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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状态下的基本需求
是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条件为依据决定的
令人困扰的不仅仅是绝对贫困状态的存在
还在于对此种状态的适应和习惯
在于贫困成为一种均衡
打破贫困的均衡：改变需求
一、引言
贫困性质的区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是简单的。仅仅是为了生存，人们所需甚少。不幸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我们提供了这种生存模式。当然，这里所指的基本需求，是与人类所处进化年代、文明程度相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与分工交换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基本需求是不同的。这并不妨碍我们这样说：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使人们能够有效地免于饥饿、抵御寒冷、对付外来侵害的需求。尽管为了果腹、原始人吃的是兽肉浆果，而现代人吃的是种植的粮食；为了御寒，原始人披的是兽皮，现代人穿的是纺织品制成的衣物……。也就是说，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状态下的基本需求，是以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条件为依据决定的。
不论在什么时代，当人们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处于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境况，他们的生活便被认为是贫困的。本文称这种贫困为绝对贫困。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任何范围内比较，人们拥有的资源（即财富）都不可能是相等的：世界范围内有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之分：一国之内有较富裕的地区和贫困的地区之分；一个地区之内有收入较高的群体和低收入的群体。这些差别在任何生活水平上都是存在的。尽管今日相对富裕的国家、地区以后可能会衰落，今日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有可能后来居上。但在新的格局下仍然存在着贫富之分。变化只在于谁在变富，谁在变穷，贫富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还是在缩小。
这种由于相互比较而显示的贫困状态，本文称为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不同的是相对贫困可能在远远超出人类的基本需求的水平之上发生。另一方面，在绝对贫困状态下也存在着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程度上的差别，即存在着相对贫困的区别。绝对贫困至少可以在某种范围内消除，而相对贫困是永远存在的。
本文的分析对象
贵州省是一个贫困省。在贵州省范围内，划分出了大量的贫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有的属于相对贫困，有的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令不少考察者震惊的麻山、瑶山地区的贫困。即为本文所指的绝对贫困状态的典型事例。相对贫困表现为与整体平均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一般而言尚在可以设想的范围内。绝对贫困，则表现为处于社会正常的最低水平之下，其状况令常人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凡亲眼见到麻山、瑶山人民生活状态的考察者，无一不感到触目惊心，受到极大震撼的原因。
令人困扰的，并不仅仅是这种绝对贫困状况的存在。当麻山、瑶山的贫困状态被外界了解、披露后，国家各级政府给予了相应的重视，作出了反应：划拨扶贫、救济专款，组织落实扶贫措施、物资，并直接送到贫困地区群众手中。钱花掉了，人力、物力消耗了，却并未带来这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当地有的群众非但不感激，反而采取了一些不合作、甚至抵制的行为。比如：送去的改善农作物品种的种子被吃掉，帮助他们发展牧副业的羊群被宰杀分光，为改善灌溉条件修建的水渠被废弃不用，造好的房屋被拒绝居住而宁愿住在祖辈生活的山洞里。凡此种种，令人痛心疾首，并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生活得这样糟糕，为什么不思改善？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一个“愚”字可以了结？
本文主要针对绝对贫困进行分析，试图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说明其中包含的政策含义，为处理贫困问题的有关决策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
二、贫困的均衡
一般处于绝对贫困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必定是恶劣的。可能缺少能用于耕种的土地，或者土地贫瘠，单位产出极低。也可能缺少用于灌溉的水资源，或者气候条件不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所谓穷山恶水，是为真实写照。并且，这些地区一般地处深山野岭，几乎没有交通、通讯，与外界隔绝。在这种封闭的、资源禀赋极差的环境中，村民们世世代代仍然生生不息地繁衍，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着。他们的群体既不向外扩张、流动，也没有显著地缩减或趋于衰亡。他们的生活世世代代一个样，停滞在刚好能维持种姓繁衍的水平上。
这是一种均衡状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舒尔茨教授在其代表作《改造传统农业》(1964)中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种均衡的认识和理解。
舒尔茨教授描述了这种状态，并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均衡。与依赖于分工交换的市场经济中的均衡不同，它不是通过竞争达到的。这种均衡，是在封闭的状态下，通过长期的调整达到的，调整依赖于代代相传的经验，完全没有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这种均衡一旦形成，则农业生产技术可以在长期内保持不变，要素供给是世代遗传下来的，成为既定的、已知的知识。除了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之外，要素使用中基本不存在不确定性，只需年复一年地重复老一套方法。如果祖上是刀耕火种，则世世代代如此往复；如果相传的是广种薄收的粗放耕作，则后辈也找不到一种新的知识来改变它。在传统耕作方式下，增加某种要素投入，将使边际收益下降。当边际收益为零时，便不会有净储蓄（或净投资）产生。因而，不论是劳动力的增加，还是土地、其他要素的投入增加，只要技术水平不变，最终都将回到边际收益为零的均衡位置。这使得对要素的边际偏好也长期稳定，保持不变，并且，农民们将消耗掉全部净产生。这就意味着这种均衡一旦形成，便是长期的、稳定的。
不仅如此，舒尔茨教授还指出，这种均衡是有效率的。由于调整过程是长期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尝试，因而，舒尔茨教授假定，在既定的要素禀赋下，若还存在可增加收益的调整方式，一定会被发现，并进行调整。通过几代人的反复配置，农民们在选择栽培品种、种植时间、次数、所利用的工具、畜力等等方面，已经充分比较过调整中要素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并选择了总收益最大的方式，作为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说，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已找不到一种方式使调整中没有人受损而同时使总收益增加。因而，舒尔茨教授认为，这种封闭式的均衡具有帕累托效率。这里的效率只是表明，在给定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达到了最优配置。如果不改变资源约束条件而强行调整，其结果只会比已有状况更糟。这里的效率并不意味着产出水平高。所以，这种均衡状态下，要素收益率仍然是极低下的，生活水平仍是贫困的。这就是“穷但有效率”假说，是一种贫困的均衡。以上推论的意义在于，这种均衡存在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前提：处于绝对贫困中的农民也是“理性人”，他们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是特殊的“愚”人。
三、效用函数与均衡
效用的主观性与客观推定的矛盾
效用是指人们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效用值越大，表示得到的满足感越大。个人效用函数表为U=f(X[,1]，X[,2]X[,3],……)式中，U为总效用值，X[,1]，X[,2]，X[,3],……是影响效用大小的变量，也就是各种不同的需求。一般而言，一种物品的享用对于某人能引起的满足程度，是不可能被准确观察到的。所以效用是一种主观感受。个人效用函数中包含哪些需求变量，每一种变量对总效用的影响有多大，是与个人的经历、环境、文化层次、价值观念密切相连的，非外人所能定夺。从未见过汽车的山民，是不会把对汽车的需求列入其效用函数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幸福列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中；目不识丁的人，不会有收藏书籍的需求等等。城市居民与村野乡民，效用函数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变量，富裕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与贫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其效用函数必定大相径庭。
在个人效用函数的比较中，对于物质需求变量，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推测、比较。比如，对于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们，我们可推断他们的需求中吃和穿是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变量总效用的影响到底多大。对于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相联系的需求，则非个人自己不能判断。比如文革结束以前的中国，虽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改变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需求，甚至否认自己处于贫困之中。今日的美国印地安人也安于贫穷落后，不思改变。同样，对于绝对贫困地区的我们认为有责任加以帮助的人们，除了基本生活需求外，还有什么需求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贫穷的均衡是长期的、稳定的，在这种没有变化的生存方式中，人们的需求、偏好也沉淀下来，成为恒定不变的因素。如果他们世世代代都必须靠野菜弥补粮食的不足，必须过半饥半饱的日子，那么，他们也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往往确实没有改善的可能。如果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全家合盖一床被子，合穿一条裤子，他们可能会认为一家拥有两床被子或裤子是过分的奢侈。一切都已习以为常，没有边际偏好的变化。并且，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也没有诱因使他们产生新的需求。
对贫困问题进行讨论和采取改造措施，行为人都是相对不贫困者。对于被分析的对象来说，这些行为人是在对他们的贫困状态进行一种客观认定，同时也是在对其效用函数进行一种判断。当这种客观认定与被分析对象的主观感受相一致，这时双方有可能产生合作，当两方面的感受差异极大，找不到共同点时，双方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合作。任何希望以外力改变贫困状态的努力方向与被关注的当事人目标一致，这时双方有可能产生合作，当两方面的感受差异极大，找不到共同点时，双方不可能合作，任何希望以外力改变贫困状态的努力都将事倍功半，甚至完全作无用功。一个人无论出于多么好的动机，尚若要用自己的效用函数去度量与其生活背景完全不相同的人，并对他人实施一厢情愿的改造，则他的努力往往会由于对方的抵制而失败。美国人对印地安土著居民的改造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对麻山、瑶山的一些扶贫措施的失败，也是这种例子之一。我们认为那里的人们需要更丰富的农作物品种，给他们送去了羊群、桑蚕、土豆；我们认为他们需要更好的居住条件，给他们修建了房屋；我们认为他们需要与外界沟通，给他们修建了公路。总之，我们做了大量被认为是有助于改变他们贫困状态的工作。结果是：能吃的很快被吃完了，不习惯的被废弃了。数以百万计的扶贫款除了使他们暂时饱食一阵外，没有造成任何能长久改变其生活方式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那里的人们是如此的贫因，以至于任何一种食物增量对他们的边际效用是如此之大，使其根本不愿放弃眼前的部分消费，将一些食物作为生产要素储蓄起来，为将来更多的产出而投资。在既定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效用函数中不可能包含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这一类需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不论旁观者认为他们是否愚昧。
不成功的扶贫措施，事实上表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效用函数的不相容，也就是人文学者们所称的文化冲突。
打破贫困的均衡：改变效用函数
根据前面分析中农民是理性人的假定，则只要改变要素约束条件，显示出新的机会，农民便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对传统方法进行改造。这将导致生产函数的完全改观，达到一种新的技术水平。均衡状态一旦被打破，要素收益率有可能向上升方向发展，净储蓄（净投资）有可能大于零。新的投资会带来新的收益，使产出进入一个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贫困将有可能改变。从要素的供给来看，新的知识不可能从均衡体的内部生长出来，必须由外界提供新的知识、手段、方法，这就需要打破贫困地区的与世隔绝状态，要借助于外力来完成。从要素需求方看，外界提供的新要素是否被接受，还取决于贫困地区人们的边际偏好是否发生变化，即对新要素是否产生新的需求。我们知道，对要素的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它不过是获得效用最大化的手段。因而，对新要素的边际偏好，最终取决于个人效用函数的改变。
在现代社会，为改变绝对贫困状态所需的要素供给，已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关键的是，怎样刺激起那里的人们对新要素的需求。当他们明白了新的要素能给他们带来确定的边际收益，能使他们的总效用增加时，他们必定会将新要素的需求引入个人效用函数，作为必不可少的变量之一。这将使他们主动向外界寻找获得需求满足的途径，并自愿为此而付出努力。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能使他们满足的要素，这时才有可能产生改变贫困状态的主观动力与外来援助的最有效的合作。
因而，笔者认为，扶贫的有关研究中，应将分析贫困地区人们可能的效用函数以及如何改变他们的效用函数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来考虑。
改变人们的效用函数，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意味着改变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改变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吸收能力。对于长期处于封闭中的贫困地区而言，这种改变尤其难。因而，将贫困状态的改善寄托在一笔救济款的发放、一项具体工程的实施（如公路、水利工程）等等事情上，是不现实的。这种刺激是短暂的，资源利用是低效率的。我们不能希望改变贫困状态是一蹴而就的一次性工程，世世代代形成的偏好不可能在外力的强制性因素作用下立即改变。
笔者认为，要使真正意义上的改善能够产生，两个方面的手段是不可少的：一是示范效应，二是长期的基础教育和培训。
示范效应指两个方面：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和使用新要素（新技术）的方法、效果示范。两种方法都可以采用请出来参观和走进去生活这两种方式。相对而言，请出来参观较简便易行，且费用不大。而走进去生活则困难得多，但其示范效应更具说服力、效果更持久。在适当政策措施下，具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产技能的人中，会有这种志愿人员产生。
更重要的工作，还在于教育。这种教育不能仅仅流于形式，而应是实实在在的长期不断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这需要政府进行大量投资，并制定有效的教育保障措施。任何私人机构和农民自身，是不可能承担得了这种任务的。不具备足够的认识和使用新要素的能力之前。任何扶贫工程的投资都不可能是有效率的。与其将大量的扶贫款用于物质救济，不如扎扎实实地用这些钱来为贫困地区办教育。如果说“脱贫始于教育”，笔者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具有新知识的农民，自然会有新的需求，他们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要素。这种选择，将比我们替他们所作的选择更合理、更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资源配置也会更有效率。因而，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代替他们进行选择，而是去帮助他们具备选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