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三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惰性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不仅是正当的口号，也是很有鼓舞性的口号。沿着这个思路作多少文章也不过分，这是很多学者、文人已经做过的事，我在适当的时候还会补充些。
但是，此文倒是专门揭中国文化习惯之“短”的。做为中国人，揭中国文化之“短”，属于“自揭”性质，自揭己短是否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或是沾了“崇洋媚外”的边儿，这些念头暂且放一放，反正我觉得说实在话总比说文过饰非的话更接近于忠言的本义。
何况，我以为，中国文化在习惯上的许多惰性得不到排除，乃至继续从中玩味出自豪、自负来，“弘扬”便是一句虚话，乃至招来笑话。
惰性不止于三，“三”者，撮要也。
一、小文化性
至今没有人界定出“小文化”、“大文化”的严格范畴，这里也只能用俗白之语大体上勾勒轮廓。
就文化类别上看，自然科学理应属于大文化，因为它所揭示的物质规律是放在地球上都适用，不分国界、民族的。以先进自然科学为必备材料之一提炼出的哲学，无疑更属于大文化，因为它适用于地球上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也不分国界、不分民族。
从文化的兴趣热点上来看，以人类群体为基本“本位”，为文化思路的基本起始点，从而关注、研究人类群体命运、群体运动轨迹的文化，就属于大文化。
相反，淡于自然科学，尤其淡于先进自然科学，跛足地在科学性很低的“社会学”、“精神学”里玩味、挣扎，或在文化志趣上就固守很小的“本位”——如种族、团伙、阶层、个人，弄出的文化就属于小文化。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双足文化面前，中国的“文化人”历来就跛足者多，包括行为跛足和兴趣跛足。
两小儿辩日出，向孔子征求答案，像孔子这样“天下第一”的学问家，居然茫茫然。然而，这又丝毫不影响他被尊为“圣人”。“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中就包括对自然科学的传统性和习惯性淡漠。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人”，基本上是淡于自然科学和不懂自然科学的，而且，还沿着这个“不懂”弄出了自己特有的“高深”、“才气”。
例如西方的绘画，对自然科学的依附性很强，色彩学、透视学、光谱学都是造型真实的必备基础，而中国画压根儿就不讲究这些。正因为不讲究，不懂，才索性以“非科学”做为自己的特色和才气。似那种“大写意”，其“特殊品格”之一就是离“真实”越远越好。
在古希腊人写出了《几何原本》、《力学定律》、《精密算学》，和28000行、内容涉及欧亚非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的同时，我们的祖先只是从龟背纹缕中发现了“八卦”，写出了一些几十个字至几百个字的神仙小传。
这“八卦”，便成为此后几千年中国哲学家反复品味、发微，以及永远也与“迷信家”撕扯不开的学问。那些几十个字、几百个字的神话人物小传，如“炎”如“黄”，如“尧”如“舜”，便成为此后许多中国人品味“民族自尊”、设计“升平社会”的原始母体。
中国文化人的大文化兴趣几乎始终没建立起来，而对“小”却有着举世无双的热衷。翻阅古今那浩如烟海的诗、文，单是以“小”物为题的就无法计量，一虫一蚁，一枝一叶，一竹一松，一泉一潭，一鸟一蝉，乃至一沙一尘、一眉一眼，都可敷衍成十首诗、数千字文。至于一园一林、一亭一舍、一山一壑，更是能铺陈出洋洋文字。牵涉到政治性、哲学性的文章，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对象往往也只限于一人、一朝、一族，很少从社会发展规律的大高度揭示“世理”。
眼下的华人文学，无论是大陆的还是海外的，这种趋“小”的习惯仍然很醒目，有些“名作家”（如琼瑶），弄出的“言情”文字无非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绕着“关起门来”的“爱情风波”演绎出来的曲曲折折、悲悲欢欢、离离合合，很难看到大视野性的社会风云、历史波涛、世界景观。
二、玩味性
中国文化习惯中的玩味性很强，又往往止于玩味，淡于发挥和拓展文化品的实用价值、社会价值。
譬如文字、语言、文学形式，这些本来都属于“思想工具”，贵在使用而不在玩味它的本身。但在中国，单是字、词、句、篇、体裁等文学形式本身，就耗掉了许多文人的主要兴趣和精力，乃至玩味出了一业、名家。
例如玩“字”，玩出了“书法家”、“篆刻家”，以及对死去文字的考据家、训诂家。其实，用隶书或篆书，用柳体或颜体写出的卖身契、丧权辱国条约，或是科学论文、艺术论文，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再例如玩“词”、玩“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做为一种刻苦精神是可敬的，但做为一种行为是可悲的。三年只写成两句话，价值太小；即使一个不会写诗的人，三年中也能干出许多大事。至于回文诗、盘中诗等等文字游戏，格律、韵律、词牌、曲牌等模式讲究，似乎都不太尊重思想的活跃性本身。
单一“玩味”而止于“玩味”，是注定要衍生出赘文化、废文化、多余文化、伪文化的。眼下淤积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层层叠叠文化品，有多少这类“玩品”！似那种为古而古的考证，那种为洋而洋的舶来语积木，那种各种“名人”的闲极无聊即兴之文、扯淡之作、唱和之诗、凑趣之语，乃至各级知识分子为了申报职称或晋升职称而强行拼凑的“著作量”，有多少在实际上是有价值的？
为学问而学问，玩出的学问注定是无用的学问。例如吃饭是人之常识、常能，有人只是为了玩“高深”，玩“洋采”，强行写出《论食物进入人体之后所牵动出的体内物理运动和化学反应》，这叫什么学问？
“玩味”之所以是一种惰性习惯，就在于它倦于创造，只想尽量多地享受既成成果的趣味性，从属于消耗范畴。例如，四大发明是我们祖先的天才结晶，但后人只知道玩味它，用火药玩爆竹、玩道场焰口，用罗盘玩风水、看坟山，而这两件东西一经到了外国人手里，就“玩”出了船坚炮利。
“玩味”是一种惰性的满足感，反应了志向上的和进取上的脆弱性，是典型的小农心态。“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五种“资本”本来很可怜，但都被“小农”们玩味出了满足。至于“丑妻近地家中宝”，惰性就更浓重。
三、攀缘性
中国文化人的趋时性、媚势性、悦俗性、急功性、炫世性，是传统性的。一遇“新”风，不论自身在实质上是否“更新”了，很快就在行为上向“新”趋了过去，而且往往有极端性表演。
这种品格，姑称之为攀缘性。
历史上的事不必说了，仅半个世纪以内的事就足可为证。
解放初，中国文学发生了从“四千年大传统”向“四十年小传统”的转化，出现了朴实、清新、活泼的“工农文艺”，这无疑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可喜更新。
但是，我们随即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判定这个“转化”的性质上犯了盲目症，一是在对这种文艺进行催化上犯了狂躁症。
从“四千年”向“四十年”的转化，在实质上只是由“古典小农文明”向“现代小农文明”的转化，前者是小农压迫者的文明，后者是小农自身的文明。后者的所谓“朴实、清新、活泼”，仅仅得力于它第一次将“劳动”、“劳动者”做为讴歌主体，但此中也潜存着小农式的传统性蒙昧——只承认和尊重低级形态的“劳动”（体力性的、非文化性的劳动），和从事这种低级劳动的“劳动者”，而对高级形态的“劳动”、“劳动者”则取排斥态度。无疑，这是一种“小农本位意识”。假如我们正确地判定了这一点，并基此进行合理的更新，此后的许多文化灾难都能避免。
但是，只因为我们从“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属于商品社会文化形态）那里取过了几个新概念，又急于使用，便对那个“转化”做了“盲目乐观”性的判定：从封建文明向无产阶级文明的转化。继之，又为了狂燥式的趋“新”，强行将小农国家的人际关系形态拔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这本是不合中国国情的判定，但中国文化人（如作家）几乎连想也没有想，便本能地“攀缘”到这个“新高度”上做宣讲员和吹鼓手了，将“阶级斗争”写得煞有介事，举世无双，乃至显示出了欺人欺己的“无限忠诚”。结果，这种攀缘者和借以攀缘的“树”，很快便成为“历史的荒唐和荒唐的历史”。
转瞬间，商品经济、商品文明成了耀眼之旗，中国文化人全然不理会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文明一开始很可能只是小农视野、小农视角中的“商品经济”、“商品文明”，历史性的愚昧因素还很重，只顾向这两个“新”概念本身“攀缘”过去，胡乱“横向移植”来一些洋生活、洋道理、洋形象、洋词令来卖弄，并统统给它们贴上“现代”中国人或中国事的标签。有的已经滑到“殖民地文化”、“洋奴式自负”的边缘。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接受，外国人在实际上也看不起。
眼下，带有洋色彩的“主义”、“流派”、“理论”，和作品中带有洋风采的人物、情节、语文、趣味，中国似乎比外国还多。
小农文化与“殖民地文化”是很容易焊接的，不可不警惕。
上述三惰性，既容易使沉湎于“炎黄子孙”自豪感的君子大动肝火，又容易使各式民族虚无主义的才子谬托知音。
但愿本文不落入这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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