中一定存在一部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所以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潜伏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但是,由于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对共同富裕有根本性的保障作用,经济危机在理论上是可以从根本上得到化解的。“只有通过共同富裕式的发展道路,才能打破历史上因为发展过程中不平等扩大导致的繁荣衰落交替和治乱循环,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困局和危机,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提高生产力和生活质量。”(2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危机可以由两个具体矛盾所诱发:一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永远只能使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进行暂时性的调节。对比而言,在社会主义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则可以从理论上化解上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两个具体矛盾。第一,一方面,我国公有制经济成分与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指标”,从性质上来讲都是顺应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化大生产一定会朝着更加深化、细化、扩大化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愈来愈大规模的公有制经济成分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要求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规模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程度相匹配、相适应的,所以,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本不会构成矛盾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若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体地位,那么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国有企业就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如产业选择、分配方式、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尤其是商品生产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这就使得“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中的“个别”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程度上都被大大降低,而所谓的“有组织性”也会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下的“有组织”,所以矛盾的这个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第一个矛盾也就被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化解了。第二,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在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保障下的共同富裕不仅缩小了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而且随着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共同发展,就只会使得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愈来愈大,相对缩小的情况将会从根本上得到控制,“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这一方面就不会出现。另一方面,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产生的前提是占有生产该产品的生产要素与资源的量的无限扩大,但还是由于占有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示范作用,生产要素与资源在各个产业间甚至是市场主体的商品生产过程中都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尽可能地依循供求关系而按比例分配的,这就使得任何一个产业或者市场主体难以进行其生产的无限扩大,所以这个方面同样也是不成立的,这第二个矛盾也就同样被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所化解了。

      如果说,化解上述两个矛盾是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从内部降低本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特殊贡献,那么确保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等于确保我国经济抵制外来的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向我国蔓延的自主能力。所以,只有保证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而争取到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

      三、我国公有制经济规模与贫富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

      1.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的演变

      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时候,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和经济危机这三者之间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而促进共同富裕又是解决潜在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共同富裕做得越到位,则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之所以要研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基尼系数可以从正面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即两极分化的程度,也就是可以从反面反映出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情势:基尼系数越大说明两极分化越严重,即共同富裕越缺失。

      

      

      图1 1979年-2008年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走势图

      由表1和图1所反映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的数据与演变趋势可以清晰地发现,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的同时,贫富差距问题也随之变得十分严重: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从1979年的100%下降到2008年的30.13%;基尼系数则在这30年里呈上升趋势,从1979年的0.281上升到2008年的0.491。由此可见,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表现为反向数字关系。

      2.我国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如图1所示,公有制经济比重加速下降的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加速上升的趋势也是始于这个时间结点,所以从指标选取的代表性与相关数据的连续性等方面出发,本文选取1990年-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y)(27)、公有制经济比重(

)(28)、GDP(

)(29)财政收入(

)(30)、全国职工人数(

)(31)、进出口差额(

)(32)、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33)序列建立多变量时间序列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公有制经济规模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模型中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基尼系数(y)、公有制经济比重(

)、GDP(

)、财政收入(

)、全国职工人数(

)、进出口差额(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这7个时间序列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存在着非平稳性,所以直接建立回归模型会存在伪回归问题。

      为了分析基尼系数(y)、公有制经济比重(

)、GDP(

)、财政收入(

)、全国职工人数(

)、进出口差额(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这7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首先要检验其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表3是变量之间的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基尼系数(y)、公有制经济比重(

)、GDP(

)、财政收入(

)、全国职工人数(

)、进出口差额(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

)这7个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

       在协整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对如下的长期协整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通过协整方程估计系数可以看到,公有制经济比重和进出口差额这两个变量与基尼系数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分别为-0.1482和-0.6642。而GDP、财政收入、全国职工人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这四个变量与基尼系数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变量之间的负向协整影响系数再次验证了本文前述理论分析的结果: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关系,即公有制经济的规模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影响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动摇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席卷全球、肆虐我国的今天,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影响,恢复并巩固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刻不容缓,结合当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进行有效调控。

      第一,坚持发展和壮大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应随着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不仅要在自然垄断领域和安全领域保持控制力,而且要在竞争性的社会化大生产领域和关乎民生的社会化大需求的商品流通领域,通过平等竞争而发展壮大,并取得控制力。与此同时,国有经济还要尽可能多地盈利,这样才能提供更多的可供全民分配的剩余产品。国有经济的全民所有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的赢利属于全民,国有经济获取赢利,不是被鼓吹的“与民争利”,而是实实在在的“为民争利”。国有经济盈利越多,越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可靠的保证。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34)

      第二,国有企业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从“量”上壮大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要让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将公有制经济成分瓜分蚕食,而是要在牢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释放国有资本的活力,扩大国有资本在市场中的存在范围与规模,达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目的,进而捍卫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以培育要素构成为切入点,促进市场主体成为多元化的产权主体:我国国有企业要积极推进股份制,在引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本优化产权结构的过程中释放出部分国有资本,与此同时,国有资本也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参股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寻找新的国有资本投资方式。

      第三,国有企业要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从“质”上提高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国有企业作为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必然要参与市场竞争的。但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其出资人是国资委,而不是全国每一位公民,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大多也是由政府组织部门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产生,这样就会产生以所有者缺位为核心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从而形成X非效率,削弱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恶劣情况。制度的完善是创新与提升竞争力的前提,法人治理结构则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只有董事会真正代表所有者的根本利益,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接受董事会的指导和监督,监事会忠实履行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才会带给国有企业良好的自身发展环境,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①《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②《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③《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④陈亮:《国有企业私有化绝不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出路——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⑤《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排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n90VnvsmzgNe00nrq3dpSYR4I5xlmluq8q7tUlrlOmvuBGlYuOi40EWj4TALtOPIzkJKr-U9OuZVvZaiEoOOh8UIuXQHs2ec4rcVbTC-Pi。

      ⑥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统计研究》2011年第1期。

      ⑦陈亮:《国有企业私有化绝不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出路——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⑧《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排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n90VnvsmzgNe00nrq3dpSYR4I5xlmluq8q7tUlrlOmvuBGlYuOi40EWj4TALtOPlzkJKr-U9OuZVvZaiEoOOh8UIuXQHs2ec4rcVbTC-Pi。

      ⑨陈亮:《国有企业私有化绝不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出路——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⑩冯华:《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11)李亚平、雷勇:《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效率研究》,《经济纵横》2012年第3期。

      (12)《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排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n90VnvsmzgNe00nrq3dpSYR4I5xlmluq8q7tUlrlOmvuBGlYuOi40EWj4TALtOPlkJKr-U9OuZVvZaiEoOOh8UIuXQHs2ec4rcVbTC-Pi。

      (13)冯华:《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日报》2015年1月23日。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7-928页。

      (15)徐传谌、翟绪权:《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7期。

      (1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23)程恩富、张建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求是学刊》2013年第1期。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25)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26)公有制经济比重数据引自李亚平、雷勇:《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效率研究》,《经济纵横》2012年第3期;1979年-2002年的基尼系数引自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统计研究》2011年第1期;2003年-2008年的基尼系数引自:《2013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73》,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40120/101518011675.shtml。

      (27)1990年-2002年的基尼系数引自徐映梅、张学新:《中国基尼系数警戒线的一个估计》,《统计研究》2011年第1期;2003年-2008年的基尼系数引自:《2013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73》,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40120/101518011675.shtml。

      (28)李亚平、雷勇:《建国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及效率研究》,《经济纵横》2012年第3期。

      (29)《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30)《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31)《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8页。

      (3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33)《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8页。

      (3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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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经济的主导地位研究--经济中公共部门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分析_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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