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思想建构中的船山学渊源
吴 戬
(衡阳师范学院 船山学基地，湖南 衡阳 421002)
摘 要： 张岱年对王夫之哲学颇表推崇，揭示其现代性与前瞻性，并继承和发展了船山思想，同时融汇马克思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思想，建立起新气学(新唯物论)的思想体系。其形上哲学、知识哲学、人生哲学、文化思想以及哲学史研究均与船山思想颇有相关性，值得注意。
关键词： 王夫之；张岱年；新气学；思想建构
张岱年对王船山哲学一直颇为关注。他不仅写了船山学方面的相关论文，且在《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均对船山有不少分析论述，并给予高度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哲学的体系化时期，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在这一时期形成，而张岱年亦建立了新气学的思想体系，对王夫之哲学予以继承与发展。张岱年认为中国近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唯物的，而王船山是“这三百年中最伟大的思想家。”[1]273并认为王夫之等代表着今后中国新哲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者三百年来的趋向前进。”[1]273实际上张岱年的哲学思想虽融汇了马克思主义、新实在论等西方思想，与王夫之亦颇多相通之处，其形上哲学、知识哲学、人生哲学、文化思想以及哲学史研究打上了船山思想的鲜明烙印，值得注意。
一、形上哲学
“物统事理”“一本多级”是张岱年哲学的中心观念，张岱年自己认为这是他将中国传统与辩证唯物主义结合的产物：“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不自量力，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物统事理、一本多级。”[2]525
(一)物原心流，一本多级
所谓物原心流，是指“宇宙演化是由物质(一般物质)而生物(有生命的物质)而有心物(有心知的有生物质)。物为基本，生命心知为物质演化而有之较高层级的形态。物为本原，心乃物质演化而有，为支流，物原而心流。物为一本，生命与心知以物为基础，一本而多级。”[2]600关于“一本多极”，即“物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是无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物质是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变化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演化而产生了有心知的有生命物质，物质是一本，生命与心知是较高的层级所具有的特性，是谓一本多级。”[3]4“物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是无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物质是基本粒子所构成的。物质演变而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演化而产生了有思维的人类。物质是一本，生命与思维是较高的层次所具有的特性。故云一本多级，这是我的中心观点。”[2]525而一本多级，则深受张载、王夫之气本论的影响。张岱年强调物质的基础本源性与王夫之以气作为宇宙的本源相似。张岱年认为物质演变而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和有思维的人类，这与王夫之所谓的阴阳二气的变合而产生人类和万物一致。按照王夫之的观点，形色为气，性为理，也是气之理。“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4]465
通过科学研究，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大幅度提升。教师利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将科研工作中的新发现、新进展以及学科前沿动态等知识融入到教学中，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4]。将科研实例部分转化为课堂内容，激发了学生极大兴趣，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为学生们进一步深造和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以高水平科学研究促进教学的教学理念中，有助于把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整合于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能使学生受到启发，提高对相关学科的兴趣和爱好，激发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因此，科研进课堂，有利于培养医学生不断学习，获取新知识的能力，能够培养创新思维。
“功能”是指文本或翻译的功能，“功能主义”是指“专注于文本与翻译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的研究”。功能学派目的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它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莱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费米尔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分别本至”意味着张岱年强调将世界的本原与人生的最高准则予以区分，在世界的本原上坚持物质本源，而在人生的最高准则注意道德。这其实与王夫之也颇为相似，王夫之在世界本源上强调气的本源性。而在人生的最高准则方面则在于继善成性。不过与张岱年不同，王夫之的世界本源与人生最高准则之间依然有一定的关联，因王夫之的气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精神力量。气既是弥漫于天地，而且也充斥于人体。气中有理，理善故气亦善。张岱年则物质性原则是更为彻底的唯物论。因而需要将其进行更为明显的区分，否则将会将人文理想完全斵丧，人将为沦为机器，被物所异化。从而实现了自然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二)物统事理、理在事中
所谓物统事理，是指物的存在具有过程的变化性(事)和内在的规律性(理)：“物的存在都是过程，就过程的变化而言，谓之事；就其变化中的恒常而言，谓之理；凡物都是事事相续而具有一定之理的过程，可以说是物统事理。”[3]4“管见以为，物的存在都是过程，就过程的变化而言，谓之事。就变化的恒常而言，谓之理。凡物都是事事相续而具有一定之理的过程。故云物统事理。”[2]525“凡物皆历程，指其历程中之变化而言谓之事；指其变化中之规律而言谓之理。物统事理。事为实有，理亦实有，统含事理之物亦实有。”[2]600
物统事理，吸收了张载“心统性情”的逻辑结构，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有王夫之道器论、理气论、道物论、理事论的影响，尤其与王夫之“道在器中”的思想极为相契，张岱年所谓的物其实相当于王夫之所言之器。在王夫之看来，器有成毁，因此器有过程性，而张岱年认为物是一个过程。器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或秩序条理，即所谓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恒常性，这正是张岱年所谓的理。器表现在人际即为事，即现实与历史活动的展开。王夫之的道器论、理气论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因此，物统事理实际上是王夫之道在器中、理在气中的发展。另外，王夫之认为：“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既盈两间而无不可见，盈两间而无不可循，故盈两间皆道也。”[5]178
张岱年在三十年代还对事理关系进行了探讨，接受了王夫之“道在器中”、李塨“理在事中”的观点：
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等家的合理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文化的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2]525
其实张岱年的事理关系论，实际上与王夫之“道在器中”“道丽于器”“即事以穷理”“即物以穷理”“因物事而得理”“离事无理”等思想相一致。
(三)永恒两一、和为存基
所谓永恒两一，是指“一切事物皆在变化迁流之中，一切对立莫不有其统一。”[2]600这是对王夫之两不立而一不可见、两端一致思想的发挥。以矛盾为变化之源，以和谐为存在之基，深受王夫之的影响。王夫之强调动乃道之枢，以两端一致作为宇宙人生的法则：“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相，则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对之理，而解散仍归于返于太虚。”[6]25“一气之中，两端既肇，摩之荡之，而变化无穷。”[6]26“雷风不相薄，水火不相射，男女不相配，自有天地以来，未有能为尔者也。”[5]163“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也。”[7]41可见，王夫之非常注意万事万物的矛盾对立性。王夫之也注意对立双方的相通性与统一性：“杂因纯起，即杂以成纯；变合常全，奉常以处变；则相反而固会其通。”[5]286同时王夫之也强调和顺的重要：“穷理而失其和顺，则贼道而有余。”[5]250“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继之者善，和顺故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斯成矣。”[5]248“是故《易》以阴阳为卦之仪，而观变者周流而不可为典要；以刚柔为爻之撰，而发挥者相杂而于以成文；皆和顺之谓也。和顺者性命也，性命者道德也。以道德徙义而义非介然，以道德体理而理非执一。大哉，和顺之用乎！”[5]249
(四)大化三级、胜乖兼和
所谓大化三极，是指“宇宙大化有三极，一元极，二理极，三至极。元极是最根本的物质存在。理极是最根本的原理即最普遍的规律。至极是最高的价值准则。最高的价值准则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可称为兼和。”[2]600元极、理极、至极分别是对王夫之气——理——道的继承与发展。而这种兼和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多元化的动态平衡统一与王夫之思想更是同条共贯。
关于“兼和为上”，“我以为中庸不如兼和，兼是兼容歧异，和是保持一定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许过之。我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根源，而和谐是物体存在的基础。和实生物，新事物的产生实由于一定的和谐。故曰兼和为上。[3]5与王夫之的思想更是血脉相通，王夫之强调分殊性、差异性，同时也注意整体性。王夫之对理一而分殊的新阐释就体现了这一点。他对事物对立双方矛盾的认识，以及相反相成相通的阐释，最终归结于一种动态的和谐。这正是张岱年兼和为上的思想意蕴。
关于“胜乖以达和”，就是“要克服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以达到和谐”[2]513这与王夫之的思想非常一致。王夫之认为：“相反而固会其通。”[5]286“君子乐观其反。”[5]286“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5]154“以在人之性情言之，已成形则与物为对，而利于物者损于己，利于己者损于物，必相反而相仇，然终不能不取物以自益也，和而解矣。”[6]25
二、知识哲学
在知识论方面，张岱年的思想也与王夫之颇多相似相通之处。如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张岱年认为：“知不能离物，而受物之决定。非存在即受知，而是知觉基于存在。”[1]275与王夫之一样均肯定外物的客观存在性，强调知觉与外物的触发才产生认识。在知行观方面，张岱年强调知与行的两一，认为“行是知之基，亦是知之成。知原于行而成于行。”[1]275这与王夫之是一致的。在知识的性质方面，张岱年强调知之群性，强调感与思的两一，注重知识的社会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与王夫之思想若合符节。在真知方面，强调真知之变与常，也与王夫之大体相似，因王夫之认识一方面认识到道是器(物事与时代)的运行规律和秩序条理，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恒常性，从宏观而言，“道随器变”“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实际上注意到了道的历史性与相对性。
TCI系统通常使用Marsh与Schnider药代动力学参数。Marsh药代动力学参数在TCI初期和调整靶浓度时有超射现象；Schnider药代动力学参数作为Marsh药代动力学参数的修正参数，其系统准确性和安全性更高[7]。
所谓人群三事，是指“今亦言三事：一御天，二革制，三化性。御天即改变自然，革制即改造社会，化性即改变人的本性。”[2]601也与王夫之思想一致，御天即王夫之所言的化天之天为人之天，革制即王夫之的“以义行知”、“推行于物”[6]64，化性即王夫之所言的继善成性、已成可革。
(一)知通内外
关于理生合一，张岱年认为：“所谓生，即是生命、生活，所谓理，即是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1]280“其实生与理两者，是应该并重的，不但是应该并重，而且两者是离不开的。理只是生之理，离开了生，就无所谓理；生也必须受到理的裁制，好的生活即是合理的生活。理离开生，便是空洞的；生离开理，必至于卤莽灭裂。[1]281“要之，生与理是不可相离的。只注重理不注重生，结果必至违反了理；只注重生不注重理，结果必至于毁坏了生。我们一方面要培养生命力，发展生命力，充实生活，扩大生活；另一方面要实践理义，以理裁制生活，使生活遵循理。而这两方面只是一件事，不过为方便而分开来说而已。生的圆满，即是理的实现；理的实现，就是生的圆满。生活之最高境界，是与理为一；与理为一的生活，也便是达到了生之谐和的生活[1]283。这其实是王夫之性者生理、理欲合一思想的发展。
(二)真知三表
所谓真知三表，是指“真知有三个标准，一曰自语贯通，即非自语相违；二曰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应，即欲感觉经验相符合；三曰依之实践，结果如所预期。真知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三者之一致。”[2]600张岱年认为真知在于认识、经验、实践三者的一致，与王夫之的思想未尝不一致，王夫之对陆王心学、佛老的抨击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往往体现出对第一个标准的重视。而真知的第二个标准与感觉经验之内容相符，即王夫之所言的名实相符的标准。王夫之认为：“名从实起”[8]54“无实不能有名”[6]241“名非天造，必从其实”[8]53“信者不爽也，名实不爽，先后不爽之谓也。”[4]54，尤其是真知的第三个标准，是王夫之“行焉可以得知之功效”[9]“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9]“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10]124“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6]173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人生哲学
(一)天人本至、义命合一
所谓天人本至，即“天为人之所本，人为天之所至。本者，本根，至者最高成就。”[2]599这与王夫之思想一脉相承。王夫之认为：“言道者必以天为宗，必以人为其归。”[10]124王夫之强调天生人成，他一方面重视天对于人的本源性：“天之所用为化者，气也；其化成乎道者，理也。天以其理授气于人，谓之命；人以其气受理于天，谓之性。”[4]749“是人道者，即天分其一真实无妄之天道，以授人，而成乎所生之性者也。天命之谓性也。”[9]另一方面有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与自觉创造性：“未继以前为天道，既成以后为人道。天道无择而人道有辨。”[7]“圣人赖天地以大，天地赖圣人以贞。……人存而天地存，性存而位存。”[5]186“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已生以后，人既有权矣，能自取而自用也。”[10]56“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11]617
“小时候，有个家伙欺负我，看到我的连环画就想抢走，我打不过他不知怎么办，就观察别的小孩，发现当一个小孩被人欺负的时候，就说我有一个哥哥，或者我有一个谁谁很厉害。当时我正好看了郑渊洁写的皮皮鲁的故事，于是我灵机一动对那个小孩说我有一个哥哥，名字叫皮皮鲁，可厉害了，你知不知道？他瞪着眼睛想了半天不知道皮皮鲁是谁，但被这个怪异的名字吓住了，居然放过了我。”
众所周知，各种文化既有碰撞也有交融，饮食亦当如此，最典型的应属“满汉全席”。这种来自清朝宫廷的盛宴，本质上是满人与汉人饮食文化的大荟萃。奇怪的是，中西文化经过多年交流，但饮食文化依旧泾渭分明。扶霞特地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刻意为中国朋友做了一桌西餐，并开了瓶红酒，但朋友吃饭和喝酒全是中国人的餐饮方式。文化就是这样，习惯往往深入骨髓，所谓的顽固只是习惯下的本能。
关于义命合一，张岱年认为：“义就是应当，命即是自然的限制；义是理想的当然，命是现实的必然。这两种是对立的，然而有其统一。……义是人事方面的，命是环境方面的。……以此，理想要适应现实，又须克服现实；义须顺应命，又要改变命。”[1]286“如果想得到圆满的生活，必须一方面要认识自然的限制，一方面力践所认为应当的。义须顺应命：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便根本不必去想。但命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自然的限制也可以打破。世界没有一成不易的事物，命也常只是相对的。人不当因现实之一时的限制，就放弃当然的努力。不要因命忘义，而当以义易命；务使命之所归，即是义之所宜。这就是义命合一。”[1]287这其实是王夫之珍生务义、尽性至命、相天造命思想的综合发展。
(二)与群为一、群己一体
关于与群为一，张岱年认为：“与群为一，便是与社会国家为一体，即觉得群己合为一体，社会、国家与个人融合无间，群即是我，我即是群。群的利益即是我的利益；群的生命即是我的生命。把整个的精神心思都注入于群，为群而工作，为群而努力。这样，一方面也是无我，不自觉有与群对立的小我；一方也是扩大其我，以群为我。在此种生活境界，也可得到最大的快乐，也可以消弭一切烦恼。”[1]284“与群为一本是为了修正与天为一思想的而提出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程颢宣扬与万物为一体，我以为这些都未免失之玄远，只是精神上的自我陶醉。最高的道德境界应该是爱国家、爱人民、公而忘私，与社会国家合为一体。是谓与群为一。与群为一即是集体主义。[3]4这其实也与王夫之精神大体一致，王夫之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对民族与民生均有深切的情意，倡导以身任天下的豪杰精神，反对流俗。与张岱年的与群为一的大旨基本一致。所谓“群己一体”是指“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群与己之关系乃系全与分的关系。群之利害即己之利害，正如一身之利害即四肢之利害。”[2]601这与王夫之强调的“物不可绝”“珍生务义”“以身任天下”的精神一致。王夫之强调救人道于乱世、扶长中夏，推崇以身任天下的豪杰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关怀以及对国家民族的群体诉求：“只是尽天下之人，尽天下之物，尽天下之事，要担当便与担当，要宰制便与宰制；险者使之易，阻者使之简，无有畏难而葸怯者。……言乎其体，而无理不可胜者；言乎其用，而无事不可任矣。”[4]537
(三)人群三事、拟议新德
桥西语文共同体更是滋养着我一路走来。切中要害的主题，真实的课堂案例和一次次的专业互助让我向专业更深处漫溯。关于“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研究和实战”让我更加明确了：教师角色是“平等中的首席”，应承担起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责任。我开始在课堂中尝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提问能力，帮助学生在交流中产生问题从而达到文本理解融会贯通的境界。几年的专业成长使我有幸成为了桥西区语文学科首席教师，语文学科带头人，收获的更是和孩子们水乳交融的课堂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同仁。
所谓拟议新德是指：“道德随时代之不同而变迁，随社会生活之改易而转移。故当审时代之需要而建立新道德。道德之根本惟一，曰公而已矣。旧德之中亦有不可辄废者，亦可借用旧名赋予新义。今提出六达德六基德。达德：一公忠，二任恤，三信诚，四谦让，五廉立，六勇敢。基德：一孝亲，二慈幼，三勤劳，四节俭，五爱护公物，六知耻。”[2]601其中的公忠、信诚、勇敢、孝亲、知耻都是王夫之最为强调的，任恤在王夫之的民生意识中多有体现。谦让、廉立、慈幼、勤俭也为王夫之所肯定。爱护公物则是张岱年在新时代的产物，但王夫之亦强调公意、取伤廉。同时张岱年道德随时代社会而变迁的观点也与王夫之“道因时而万殊”“道随器变”的观点一致。
(四)充生达理、理生合一
关于充生以达理，即是强调生命活力与道德修养的并重：“充生以达理的实际内容即是增健而为公。生之本性为健，人生至德曰公。健者胜物而不屈于物，公者爱己而更爱群。”[2]513这与王夫之的思想更是一脉相承。深受王夫之珍生务义、厚生正德、达情养性、理欲合一、反对惩忿窒欲思想的影响。
所谓“知通内外”，是指“心为内，物为外，知乃所以通内外。有外物然后有感觉，感觉为知识之开端。人之知识又依凭于实践。”[2]600这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所言相一致：“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焉”[6]326“虽圣人不能舍此而生其知觉，但即此而得其理尔。此内外之合，圣之同于庸也。”[6]325“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6]18
(五)动的天人合一
综合创新论是指中国文化的创新应当建立在中西文化之综合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学派之综合的基础上，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结合：
四、文化思想
文化思想方面，张岱年提出了综合创新论和中华精神论：“关于文化问题，我提出了综合创新论与中华精神论。”[2]525
关于动的天人合一，张岱年认为：“所谓动的天人合一，对静的天人合一而言。……静的天人合一是在内心的修养上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以行动实践来改造天然，使天成为适合于人的，而同时人亦适应天然，不失掉天然的乐趣。静的天人合一是个人的，是由精神的修养而达到一种神秘的宁静的谐和；动的天人合一则是社会的，是由物质的改造而达到一种实际的活动的协调。”[1]287-288“动的天人合一，即是以实践行动，克服天与人之矛盾冲突，使天人相互适合，这是勘天与乐天之统一。”[1]289这其实是王夫之性日生日成、继善成性、君子日动、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王夫之认为：“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5]65“甚哉，继之为功于天人乎！天以此显其成能，人以此绍其生理者也。性则因乎成矣，成则因乎继矣。不成未有性，不继不能成。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乎继，然则人以达天之几，存乎人者亦孰有要于继乎！”[5]182“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则恶兴焉。”[5]182可见王夫之反对自然原始的天人合一，而强调通过后天的努力修为而达到的天人合一，且这一过程是动态发展的，实际上正是张岱年所讲的动的天人合一。
《事理论》讨论了事物与规律、共相以及有关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唯物的本体论，对于实有(客观实在)、事物与空时、理与性、对立统一、事与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较详的分析。篇中首先确定了实有即客观实在的意义，认为实有之基本内容为事、理、物。实有乃事事相续的历程。事事相续而有一定的恒常谓之理。事事相续而有一恒常之理通贯于其中而无间断，则成为一物。事、理、物俱为实有的内容。吾人所在之宇宙即事事永延之宇宙。事续续不已，物生生不已。事物变化之基本规律为对立统一，谓之两一。事与理孰为根本？有事斯有理，未尝有无理之事；有理斯有事，未尝睹无事之理。但可云事函理，而不可云理证事。如必求一本，当肯定事较理为根本。王船山(夫之)说：“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李恕谷(塨)云：“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我赞同王船山、李恕谷的观点。[2]512
关于文化问题，我始终反对全盘西化论，亦不赞同国粹主义，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见解。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取、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已过去了。尤其应该将墨家的贡献继承下来。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3]5-6
可见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是针对现代学界流行两种极端论调——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化创新思想。其中特别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包括宋元明的理学和反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明确指出王夫之、颜元、戴震的事学(气学)符合现代思想的趋势，应当予以继承、发展。因此船山思想在综合创新论中扮演的角色也当值得重视。从本质而言，王夫之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创新，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参万岁而一成纯”，他不仅对张岱年综合创新论中提到的先秦的儒道墨法等思想予以综合，而且对宋明理学予以批判地继承与发展，即对宋明理学予以系统总结，又开启了反理学思潮的序幕。
中华精神论是张岱年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提炼。他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提出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基本精神主要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也承认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含有丰富的内容，但是认为其精微核心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两句文字虽然简略，然具有极其丰富的涵义。”[2]525-526张岱年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其实远绍《易传》精神，近承船山思想。乾德是自强不息，坤德是厚德载物。可见，中华精神论正是王夫之“乾坤并建”思想的现代延续与创造性转化。
五、哲学研究
在哲学研究方面，张岱年特别留意唯物论、辩证法、人本精神：“关于中国哲学史，我所特别注重的有三项：一是彰显其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其辩证法思想；三是弘扬其人本精神。”[3]2-3而这三个方面在王夫之思想中有充分体现。关于唯物论传统，张岱年特别提到：“北宋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凡象皆气，反驳有生于无及天地幻化的观点，开创了近古时代的唯物论。明清两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都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气化学说，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3]3关于辩证法，张岱年提到：“中国的辩证思维尤为丰富、深湛，孔子讲辨惑，道家讲反衍，《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都是极其深邃的思想，张载、王夫之更阐发了两一理论。”[3]3关于人本精神，王夫之强调人为天地之心，彰显人极的地位与尊严，认为我为德之主，尽性立命，树立主体的自觉意识，同时又肯定形色、欲望等正当性。并认为民生高于政权之更迭，反对灭绝人性的愚忠，都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移动应用开发技术栈主要是框架和组件库的选型，架构师的主要工作已从原来的实现技术框架(加法)转变为从海量技术中选择最合适的技术组件(减法)。企业的移动开发团队需对移动应用的类型和技术领域进行分析，结合团队自身的技术积累和可能的投入总结出一套应对移动开发模式的技术栈。图1为移动开发技术栈参考模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开发模式，给出相应的技术选择域，对技术团队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三大理论源头：“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早在30年代，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同时对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颇欣赏，又认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亦有可以继承的内容，于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思想精粹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3]4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中，张岱年更为注重的正是以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传统。
在哲学研究方法上，张岱年提倡析古，主张在分析的基础上批判继承。这与王夫之也有相通之处。王夫之最擅长于对哲学问题的分析，并加以批判地反省。这在对格物致知、理一分殊、能所、有无等的新阐释以及对老庄的研究上均可看出来。同时他又善于继承、吸收、发扬古代的优良传统。做到了扬弃结合、推陈出新。在具体的研究方面，张岱年受王夫之的影响，一是特别注意对张载的研究，撰写了不少关于张载的论文和专著。二是以王夫之宋学三系论为基础，构建了宋明理学三系说，将张载、王夫之的气学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相提并论，并进一步凸显其进步意义。基本上奠定了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哲学中，最主要的派别，是程朱派、陆王派及清初以来的王、颜、戴一派。程朱派的哲学可名为理学，陆王派的哲学可名为心学，王、颜、戴的哲学向无专名，为与理学心学对待，可名之为气学或事学。王讲天下唯器，颜学以事物为归，戴学以理在事情为宗旨。”[12]664对冯友兰(后期)、张立文等哲学史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受制于创新能力后劲不足、产业附加值偏低、原材料上涨等原因，近几年制造业效益增长受限。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诸多细分行业遭遇寒冬。加强技术创新，寻找新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
再次，音乐文化多种多样，角度也不同。例如上《摇篮曲》一课时，有的教师在用多媒体播放这首歌曲的同时，配以相应的图片来加强学生的直观感受：高高的天空，月光照耀的木屋里，小宝宝正躺在床上看着星星，将学生带入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中，让学生通过真实的感知更好地理解音乐。而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理解母爱，播放汶川地震中的画面：一堆废墟的间隙，她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而她的身下，孩子还活着。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样的画面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母爱的伟大。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八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张岱年.张岱年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王夫之.周易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王夫之.周易内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1.
[8] 王夫之.思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 王夫之.四书训义[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0] 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
On Origin of Chuanshan Studies in Construction of Zhang Dainian’s Thought
Wu Jian
(Research Base for Chuanshan Studie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China)
Abstract： Zhang Dainian is quite respected for Wang Fuzhi’s philosophy, revealing its modernity and forward-looking, and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ought of Chuanshan, while combining Marxism, new reality theory and other western idea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system. Its form philosophy, knowledge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life, cultural thought and the study of philosophical history are all quite relevant to the thought of Chuanshan,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Wang Fuzhi; Zhang Dainian; new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313(2019)04-0006-07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王夫之与现当代学术建构”(11JD07)、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清中后期文章学的礼学呈现与诠释”(XSP19YBZ088)、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礼学与乾嘉文学关系研究”(18C0661)。
作者简介： 吴 戬(1981—)，男，湖南株洲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
(编校 邓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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