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下滑并存分析_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下滑并存分析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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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8306(2001)01—0014—05

本文中的物价低迷,是指物价在低价位上徘徊现象。2000年上半年,由于我国政府前期实施的治理通缩政策产生作用,我国经济增长摆脱了去前年的减速趋势,出现了快速增长势头。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1~6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6个百分点。但是,物价却回升乏力,仍处于低迷状态。1~2月份,由于受元旦,春节两大节日消费的影响,物价同比有所回升,但3~4月份则又回落。总计1~6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同比增长-1.9%, 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为0.1%(基本上与上一年同期持平)。若细分, 在构成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几大类商品中, 除服务类价格指数增长14.5%外,其它几大类商品价格都为负增长,即食品-2.9%、 衣着-1.4%、医疗保健-0.2%。如果把1997年10月至1999年底我国处于通缩期间,经济增长仍保持7%以上的较高速度, 而物价指数却持续下跌的情况联系起来考察,人们不得不承认,我国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现象。本文试图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并指出治理对策。

一、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因素分析

我国此次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现象,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并非史无前例,19世纪美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就曾经发生过两次。1814~184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1866 ~186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 而这个两时期的物价却持续下跌。总体上看,导致我国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激励使地方政府和民间都具有发展工业的冲动。但投资体制正在转轨,体制摩擦和管理方面的漏洞,容易产生失控,形成重复建设,造成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由以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以内涵扩张为主,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减人增效”和追求技术进步是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和政府普遍实行的改革措施,这就导致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下岗、待业和失业人口增加,低收入阶层扩大。此外,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务工收入减少,农民人均收入增幅持续回落。这些消极因素压制了社会有效需求增长,使它与社会生产供给能力错位,造成商品普遍供给过剩,导致物价低迷。为了使这个结论具有充分说服力,下面我们展开具体分析,首先分析目前支撑我国经济止跌回升快速增长的具体原因:

(一)前期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回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回升

据统计部门资料(1997年),我国消费需求增长对GDP 增长的贡献约为55%,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它两驾马车是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增长率)中动力最大的第一驾马车。去前年我国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2000 年显现成效。 1 ~6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6248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需求的止跌回升,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止跌回升提供了第一大支撑力。

(二)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回升

据统计资料(1997年),我国投资需求增长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25%,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驾马车。在目前民间投资不活跃的情况下,从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连续设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期发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1998年投放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1000亿元银行信贷配套投资;1999年改进投资方式并新增加6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2000亿元银行信贷投资;2000 年国务院决定再增发国债1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连续3 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国债投资,对制止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进而拉动其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年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结束了持续4年的下跌而全面反弹,1~5月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3 %。这种市场形势带动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好转。2000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 其中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2.20%;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1~5 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07.3%,同比提高了16.4个百分点。2000 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176亿元,同比增长11%, 投资需求这“第二驾马车”将对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回升继续发挥拉动作用。

(三)出口额恢复性增长拉动经济增长回升

我国已是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国家,净出口增长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20%,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2000年世界经济形势趋好,东南亚国家(除印尼外)已摆脱金融危机开始复苏。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00年的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将由去年的3.1%提高到3.6%,发展中国家由去年的3.8%提高到5.4%。国际经济形势的这些积极变化,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和招商引资。2000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145亿美元, 同比增长38.3 %; 进口总额为1021亿美元,同比增长36.2%;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净出口)124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4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明显增强。

二、导致物价低迷的原因分析

如上分析,2000年上半年由于“三驾马车”拉力增强,我国经济增长摆脱了连续几年的减速,实现了止跌回升。那末,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完全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走上了稳定增长阶段呢?是否如有人估计的那样,我国目前的物价低迷状态只是一种时滞现象,渡过“时滞阶段”就会稳定回升呢?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因为,深入分析就会看到,前期导致我国发生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它们将阻碍物价稳定回升,使之在1~2年内继续处于低迷状态。

(一)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首先,由于就业机会增长慢,进而导致城镇居民总收入增长慢。我国进入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方式转变时期,经济增长方式正由以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以内涵扩张为主,生产方式正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这是我国经济部门提高效率,企业参加国际竞争,迎接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挑战的客观需要。因此,追求技术进步,削减冗员,减人增效,不仅是国有企业,也是乡镇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所以,今后我国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将低于经济增长一定幅度,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据国家劳动部门调查,200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虽已止跌回升,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指数仅为0.66,即在100 家企业中仅有66家认为需要增加雇佣劳动力。这将导致我国待业和失业人口增加,压制城镇居民总收入增长。

其次,总收入分配不合理,基尼系数增大,压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增长,进而抑制了社会总体有效消费需求增长。毫无疑问在既定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居民总收入的增长,但是,在居民总收入增长既定的情况下,总收入增量在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状况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消费需求效果。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分配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渠道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形成“马太效应”,使基尼系数向严重不合理方向扩大。据世界银行资料,1995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15,已超过0.30—0.40的中等不平等程度,近年又有所扩大。 这种收入分配带来的消费需求效果是:消费倾向较高的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无能力问津汽车和住宅等10万元级以上商品的消费;有能力问津10万元级商品的高收入家庭,却又消费需求饱和,消费倾向低下。这种收入和消费需求结构与汽车和住宅的过高价格相结合,使汽车和住宅市场启而不动,难以成长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这使得2000年上半年我国消费需求的回升,主要靠假日经济、旅游热、教育消费热和网络热支撑,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农村市场启而不动

我国农村人口约9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 农村市场是我国人口最多的消费市场,其兴旺与否,对我国物价形势和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去前年我国政府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农村市场却一直启而不动。其原因,一是受农产品价格回落和务工收入增长趋缓的影响,农民家庭收入增长减速。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已连续3年回落。2000年上半年,我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1013元,仅增长1.5%,比去年同期的增幅低2个多百分点。量入为出是我国农民的传统消费观念,收入增长减速必然导致农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增长减速。其二,农村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改善微小,不良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压制了农村中的有效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虽然认识到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和条件的重要性,但或由于财力不足,或由于计划失当,大多停留在“光打雷不下雨”或“雷声大雨点小”的层次上,不见或少见大的行动。至今我国大部分农村依然电网老旧、电价高昂,其电价普遍是城市电价的2倍以上; 偏远地区甚至用不上电和自来水,接收不到电视信号。

(三)社会民间投资沉寂,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后继乏力

近年在治理通货紧缩中,政府采用低息或贴息贷款方式启动民间投资,但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幼小,汽车和住宅产业运转不畅,加上其它产业也不景气,经济中缺乏吸引投资者的热点,因而民间投资始终启而不动,致使投资增长形成过份依赖政府举债投资的格局。我国经过连续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 继续大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已经变得比较狭窄。在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的明智决策应是减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把工作重点转到启动民间投资上来。但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投资热点不明确,启动民间投资的难度大。今后一两年内民间投资不可能变得十分活跃,加之政府国债投资力度可能会有所减弱,故而全社会投资对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拉力不会明显增强,生产资料价格可出现小幅度缓慢回升的格局。

(四)过剩生产能力未得到淘汰,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的矛盾依然如故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其它体制上的缺陷作崇,我国经济中的重复建设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许多行业中低效高耗的过剩生产能力仍在继续运转,全社会商品严重供过于求的矛盾未得到明显改善。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预测,2000年下半年,我国市场上609 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达485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约80%, 与上半年相比将增加1.3个百分点;供求基本平衡商品112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约18%;与上半年相比将减少3.3个百分点;供不应求的商品12种, 占排队商品总数的约2%,与上半年相比将增加约2个百分点。市场价格主要是由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近八成的主要商品供过于求,2000年下半年我国的商品价格指数还会处于下跌状态,但跌幅会减小;受经济形势好转的影响,服务类(商品)的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升;综合两方面因素,从总体上看,2000年全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将只可能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仍在低价位上徘徊。

三、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对策

以上对物价低迷原因的分析说明,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止跌回升,但还潜藏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投资增长严重依赖于增发国债和政府投资,出口高增长主要不是企业竞争力提高带来的,而是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带来的等等。如果我们不继续实行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为核心的政策措施,消除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将重新陷入减速的困境。针对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我建议政府采取以下对策措施,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一)合理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保持经济健康而持续地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揭示,经济增长速度(亦即实际GDP 的)与失业率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在美国其相关性可以用“失业率变动率=-1/2×(实际GDP变动率-3%)”这个公式进行描述。在其它国家中,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 增长率变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同样存在,而且同样可以用上述公式加以描述,只是公式中的数字略有不同而已。这就是奥肯定律。奥肯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升高,其失业率就降低,居民就业就充分,社会就安定,反之则反是。从这点上来说,是乎应当把经济增长速度确定高一些为好。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靠社会消费需求增长、投资需求增长和净出口增长三驾马车拉动的。在目前社会消费需求增长和净出口增长尚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我国把经济增长速度定得过高,势必增加扩大投资需求的压力。而且在目前民间投资疲软的情况下,势必加大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压力。财政政策的可利用空间,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十分宝贵的政府资源,应当予以珍惜节约使用,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3年大力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可利用空间已变得比较狭窄。虽然目前我国财政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率两项指标尚在安全线以内,但是早在1998年底,我国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率和国债偿还率两项指标就已经越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控制在7%—7.5%之间为宜,只要不出现大幅度减速(超过0.5%以上)即可。 这样既可以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承受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稳定,又可以在社会消费需求和出口形势继续好转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给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留下宝贵的财政政策空间。

(二)深化改革,制止重复建设,提高外贸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量,减轻国内市场商品供给过剩的压力

重复建设屡禁不止,是造成我国商品供给能力严重过剩的祸根,因而要我国经济摆脱商品供给严重过剩的困境,制止重复建设是首要的根本措施。重复建设的病根是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才能制止重复建设。主要措施有两条:一是要改革财税体制,改善和增加中央财政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减轻落后地区政府的聚财压力;二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改进中央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和方式,端正地方政府的职能。只有这两条措施同时到位,才能把地方政府从热衷于争项目、办竞争性企业的旧行为模式中解脱出来,把政府职能转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社会福利、规制垄断企业上去;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端正了,地方保护主义也就会随之消除,重复建设就会不治而愈。其次,增加出口量是减轻国内商品供给过剩压力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但是,一个国家要实现出口量稳定持续增长,国际经济形势有利与否只是必要条件,本国外贸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才是充分条件。值得我们警觉的是,目前我国外贸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抗干扰能力弱。2000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出口量实现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主要是受惠于国际经济形势好转,而非我国企业竞争力增强所致。如若近期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于我国的变动,我国外贸出口量会如前两年那样回落。因此,要使我国商品的外贸出口量保持增长势,通过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增强外贸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加强的一项基础工作。

(三)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推广消费信贷,推动城市消费结构向住宅、汽车等消费层次升级

近年来我国内需为何启而不动,始终不旺盛,根本原因是我国尚未形成强大而富裕的中产阶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广大富裕的中等收入家庭,是新兴产业商品的主要购买者和消费者(如上个消费时代的住宅和汽车,以及现在高科技信息产业和生物制品),其旺盛而稳定增长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是推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持久而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低而且平均化。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政策上的漏洞和偏差,又导致了居民家庭收入的两极分化。总之,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及制度均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致使我国城镇中等收入户拥有的资产量偏低。 据国家计委研究人员统计, 1998年末,我国城镇中等收入户户均储蓄约2.3万元, 国债和股票等其它金融资产约3万元,总计户均有金融资产约5.3万元,离10万元以上的“住和行”(住宅和汽车)消费台阶还有一大截差距。农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户均资产量更低。由于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受到资产量低的约束,对住宅、汽车等10万元级以上商品消费反应冷淡,从而导致我国城镇消费市场在90年代中期家电消费热退潮之后,缺乏新的持久的消费热点,显得平淡而冷清。由于缺乏旺盛而持久的消费需求拉动,我国的住宅和汽车产业成长缓慢,难以对经济增长起到新兴主导产业应有的作用。可见,培育一个人口数量占我国就业人口总数大多数的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对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拉动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当改革分配制度,允许人们以科技成果和经营管理能力作介入股参加利润分配,允许企业对创业者和经理层实行股票期权制和年薪制,鼓励科技和管理人才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管理能力取得高收入,率先富裕起来。其次,政府还应该配合福利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现行工资结构,把目前尚不包含或不全部包含在现行工资构成中的职工用于住宅、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费用支出,纳入到工资结构中来,使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普遍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从中孕育出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

如果说培育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一项长期性战略措施,那末,推广消费信贷则是一项对启动即期消费需求能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现实性战术措施。2000年我国各大中城市的金融机构,相继推出了消费信贷服务项目,然而,至今多数城市的消费信贷都陷入了推而不开的尴尬境地。深究其理,除了消费者观念落后外,居民个人信用记录不健全是主要原因。由于个人信用记录不健全,金融机构与申请贷款者之间的信息、风险均不对称。金融机构为防范风险,只好把信贷受理限制在已知其信用度高,或有财产作抵押的消费者中,从而大大缩小了消费信贷的推广范围。可见要使消费信贷推开,建立健全居民个人信用记录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四)继续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首先要千方百计使农民增加收入。一是要继续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扩大优良品种种植面积;提倡绿色生产,多生产无公害无污染的瓜果蔬菜和优质肉蛋奶产品,以优质优价实现稳产增收。二是要搞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务工机会,增加务工收入。三是要切实搞好乡村机构改革,精简办事人员,减少乱摊派和乱收费,使农民家庭节支增收。当农民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后,其消费需求就会上升。其次,各地市县政府应下决心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结合本地小城镇建设,联合有意开拓农村市场的大型家电生产企业,切实搞好乡村的电网改造、自来水供水系统、电视接收系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使乡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同时,厂商应大力开展产品乡村巡回展销、送货上门、安装和维修服务到家等促销活动,以价廉物美的优质产品和诚信周到的服务,拓宽农村市场。再次,应积极开展乡村消费信贷试点,引导农民更新消费观念。对于农村中的富裕户,如果他们愿以企业作坊、商店门面、大型农机具等经营性资产作抵押,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乡村金融机构应向他们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引导其它农民更新消费观念,促进农村市场兴旺。在上述几方面措施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村市场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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