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集成信息服务 探索统一信息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服务论文,科学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8月，《科技导报》刊出北京大学闫学杉的理论文章《关于21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一些见解》[1]，在学术界尤其是从事交叉信息科学研究的学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在该文中作者将当前对信息科学的研究分为两大类：基于信息基本含义的统一信息科学和基于信息特殊含义的部门信息科学。作者论述了21世纪“统一信息科学上的悲观主义”和“部门信息科学上的乐观主义”发展趋势。时隔不久，霍忠文先生的《信息集成服务论要》[2]，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阐述了现代信息服务的实践共识。表面看来互不相关的两篇文章展示出信息科学理论上分散与实践上统一的奇特现象，如果将信息科学要素与信息集成服务的核心IDE（集成数据环境）对照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发人深思。
1 信息科学研究对象的多源性
这有利于部门信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增加了统一信息科学理论的探索难度，为IDE准备了丰富的数据素材。“信息科学还没出现任何方法学上的争论，主要是因为关于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还未达成一致。”这是由美国著名的知识经济学家马克卢普于1983年提出的[3]，直到今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论断仍然被从多种角度证明是正确的。由于信息问题和许多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相关，有的甚至在直接冲击着某些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因而各国学者都十分重视探讨信息对各学科的影响，探索物质、能量、信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和粒子、宇宙、生命起源的关系等问题。美国于80年代集中了一批学者讨论信息对各学科的影响问题，德国在90年代也集中了一批学者讨论20世纪的信息问题。这些讨论虽无统一的定论，但成果却引人注目，如《信息研究：学科间的讯息》即在统一信息科学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9年在《美国情报学会会刊》创刊50周年专辑中，多位专家回顾、总结和论述了信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与现状[4-6]。或许是由于学科背景的原因，许多专家几乎未提及马克卢普，但是论文的主题却与其观点相合，引人注目的结论或现象有二：一是信息科学来源多样，二是实践观点贯穿始终。无独有偶，从2000年2月开始，中国一批来自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计算机、心理、哲学和信息管理等领域的学者聚集在北大，对信息问题展开讨论，论述的内容与马克卢普的表述也十分相似。
事实上，从1948年以来，申农创立了信息论，维纳创立了控制论，有关“信息”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做出解释，并以相应的概念指导相关研究，诞生了计算机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地理信息学、人类信息学、经济信息学、神经信息学和图书信息学（文献信息学）等诸多部门信息科学。在各部门信息科学领域，对信息的定义大致有两种方法：本体论方法，对信息本体进行描述和定义；认识论方法，从主观认识过程和对认识的作用来把握信息本质。虽然大家对信息的表述、理解和使用各有不同，但是从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上来说是没有异议的，都是以进行本门学科的数据处理和传输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科学，都是在维纳的“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的论断基础上开展的研究。
不同学科相异的理解和表述使得信息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与信息属性的哲学意义是一致的。英国学者Tom Stonier在物质、分子、原子、粒子基础上，提出一个信息子(Infon)概念：信息子是一个不能像质量和能量那样可以在实验室测量到的东西，虽然无法测量，但希望作为一个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我国学者罗先汉从粒子、宇宙和生命三大起源入手，提出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存在方式；等等。把信息作为与物质和能量相并列的基本哲学范畴的概念是绝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早在80年代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就波普尔“世界三”理论所展开的争论，其焦点实际上是在承认信息普遍存在的基础上将“信息”纳入哪一个基本概念范畴的问题。
作为基本概念范畴的信息在不同层次、不同学科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同雨后彩虹是阳光折射结果的道理一样。然而科学家们对于特定层次、特定领域的专门信息科学研究却导致一种比阳光折射更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部门信息科学竞相发展，新的“某某信息学”或“信息某某学”不断涌现，相关研究成果失学次面世；另一方面却是对作为最基本的、具有共性的信息概念的形式化探索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部门信息科学愈深化发展，统一信息科学就愈难抽象和指导。统一信息科学的基础理论亟待出现新的突破，是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实。
与理论领域的窘境相反，统一信息科学正处在前所未有、蓬勃发展的实践变革中。在集成信息服务中，部门或学科的界限被打破，一切与用户决策和管理有关的信息都被纳入集成信息服务的核心要件IDE中。“三大”（大系统、大科学、大工程）时代的来临给信息服务实践带来的结果是：信息的多源性及多样化。由此，IDE能够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信息的集成服务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2 IDE实践对信息科学理论的促进作用
实践是信息科学永恒的主题，IDE的发展与信息科学研究目标并行不悖，IDE实践能促进学科理论进步。集成数据环境下的集成信息服务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信息科学的发展也有密切联系。因为无论是作为部门的还是作为统一的信息科学，其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提供信息服务，使信息用户能够利用信息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实践目标。
IDE最早是作为美国国防部CALS（持续采办与全寿命支持）系统的实现目标而存在的。随着CALS系统方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部门和工程项目中成功应用，人们对集成数据环境的组成和实现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一般说来，IDE要素有以下几个：①集成公共数据库；②业务流程重组；③当前工程原则的实践；④开放的系统环境；⑤采纳产品定型数据交换标准；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⑦电子数据交换界面EDI。可见，IDE实现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共享标准的综合数字信息产品来提高业务效率，恰与信息科学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目的相符。
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完全印证了这种观点，信息实践的确早于信息科学理论。我国早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信息实践活动，现代情报科学的发端亦源于二战时的军事谍报工作[7]，而“信息科学”这一术语的正式应用更是迟至1959年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子工程学院对计算机和信息科学计划的描述中出现。尽管信息科学理论的来源学科历史悠长，但是从科学的分解和融合机制来看，实践，尤其是信息服务实践在信息科学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信息科学学会会长米歇尔·巴克兰于1999年撰文介绍了信息科学的两大传统：基于文献的研究，包括档案、书目、文本、图书馆工作、记录管理等；基于信息技术的研究，包括对技术设备的研究和对技术流程的研究。著名情报学家萨拉塞维克亦对两大研究流派的发展和表现进行了充分揭示。从这些文章中可以归纳出明确的结论，即：信息科学遵循了“由信息服务需求牵引，由信息技术进步推动”的发展模式。
实践在信息科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宏观，微观的表现也十分引人注目。不同领域的中外专家学者能够各自总结出类似的科学结论。例如，中国情报分析专家通过多年的成功实践，总结出情报咨询研究的发展正面临着综合性对策研究需求增大的趋势，针对性、开放性、系统性、创新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是对当前情报研究服务的基本要求[8]；西方决策学者则提出决策咨询的报告方法要从站在研究者立场演绎转变为站在用户立场进行推导[9]。
前面已经提到信息的多源化导致对集成信息服务的要求，而信息集成服务的实现有赖于IDE的构建，在实施IDE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计算机、通信等最新技术，还要充分考虑到多种途径来源的信息结构特点[10]。如果说信息的本质特性决定了信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为IDE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准备，那么应用先进技术、体现时代观念的IDE则为实现信息科学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共同目的提供了绝好的客观条件。此外，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对信息服务提出新的要求，也能够反映在IDE的发展变化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则必然是信息科学的进步。
3 IDE实践的政策保障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集成信息服务需要两个前提：信息的多样化和对信息资源的有效使用。信息的多样化是由信息的多源本质决定的，在IDE中则表现为不同格式、不同意义的数据。例如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开发研制中，实施CALS战略，既有项目决策拨款机制所需的PPBS数据体系，又有对承包商实施收益值管理所需的时间转价值的指标体系。可以说信息的多样化是通过信息资源建设体现的。若要有效利用信息资源，则需首先对实现信息的可流动性提出要求，因为建设信息资源的目的是使用信息资源，而要使用信息资源必须使信息能够到达信息的使用者。对信息用户而言，欲使用信息，必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信息资源，二要能获得信息。这两点实际是对信息环境提出的要求，或者说是对IDE提出的要求。从其实现上看，虽然与信息科学复杂的发展条件相对应，IDE涉及的因素多种多样、结构纷繁复杂，但只要采取恰当的政策措施，IDE的成功建设还是有保障的。
为了建好IDE，各国政府一般都重视3方面的工作：一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NII)；二是信息资源的建设；三是保证信息流动的畅通有序。分析一下美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上述目标是如何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政策法规实现的。
众所周知，1993年美国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不仅推进了美国本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还引发了世界各政府对制定信息技术推广应用计划的热潮。在政府信息资源建设方面，美国政府出版局(GPO)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98年，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政府发展形势，实行了政府文档电子格式的缴送和管理计划(FDLP)[11]。而在保证政策信息资源能够被公众获取并有效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则是1966年生效并被适时修订的《信息自由法》(FOLA)[12]。FOLA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众有权获取必要的政府信息，规定政府机关必须有专门机构应答公众提出的信息要求并要定期提交执行FOLA的报告，这种做法类似于我国1999年推行政府上网年规划中的政务公开制，但其执行力度远远超过我国。由于贯彻落实该法有力，在美国政府机构设置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越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保密部门，越是重视FOLA的执行。在FOLA的监督机构司法部公布的FOLA机构指南中，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无一例外，统统设置正式的FOLA办公室，在国防部下，各军兵种、情报、审计等职能机构的正式FOLA办事处共计15个，这是任何其他部门都没有做到的[13]。当然，由于相应的执行条例比较完备，规定有涉及国家安全及商业竞争秘密等9项免责条件，在FOLA框架下发布的信息也是受到严格规范的。总的说来，FOLA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国防部能够宣称自己是全球最大、最成功的“公司”，在这其中信息化管理功不可没。
FOLA之所以能够发挥好的作用，在于它营造了一个流动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公众由于可以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而愿意利用这个信息渠道，政府机构因为法律规定加之用户需要而持续认真地建设和维护政府信息资源。当然，流动信息环境的组成单靠一个FOLA来规定政府机构的信息义务是不够的，引导和保护用户进行更广泛的信息生产和使用同样十分重要。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起飞的奇迹使得中小企业保证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活力的作用机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所重视[14]。美国商务部专门设有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指导。美国国防部在武器装备的采办管理中，为了保持竞争活力，专门规定了中小企业合同份额的最低限度。而以上所有管理职能的实现无不与信息的组织与传递有关，由此而形成全社会范围内对信息的充分重视，实现对信息的自觉生产和使用机制。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这种信息环境又被赋予新的功能，信息科学也就面临新的研究课题。例如，美国商务部国家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LA)从1995年开始提交系列报告，指出网络环境下人们信息拥有度的两极分化问题，分析信息拥有量与财富拥有量的相关关系[15]。可见，信息科学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信息实践环境，信息实践环境的建设需要系统、科学、合理的政策保障。
4 对我国建设IDE的政策建议
以上论述清楚表明，集成数据环境下的集成信息服务是信息科学发展的既融合又分化的现实反映，营造适合我国国情的IDE，开展集成信息服务，既有利于我国信息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又能对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而IDE的建设，说到底是政府体系的建设。
我国政府对信息事业不可谓不重视，1998年成立信息产业部，设置信息化推进司，致力于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强调建设信息资源，行业中也形成了建设精品中文信息资源等共识[1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在建或筹建的信息资源建设项目（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和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中心项目等）已经在设计理念中充分反映了集成信息服务的思路，体现出IDE对资源、机构和业务重组的要求[17-19]。当然，我国目前的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很远，IDE的建设也才仅仅是刚刚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向信息化转化的特殊时期，套用一些国外成功经验不能完全解决信息资源建设和使用中的所有问题，外国的IDE模式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因此，在我国IDE政策体系中，除了有关国家信息化基础结构建设和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之外，还必须重视和保证信息的充分有效使用。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借鉴FOLA，完善和健全国家机关和政府机构的信息流通和信息服务的法规保障和监督体系，使得国家机关和政府机构在行政和工作过程中能够全面收集并系统整理相关信息，进行分层次、定渠道的信息发布；二是从系统管理角度出发，对信息用户的行为予以规范。例如，规定在项目审批或款项拨付中，把信息化作为具体指标加以衡量，利用我国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较易接受的计划观念特点，将信息资源建设计划目标分解于信息资源的使用工作，使得管理工作与信息使用相联系，把管理观念上升到信息（化）管理的层次，形成广泛的信息使用市场，确保形成信息资源建设者自觉从业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避免过去那种为建信息资源而建信息资源、建而不用或建不适用的做法。
5 结束语
如同物理学不会因为电磁学、力学、运动学和量子理论的发展而消亡的道理一样，从实践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实践的信息科学理论，因实践领域和论证方法的不同而出现学科的分化不会影响统一信息科学存在的意义，信息集成服务实践使得人们能够在集成的数据环境下探索统一信息科学的精髓——信息实践。良好信息实践环境的建立有赖于政策体系的保障，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政策体系必须着眼于信息的流动。正如马克鲁普在20年前所说：“信息就是传播。”无论信息、信息生产者、信息使用者、信息过程这些信息科学研究的对象如何复杂而多样，保证信息之“动”即是保证信息科学及信息科学实践之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